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前言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关秦汉史研究方面文章的精选，内容涉及秦汉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翦伯赞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建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因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不可避免地用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大家自行取舍。
再次重申，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知其然，而是为了知其所以然。本书在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进行阐述时，正是重在阐述所以然。所以，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历史书。
本书文白相间，且多引用古史书内容，因此阅读起来会有点费时间。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我们可以借此直接面对原书，可避免翻译所带来的信息丢失和误读。
另外，钱穆的《中国通史》对封建社会的分期定为夏商周三代，而本书将秦代至清代的两千多年历史时期当作封建社会。
一、秦朝与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个暴君，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就是这个短命的王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新历史时代。
而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被拖垮，而不是秦始皇的暴政所导致的。这也充分说明了经济对政治和军事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
1.1 暴君
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民间，秦始皇一直被当作是暴君，《孟姜女哭长城》的歌谣，便是对秦始皇残暴的有力控诉。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把他当作是暴君。
但只要我们翻一翻战国至秦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秦始皇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对子孙后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我们今天都还在享受他的贡献。既然这样，为何人们要把秦始皇称为暴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暴君这个词说起。
什么是暴君？暴君指的是无道、暴虐的君主。从暴君的含义来看，暴君主要具备两个属性：一个是无道，另一个是暴虐。君王的统治对象是民众，无论是无道还是暴虐，都是指君王对民众的行为。
因此，对暴君定义的出发点在于对待民众的态度，对待民众好的君主，就被称作明君；对待民众不好的君主，就叫作暴君。而衡量其好坏的标准主要是从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来考虑的，民众安居乐业便是好，民不聊生便是坏。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来看看秦始皇到底是不是个暴君。
秦统一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人口减少，急需一个安定的局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民众也希望统一后的政权能够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的生存状态。
秦始皇并没有顺应民意休养生息，而是征用大量劳力修道路、修水渠、修河道、修长城、修宫殿陵墓，同时还大举征兵攻打匈奴和戍边，加剧了民众的负担。除了繁重的徭役，还有严刑峻法，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从这个方面来看，秦始皇确实是个暴君。
但是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做了一些惠及千古的事，如果算上这些事，按照之前的标准，秦始皇就不能算作暴君。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战乱，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中国疆域的基础和整体上统一稳定。
再比如，匈奴经常南下侵扰秦朝边境，烧杀抢掠。为保卫边疆城市和农村免于匈奴的蹂躏，秦始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抵御匈奴。有句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对于秦朝民众来说，秦始皇把他们从战争中解救出来，这难道不是对民众好的表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秦始皇所做的事，抗击匈奴、修筑长城是为了巩固边防，修道路、修水渠、修河道是为了发展经济，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经济发展。
虽说秦始皇大肆修宫殿和陵墓，但其所征用的徭役绝大多数是用于巩固边防和修建基础设施。为何就背上残暴不仁的暴君骂名了呢？
其实秦始皇做的这些事无可厚非，如果在此之前有类似汉初60年休养生息的准备，然后秦始皇再分轻重缓急去做这些利国利民的事，估计他将以千古一帝的名义被民众颂扬，而不是作为暴君被人唾骂。
