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全书名：《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作者名：[日]气贺泽保规
译者名：石晓军
前言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扬长避短，或者由于思维定势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无法全面客观地看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便是这个道理。
历史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用局外人的视角来审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不同，外国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气贺泽保规教授的这本隋唐史，在许多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东亚新格局
东汉之后，经历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乱，随着民族迁徙和融合，到隋唐时期，东亚形成了新的格局。
1.1 东亚民族迁徙
当欧洲因受“匈人”西迁的刺激而出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东亚地区也正处在民族大迁徙的高峰时期。
关于“匈人”的源头，是北亚的游牧民族匈奴。匈奴被汉武帝打败后，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其中西迁进入欧洲的北匈奴便是“匈人”。留下的南匈奴在公元四世纪与鲜卑、羯、羌、氐等游牧部落，以“五胡”的身份南下进入华北地区，史称“五胡乱华”。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民族开始大规模向长江流域迁徙。而之前居住在江南的越系及其他原住民则被迫迁往南方和深山之中。民族迁徙的浪潮从北方波及到东方。
首先，五世纪初，东方大兴安岭以北的柔然进入并控制了匈奴离开之后的北亚草原地带，这标志着蒙古系统的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六世纪中叶，住在西方阿尔泰山西南麓的突厥强大起来，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统治者。在经历第一汗国和第二汗国之后，突厥被回鹘取代。
公元840年，回鹘被黠（xiá）嘎斯灭亡。亡国后的回鹘人大多没有选择重返游牧生活，而是流向了三个方向。一部分人南下进入中国的农耕世界，开始定居生活；另一部分人前往河西地区（甘肃），成为甘州（张掖）回鹘和沙洲（敦煌）回鹘；更多的回鹘人西迁至天山地区，广泛分布于从北庭（别失八里）到高昌（吐鲁番），以及龟兹（库车）等地。他们被统称为西州回鹘或天山回鹘。
我们再将目光从东北转向东方。“五胡”带来的中国国内分裂的结果，引起乐浪郡和带方郡等中原王朝据点的撤退；另一方面，五胡政权之一的后燕则乘机进入东北地区。受到这一动向的刺激，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则大举南下，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
为了对抗这一趋势，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百济和新罗，最终与高句丽形成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随着中原、朝鲜半岛人员及文化流入日本列岛，促使了日本列岛从弥生时代向古坟时代的发展，并为其后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另外，推动东亚民族大迁徙浪潮进一步升级，并最终成为主角的，则是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系统诸部族。拓拔部进入华北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随后鲜卑诸部族经过进一步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通向隋唐王朝的道路。
另一方面，四世纪半，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进入青海，在藏族原住民之上建立了一个征服王朝，这就是吐谷（yù）浑。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灭亡。
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南部的雅砻地区，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于7世纪初期统一了青藏高原，以逻些（拉萨）为首都建立了藏族最初的王国——吐蕃。公元841年，吐蕃王朝灭亡。
从五胡时代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民族迁徙，在中国本土由隋完成全国统一的同时，隋周边各个民族及国家的配置及整合也随之大致确定下来。
也就是说，由于隋朝这一轴心的确立，才导致了周边诸国位置的确立。这样一种整体连动构造在唐代以后更加明晰化，从而促使了东亚世界这一大的区域世界的形成。
隋唐正是在上述民族大迁徙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了解了这点，就很容易理解隋唐为何都带有浓郁的国际性。
1.2 隋唐东亚政策
自汉代以后，中国王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也为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秩序，与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以及周边各国之间，广泛结成了一种被称为“羁縻（jī mí）”和“册封”的关系。
所谓“羁縻”，指的是中国王朝给予统治范围内的外族一定的自由，但一旦异族超越容许范围的界限时，就会受到中国王朝强有力的制约。
在羁縻政策已经确立的唐代，唐朝当局承认各族首领及其属下部族的统属关系的同时，在形式上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等职。
一方面将各个部族纳入唐朝的统治体制，一方面又允许其延续固有的习俗和自治。同时在部族之上设置都护府机构，从军事方面对部族进行牵制，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据记载，唐朝共设置了六个都护府，羁縻州856个，而一般的州只有358个，由此可见当时羁縻州数量之多。这一现象不仅表现了唐朝当局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细致入微，同时也是唐朝对异民族实施分断统治，以防止其坐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部族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铁腕领袖，就很难对唐朝当局形成威胁。
下面再来看看“册封”。这里说的“册封”指的是中国皇帝根据周边诸国君主的领地状况，以王号的形式来承认各君主对于其领土的独立支配权，同时又为其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以此使得诸国君主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
