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全书名:三国史话
作者名:吕思勉

前言

人的知识,总是由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构成。但一旦知道的、记得的事是错的,那他的知识随之也就不靠谱了。就像三国历史,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大都能说出个一二。他们的这些知识,并不是从史书上得知,而是通过小说或说书先生的口中获得。

然而说书或小说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虽然它是以史实为依据,但为了博得大众的喜欢,难免会在其中加以虚构粉饰。所以,人们一方面熟悉三国历史,一方面却不清楚事件背后的关联,也就无法辨别故事的真伪。

本书便是从人们所熟知的这段历史中,纠正一些认知上的谬误,讲述一些人们忽略的事情。同时,帮助我们梳理清楚这段历史的底层逻辑。也给我们讲一些我们可能不熟悉的,但决定当时政治格局的博弈。

一、外戚与宦官

外戚和宦官,这两个词我们并不陌生,然而对于它们的来历和含义,却不是十分了解。

1.1 宦官

在近代,宦官又叫做太监( jiàn),那是因为在明朝,宦官所做的官都被称为某某监。宦官最开始并不叫宦官,叫宦者。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边办事边学习而获得的,从办事的角度来说,就是仕;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就是学。这样说来,宦者就是公务员。

宦者中还有一部分,名为公务员,却并不在机关里做事,而是替长官处理私人事务或无事可做,这类宦者,后来演变为舍人或门客,平时靠主人养活他们,主人需要时他们为主人出谋划策。春秋时期四大君子所养的门客,便属于这一类。

这样的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有,这就是所谓的宦官,中常侍便是宦官之一。

《后汉书》有一篇《宦官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阉人,就是阉割了的人。这说明在光武帝中兴之前,宦官并非就是阉人。 到了东汉光武帝之后,宦官就都是阉人了。

但是阉割的人从哪里来呢?阉人最初来自于受了宫刑的人。古代贵族害怕妻妾与人私通,于是找一些被阉割的人在家里做事。后来,一些想通过到贵族家里做事而飞黄腾达的人,就自行阉割。

汉代时虽然还有宫刑,但当时的宦官,大多是自行阉割的人。到了东汉光武帝后,宦者就全部用阉人,自此,宦官就成了这种人的专称。

宦官与皇帝既无宗法血缘关系,又不是外戚关系,皇帝为何相信宦官,以至于让宦官能够专权?

在历史上,有少数皇帝因为生性多疑,认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因为关闭在宫里,与外界接触少,结党难度较大,同时,宦官没有家室,营私的动机要淡薄一些。因此皇帝相信宦官。

但这只是极少数。皇帝相信宦官,另有原因。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中获得的,所谓教育,并不是指学校里的教育,而是指一切环境对人的影响。皇帝终年身居深宫之中,除了处理朝政,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后宫嫔妃、宦官在一起,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能增长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朝堂之上,君臣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让皇帝难以增长知识。

皇帝从外部获取知识的渠道被堵死后,如果皇帝能够博古通今,耳聪目明,倒也不至于被宦官迷惑。但自古皇帝贤明的少,昏庸的多,久而久之,读过书的皇帝的认知,便和后宫里的宦官一个水平了,这叫作认知降维。

这个时候,大臣的谏言,虽然极好,但毕竟与皇帝的认知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因此难以被皇帝理解,当然就无法被采纳。倒是宦官常年服侍皇帝,摸透了他的秉性,能投其所好,阿谀逢迎。

因此,宦官的话,最能入皇帝的耳,也就容易被皇帝采纳。昏庸懒惰的皇帝,甚至让宦官代为处理朝政事务,这便为宦官专权埋下祸根。后来由于帮助皇帝从外戚手中夺权,宦官才有机会专权。

宦官都是些什么水平?但凡受过教育、读过书的人,断然不会到宫里做宦官的,可见做宦官的都是些没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的强项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由他们来把持朝政,必然导致政治黑暗,社会动乱。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便证明了这一点。