可惜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不然当年就不会被送到赵国当人质了。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在错误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注定会被唾骂，虽然这可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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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秦始皇是暴君的话，那么西汉的汉武帝也应该是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泰始皇打击六国贵族，汉武帝打击同姓王；秦始皇攻打匈奴，汉武帝也打匈奴；秦始皇时期民不聊生，汉武帝时期民生凋敝。
两位皇帝为同样的目的，做着同样的事，甚至用同样的手段，为什么秦始皇是暴君，而汉武帝就不是？
前面我们说了，汉武帝之前有汉初60年的准备。对外与匈奴和亲保障了安定的国内环境，对内休养生息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所以到汉武帝时，就算他穷兵黩武，在灾荒之年仍然发动对外战争，也不会引发国内矛盾的集体爆发。
既然汉武帝做了对民众不好的事也没被算作暴君，那么之前关于暴君的衡量标准就有问题，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到整个中国历史来看，秦始皇对子孙后代的贡献，远在汉武帝之上。
然而秦始皇忽视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的影响，在国内经济尚不能支撑的情况下，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最终拖垮本来就不稳固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二世而亡。
1.2 秦朝的前世今生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秦代。秦王朝的历史很短，从统一到二世而亡，只用了十五年。虽然秦王朝的历史很短，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它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新历史时代。这样一个短命王朝，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从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是居住在古代中国的西部边疆，以玄鸟为图腾的一个氏族部落，直到殷商时代，秦的远祖还是渭水上游的牧人。
周孝王时，秦的远祖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邑，非子以封地为姓氏，所以非子的封号叫秦嬴，这就是秦人真正称秦的开始。
公元前7世纪初，因秦襄公派兵帮助西周平定犬戎之乱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的土地作为秦襄公的封地，于是，秦襄公开始在岐西建国，并且有了文字和法律。
春秋时期，秦从一个游牧部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
在春秋初期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秦国不断吞并周边部落，并占用这些部落的土地。随着军事上的推进，秦国的都城不断迁徙，不到一百年，迁都三次，秦文公迁居汧（qiān）、渭之会，秦宁公迁居平阳，秦德公迁居雍城。
秦国一路向东，迎面遇上向南发展的晋国。公元前645年，秦国在陕西韩城县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晋国国君晋惠公，迫使晋国割让黄河以西大片土地，将秦国的国界向东推到了黄河边。
为了巩固后方，秦缪公发动了进攻西戎的战争，这次战争共攻打了十二个戎国，把秦国国土扩大了一千里，在西戎诸部落中树立了秦国的霸权地位。
战国初期，强大的晋国被分化为韩、赵、魏三个国家，其中最强的是魏国。而此时秦国内乱，魏国趁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秦献公时，秦国结束了内乱，迁都栎阳，开始向魏国反攻。
公元前364年和公元前362年，秦国分别在陕西三原和少梁打败魏国。秦国的进一步强大，是从秦孝公时开始的。当时秦国与齐、楚、燕、韩、赵、魏并称战国七雄，开始逐鹿中原。
战国时期，秦国从一个被视为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在国内，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秦国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保证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在秦孝公统治时期，秦国利用中原诸国混战之际，攻占了魏国不少土地，并一度强渡黄河，围攻魏国的安邑。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公元前328年，秦国攻占魏国的蒲阳，迫使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从此，秦国把魏国势力从陕西境内全部赶了出去，并据有黄河天险。
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灭掉蜀国、苴（jū）国和巴国，占领四川大部分土地，将势力深入中国的西南。公元前312年，攻占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在汉水上游建立南进的阵地。
秦昭王时，秦国对韩魏造成毁灭性打击，致使韩魏只能以割让土地和城邑换取和平。
制服韩魏后，秦国将矛头指向南边的楚国，先后攻破郢都、竟陵和洞庭湖沿湖之地，迫使楚国退守于陈，楚国从此一蹶不振。削弱了楚国之后，秦国将攻势转向劲敌赵国，并在长平之战中歼灭赵国主力。
秦国的强大使得中原六国感觉到了共同的危险，它们不只一次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这就是合纵。
但由于各国相互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它们利害的一致性，因此它们的联盟并不牢固，加之秦国采用张仪的连横策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轻松瓦解了合纵联盟。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从秦王嬴政即位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
二、西汉与汉武帝
