书籍信息

前言

本书是明清史学奠基人孟森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当然，本书也是以文言文写成。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对明代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

我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当朝政府要为前朝修史。这种传统始于唐代，被称作敕撰，敕是敕书的敕，撰是撰写的撰。唐代及后来的宋、元、明、清，都曾以政府的名义为前朝修史。

《明史》就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明代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共336卷。成稿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

俗话说：成王败寇。作为推翻前朝的继任者，在为前朝修史的时候，难免会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因此会刻意隐瞒或篡改部分历史事实。对此，《明史讲义》明确指出《明史》在撰写清代与明代的关系方面，有意隐瞒清代前身建州女真发生在明代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可以这样说，《明史讲义》是孟老先生对《明史》的拆解版。读《明史讲义》不但可以得知《明史》的精华，还能辨知《明史》不足之处。可谓一举两得。

一、朱元璋的逆袭之路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曾当过和尚，也曾靠乞讨过活。从乞丐到皇帝，朱元璋是如何实现人生的惊天逆袭的呢？一切要从元末说起。

1.1 元灭之原因

在《宋辽金元史》中，我们已经对元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讨。在本书中，作者将从另一个层面论述元朝灭亡的原因。

在作者看来，导致元朝入主中原几十年后便迅速衰亡，原因有三：

其一是元代无制度。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元朝统治者没有继承前朝制度，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而是采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简单粗暴的统治方式。当然，要说元朝完全没有制度，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元朝也建立法典《元典章》，但这些制度只针对汉人和南人，也就是中原人。对于蒙古人，则基本没有可约束的制度。一部分人有制度约束，另一部分又没有制度约束，其弊端远大于没有制度。

其二是蒙古人蛮夷无礼制，无法令中原汉人信服。比如，当时游牧民族的风俗是父亲死后儿子娶其后母，兄长死后弟弟娶其兄嫂。另外，父母死了也不像汉人那样要守孝三年。对于这种风俗，汉人一直表示不可理解，称之为乱伦。鉴于此，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提出应倡导三纲五常的纲常礼制，但没有通过。

其三是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歧视、排斥、猜忌汉人。元朝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将疆域内的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不能持有兵器。宰相巴延甚至还曾秘密请求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当时的蒙古人只要对汉人稍有怀疑，便捕风捉影说汉人谋反。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张榜下令剿捕谋反的河南汉人，汉人被逼造反，于是爆发红军起义，随后发展为群雄逐鹿，元朝遂亡。

以上三点原因，一、三两项较为中肯，第二项就有些妄自尊大的意味。

三纲五常历来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元朝为游牧民族所建立，其风俗与中原各有不同。元朝的灭亡，与其风俗并无多大关系。

蒙古人娶后母、娶兄嫂、父母死不守孝，本质上和汉人遵从三纲五常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达成的共识，并没有优劣之分。蒙古人无法让汉人信服的原因，恐怕一、三两项更为贴切。

1.2 元末之局势

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方国珍在黄岩起事，这是《明史》里记载群雄起事最早的一个。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红军起义，随后芝麻李、徐寿辉也以红军的名义造反，于是红军蔓延至全国，群雄相继起义造反。

刘福通起事后，在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在武安山中找到当年与他一同起义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将他扶上皇位，为迎合民众对宋代的怀念，遂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随后有其他义军归附，也有不少起义军打着宋的年号。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1年），刘福通被张士诚部将吕珍打败，被杀。

徐寿辉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在蕲（qí）州起事称帝，至正二十年被部将陈友谅所杀。

在至正十一年起事的还有芝麻李。芝麻李在徐州起事，因曾用一仓芝麻救助饥民，被众人推举为领袖。第二年，被元朝丞相脱脱打败，幸存兵将投靠郭子兴。

郭子兴于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在濠州起事，明太祖朱元璋便在这个时候投靠郭子兴。后来郭子兴的濠州被前来投奔的芝麻李余党彭大、赵君用所霸占，遂迁往滁州，并死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

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在泰州起事，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在至正十七年投降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再度称吴王。

