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只是内心的一种倾诉（罗秉利）

作为一名作家，考虑自己读者的感受似乎是必须的。

然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发表作品，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读者，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他们的写作，只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倾诉，无关乎成名与影响力。

如果一名作家在写作中一直在考虑读者的感受，我想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应付。

应对编辑约稿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吧？说真的，好的作品，往往是在忘我的状态下写出的，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是内心的一种呼唤，是心灵的突现，更是历史的一种交待。

这使我想起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忍辱负重地苟活于人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完成一项使命，不仅是因为父亲的托付，更为了自己内心的表白，他想到了李陵的不公、苏武的不屈，也想到了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他莫名地担忧起战争的前途、大汉王朝的命运。

当然这样的作品，皇帝是不喜欢的，所以在有生之年，《史记》不可能被发表，更不敢公诸于世。

曹雪芹或许也是这样，想对自己家族的命运有一个彻底的交待，因此他选择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哪怕没有一个读者，哪怕遭到世人的质疑和反对，他也是要写的，不为名利，更不为金钱，他只为内心的控诉。令雍正没有想到的是：他查抄了曹府，竟灭不了一本《石头记》。当民间的手抄本泛滥成灾时，乾隆皇帝为转移民众视线，也只能无奈道：“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

现在作家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畅销的”和“非畅销的”。应该说，畅销书是很幸运的，既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又赚到了金钱，可谓名利双收。但也有很多好作品，刚开始发表时，并未受到世人的关注或者承认，然经过岁月的洗涤，终于吹尽狂沙始到金。

比如美国的梭罗，他的那本《瓦尔登湖》初版时只卖了一百多本吧？还有七百多本一直放在自己的书架上落满尘埃。正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是一本孤独的书。他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瓦尔登湖》就像凡高笔下的画作，没人欣赏，没有肯定，更不要说鲜花和掌声了。

我是比较敬佩那些一辈子才写一本书的人的，尽管“量”不大，可相当有“分量”。

就像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写了一本《飘》，却受到了世人的尊重与崇拜，而乾隆皇帝一生写下了几万首诗，却没有一首能够被后人所熟记，皇帝的权利在文坛显得毫无用处，这或许也是一种嘲讽吧？

这又让我想起了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他是那年的落榜生，内心相当的失落与痛苦，路过苏州枫桥，孤夜难眠，在小船里辗转反侧，无奈地写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夜半的钟声让张继彻底失眠了，那一晚他肯定想得很多，有一种“无脸面对家人与家乡父老”的落寞与惆怅。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一首“内心独白”的诗作，我们永远记住了他，很多失意的读者也从此诗中读到了自己的存在。那一年的状元，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而落榜生张继一直被后人铭记着，这就是好作品的力量。

写作绝对是需要有情感的，你感动不了自己，就永远不可能感动你的读者，所以作家在写作中往往会追求一种“境界”，心无旁骛且信马由缰，根本不会太多考虑读者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脱离读者，就好像徐志摩写《再别康桥》时的心境，现实生活的林徽因与想象中的“林徽因”往往是交错的，这一点徐志摩可能糊涂，但林徽因是很明了的。

正因为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作家的写作就不可能对读者做到“精准定位”，他只能“有感而发”。

看似写作，实则只是一种倾诉，到底是在向谁倾诉？读者也只能自己去猜了！

当表达，从脑海，到笔端，也就把世界的，变成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