关于西汉，关于汉武帝，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此后西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打败匈奴。
为何汉初6任皇帝都不能打败匈奴，而汉武帝能一举解除匈奴之患？同时西汉的经济发展对政治和对外政策上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1 不教胡马度阴山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击溃匈奴主力的漠北之战，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关于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战争，一直被当作是汉武帝的过失，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亏空国力，致使税赋徭役繁重，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其实这样的评价有失公正。
客观上来说，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的正确决定。
西汉到汉武帝时，国内形势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汉初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地方割据，虽前有削藩、后有推恩令，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存在，加上富商和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帮助其强化割据，威胁着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西汉政府长期对匈奴作战，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挥霍浪费，导致国库空虚。
屋漏偏遇下雨天，元狩四年山东水灾造成七十余万灾民，政府无力安抚，饥民到处流亡，社会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如此不堪，那外部形势又如何呢？
外部形势也不容乐观。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入侵西汉。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陕北，迫近长安，前锋部队已抵达陕西咸阳甘泉宫殿。
咸阳西南、东北，灞上都已经划为战区，而这些地区距离首都西安不到30公里。战区距离首都30公里意味着西汉王朝的防御已经被匈奴冲破，一旦咸阳被攻陷，西汉王朝岌岌可危。
汉武帝面临一个两难境地，攘外还是安内？攘外就是攻打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安内就是安抚灾民，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攘外一旦失败，内外矛盾同时激化，西汉王朝的政权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汉武帝的决定是攘外。但攘外打仗需要钱，钱由朝廷出，但朝廷国库空虚，钱从哪里来？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赋。由于战争的破坏，西汉初年呈现出人口减少、经济萧条、粮食奇缺的社会现状，为增加人口，复苏经济，西汉政府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加上山东洪灾造成灾民遍地，增加税赋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
既然农民没钱，那谁有钱呢？商人，特别是富商。
富商有多富呢？据史记载，皇帝做衣服的丝织物，在富商那只是用来给下人做衣服，在当时商人就是这么富有。既然商人有钱，现在国家有难，商人就该拿些钱来支援政府。但是要如何才能让商人把钱掏出来呢？
西汉的商人大多是战国时期商人的后代。战国时期的商人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经商，他们还从事国际贸易，所以他们的国家意识淡薄。
受此影响，西汉商人的国家观念也不强，他们在灾荒年大发国难财，甚至帮助诸侯王强化地方割据势力。这给了西汉政府一个打击商人的绝好的理由。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mín）令，以法令的形式收取商人的财产税。通过这次算缗，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和土地、房产，为打击匈奴筹集到了军费，缓解了政府财政危机。同时，打击了富商，缓解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暂时稳定国内秩序。
同一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河北蔚县出发，赶赴抗击匈奴的漠北之战。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段历史，有人或许会说，如果当时匈奴不那么嚣张，一路打到天子脚下咸阳城，或许汉武帝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北击匈奴。
毕竟当时西汉政府受着地方割据、财务危机、山东水灾的多重制约。其实，就算和亲政策使得匈奴和西汉暂时保持相安无事，汉武帝还是会北上攻打匈奴的。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汉武帝坚持攻打匈奴，不就是因为匈奴欺人太甚了嘛，都打到家门口了，再不还手，那还不被人灭了国。这是一方面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我们把时间跨度拉长到秦汉。
秦朝冲破东南蛮族包围，把版图扩张到大陆尽头，东至东海，南至南海。但在其他几个方位，还是紧紧被周边部族所包围。蒙古高原的匈奴，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洮（táo）河河谷、青海草原、四川西部及康臧高原一带的诸羌部落，海滨之东的夷族，巴蜀以南的蛮族。
这些部族，在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争霸的时候，纷纷崛起。到西汉初年，周边部族对西汉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包围在一天天缩小，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的匈奴。
