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全书名:《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
原书名:《Against the Gods: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
作者名:彼得 L.伯恩斯坦(Bernstein P.L.)
译者名:穆瑞年,吴伟,熊学梅
出版方: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302421
前言
这本书它描述了人类一千多年来关于风险探索的传奇,它把我们自古至今人类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与探索做了清晰的脉络梳理,可以让我们对于风险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评价过,说伯恩斯坦凭借自己对于历史和现行风险的出色了解,使得这本书成为金融世界一本独一无二的好书。
伯恩斯坦生于1919年,他几乎见证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每一场金融危机,他也是极少数亲身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而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里还依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人。伯恩斯坦是《投资组合管理期刊》的创办者,更是一位将枯燥理论转化为有趣故事的高手,他的一系列著作将现实中的投资界和学术理论协同起来。
它考察了人类探索风险一千多年来的艰难历程。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
- 一派人坚持认为最好的决策应当以过去的模式和数据为基础。
- 另一派人则认为决策应基于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大程度的主观上判断。
前一派的理论可以被称为「理性行为理论」,而后一派可以称为「非理性行为理论」。
伯恩斯坦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文艺复兴时代一直讲述到现在,精妙地将复杂的投资理念诠释成风格清新的故事,描述了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投资家、业余学者等是如何努力让未来服务于现在的。
在这我们要提一下金融的定义,金融是指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下,通过投资决策在不同的时间及空间来分配资产和负债,因此可以理解成金融更重要的就是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一、斐波那契数列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和计算的世界,现在很难想象没有数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时光倒流,如果一个一千年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闯入到现代社会,他很可能不认识数字0,并且即使参加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数学测试也不可能及格,哪怕是生活在五百年前的人,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处理不确定性的现代方法首先就是从度量开始的,而首当其中的便是数字。因为没有数字,就不会有几率,也不会有概率。而没有几率和概率,对付风险的唯一方法就是祈求上天和命运。因此没有数字,风险就成为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在西方,数字的故事开始于1202年,这一年,一本名叫《算盘书》的书在意大利出版,该书又名《计算之书》。这本书共15章,全部是手写而成,因为几乎在300年之后印刷术才被发明。
而《算盘书》的作者是莱昂纳多·皮萨诺,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斐波那契,这个名字至今为人所知。他的父亲姓波那契(Bonacio),而斐波那契就是指「波那契的儿子」。Bonacio在英文里的意思是笨蛋,而Fibonacio的意思是傻瓜。波那契可能比笨蛋好一些,因为他作为比萨市的领事出使过很多城市,而他的儿子斐波那契就肯定不是一个傻瓜了。
斐波那契最著名的要数他的《算盘书》中的一篇短文了。
这篇短文,引发了数学界的一个奇迹,这篇短文讨论了1对兔子在1年内能够生育多少只兔子。假设每个月每对兔子能生出一对兔子,并且兔子在它们2个月大的时候才能生育。斐波那契发现一年内,最初的1对兔子能够繁衍出233对后代。
他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事情。他假设第1对兔子到第2个月才生小兔,然后,每个月也会生1对小兔。到第4个月时,他们的前两个子女开始生育。这个进程开始后,每个月底时兔子的总对数如下:1、2、3、5、8、13、21、34、55、89、144和233。其中每个连续的数字是前两个数字之和。
斐波那契数列远远不只是一种消遣。将任何一个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除以它后面的数,数字3后的结果总是0.625,数字89后的结果总是0.618。
这个0.618,希腊人把它称其为「黄金分割」。像帕特农神殿、扑克牌和信用卡的形状以及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都使用了这个比例。绝大多数基督教堂的水平构件和垂直构件的交叉部位也采用了相同的比例。这种黄金分割也同样出现在自然界之中——在花朵的花纹上、在棕榈树的叶柄上都能发现黄金分割比例。
而最奇妙的就是我们人体。
我们人体肚脐之上部分的长度和肚脐之下部分的长度之比,甚至我们每根手指的各关节指骨长度之比也同样遵循黄金分割比例。
而如果我们将斐波那契数列通过一系列相邻的正方形来做一个演变,然后将相邻正方形的面积按照斐波那契数列来排列,同时将四分之一的圆弧将相邻正方形的对角连接起来,这时就会呈现出一个美丽的向上发展的螺旋,这个螺旋会出现在包括在银河中,在公羊的犄角中,在许多贝壳中,甚至在前进的海浪中。
这个螺旋会越来越大,但是这个结构一直保持原来的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形态是独立于成长的。
著名记者威廉·霍弗曾评论道:「这个巨大的黄金螺旋好像是在保持质量的前提下以自然的法则增加数量。」
许多人相信斐波那契数列能被用来进行广泛的预测,特别是用于股票市场的预测。而且这种预测经常命中,从而使人们对此数列更加热衷。今天在加利福利亚的圣克拉拉大学内还有一个美国斐波那契协会。这个协会从1962年开始,已经发表上万份有关该课题的论文。