1.2 外戚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家里的人,叫作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妻子家里的人,叫作外戚。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外戚是指皇帝母亲或妻子的亲戚,俗称国戚。

我们现在讲亲戚是针对异姓而言,古代就不是这样,戚字只是亲的意思,凡是与我们有血统关系的人,都叫做戚。血统分父母两方面,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以及父亲的兄弟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关系都是一样的。

夫妻之间,妻子对于丈夫的父母,和丈夫对于妻子的父母,关系也是一样的。

但自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而母亲的亲属和我们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子住在丈夫家中,丈夫的家就是妻子的家,妻子的家却不是丈夫的家。

对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古人就在其称谓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外戚指的就是这种不是一家的亲属。如果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同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

现代人认为古代人亲情观念特别厚,而现在却人情淡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中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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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同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项事业,共同研究一项学问,共同在一个连队服役,都是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人,由于目标和利益一致,相互之间容易产生彼此需要的感觉,因此产生了亲密的感情。

这只要从部队里的战友情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亲密的感情与血统,并无必然联系。

现在人们与亲戚呆在一起的时间却少之又少,除了春节或婚丧祝寿,平时很少往来,没有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就很难产生亲密的感情。而古人就不一样,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社交范围几乎都局限在本族之间,彼此共同生活是亲戚,利害相关的也是亲戚,当然也就和亲戚之间产生亲密感情。

当时的人们不了解这点,误以为有亲戚关系的人,有一种天生的亲密感情,在伦理上也应当特别亲厚,于是皇帝也就要特别重用自己的亲戚了。

然而伦理上的规范只在没有厉害冲突的时候起作用,当实际利益和伦理上的规范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伦理规范,而不顾利益的,因此也就不管彼此的亲戚关系了。

关于这点,只要看看互相吞并的春秋各国,哪一家不是宗室或外戚的关系?

虽然宦官和外戚专权给汉代政权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我们不能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他们做那些事是人之本性;我们唯一能怪的就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制度。找准了祸根,才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二、皇权与相权之争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三国的纷争,得从汉代的皇权与相权的争夺说起。

2.1 皇帝的权术

皇帝与丞相之间,虽然是君臣关系,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权力的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就是:皇帝的权力大,则丞相的权力就小,反之,丞相的权力大了,皇帝的权力就小。而丞相权力大了就会直接威胁皇权,这是皇帝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皇帝要削弱相权。

皇帝首先设立三公九卿,将丞相的权力分散到三公九卿中,使其无法与皇权抗衡。然后再设立一个内朝,选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宫中决策机构,利用内朝与外朝抗衡,外朝就是三公九卿。

通过这两个手段,皇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皇权虽然巩固了,但内朝内部又分裂成了外戚、宦官两股势力。老皇帝死后,如果太子已经长大成人,就可以直接即位理政。但如果太子还年幼,即位后不能亲理政事,就得由母后垂帘听政。

假如母亲不懂政事,就得托付娘家的兄弟、皇帝的舅舅来辅政,也就是外戚,一般封为大将军,职位在三公之上,他们的主要责任,是防止其他任何官员以任何形式窃取皇权。

外戚虽然与小皇帝由血缘关系,但一旦大权在握,势力做大,等到小皇帝成年后,不一定就会乖乖地把权力交还皇帝,这又是另一种形式上对皇权的威胁,所以皇帝一定要想办法把权力夺回来。

这个时候,皇帝能依靠谁?三公九卿自然是指望不上了,连舅舅都要夺自己的权,何况外姓人,所以皇帝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身边的宦官。宦官也乐意这样做,自己帮助皇帝夺回权力,就是功臣,就能获得封赏。

宦官协助皇帝扳倒外戚后,权利又回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和宦官共同把持。但是皇帝总是要娶妻生子,皇后的兄弟将被封大将军,又成为新的外戚。