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杀死徐寿辉称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被朱元璋战败，中流箭而死。陈友谅死后，其子即位，第二年投降张士诚。

明玉珍本是徐寿辉的部将，当时占据蜀州，听说陈友谅杀死徐寿辉后，于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称陇蜀王，第二年称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明玉珍去世，其子即位，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投降明朝。

以上这些起义的群雄中，除了方国珍因有自知之明，先后投降元朝和明朝而得以善终外，其他几位无不急于称帝建国，毫无深谋远虑，结果都无一善终。元末起义群雄众多，为何最终成事的却是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

1.3 大明王朝的建立

朱元璋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最传奇之处在于他从一个屌丝逆袭成为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彻头彻尾出身底层的皇帝。是什么成就了朱元璋，他又是怎样开创了一个延续277年的大明王朝？

朱元璋投靠郭子兴后，由于朱元璋有勇有谋，屡建奇功，又深得将士爱戴，所以郭子兴在临死前将兵权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取得兵权后，一路攻城掠地，先后打下南京及沿江多个郡县。

攻下徽州后，朱元璋向当地著名儒生李升请教得天下的方法，李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朱元璋始终贯彻这个九字方针，逐一击败了周围的割据势力，并最终得以北上，赶走元顺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

那么李升提出的九字方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高筑墙，就是建立起根据地，逐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避免被其他割据势力蚕食消耗；广积粮，就是做好军队的后勤储备，避免因粮草不足而动摇军心，同时也可避免被围困而溃败；缓称王，不要像其他割据群雄那样，在实力不够的时候急于称王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被群雄灭掉。待时机成熟，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逐一扫平各地剩余的割据势力，再称王也不迟。

李升提出的九字方针，确实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朱元璋之所以能得天下，还与他网络天下名士，拥有一支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又能以仁义收买天下人心，以及恰好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等因素有关。

二、大明帝国的完善制度

新王朝的开创者，由于见证了前朝的灭亡，大都会针对性地做一些改变。唐灭于藩镇割据，于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元灭于无制度，于是明太祖建制度。明太祖分别从民事、军事、财政等方面着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

2.1 民事

与元朝粗放管理不同，明朝建国后，首先加强了户籍管理，实行户帖制度。在户籍和户帖上写明持有人姓名、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籍上交户部，户帖留给持有人，有点类似今天的户口本。有司（朝廷官员）每年都要清点户籍增减变化。通过户帖制度，将全国人民都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

明代对户籍非常重视，每年郊祭时，还要用户籍祭天。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太祖下令编撰赋役黄册。赋役黄册也叫明代黄册，因用黄纸做封面而得名，是明代政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也被称作里甲制。

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从中推选出交税粮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长；将剩余的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按交税粮多少的顺序轮流担任甲首。每年由里长带领十名甲首负责当年的徭役，十年为一个周期。十年期满后，有司根据甲户交税粮多少调整轮值顺序。

在赋役黄册的基础上，政府将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按民、军、匠的类别进行造册登记。军户提供兵役、民户提供赋役，匠户的包涵名目繁多，有匠户（手工业）、灶户（煮盐业）、甚至乐户（娱乐业）等等。各种户籍子孙世袭，严禁私自逃亡换籍。

完成了对百姓户籍的控制之后，接下来明太祖又着手于控制天下土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太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详细登记每户土地亩数、所有人和方圆四至，并绘有田产地形图，按照土地等级分类编册。因其形状看起来像鱼鳞，因此叫做鱼鳞图册。

户帖制度和赋役黄册强化了对人的管控，鱼鳞图册强化了对土地的管控，通过这两种方式，明代成功将人和土地绑定在一起。

除了控制户籍，明太祖还喜欢搞计划经济。早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还是吴王时，就曾因粮食歉收而下令禁止用粮食酿酒，以保证军粮的供应。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刚建国时，明太祖就对农作物的栽种进行规定：有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须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超过十亩的增至一亩。当然，农民如不按要求种植，就需要缴纳额外的实物税。不种桑，则缴纳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则缴纳麻布、棉布各一匹。