匈奴在秦代就已经成为强大的种族，占领了内蒙古广大的草原，并且向南越过阴山，进入河套。为阻止匈奴南进，秦始皇时，曾派三十万大军将匈奴封堵在阴山一带。秦末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将防守匈奴的军队全部撤回镇压起义。
匈奴的骑兵再次侵入河套平原，趁楚汉争霸之际，在其首领冒顿带领下一跃成为强大部族，领土东至辽东，远至朝鲜边境，西至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热河、宁夏，以及山西、河北北部。
还曾将汉高祖刘邦困于大同附近的白登山，是为白登之围。白登之围后，西汉对匈奴采取拉拢的和亲政策，和亲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阻止了匈奴的南下，但不过是权宜之计。
随着匈奴的不断强大，北方的贫瘠和南方的富庶促使匈奴终将向南发展，与西汉政府形成利益冲突。
除了北方的匈奴，西汉的西面是诸羌之族迁徙到甘肃西北的月氏羌，月氏羌在诸羌中发展得最好。楚汉争霸时期，已经占领南山北麓一带，势力范围自凉州以西，张掖、酒泉西至敦煌。
拥有很多畜群和十几万人的骑射部队，成为西部中国的一个强大势力。后来西迁中亚建立大月氏国。而月氏羌分布于青海东北的一部分族类占领甘肃西南，封锁了中国的西门。
西汉的东方是诸夷之族。西汉初，诸夷之族中的东胡最为强盛，势力范围自热河以东，东至鸭绿江岸，后来被冒顿击败，成为匈奴的属领。匈奴实现了对西汉东面和北面的合围之势。
西汉的南方则有三股势力，分别是百越之族、越族和蛮族。
百越之族位于东南沿海一带，秦时被秦朝统治。秦末，百越之族群起叛变，福建、浙江一带的越族参加反秦战争。后来又帮助刘邦打项羽。
西汉时承认其独立，分别封其首领无诸为闽越王，统治福建；封摇为东海王，统治浙江南部。
景帝时，浙江的越族参加吴王濞的叛乱，后来被汉政府收买，帮助汉政府击杀吴王。但福建的越族与汉代政府保持对立；两广一带的越族，在秦末也叛变。
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吕后时，大败进攻湖南的汉兵，由此日益强大。
文帝、景帝时，与西汉保持和平，但不降服西汉政府；西南山麓的蛮族，汉代称之为西南夷。占据云南、贵州一带的高山大泽。
北有匈奴、西有诸羌、东有诸夷，南有南蛮。这些周边部族将西汉团团围住，随着它们的不断壮大，势必从四面八方对西汉造成威胁。
由于匈奴控制了东方的诸夷之族，可能会利用诸夷之族进行两面夹击，加之匈奴经常入侵西汉，因此，优先解决匈奴是西汉破局的关键。匈奴不破，西汉便无法巩固边疆。
单独来看，元狩四年，汉武帝在地方割据、山东水灾、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发动的对匈奴战争比较冒险，毕竟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原政权都没能彻底将匈奴赶跑，如果此战不胜，西汉国内局势将不堪设想。
但若将西汉建国以来对匈奴的政策结合起来看的话，汉武帝此战就不是冒险，而是胸有成竹。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登基的六十年里，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匈奴南下的次数减少，使西汉获得巩固政权和进行战略反击准备的时间。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徙民实边、输粟实边等政策。在边境建城邑，设立马苑，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
到汉武帝时，已经建立了一支能够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90年，汉武帝使用骑兵对匈奴发动了10余次反击作战。
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南，在河南设郡县，移民屯垦，修缮蒙恬所筑之秦长城，将河南建成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
此后的漠南之战和河西之战削弱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力量，阻隔了匈奴中、西部的联系，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通道，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匈奴。
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
通过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匈奴遭到重创，元气大伤。如再对其致命一击，必能将其主力彻底歼灭。如就此打住，必将给匈奴喘息的机会，后患无穷。
为了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公元前119年，在国内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汉武帝毅然决定发动漠北之战，歼灭了匈奴主力，加之随后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解除了周边部族对西汉合围的威胁。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的对匈奴战争，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等词来形容，是不是就有些名不副实了。
2.2 商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商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开通了国际贸易，出现了一批繁荣大都市。然而，西汉商业的繁荣，是以影响农业生产为代价的，是畸形的繁荣。
秦汉之间的长期战乱导致农村残破，田野荒芜，城市毁灭，手工业破产，西汉的经济便是在这一片破败之中建立起来的。西汉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业的发展上。
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提高，商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西汉初年，贵族官僚和商人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从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反过来刺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满足商业交换的需要。