因此,汉灵帝时的政治格局为三种势力并存:

  1. 皇帝和宦官,实力最强;
  2. 皇帝的大舅子何进,新封的大将军,较有实力;
  3. 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实力最小。

这三方力量中,1、2都是自家人,为内朝;3为外朝。

外戚与宦官不管如何争权夺利,但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动摇皇权的,但是外朝就不一定了。因此,更多时候,是内朝与外朝的博弈。但外朝的三公九卿尽管实力弱小,也会利用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扩大自己的实力。

2.2 废嫡立庶

汉灵帝在位时,太子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后宫美人王氏所生,叫刘协。按照君主时代的规矩,应该立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为太子,但灵帝不喜欢他,喜欢王氏所生的庶子,于是皇帝想立庶子刘协为太子,这叫做废嫡立庶,这是不合规矩的。

灵帝的这个决定,引起朝臣的劝阻,招致全国的批判,所以就一直拖下去,直到灵帝死都没办成,这是一种说法。汉承秦制,汉代也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朝臣的劝阻和民众的批评就改变决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本质上来看,这其实是外戚与宦官权力博弈的结果

前面我们说过,外戚和宦官都是皇权的衍生物,但他们是相互敌对的,一方得势,另一方必定失势,这在博弈学里,叫作零和博弈。

皇帝要立庶子刘协为太子,这对宦官来说是个好事,因为刘协是庶子,所以刘协母亲的娘家人没有在朝廷做官,暂时不会有外戚与他们争权,同时,还可以把外戚何进扳倒。所以,宦官是乐见其成的。

何进是谁?他是刘辩的舅舅,皇后的异母兄,当时被封为大将军,镇守京师,京师就是当时的首都洛阳。按照皇家规矩,刘辩被立为太子后,国舅何进收益最大,反之则会亏损。因此,何进会坚决反对灵帝的废嫡立庶。

到这里,由于废嫡立庶,之前外戚与宦官的博弈,演变成灵帝、宦官和外戚何进的博弈。如果单是何进和宦官博弈,何进还是有优势的,毕竟他是大将军,屯兵皇城外。现在灵帝站在宦官一边,均衡被打破,何进就从优势变成劣势了。

虽然何进势单力薄,但他兵权在握,要扳倒他,就得削弱他的兵权。皇帝和宦官的做法是设立西园军,西园军有八个校尉,校尉是汉代直接带兵官衔最高的军官,宦官蹇(jiǎn)硕担任其中一个校尉,再由他统领其它七个校尉,蹇硕就是实际上的大将军。

这就在体制上把何进给架空了。但是其它七个校尉并不服从蹇硕的指挥,因此,何进的兵权并未被削弱。

灵帝死后,博弈格局再次回复到外戚何进和宦官蹇硕的博弈,何进再次获得优势。在宫外是何进势力大,在宫里就是宦官的势力大,蹇硕想将何进骗进宫后杀掉。然而因泄密被何进识破,不肯进宫,于是蹇硕只得听凭嫡长子刘辩即位,这就是汉少帝。这次博弈,以外戚胜利而结束。

2.3 渔翁得利

上面说到校尉不听从宦官蹇硕的指挥,才让宦官架空外戚何进兵权的计划落空,加之宦官诱杀何进的计划再次落空,所以何进成功将嫡长子扶上皇帝的宝座。这说明外戚的胜利得益于外朝官员的协助。

外朝官员与外戚本来属于竞争博弈的关系,无论宦官和外戚谁胜利,对于外朝官员来说,结果都一样,为何此时会结成同盟呢?