明代为何如此热衷于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呢？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的财富基本上都沉淀在土地上。

因此，明太祖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就得掌握财政大权，而掌握财政大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在中国古代，征税最常用的方式是征收人头税，但是人口容易流失，或被隐匿，从而影响政府税收。

明代初年通过这种方式将人口和土地都管控起来，在确保财政税收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地方豪族和割据势力的形成。

2.2 财政税收

在对人口和土地进行管控的同时，明初政府鼓励开垦荒地，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经过元末的动乱，农田遭到破坏，出现大面积的荒地。为鼓励垦荒，政府设置司农司，根据每户农民的劳动力配给荒地，免租税三年，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给农民配备耕牛和农具。农民额外开垦的荒地，则可免除租税。通过政府的鼓励措施，荒地纷纷被开垦成良田。

据《明史》记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八百多万顷，基本上没有荒地。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障。

在核定税额上，明政府并不实行统一税率，而是根据农田具体情况实行差额税赋。官田每亩收税粮五升三合（合是计量单位，1合等于100毫升），民田的粮税在官田的基础上减两升，江浙等富庶地区，税粮较其他地区要高一倍。在灾荒年份，明政府会根据灾荒情况减免租税。

另外，明初政府比较重视藏富于民。比如说，磁州产铁，元代时已经在此设置政府机构采矿，每年产铁一百多万斤。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五月，广平府官员王允道向明太祖进言，建议在此开石采矿，明太祖以军队不缺兵器，开矿不但对国家无益处，而且还会严重扰乱民众的生产生活为由予以否决，还杖责了王允道，并将其流放到岭南。

洪武二十年九月（公元1387年），户部建议以洪武十八年所定的税率为标准对商业进行定额收税，明太祖以此举会加重民众负担而不同意。

除此之外，明初政府还鼓励农民种植桑枣和木棉，种植桑、枣、棉的田，全部予以免税。同时，大修水利，引水灌田，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

经过明初的一系列措施，明代经济获得了恢复。

2.3 屯兵制

明代的军事制度借鉴并部分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称之为屯兵制。与唐代府兵制相同的是，明代的屯兵也是来自于农民，农时为民，战时为兵。

国家免除其赋税，军队的费用开支基本上靠自给自足。与唐代府兵制不同的是，唐代府兵在年老时可以重新做回农民，但明代屯兵军籍世袭，也就是说，一日为兵，世代为兵。

洪武元年创立军卫法，分屯设兵。一郡设所，连郡设卫，自京师至地方皆设卫所。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一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百户所设两个总旗（总旗五十人），十个小旗（小旗十人）。卫设指挥使一人，其他官员若干；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其他官员若干；百户设百户一人。

屯兵制下的军官和士兵的户籍都为军籍，世代不变。军官的子弟称为舍人，兵士的子弟称作余丁。舍人和余丁既作为兵源候补，又可在官兵外出执行任务时代为耕种，保障农事生产。屯兵制之所以称之为屯兵，在于一个“屯”字上，屯有屯兵的意思，更重要的意思是屯田。

唐代的府兵虽然也免交赋税，但其所耕种的田产却不是自己的，没有田产，府兵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努力去争取军功。这在战时是非常好的激励措施，但当国家统一的时候，府兵要想获得军功，就只有通过非正常手段了，这给社会安定带来潜在的隐患。

而明代的屯兵，由于政府给予其田产，准许其家眷随军，老婆孩子热炕头，屯兵就可以安心地驻守，不会成为潜在的隐患。另外，给予屯兵田产的另一个好处是，促使屯兵与所驻守地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旦他所驻防的区域被攻陷，他也就会失去自己的田产和生活的保障，因此，当有来敌侵犯时，屯兵务必会全力抵抗，不会轻易放弃。

通过田产和军籍，让兵士心甘情愿的为帝国服务，而不用担心其为非作歹，这是明代的一个创举，可谓一举两得，既保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不用为其承担庞大的开支，减轻了帝国财政负担。