由于当时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收入比从事农业生产要高，加之贵族官僚和商人的兼并，于是农民将田地贱卖，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
就这样，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了，农业经济也遭到了破坏。
商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大批富商。当时的大商人，有些是前代的富商，有些则是新兴的商人。富商们经营范围除了盐、铁外，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善于经营，无论什么买卖都可以赚钱，甚至盗墓都可以致富。
因为商业是发财的捷径，所以当时一般贵族官僚也从事商业经营，皇帝的近臣，无不利用政治地位私营商业，甚至垄断经营，与民争利。例如霍光的儿子博陆侯禹，便私下从事屠宰和卖酒的生意。
由于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富商和贵族官僚手中，造成了社会广大民众的贫困，于是富商们又向贫困民众放高利贷，造成了大批平民的破产，为了还高利贷，有田宅的卖田宅，没田宅的就只有卖儿女，这更加剧了农业经济的凋敝。
而农业经济的凋敝，一方面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要不成为地主的佃农或债务奴隶，要不就涌入城市成为工匠，或者落草为寇，这为西汉晚期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埋下了隐患。
2.3 西汉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对商人采取的抑制政策。这些抑制政策里，只有汉武帝的算缗令抑制得最为彻底，使商人遭受的打击也最严重。
朝廷派遣御史、廷尉、正监等官员,到各个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到的财物数以亿计。据史记载，中等家产以上的商人大多数都遭到破产。
关于汉武帝的抑商政策，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说汉武帝为筹备军费，搜刮商人的钱财，极大地打击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批评没毛病。但是我们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得把人和事放回所在的历史时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不然就会有所偏颇。
因为历史不是对过去的推倒重来，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抽掉其中的任何一层，都将导致崩塌。
因此，我们要客观评价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就得回到西汉，从西汉的商人说起。
西汉的商人大多是战国时期商人的后代。战国时期，随着早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些商人在诸侯混战时期，垄断盐、铁及其他生活资料的经营，使自己成为巨富，有些商人竟然富可敌国。
到了汉初，为复苏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朝廷出台了休养生息的惠民政策，具体为奖励农耕、桑蚕，减租减息，实行以农为先等。
富商却大肆收买土地，向农民放高利贷，将那些还不起钱的农民变成佃户和债务奴隶。在农业为本的社会里，富商们这样做，破坏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极可能会引起农民暴动，带来统治危机。
因此必须制止商人的这种行为，这是西汉抑商的第一个原因。
抑商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汉初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从汉初到武帝初年，中央政府一直在试图削弱地方割据，而商人却和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帮助其强化割据，给中央集权带来了威胁。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商人逐利的本性使然，那么这第二个原因就是与中央政府对着干了。
因此，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西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商政策，比如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能乘坐马车，商人及子孙不得做官，并对商人课以重税，但基本没取得预期效果。
汉太子令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富商们结交王侯，权力甚至比官吏还大。
到了汉武帝时，西汉政府长期对匈奴作战，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挥霍浪费，导致国库空虚。
元狩四年山东发生水灾，政府无力安抚，饥民到处流亡，社会矛盾激化。富商不但不为政府分忧，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这使汉朝政权危机四伏。这便是打压商人的第三个原因。
元狩四年，汉武帝颁发了算缗令，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商人的户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百二十钱）。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
除了收商人的财产税，还要收车船税。法令规定，除官吏、乡官和北边骑士外，凡有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小马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为防止商人瞒报或少报，算缗令还出台了奖惩办法。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戌边一年，并没收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