外朝官员虽然势力弱小,但不会甘于一直被内朝压制,但无论是与宦官还是外戚进行博弈,都是自取灭亡,所以,外朝官员的最优选择是,利用内朝外戚和宦官的矛盾谋取政治权力。落实到具体策略上,就是让两者斗到两败俱伤,然后外朝官员趁机将两者扳倒。

因此,在蹇硕设计诱杀何进时,外朝官员会给何进报信。不然,宦官一旦扳倒外戚,接着就是收拾他们了。现在,嫡长子刘辩已经登基,外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宦官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

对于外朝官员来说,一旦外戚杀尽宦官,接下来倒霉就是自己。所以,不能让何进杀尽宦官。当何进杀了蹇硕后,其他的宦官向何太后求情。由于何太后上位得益于宦官的帮助,作为回报,于是劝阻了何进。

如果这样长期斗下去,外戚迟早会把宦官打败,宦官一败,对外朝官员就不利了。于是,西园军校尉袁绍建议何进外调军队进京,逼宫太后下令诛杀宦官。至此,太监们只剩下唯一的选择: 就是抢在外兵逼宫之前,先杀掉大将,否则没有活路。

于是宦官假传何太后诏旨,叫何进进宫,并伺机将其杀掉。何进死后,袁绍、袁术以宦官暗杀大将军为名,趁机将宦官斩尽杀绝。

杀完了宦官,再以勾结宦官谋害兄长的罪名,将何进的弟弟杀掉,并诛灭家族。至此,外戚、宦官,最终还是被外朝官员扳倒。在这一轮的博弈中,外朝官员是最终赢家。

三、董卓的废长立幼

废长立幼指董卓废掉汉少帝刘辩,而拥立刘协为汉献帝。废长立幼让董卓背了骂名,还招致了东州郡的讨伐,董卓为何还是要这样做?

3.1 废长立幼

原先的外戚、宦官都死掉后空出来的大量职位,就变成了所有外朝官员的利润。由于人人都想分配的多一些,因此,又产生了新一轮的竞争。

在这一群所有的外朝官员之中,只有董卓的实力、资格都是最占优势的,所以董卓成为新的朝政把持者。

董卓在重新分配这些利润的时候,必须保证做到以下2点,方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 让多数人公平;
  2. 让少数人不公平。

既然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干脆直接让少数人来承担不公平。董卓最优选择是: 让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少数人不公平。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无论怎样分,总是对自己有威胁的。

对董卓威胁最大的人有两派:

  1. 文派。是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三公。不过三公的地位虽然高,但都是虚职,没有实权;
  2. 武派。是京城中带武装队伍的军官。不过他们手里虽然有兵,但地位一般都不太高。

如果一但发生叛乱,这些手里有兵的下级军官一定是最具实力的。所以,这一部分人对董卓的威胁最大。让这一部分人来承担不公,是董卓的最优选择。

而这一部分人中,袁绍、袁术两兄弟都是西园军军官,他们的叔叔袁隗(kuí])则是三公中的太傅。因此,袁氏家族最具把持朝政的可能。袁隗是董卓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要打击袁隗,先得拔掉袁绍、袁术兄弟。

但是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袁绍、袁术兄弟是功臣。是功臣就该封赏,一封赏就又加大了对自己的威胁。演变下去,就会出现抗衡,或是战争。因此,必须设法把这些功臣的功劳给抹杀掉。

从这些军官身上确实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那就从皇帝身上找。废掉皇帝,皇帝一废,这些军官的功劳也就等于废了。汉少帝登基时间很短,和大多数官员都还没有建立利益关系,只有这些有军功的军官和汉少帝存在利益关系。汉少帝一废,利益关系就解除了。

这就是董卓废掉皇长子少帝,立皇次子为献帝的真正用意——打击竞争对手。如果董卓不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仅仅只是为了便于自己操纵皇帝,那他就不会废长立幼,因为大儿子刘辩没有小儿子刘协聪明能干。相对来说,操纵大儿子比操纵小儿子要更加方便些,何必多此一举。

董卓走这一步棋,直接导致袁氏兄弟连夜逃出了京城。董卓将他们的职务换上自己的人,这个时候,袁氏兄弟对董卓已构不成威胁,且担心袁绍煽动东方各郡反对自己。于是,董卓又开始拉拢他们,封袁绍为渤海太守,封袁术为南阳太守。后来又加封袁术为后将军,使他兄弟不和。