三、明成祖朱棣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第二年，也就是明惠宗朱允炆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在北平起兵造反，经过三年的战争，燕王朱棣攻陷都城，登基即位，称为明成祖。这就是靖难。靖难对明代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 削夺宗藩

导致靖难的直接原因就是明惠宗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削夺亲王藩地。先后削夺了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藩地，独独没拿势力最强、早想谋反的燕王朱棣开刀，以致于给了朱棣起兵造反的借口。

所谓靖难就是平定祸乱，而朱棣称的祸乱就是建议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等人。燕王朱棣以此为借口，可谓名正言顺。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抵御外敌，将他的皇子分别封于帝国边疆抵御外敌。在明太祖时期，就有大臣建议借鉴汉代推恩令的做法削藩，未被采纳。

明太祖对他封王守疆的做法很是得意，一次与还是皇太孙的朱允炆谈及此事，明太祖说将边疆交给诸王可以保帝国安宁。朱允炆说，胡虏作乱，诸王可以抵御，如果诸王作乱，又有谁来抵御呢？这充分显示了明惠宗对封藩的诸王的担忧，也是促使其决心削藩的动机。

明惠宗削藩之所以不能成功，除了未掌握时机，先拿早有谋反之心的燕王开刀之外，还在于未审时度势，以史为鉴。
早在汉景帝时，就曾因削藩而爆发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时，采取推恩令的方式削弱封国势力，从而达到不削而削的目的。

明初的情形与汉初相似，明太祖分封诸皇子，并给予他们自主管理封地的权力，这使得诸王势力日渐强大。用武力削藩，不仅造成动乱，而且也达不到削藩的目的，燕王朱棣的靖难便是汉初七国之乱的翻版。如果采用高巍建议，采取推恩的方式，也可以达到不削而削的目的。

武力削藩，可以说是明惠宗政治上的失误，燕王朱棣靖难的成功，不仅仅是大明帝国皇位的更迭，更是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的源头。

3.2 宦官的春天

明代政治上的一大特色，便是宦官专权。其实在明太祖的时候，对宦官控制非常之严，宦官不得过问朝政，不得穿朝臣官服，甚至不能与朝臣往来。

明太祖还在后宫中立一块三尺高的铁牌，铁牌上写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意思是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否则杀无赦。一天，一个老太监谈及政事，明太祖大怒，当天就将老太监撵出宫，遣回原籍。

宦官的春天，始于靖难。

到了明惠宗时，仍然对宦官严加控制，遂招致一些宦官的不满，当燕王靖难起兵后，不少宦官叛投燕王朱棣，将朝廷情况泄漏给燕王。

燕王攻陷京城，即位明成祖后，宦官遂得到重用。先是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用以监视和牵制锦衣卫。后来又设立西厂，用于监督和牵制东厂和锦衣卫。东西厂由宦官控制，与锦衣卫一起，权倾天下，成为明朝屠杀忠良的工具。

宦官之中，权力最大的要数王振和魏忠贤。王振权倾朝野，玩弄英宗于股掌，以致于土木之变；魏忠贤就更不用说，号称九千岁。关于二人的故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在此不再细说。

在此我们想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明太祖严厉禁止宦官干预朝政，为何从明成祖开始，宦官却一直官居要职，权倾朝野？

如果说是因为明成祖在篡位过程中得到过宦官的支持而重视宦官，似乎有些牵强。仅仅如此的话，明成祖大可以像明太祖那样借锦衣卫之手将其除掉。那么，宦官能得到重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宦官能持续地提供利用价值。

明成祖以篡位而称帝，其称帝缺乏正统性的支撑，名不正则言不顺，明惠宗的余党和其他反对势力势必会趁机反攻。为了彻底清除这些威胁，明成祖就需要一支只听从自己指挥的力量来彻底清除这些威胁。

刚开始时，明成祖倚靠锦衣卫，然而锦衣卫带有军队性质，很容易脱离掌控。因此，明成祖需要另一支更为可靠的力量来牵制锦衣卫，那些从明惠宗那叛逃自己的宦官便是不二人选。

宦官掌控的东西厂和锦衣卫形成明代特有的厂卫体系，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不但帮助明成祖消灭异己，而且还帮助他控制全国官僚。自此，皇帝只需控制宦官，就能达到控制整个官僚体系的目的，可谓四两拨千斤。