斐波那契的《算盘书》在衡量风险的关键因素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将数字和风险联系在一起。在斐波那契的时代,绝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风险源自于自然的多变性。
二、大数定律与效用理论
2.1 大数定律
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期,伯努利家族有8位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数学家,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贝尔所描述的那样,伯努利家族世代子孙中大部分人名声显赫,有的达到了顶峰,他们所涉及的领域有法律、学术、文学、行政和艺术,而且没有人是失败者。
这个家族的祖先是巴塞尔的老尼古拉斯·伯努利,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尼古拉斯很长寿,他1623年出生,1708年去世。他有三个儿子,雅各布、尼古拉斯一世和约翰。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雅各布,他就是著名的「大数定律」的发现者,这个定律被记录在他的一本名叫《猜想的艺术》的书中。雅各布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的学生遍及欧洲各地。
大数定律,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当我们大量的重复某一个实验的时候,最后的频率会无限接近事件的概率。
比如说就像抛硬币,大家所熟悉的,如果我们不断的去抛硬币,抛个上千次,我们会发现,正面和反面向上的概率基本上接近一半。这种当实验次数很大的时候,所呈现出的收敛于一个稳定概率的现象,就被我们称为大数定律。
雅各布从有限数量的现实生活信息中发现概率这一问题上具有双重贡献。
- 首先,在其他人认识到对这个问题下定义的必要性之前,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对其下了定义。
- 其次,他提出了一个只需一个要求的解答方法。
- 这个要求是:我们必须假设「在相似的条件下,未来事物出现(或不出现)的方式要与过去所观察到的方式相同。」
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雅各布自己也抱怨,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案例存在十分完全的信息能使我们仅用简单的概率原则就可以预测结果。他指出,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估计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假设过去是未来的可靠指南。
从这一点来说,关于风险管理的讨论就集中在雅各布的三个必不可少的假设的使用上——完全的信息、独立的实验以及价值的适当量化。
在决定我们应用度量和信息预测未来的成功性时,这三个假设之间关联是十分重要的。雅各布的假设塑造了我们观察历史本身的方式,那就是在事实发生之后,我们能够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吗?或者我们将这个事件归结为简单的运气吗?
但至少基于雅各布的假设,我们现在可以对于不确定的数量进行科学的预测。雅各布最大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将概率理论领域的研究应用到了现实世界。
2.2 效用理论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效用理论,也就是雅各布的侄子丹尼尔·伯努利。丹尼尔·伯努利在他的时代非常的著名,他既是数学家,也是物理学家、植物学家、解剖学家,甚至是流体力学的作家。
他尤其对概率感兴趣,对于丹尼尔来说,机会性赌博和抽象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丹尼尔可以将他主要的案例都服务于对财富和机会的渴望上。
他宣布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规则,通过它,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务情况,在承担不同风险的情况下,来估计自己的未来前景」。
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细细琢磨,因为它所表述的就是,风险不再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风险已经成为面向选择的一种机遇。
丹尼尔关于效用的观点,就是说「财富的某一特定的增长所带来的满足感与之前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说句大白话就是,钱越多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就越少。
这种效用的观点,成为了经济学供求法则的基础。
同时,它也是十分强大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涉及的领域远远超越了金融领域,成为了博弈论整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博弈论又是20世纪在战争、政治和工商管理中有关决策制定的一项理论创新。
效用理论要求一个理性的人在任何情况下衡量效用并相应地做出选择和决定。
丹尼尔最大胆的创新是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立的价值体系,并会相应地做出反应的观点,但是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意识到他还要研究更多的东西。
根据丹尼尔的理论,我们的决策有一个可预期的系统化结构。
在理性世界中,我们都渴望富有害怕贫穷,但是想更加富有的愿望度由我们已富有的程度决定的。多年前,伯恩斯坦的一个投资咨询客户在他们第一次会晤时就摆着手对他说:「年轻人,记住这点,你不必帮助我变成富人,我已经很有钱了。」
丹尼尔洞察的逻辑推论引发了有关风险承担的新的有力的直觉。如果持续增长的财富中,每次财富增长所带来的满意度都小于前一次,那么财产上的损失带来的效用降低度,就会大于相同数量的收益带来的效用增加度。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把你的财富想象成一堆砖,大块的砖下面,随着高度的增加,砖块也越来越小。从顶端拿走的任何一块砖都要比你将要放在它上面的砖块大,而失去一块砖的痛苦要比得到一块砖的快乐也要大。
三、向均值回归