通过废长立幼,直接打击了有军功,但对自己有威胁的人,间接震慑其他的人,再提拔大量对自己无威胁的名流名士作官,为以前的冤案平反,罢官的复职,使受益的成为多数人。

这样,董卓在朝廷中的地位就稳固了。

3.2 迁都长安

自古官场上的人玩弄权术,并不会招致多少谴责,为何董卓被人骂作乱臣贼子呢?

董卓有两件事给人留下口实:

  1. 废长立幼;
  2. 对下属管教不严,纵容下属烧杀淫掠。

当时的东汉,虽未分裂,但经过黄巾之乱后,地方官员纷纷拥兵自立,形成实际事实上的割据。董卓在扳倒外戚和宦官的博弈中,并未实际出力,而靠实力和资历坐享其成,这必将招致怨恨。董卓考虑了眼前利益,却没有考虑到全局利益,这体现了董卓的局限。

废长立幼,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反对者,但也给了这些人讨伐他的理由。东州诸郡一起兵,让本来就不稳固的政治格局,再次变得混乱起来。

如果只是废长立幼,倒也不致于招致天下人的反对,因为坐皇位的还是刘家的人,董卓并没有篡位。但是董卓任由下属侵扰百姓,就让他失掉了民心。他的军队,不光抢劫富门大户金银财宝,甚至连一般民众也不放过。

据史载,一次董卓派兵到洛阳附近,这地方正在举行庆祝活动,人们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并把人头挂在车辕上。然后再把女人抢回军营。

人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董卓失去的民心,最主要的是那些富门大户的支持。东汉是门第社会,富门大户往往都具有政治影响力,董卓一方面安抚这些人,一方面又抢人钱财,奸人妇女,难免会失掉这些人的支持。

失掉本地势力的支持,董卓在京城相当于孤立无援,而他的大本营在西凉,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之东方诸郡兵盛马强,也不好对付,于是董卓决定将首都从洛阳迁到长安。

如果这个时候东方诸郡齐心讨伐董卓,倒也能将董卓扳倒。然而诸郡的长官,一方面只想趁乱抢些地盘,并不真心讨伐董卓;另一方面,也害怕落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下场。于是纷纷按兵不动,听任董卓迁都长安,卷走金银财宝。

东方诸郡按兵不动,对董卓来说是个好事。然而这时杀出个有野心的孙坚,孙坚一直打到离洛阳九十里处屯兵。董卓不敌孙坚,于是火烧洛阳城,切断追兵的补给,挟持汉献帝退守关内据守。自此,拉开了东汉末年纷乱的序幕。

四、三分天下与天下统一

赤壁之战,是三分天下的关键。假如没有这一战,或者曹操取胜,天下就走向统一,而不会三足鼎立了。

4.1 各方形势之刘备

刘备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当和曹操联合打败吕布后,又和董承联合攻打曹操。被曹操打败后,又先后投奔袁绍和刘表。这个时候,如刘备再投靠曹操,必不被曹操所容。所以,对于曹操,刘备无论如何都是要抵抗到底的。

荆州刘表死后,刘琮(cóng)接任刘表之位,刘琦听从诸葛亮建议做了江夏太守。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在荆州待不下去,于是再次出走,关羽领水军走水路,刘备带步兵走陆路。刘备的部队遭到曹操轻骑部队的追击,刘备不敌曹操,于是投靠了驻守夏口(汉口)的刘琦。

这个时候的刘备,如果没人和他联合,显然就是穷途末路。恰好这时孙权和他有共同的敌人,于是刘备以剩余的水军作为筹码,与孙权结成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对刘备来说,相当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4.2 各方形势之孙权

孙权方面,兵马只有三万左右,面对曹操二十万大军,并无胜算。加之曹操招降,因此孙权内部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且大多数主张投降。