这便是宦官之于皇权的价值。

3.3 对外征战

明成祖朱棣通过武力夺得皇位，虽同为皇室之后，但毕竟为篡夺，不符合礼制。为彰显自己英明神武，明成祖在夺得皇位后，开始御驾亲征，攻打安南，五征漠北。此后的宣宗、英宗，也多次亲征元朝残余势力。

明成祖及后来的几位皇帝，都将元朝残余势力作为最大的敌人，而忽视了东北女真部族的崛起。明太祖为巩固北面边防，在北方封了六个藩王。

明成祖自己以北平起兵，因担心驻扎在边疆的藩王难以控制，遂把其他五王迁回内地，只留下北平镇守北边。东北无防，边境内缩，建州女真部落乘势崛起，以致于明代后期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至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宦官王振要挟英宗亲征瓦拉也先，遂导致土木之变。

四、影响大明走向的宦官

明太祖将宦官的职能定义为司晨昏、供使令，然而从靖难开始，宦官便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影响了大明王朝的走向。

4.1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也叫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瓦剌是蒙古部族，元朝灭亡后，被猛可帖木儿占据，明成祖永乐年间曾遣使来朝，进贡马匹，接受明朝廷封赏。明英宗正统初年，瓦剌再次遣使进贡马匹，当时朝政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大肆赏赐瓦剌，只要瓦剌提出的赏赐请求，全部都予以满足。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人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人，企图多要封赏。王振大为恼怒，命令礼部按实际人数给赏，虚报的一律不给赏，而且对瓦剌所进贡的马匹也仅仅按马匹价格的五分之二计算。也先大怒，遂率领瓦剌各部大举骚扰明朝边境。

当时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王振作威作福，无所忌惮，竟盗走禁止内臣干预朝政的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他的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

当时，大同前线失败战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不顾朝臣劝阻，执意亲征。

同年七月，英宗和王振率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管理混乱，八月十三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破阵而入，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

英宗被俘后，郕（chéng）王朱祁钰即位为明代宗。后来，兵部侍郎于谦成功抗敌，并与瓦剌议和，瓦剌首领也先见朱祁镇已经无用，于是同意让英宗朱祁镇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被代宗尊为太上皇并软禁起来。

土木之变对于明代的影响，并不在于自此由盛转衰，当时明朝实力远强于瓦剌，因此并无转衰一说。土木之变对于明代的影响，在于英宗被俘后又被送回导致的朝廷党系争斗。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虽然代宗将英宗软禁在南宫，但两个皇帝的存在，对大明王朝来说，终究是潜在的威胁，并最终演变为夺门之变。

4.2 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的导火索是明代宗废除英宗所立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后来，朱见济夭折，代宗并无其他子嗣，于情于理都应将太子之位还给朱见深。朝臣多次上书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代宗迟迟不作决断，并处罚上书朝臣。自此无人敢再提此事。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代宗朱祁钰病重，将石亨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见代宗病重，立即与都督张軏（yuè）、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密谋拥立太上皇复辟，以获得功赏。三人一拍即合，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去找徐有贞，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yíng）、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lù）主笔写奏折，奏折写好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代宗临朝时，再将奏折递上去。然而奏折未递，政变就爆发了。

正月十六日晚，石亨、张軏、曹吉祥、徐有贞等人率家兵潜入英宗被软禁的南宫城外，用巨木撞门而入，将英宗拥上皇位。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后，于谦以谋逆的罪名被处死，而所有曾助朱祁镇夺回帝位的功臣，如石亨、徐有贞、许彬、杨善、张軏与曹吉祥等人都被封为大官。

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导致政权逐渐陷入混乱，从此，明朝的统治危机便一天天加重起来。到了曹吉祥受宠的后期，更发生了曹吉祥企图弑位的曹石之变。

4.3 曹石之变

明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在朝中的地位更是无以复加。但二人并不满足于此，特别是石亨侍宠骄狂，无所顾忌。