由于鼓励告发，那些隐瞒财产不报商人基本上遭到破产。另外，为了防止商人兼并土地破坏国家经济基础，法令还禁止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违令者没收全部财产。
通过算缗令，西汉政府一方面从商人那获得大批钱财和土地，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缓解了财政危机，同时又起到了打压商人阶层的目的，可谓一石二鸟。
如果汉武帝只是通过算缗令敲打下不知高低的富商，并顺便割把韭菜，那么西汉政府只能让商人阶层口服心不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存在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
而汉武帝之所以是汉武帝，在于他不仅攻城，还对商人阶层采取攻心。先通过告缗将一部分富商搞破产，再拉拢剩下的富商，把他们招进朝廷做官。
据史载，到西汉朝廷做官的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都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通过打压、拉拢、以商管商的方式，成功分化了商人阶层。
既打击了富商和地方豪强，又缓解了财政危机，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还分化了商人阶层，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汉武帝的算缗令应该是一石三鸟。
综上分析，汉武帝打压商人，是出于稳定政府经济基础，打击诸侯王的地方割据势力，巩固政权统治的多重考虑，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也是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所必须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算缗令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倒在其次了。
三、西汉末年、东汉末年
西汉末年，外戚专权，发生了王莽改制。无独有偶，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发生了党锢之祸。这两个政治事件，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3.1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良运动，从其改革的内容来看，都是些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这次改良运动却以半途而废收场，不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反而还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王莽政权的覆灭。
王莽本人改制的出发点是好的，改制的内容也是好的，为何会导致坏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王莽篡权上位说起。王莽以外戚专权的方式成功篡位，建立新朝，进行改制。
其实篡位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如果说臣子夺取了君王的皇位叫篡位的话，那么篡位的皇帝就多了去了，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隋文帝杨坚，无不以臣子身份夺取的江山，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是否也应该被称作篡位者？然而他们被当作开国明君被人颂扬。
因此，排除刘氏正宗的立场，王莽建立新朝不过是众多政权更迭中的一个。
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官僚、富商，获得这些人的支持，才能坐上皇帝的宝座。王莽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得最大限度获得他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就得维护他们的利益。
然而王莽改制的每一项新政，都触碰了支持者的利益，当然会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支持者的反对，将直接动摇王莽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王莽务必与官僚、贵族、富商决裂，才能彻底推行新政，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解除统治危机。
作为从贵族、官僚阶层走出来的王莽，一旦脱离自己所在的阶层，他便孤立无援。
虽然社会底层的民众对他的新政充满了期望，但他们无法为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应对来自贵族、官僚和富商的压力。最终，王莽向贵族、官僚和富商妥协。
这是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之一。
王莽改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政推行中所用非人，用富商和官僚推行新政，导致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不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更加恶化了民生，使得新政招致人们的痛恨。
3.2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指的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大规模屠杀士大夫的惨案，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遭到宦官的残酷镇压。我们知道，士大夫阶层多半是由地主组成，他们有足够保证生活的土地，进可以做官发财，退可以依靠土地活命。
因此，士大夫是社会中最有忍耐性的阶层。作为这样一个阶层，为何会卷入政治漩涡，引来杀身之祸？