主降派以军师张昭为代表,投降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曹操托名汉相,和他为敌,名义上是在反抗中央;二是曹操已经拥有荆州的水军,又有步兵,水陆并进,所以长江之险,不足为据。三是寡不敌众,在兵马数量上,与曹操悬殊太大。

主战派以周瑜、鲁肃为代表,迎战的理由也有三条:一是北方并未大定,加上关西还有韩遂、马超,曹操不能打持久战。二是北方人不善水战,荆州人对曹操并非心服口服。三是天气寒冷,补给不足。

主降派和主战派的理由都很充分,作为主帅,孙权确实很难决断。但鲁肃私下给孙权说的话,却说到孙权心坎上了。鲁肃说,我在你这是做官,我投降了,还可以在曹操那做个官,你投降了,你能做什么?

鲁肃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孙权和曹操一样,是要争夺天下的人,你投降曹操会放过你么。再加上诸葛亮的游说,于是孙权决定联合刘备,抵抗曹操。

孙权为何要与刘备合作?要知道当时刘备没有地盘,正在逃难,而且只有一万左右的兵马。孙权这么做,必然有他的道理。

一是刘备从灵帝末年就开始起兵,虽然落魄,但有英雄之名,有人归顺。二是刘备虽然兵马不多,但都是精兵强将,特别是刘关张铁三角组合,更是增加不少战斗属性。所以,尽管人少,但战斗力一点都不弱。

4.3 各方形势之曹操

曹操这边,顺利收编了刘琮荆州水军,占领粮草重镇江陵,又在长坂追击战中击溃刘备步兵部队。可以把江陵作为补给基地,也可以水陆同时攻击孙刘联盟,加上兵力上数倍于孙刘联军。加之孙权内部主降派占多数,因此,曹操只要以持久战慢慢消耗,孙刘联军必将不攻自破。

曹操的劣势在于,北方士兵不懂水战,新收编的荆州水军人心不稳定,劳师远征,兵乏马困。再加上疾病流行,军队战斗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虽如此,但整体上来看,曹操的实力远在孙刘联军之上。

4.4 赤壁之战

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大概是一比五,兵力上,曹操占有绝对优势。但在地利及军队水上技能来看,孙刘联军占有一定优势。总体上来看,曹操仍然占绝对优势。

赤壁之战的过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就不再阐述。赤壁大战后,刘备乘胜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次年又任荆州牧,奠定了发展壮大、进据益州的基础。

曹操吸取失败教训,大兴水军,并控制江淮,与孙权对峙。孙权为抗击曹操,继续与刘备联盟,任其在荆州发展。三国鼎立格局逐渐形成。

赤壁之战中,曹操固然犯了兵家大忌,但孙刘联军并无必胜的理由。

如果曹操士兵未染疾病,辅以荆州七八万水师,未必不能打败孙刘联军。当然,说这些不是为曹操翻案,而是为了说明历史上总是充满了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人为就可以预测和避免的

五、伪命题的卷首语

《三国演义》卷首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以东周分春秋、秦统一六国、楚汉分争、汉高祖再次统一,汉末分三国作为佐证。然而这句话却是个伪命题。

5.1 必然性与偶然性

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伪命题,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可衡量的标准。多长时间算久?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十年算久;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五百年算久;但对于地球来说,一万年都算不上久。那我们该以哪个标准来定义久的概念呢?十年?五百年?还是一万年?