接下来讲一讲英国的科学家佛朗西斯·高尔顿。这个人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因为在科学史上,很少有像高尔顿这样特立独行的、知识渊博而又毁誉不一的科学家了。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弟,同时也是一名业余的发明家和狂热的非洲大陆的探险者。
数学计算是高尔顿的一项嗜好,甚至可以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论到哪里,都要计算。」他这样说道。他记录下头颅、鼻子、胳膊、大腿、身高、体重的数据,还记录眼睛的颜色、遗传的不孕率、人们听讲座时烦躁的次数,以及人们观看赛马比赛时候脸色变化的程度。
在他上街时,他还对女孩们的漂亮程度进行分类,当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时,他就在左边口袋的卡片上扎一个小孔,如果遇到一个相貌一般的女孩时,他就在右边口袋的卡片上扎一个小孔。在他的英国「美女地图」上,伦敦女孩得分最高;而阿伯丁的女孩得分最低,是个有趣的家伙吧。
他研究了10000名法官的审判结果,发现这些审判结果大部分是在3、6、9、15、18和24年;没有17年的,而且11和13年的刑期很少。
高尔顿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他在剑桥学习时,一个旅行马戏团路过那里,他就直接走进了狮子笼,他差点就成了狮子的午餐。
高尔顿也喜欢在夜里10点到凌晨2点学习,他使用他发明的「精力恢复仪」使自己保持清醒,这种装置就是不断向他的头上喷凉水,从而使他保持清醒。在他生命的后期,他还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阅读的装置;但是有一次,当他在澡盆的水中阅读一本好书时,他差一点被淹死。
1875年高尔顿进行了著名的「香豌豆」实验。香豌豆坚硬且多变,而且不易杂交。每个豆荚中豌豆的大小基本一致。在称量和测量了成千上万的香豌豆后,高尔顿将7种不同重量的香豌豆送给9位朋友,每个重量送10个样本的豌豆。这9个朋友遍及大不列颠群岛。高尔顿告诉他们认真按照特定的条件种植这些豌豆。
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实验以后,高尔顿发现每个单独小组的样本的后代的重量值都呈正态分布,而这7个不同群体的每个群体的后代也都呈现正态分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高尔顿提出了一个普遍原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向均值回归」原理。
回归均值的原理激发了各种风险承担和预测理论的产生,它成为一些常理的基础。
比如说「上升的东西一定会下降」,「骄傲导致失败」,「富不过三代」等等。当约瑟夫对法老王预言「七个富年后必是七个荒年」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反向投资者所坚信的信条:当他们说某个股票已经「高估」或「低估」时,他们指的是恐惧或者是贪婪使得人们推动股价远离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股价最终是要回归的。
这个也激发了赌徒们的梦想:一连串的损失后必定会跟着一连串的盈利。
四、非理性行为理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理性行为理论」,这个流派最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
随着对决策理论的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人决策时并不是理性人,而是存在各种偏好。人的感情破坏理性决策,而且人实际上无法真正理解问题。
凯恩斯于1883年出生在一个富有而又显赫的家庭中,他们家族的祖先曾经和征服者威廉一起登陆到英国。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描述,凯恩斯「不仅仅参加了很多社团,他还是他所参加的所有社团中的精英人物,他几乎时时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英国和大部分世界。」
在凯恩斯的挚友中包括了首相、金融家、哲学家,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还有罗格·弗赖、邓肯·格兰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
凯恩斯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在那里,他在著名的学者指导下学习经济学、数学和哲学。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财政部。
他去过印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与了财政部的许多决策活动。战后,他以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凡尔赛和平谈判。他发现条约具有很大的报复性,他坚信这将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政局的不稳定。于是他辞去了财政部的工作,回到了他所挚爱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他在那里教课、写作,同时还担任学院的会计和投资主管,并且一直担任一家著名保险公司的主席。他也积极参与股市,尽管他的资产波动很大,就像许多著名的学者一样,他也没能预测到1929年的大萧条。他也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风险投资为国王学院增加了财富。
到1936年,凯恩斯已经将他所继承的少量资产演变为相当于今天1000万英镑的庞大资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设计了英国的融资战略,战后,他通过谈判为英国获得了大笔的美国贷款。他还编写了用以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大部分条款。
凯恩斯思维极其敏捷,联想丰富,以至于你会经常发现他现在的观点同以前的观点相冲突。但是这些事并没有困扰他。他写道:「当有人说我错了的时候,我说,我改变注意了。你怎么着?」
1921年,凯恩斯完成了他的著作《概率论》。《概率论》对概率的内涵和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他对前人在概率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评论。
他也不赞成根据事件过去发生的频率来制定决策的观点:他认为高尔顿的豆荚理论只适用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适用于人类。
他对「大数定律」极为蔑视,仅仅因为相似的事件在过去重复发生过就判定它在将来会再次发生,这是没有根据的。