中国的士大夫，大都读过圣贤书，明白“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即使皇帝昏庸一点，政治黑暗一点，他们也能安之若素，最了不得的抗议，不过是逃到山林里去当隐士。
因此，当士大夫出现卷入政治漩涡，发动政治抗争的时候，这就充分说明当时政治的暴虐和黑暗已经把士大夫逼到无路可逃的地步了，除了抗争，他们别无选择。
究竟是怎样的逼迫，促使士大夫放弃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观，与当时当权的宦官作生死斗争？
外戚宦官走进朝廷，士大夫就必须退回田园，这几乎是中国史上的一个规律。
据史载，东汉自顺帝时起，士大夫就相继归隐山林，这些士大夫逃入山林后，或亲自耕作，自食其力，或苦身修行，隐居讲学，过着隐士的生活。
他们自以为从此与人无争，与世无争，谁知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他们要逃避现实，现实却要追逐他们。
当权者曾多次邀请他们回到朝廷，歌颂宦官的无耻和无人性的下流行为，这是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与宦官为伍。
没有归隐山林的那一部分士大夫，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独善其身时，外戚和宦官夺去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再也无路可逃。士大夫如果再忍耐，就会被饿死。
士大夫反宦官的政治抗争，在汉桓帝末年广泛地展开了，当时几乎所有有正义感的士大夫，都参加了这次政治斗争。社会各阶层，都痛恨这个腐败黑暗的政府，都要求这个政府进行改良。而改良的障碍就是宦官，宦官不除，改良将不能进行。
士大夫反对宦官政治的高潮是几个为非作歹的宦官被诛杀，这引起了宦官们的愤怒，于是宦官发起了反攻，先是以诬告陷害的手段，展开了对士大夫的残害。而后干脆发动政变，展开对士大夫的大规模屠杀，这便是党锢之祸。
士大夫反对宦官政治的抗争以失败告终，但这却是士大夫第一次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抗争。
在这里，我们不用拔高士大夫的动机，他们不属于统治阶层，因此没有动机和理由以身家性命去为维护皇帝的统治而抗争。
但是东汉末年士大夫反宦官政治的抗争，却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面精神旗帜。此后的中国士大夫，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发动改良运动。
例如在唐代有牛僧孺、李宗闵反贵族政治的运动，宋代有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明代有东林党人反宦官、反锦衣卫的运动，清代则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
这些运动，本质上都是改良运动，不是革命运动，但由于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而相继失败。但是，每一次士大夫抗争的失败，都将引发一场社会大暴动。
东汉士大夫抗争的失败，引发了黄巾大暴动；牛僧孺、李宗闵反贵族政治运动的失败，引发了黄巢起义；王安石变法失败，引发了宋江、方腊的大暴动；东林党人的失败，引发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士大夫政治抗争的失败，就是农民大暴动的信号。随之而来的是旧政权被推翻，新政权的建立。
因此，士大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使命：每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候，士大夫便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然而，士大夫却总是徘徊在统治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
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或者官僚，有时还与贵族、官僚有利益上的冲突，所以不被统治阶层接纳；因为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所以他们不能与统治阶层决裂；又因为他们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与农民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也不被底层民众接纳。
这种尴尬的境地导致的结果是，他们一旦进行抗争，既不能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也得不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这便是士大夫的悲剧所在。
四、汉代儒学今古文之争和宗教的发展
文化和政治、经济，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在这里，我们是把宗教也纳入文化的范畴，因为宗教也是文化的产物。
4.1 今古文经之争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今古文经之争却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延续到汉代末年，并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西汉成帝时，派大儒刘向组织校对、评价皇家图书馆的古典书籍，刘向之子刘歆（xīn）也参与校书工作。今古文经的争议，就发生在刘歆协助刘向校书的时候。
据说有一天，刘歆在皇家图书馆的密室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后来刘歆又发现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一批儒家经典，这些书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书。问题来了，当时汉代所流行的经籍，都是用当时通用的今体文字抄写的。
现在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些古体文字的经籍，而且是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经籍，这当然要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波澜。