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三月，石亨的心腹、兵部尚书陈汝言被人揭发贪污。英宗命人将赃物陈列在宫殿，叫石亨等人来查看。石亨赶忙免冠跪伏，无言以对。从此，皇帝渐渐悟出于谦是被冤枉的，而石亨等主导的夺门之变不过是场投机。

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正月，锦衣卫奉命调查石亨弟弟、大同总兵石彪的行迹，八月正式逮捕石彪。石彪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只得承认自己图谋不轨，又牵连出权臣石亨。英宗念及石亨立有军功，宽恕其罪，但夺去其兵权和一切职务，令其回家闲住。

被夺去兵权和职务后，石亨心怀怨恨，与其侄孙石俊密谋反叛。由于他已经处于软禁状态，他的行为很快被锦衣卫密探侦悉。

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正月，禁卫军奉旨逮捕了石亨。严刑拷打之后，石亨惨死狱中。石彪被弃市问斩。

英宗虽然没有将曹吉祥牵连治罪，但曹吉祥预感到危机来临，于是他也开始密谋弑君谋反。密谋已定，曹吉祥的嗣子曹钦大摆宴席宴请降将，准备三更以后开始行动。马亮害怕事情败露性命不保，迅速赶到朝房密告吴瑾，吴瑾立即报告孙镗。

吴瑾和孙镗急忙赶到承天门西侧的长安右门，但无法进入，两人便在纸上写字，由于都是武臣，识字不多，只连写：“曹钦反、曹钦反。”将这一紧急奏章从长安右门的缝隙投进去，招呼守门卫士迅速转送宫中。

英宗深夜闻变，命人紧急逮捕曹吉祥，命令皇城诸门和京城九门的卫士，紧闭各门，不许开启。内廷卫士当即锁捕了曹吉祥。此时正准备起事的曹钦对这些变故一无所知，率领精锐卫士来到东长安门，攻城不下，与孙镗父子率领的京师团营禁卫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叛军溃逃。

英宗宣布太监曹吉祥谋反，命令禁卫军将曹吉祥关入都察院狱中详审，第二天将他弃市凌迟。其党羽和家族成员也都被杀，或被流放岭南。

纵观夺门之变和曹石之变，英宗、代宗难逃其责。如果代宗在朱见济夭折后，早日将英宗之子朱见深立为太子，便不会有流言称代宗将另立太子，石亨、曹吉祥等人也就无法酝酿夺门之变；假如英宗稍微有点常识，便不会被石亨、曹吉祥等人利用。

因此，不能说石亨、曹吉祥有多坏，而应该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为宦官和武将作乱创造了机会。假如英宗、代宗如太祖那般明智，怎会导致如此。

夺门之变和曹石之变的结果是忠良被陷害致死，奸臣伏法当诛，明朝廷即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

五、明帝国的历史？宦官专权的历史

5.1 皇帝离不开宦官

学者历来以明代宦官为祸害，然而为何除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惠宗外，明代的皇帝似乎对宦官情有独钟，就连因土木之变而当了俘虏的明英宗，在其复辟后仍然重用宦官。这究竟是为何？明英宗在王振的煽动下，不顾朝臣反对，执意亲征瓦剌，最终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俘获。

在土木之变这件事上，虽然不能将锅甩给王振一个人背，但他在这件事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土木之变后，按说有前车之鉴，皇帝不应再重用太监。然而后来的皇帝还是重用太监，于是就有了夺门之变和曹石之变。

曹石之变后，栋梁被残害殆尽，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然而皇帝还是重用太监，到了万历朝，甚至还出现了党羽林立、号称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明代历代皇帝对太监委以重任，说明相对朝臣来说，太监对皇帝很重要。

那么，太监对皇帝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呢?