他极度轻视数学平均,认为它是「非常不充分的公理」。
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对于前面介绍过的「理性行为理论」的结论都作了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着重研究货币和契约,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起主宰作用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数学的概率。
1935年,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7年,凯恩斯在回应针对《通论》的批判时,总结了他的观点: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我并不是仅仅将确切知道的事情和可能知道的事情区分开来。从这点上看,轮盘赌并不属于不确定事件……根据我使用词汇的理解,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铜的价格和今后二十年的利率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事情而言,是没有概率计算的科学依据的,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
「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这种观念中隐含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凯恩斯并不是恐吓我们,他的话语为我们带来伟大的新思想:我们并不受制于未来,不确定性将使我们获得自由。
用凯恩斯的观点,如果一个事物符合概率法则,那么我们就会像古人或者赌徒一样,除了祈求上天的帮助外,别无他法。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任何判断,我们所具备的任何活力都不能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那么,通过认真的数学分析都能够得到概率,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井然有序的,那样的话,将会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但是,纯概率的世界仅仅在理论上或仅仅在部分自然现象中存在。概率并不会影响人们的呼吸、出汗、焦虑以及有创造性的人类冲出黑暗的努力。
这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一旦我们明白我们并不一定受制于轮盘赌或是我们手中的纸牌时,我们就会解放思想。因为我们人类的决策是重要的,我们能够改变世界。
所以凯恩斯会强调政府来干预经济,因为他的方法揭示了:只要我们作出决定,我们就能改变世界。对世界的改变是好是坏,是由我们决定,轮盘赌对此无能为力。
五、前景理论
在凯恩斯之后,接下来要介绍行为经济学的故事,在《“错误”的行为》这本书中详细介绍过理查德·泰勒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在来看一看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
有关人们是如何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最有影响的研究,就是由他们两个人首先进行的。
他们的合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们都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年轻教授。在他们一次早期的会晤中,卡内曼为特沃斯基讲述了他对飞行讲师进行心理培训的经历。
在讲述鸽子行为研究时,他试图说明与惩罚相比,奖励是更有效的教学工具。突然他的一名学生喊道,「尊敬的教授,您所讲述的东西可能对鸟类是有效的,但是它与我的经验相冲突。」这名学生解释道,他是培训飞行学员的,他所表扬的学员总是在下一次飞行中做得更糟糕,但是被他批评的学员往往会有所进步。
卡内曼意识到这种情形正是高尔顿曾经预计到的,正如大个豌豆也可能繁衍出小个豌豆,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发展不会永远变得更好,也不会永远变得更差。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时而进步、时而退步,反复不定,最终会回归到我们平均表现的水平上。
不久,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两个人推测到,忽视回归均值的现象并不是人们根据过去的事实来预测未来情况时所犯下的唯一错误。他们开展了一系列聪明的实验,揭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结果时,是如何做出决策的。
卡内曼发现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归因于两种缺陷:
- 冲动经常破坏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是理性决策的基础。
- 人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经历的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困难。
这个认知困难的核心问题就在抽样选择上。
因为大自然极为多变和复杂,我们没有时间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有效的归纳。我们会将少量的样本作为大量样本的代表,而这种捷径会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人们倾向于使用更加主观的测量方法:在制定决策时,人们更多使用的是凯恩斯的「信心度」,人们是依据他们的信心来决策的。
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做选择表现出的是风险厌恶类型;而在另一种情形下,我们会表现出风险追随。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一种是80%的概率会得到4000美元,2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另外一种是100%会得到3000美元。尽管按照高风险的选择会有更高的期望,但是80%的实验对象会选择100%得到3000美元。
这时候,人们就是风险厌恶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确定性的赢利,既然能拿到那3000美元,我就先拿到。
接下来,他们又设计了另外一种情况来进行实验:一种是80%的概率会输掉4000美元,20%的概率不输不赢;另外一种是100%会输掉3000美元。这个时候,92%的研究对象会选择赌一把。