刘歆子承父业后，请求汉哀帝将他所发现的古文经用作太学的教科书，因遭到太学博士的反对而没有被采纳。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王莽辅政，将刘歆所发现的古文经书立为官学，古文经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
自此以后，不仅《诗》、《书》、《礼》、《春秋》有了古文版，《易》、《论语》、《孝经》也有了古文版，而且都有其渊源。由此，儒家经典就有了今、古文之别，也就有了古文派和今文派之分。
古文经是真是假，闹了两千年也没有闹明白，我们今天不讨论其真假，我们今天主要就发生儒家经典今、古文派之争的历史原因进行一番探讨。
今、古文派的争议，是儒家学说内部的分派。而儒家哲学的分派，是商人地主阶层内部分裂的反映。商人地主阶层内部的分裂，为何会反映为今、古文派的斗争呢？
这是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也限制人们的行为。当时政治上的任何措施，都要用儒家经传去衡量，符合儒家经典理论的就实施，不符合就废止，甚至用《春秋》判案，用《禹贡》治水。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王莽以篡汉的方式获得政权，这在儒家经典看来是不道德，必将遭致反对和攻击。为了让自己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王莽必须得美化其篡汉行为。
怎么美化？既然儒家经典成为人们做事的标准，既然统治阶层内部一切是非标准都以儒家经典为准，那么只要推翻现有儒家经典的神圣性，用美化篡权的儒家经典来替代现有儒家经典，一切就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了。
前面说过，汉代流行的儒家经典，都是用今文抄写的。
古文经发现后，王莽和他的支持者完全可以说手抄的今文经不足为凭，古文经才是正宗儒家经典。这样，王莽的一举一动，都是符合儒家经典的要求了。
例如，王莽敢于做宰相，是因为伊尹做过阿衡，周公做过太宰；他敢公然篡汉，也是因为《尚书》上说过“天之历数在汝躬”，他不敢不“奉若天命”。
就是说现在上天要他当皇帝，他不敢不顺从天命。毫无疑问，这种古文经，是依照王莽当时政治需要编出来的，然后王莽再用古文经去反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古文经本质上与陈胜吴广放在鱼肚里的“大楚兴，陈胜王”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文经为西汉政权的正宗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古文经则是为王莽的篡汉提供理论支撑。谁要是反对他，就是反对儒家经典，谁要是反对儒家经典，就是文化的叛徒、名教的罪人。
所以，有了古文经的加持，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圣人之举，即使他篡取汉朝的天下，还是得称赞他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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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古文经在汉哀帝时不被承认，一到王莽辅政，马上就成了官学的原因。一切为用，即使作为思想正宗的儒家经典，当其不符合政治需要的时候，也可以被篡改。
所以，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是最有用处的。
因为，没有用处的，早就被淘汰了。
4.2 宗教并不纯粹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宗教似乎只是个人精神领域的活动，它不可证伪，既不能替人消灾，也不能保人平安，它所供奉的神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宗教似乎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除了给人以精神慰藉，别无它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是与世无争的，是纯粹的。
然而在历史上，宗教和儒家思想一样，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工具。根据之前的圣人为用的观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切无用的东西，都将被淘汰，而能随着历史留下来的，都是有用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它也是有用的，只是我们还没发现它的用处。宗教也一样。
西汉统治者所信奉的宗教，是以上帝为首的多神教。这里的上帝并不是耶和华，而是儒教的最高神，天之最尊者。自人的世界中出现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后，神的世界也出现了以上帝为首的诸神。
在诸神之中出现的唯一至尊的上帝，正是人间封建等级制度在天上的反映。然而这由人间反射到天上的上帝和诸神，又通过宗教的形式回到人间，成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武器。
所以只要封建等级制度继续存在，以上帝为首的多神教也是存在的。这便是多神教的用处。
我们再来看看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获得统治者的青睐的呢？虽然佛教主张万物平等，这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违背，但它同时又告诉那些生活困苦的信众，不要在人间实现这种平等，而是在死去后，在即将到来的来世，也就是不修今生修来世。
只有忍受了眼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穷困，才能换来来世的安乐。这是佛教对于统治者的用处。对于贫苦大众，佛教许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死后天国，以及来生转生为贵族的希望。
至于道教，它一方面以治病救人，得道成仙取得民众的信仰。另一方面它指示民众，解除痛苦的方法，不是争取现实，而是逃避现实；不是打进皇宫，而是隐匿修仙。
这便是道教的用。
后来佛教的兴盛，道教的衰落，不过是佛教对统治者来说越来越有用，而道教则没有那么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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