5.1.1 太监的权利来自皇帝权力的让渡

太监权力来自于皇帝，皇帝随时可以收回让渡的权力。无论太监权势再大，只要皇帝一发飙，太监顷刻之间完蛋。这从魏忠贤的下场便可见一斑。

另外，太监的权力既然来自于皇帝，那么他就与皇帝荣辱与共，一旦皇帝被推翻，太监也跟着完蛋。因此，太监就会努力维护皇帝的权力。

5.1.2 只要确保太监的权力来自皇帝，太监就不会背叛皇帝

太监由于自身没有做皇帝的正统性，背叛皇帝，他的权力也就跟着消失，皇帝倒台不过是让他人得利，太监还是太监。因此与其冒险谋反，不如维护好皇帝的统治划算。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魏忠贤等宦官也没有篡了他的皇位。

说到这，你可能会举出曹石之变中的曹吉祥作为反例。曹石之变中，曹吉祥和石亨之所以能在夺门之变中成功扶持英宗复辟，在于其掌握一定数量以家兵为名的军队，加上石亨掌握的禁军，不然，曹吉祥是万万不敢扶持英宗复辟的。

在这个时候，曹吉祥的权力来源已经开始由皇帝向军队转移。英宗复辟成功后，曹吉祥成为大功臣，权倾朝野。在英宗的纵容下，豢养了更多的蒙古降将和死士。

到石亨失败时，曹吉祥已经拥有了可以与官军抗衡的军事力量。他的权力已经不再仰仗代宗皇帝了，以致后来官军付出沉重代价才将其歼灭。

由于曹吉祥权力的来源突破了皇帝的让渡，因此皇帝对他也没有约束力。

5.1.3 太监可以帮助皇帝夺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皇帝的权力不等于皇权。皇权不仅包括皇帝的权力，还包括让渡给官僚，由官僚代为行使的权力，具体体现就是相权。

早在汉代，皇帝就曾依靠太监从外戚和丞相手里夺权。到了明初，明太祖先是依靠锦衣卫夺权，后来考虑到锦衣卫带有军队的性质，担心以后无法控制，明成祖于是就建立由太监掌管的东厂，用来监视和牵制锦衣卫，同时作为特务机构强化对全国官僚的控制。

由于东厂（加上后来的西厂、内厂）拥有凌驾于官僚体系之上的权力，因此它便可以帮助皇帝压制官僚的权力。官僚遭到压制，便再无能力与皇帝争权，皇帝的权力就得到空前强化。

宦官的飞扬跋扈，便是皇帝权利强化的表现。

5.1.4 太监可以帮助皇帝处理朝政

关于这点，体现得尤为突出的是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酷爱木匠活，厌倦朝政。朱由校不愿处理朝政，但国家事务总得有人处理。交给官僚处理皇帝又不放心，担心被人篡位，自己又不愿意亲政。

这个时候，太监成了最佳人选，魏忠贤也就应运得势了。太监作为皇帝的代理人，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一方面又让皇帝不用亲理朝政，可谓一举两得。

5.2 宦官之功

历史上的宦官，特别是明代的宦官，历来被认为多行不义之事，扰乱朝纲，为祸朝野。然而客观地说，宦官还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

除了上一节提到的在木匠皇帝厌倦朝政时，为其代为处理朝政，还在于终止了明末的东林党争。

明代后期，经历过明熹宗天启朝后，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越来越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逐渐成为明朝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时候，以顾宪成为领袖的东林党，标榜气节，针砭时弊，主张减税，体恤民情。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以及浙江人的浙党。

这些党派为了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断攻击东林党，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弹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当顾宪成等人还未形成东林党时，还能忧国忧民，但一旦东林党开始党同伐异时，个人的意志便臣服于党派的利益了。遂形成了对手支持的，我一定要反对；对手反对的，我一定要支持的相互倾轧的局面。

至于谁是谁非，是否对国家有益处，那倒不重要了。各党为了打击对手，甚至在边防大事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党同伐异，所用非人，遂导致建州女真进一步强大起来，以致最终灭掉明朝。

由于东林党攻击宦官专权，宦官魏忠贤得势后，打击东林党，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客观上缓解了明末党争之祸害。这应该算是宦官有功的一面。

凡事有利则有弊，我们看待宦官专权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其恶的一面就否定其积极的一面，不然，我们与东林党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