就是面对100%会输掉3000美元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去选择追随风险而不是厌恶风险。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不同的实验中都发现了这种不对称现象。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前景理论:「选择是一个建设性的、难以预料的过程。当面临复杂的问题时,人们会使用计算出的捷径来校对自己的操作。」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人类在面临不确定性做出决策和选择时,所反复表现出的不理性和前后矛盾,以及无能的状态。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虽然从传统意义上讲,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但是他们的选择的确是有条理的。」
理查德·泰勒对此补充道:「准理性行为既不是致命的也不会立刻对自己有害。」由于有条理的决策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人们的行为没有严格符合理论的假设就认为它是随机的、无规律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依据上面的一些研究结论,我们也可以欣慰的发现,虽然人类经常不理性,但他们经常会有条理,这个让我们的预测有了一定的依据。
六、混沌理论
混沌理论是一个相对新颖的理论。它的的提倡者宣称,已经揭示了不精确的隐秘根源。因为不精确性源于一种称为「非线性」的现象,非线性指的是结果和起因不成正比。
也就是说,一切结果皆有起因——就像因为「一个轻微的颤动」而倒塌的原本平衡的圆锥体那样。
混沌理论的研究者拒绝把现实描述成钟形曲线的对称性,他们蔑视线性的统计系统。
例如在线性统计系统下,预期的收益值被认为与为达到这一收益而冒的风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得到的结果与付出的努力有着系统的关联。
因此,他们拒绝承认传统的概率、金融和经济理论。对他们而言,高尔顿就是一个傻瓜。
迪米特里·克拉法是混沌理论的清楚有力的注视者,他是这样描述混沌理论的:「一个敏感的依附于初始状态的时代进化。」这一概念的最常见的例子是夏威夷一只蝴蝶翅膀的挥动能引起加勒比海啸。根据克拉法的混沌理论认为世界「处于充满活力的状态下……以骚动和多变性为特色」。
在这个世界,偏离正态的偏差不是对称地聚集在均值的两侧,正如高斯的正态分布所预言的一样;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高尔顿的均值回归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均值总是处于波动的状态下。在混沌理论中不存在正态的观点。
混沌理论极其支持一个观点:无处不在的大自然存在因果关系,但否决了不连续性的概念。
看起来似乎是不连续性的并不是突然与过去中断,而是先前发生事件的合理结果。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野性总是在等待时机来展示自己。
七、6 点启示
第一,人类总是容易沉溺于赌博,因为在赌博中我们直接面对命运,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之所以参加这场可怕的战斗,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就是幸运女神,她会站在我们和命运之间,把胜利带给我们。赌博奴役了人类一千年之久,从社会底层到最受尊敬的上层,他们无处不在。
第二,风险管理的本质。我们怎么能确定究竟是运气还是选择呢?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把对结果有所控制的领域最大化,而把我们完全控制不了的结果和因果,我们弄不清联系的领域最小化。
第三,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像2018年黑天鹅漫天飞舞,直觉告诉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有可能就会发生,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无常,而接受无常对于我们的投资就会有着长久的影响。
第四,高收益与高风险往往相伴相生。随着金融市场的爆雷不断,风险接连呈现,使得我们清醒的看到,业绩其实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资本市场绝不是友善的机器。
第五,人类虽然不理性但是有条理。这为风险预估带了一定的可能性。
第六,这本书它从历史的角度,站在一个很公正的立场上,将两种流派进行了对比和梳理。伯恩斯坦告诉我们面对市场,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谨记凯恩斯的忠告:将确切知道的事情,和可能知道的事情区分开来,并且在一些事情上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
后记
伯恩斯坦讲述的事情总是以不同观点间持续的剑拔弩张为标志:
- 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最佳的决策应该建立在数量和数字的基础上,依靠过去的模式来决定。
- 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决策更大程度地建立在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的主观信仰之上。
这两种观点间的矛盾从来都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过去来判断未来的样子?面对风险时,到底是我们看到的事实重要,还是我们认为的隐藏在时间后面的东西重要?风险管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观察过去产生的定量分析与信念的主观程度这两种观点间的矛盾承载了更深刻的内涵。
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数字,但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数据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他们没有灵魂。我们很多关键的决策都是由计算机这种精巧的装置做出来的。
风险与其说是一种命运,不如说是一种选择,他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自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