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所以我们无法对这句话进行证伪,无法证伪的命题,就是伪命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规律。由于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此它所说的必然性也就不存在。

当我们以为找到事物的规律时,我们不过是在人为过滤掉其中变量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旦还原这些变量,事物就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因素,变得不怎么符合规律。

比如说,秦末农民起义,历史学的观点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秦末农民起义必然会爆发,陈胜吴广不出现,就会有另一个人来领导起义。

如果当时陈胜吴广他们没有遇到大雨,准时到达渔阳戍边,那和他们一起的人有可能就不会响应他们的号召,跟随他们在大泽乡进行起义,或者说陈胜吴广自己也不会想到起义。

起义的动机“因为不能按时赶到渔阳而被杀头”也就不存在,秦末农民起义就会推迟,而引发这一切的直接原因却是糟糕的天气。再退一步说,如果是一个有远见、有谋略的人领导起义,起义的成果就不会被窃取,就不会出现楚汉争霸,后面的历史,也就跟着改写。

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没有必然,它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5.2 蝴蝶效应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发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当人们不知道这只蝴蝶的存在时,是会在其他方面归纳龙卷风的成因。

我们在分析事情原因的时候,往往是依据认知经验,由结果向前反推而得出的原因,这种倒推法,往往会忽略掉那些对结果产生关键作用的因素。

比如说,汉代宦官专权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因为强化皇权产生的副作用。但宦官专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小皇帝成人后,需要依靠宦官从外戚手里夺权;第二个条件就是皇帝昏庸懒惰,将朝政交给宦官处理。

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即可。假如皇帝不需要从外戚手里夺权,或者皇帝本人聪明能干,政治就与宦官无关,也就无法专权。

因此,导致宦官专权的原因也就不是强化皇权的副作用,而是由继位的年龄和个人能力决定。

再比如说东汉末年的分裂局面,并不是由于贪污腐败,朝政松弛。而是由于汉灵帝的废嫡立庶,引起了外戚何进的不满,进而引发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从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董卓之乱,天下分裂。

这也是一种蝴蝶效应,但其偶然性很大。假如汉灵帝没有废嫡立庶,假如何进不死,或许就没有后面的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也就没有诸侯混战,三分天下。

因此,蝴蝶效应也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谁也不知道蝴蝶什么时候扇翅膀,又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5.3 博弈中的偶然性

翻开三国的历史,处处写满了阴谋阳谋、尔虞我诈,而三国历史的精彩,也就精彩在这里。不管尔虞我诈还是阴谋阳谋,其实都是博弈。

这些博弈大多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谁也不知道对方会用什么策略,因此就带有偶然性因素,而这些偶然性因素,又会对整个博弈过程产生影响。

举个例子,当外戚何进杀死宦官蹇硕后,以为宦官再也翻不起什么风浪,当袁绍建议他从外面调兵逼宫时,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袁绍给他挖的坑,当然也就更不会怀疑他妹妹召他进宫的真实性,所以一进宫就被宦官杀掉。

如果当时何进听从陈琳的建议,不从外面调兵逼宫,也就不会把宦官逼急,宦官也就不会狗急跳墙,也就不会导致外戚、宦官的双双倒台,外戚或宦官只要一方不倒台,董卓就掌不了权,东汉就不会以那种方式分裂。这一切,都来自于何进的调兵逼宫的决定。

而他的这个决定,也不是必然会作出的决定,他可以选择听从陈琳的建议,不调外兵,他也可以听从袁绍建议,从外面调兵。

再举个例子,赤壁之战中,曹操营中瘟疫的爆发,也是有其偶然性的。瘟疫一般多发于春夏季节,而赤壁之战发生在冬天,一般情况下,冬天瘟疫流行的可能性不大。但就是这个不大的可能性变成了可能,导致曹操军队战斗力下降,从而对赤壁之战的结果产生影响。

假如当时这个偶然性发生在孙刘联军身上,或者这个偶然性提前,赤壁之战将是另一种结果,或者根本就不会爆发赤壁之战。

博弈中的偶然性因素,对于博弈双方来说都是未知信息,因此在博弈策略的制定上,无法考虑到这一因素,也就无法排除其发生的可能。而这偶然性一旦出现,就会对博弈结果产生超出双方意料的影响。

因此,博弈带有偶然性,而且这偶然性是无法被人为排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