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册封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册封和羁縻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王朝本来所追求的目标是与异民族的羁縻关系，册封关系是对羁縻关系的补充和完善。即从隋唐王朝的角度来看，对自己臣服程度高的地方就实施羁縻政策，而在其外围独立性强的地方则适用于册封。
也就是说，中国王朝在拓展疆土的过程中，将众多内附异民族以羁縻的形式置于间接统治之下，而在无法实施羁縻的地方采用册封的形式。
羁縻和册封的统治系统只适用于隋唐时期。唐代灭亡以后，伴随着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这种关系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性和国际性的效用。
二、被时代所限的隋朝
隋朝虽然只有38年的历史，但却不是个短命王朝，不过是其所处的时代支撑不了它的宏图大志。
2.1 隋朝的建立
关于隋朝的建立过程，史书上的记述已经非常详备，在此实在没必要再赘述一番。所以本书从另一个角度来叙述隋朝的建立。
隋文帝杨坚自称出身于关中汉族名门望族之一的弘农郡华阴杨氏。然而，实际上，在北魏时代，杨坚的祖先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武川镇（蒙古境内），负责镇守北方边境。
如果要说杨氏与弘农郡华阴的杨氏家族有什么关系，那也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确切地说，应当把杨氏看作在很早以前就与北方民族通婚，且已完全融入塞北世界的一族。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时，杨坚之父杨忠投奔宇文泰麾下，成为支撑西魏政权的重臣。自此，隋室杨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宇文泰也来自武川镇，此外，聚集在宇文泰帐下的唐室祖先李虎以及与杨氏和李氏有婚姻关系的独孤信等人也都是武川镇出身。
后来，当西魏设置执掌军政中枢大权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职位以后，上述这些武川镇出身者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担当西魏（北周）宇文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武川镇军阀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后来占据了隋唐两代统治阶层的中枢位置。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寅恪先生将这一政治势力称为关陇集团，即集结于长安周围的关中平原至其西的陇山一带的政治集团。
由于隋朝政权建立在关陇集团基础之上，而关陇集团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武川镇军阀势力，因此，隋朝一方面带有强烈的南北朝印记，尤其受到来自北朝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隋王朝建立以后，从关中本位政策到非关中本位政策的转变，反映出隋朝渴望摆脱南北朝的影响，并为此倾注全部精力。
隋朝及其整个时代，可以说是建立在由上述两个方面交织扭曲而成的状态之上的。隋朝正是在力图化解这种扭曲的过程中，大踏步迈向建设新国家的道路。
然而由于隋朝的经济实力跟不上其政治、军事的步伐，因此隋朝前进道路十分坎坷，以至于最后半途而废。后来唐朝继承了隋朝衣钵，最终建立了享誉世界的大唐王朝。
从这点上来看，隋朝可谓是为唐朝做了嫁衣。
2.2 遣隋使眼中的隋朝
隋文帝前期，针对国家统一大业和新国家建设的问题，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国力得到迅速发展。公元588年10月，隋文帝下达了伐陈的命令，由文帝次子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挂帅，高颎（jiǒng）担任辅佐，率领主力部队由六合出发，并于次年生擒陈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
在其后的数年间，虽然江南地区一直存在豪门大族的反抗，但大势已去，已经无法扭转局势。就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30州、50万至60万户居民，大约250万至300万人成为隋朝的臣民。自此，隋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平定陈朝时，隋军共动员了51余万人的军队。当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
因此，公元590年，隋朝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改革。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 停止兵籍，全部统一为民籍；
- 保留旧有的军府及其所属的兵士；
- 废除在旧北齐地区及与陈朝作战的前线地区以及为巩固北部防线而新设置的军府。
关于府兵制，我们随后在说。在这里主要说说改革措施的第二点，该点改革的主旨是大幅度裁减军府，然而军府数量最多、兵力最强大的关中地区却能继续保留军府，而非关中地区的军府则被大规模裁撤。
换句话说，以高颎为首的关陇集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背景，以集中于关中地区军府的强大兵力为后盾，隋文帝从关中本位的立场出发，构建了统治全国的基本体制，这就是隋朝的关中本位政策。
公元600年隋文帝废除杨勇太子之位，另立杨广为太子。从表面上看，废立皇太子是杨勇、杨广兄弟间争斗的结果，但实质上却是两种政治方向的斗争。
杨勇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和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路线的核心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权力，同时实施积极主动的东亚政策。
杨广的脱离关中本位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支持，因此杨广才能顺利取代杨勇成为太子。
从短期来看，关中本位政策有利于隋朝巩固政权统治。但从长远来看，杨广的非关中本位政策更为符合隋朝利益。
隋代时期，北方有来自突厥的威胁，东北有朝鲜半岛三国，西边有吐谷浑，如果隋朝仅仅满足于关中本位，势必会被周边国家压缩生存空间，进而被蚕食。
但是，在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和动乱，虽然有隋初的开皇之治，但隋朝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所具备的实力无法支撑杨广的野心。因此，在杨广执政后，隋朝在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动对外战争，极大的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2.3 暴君隋炀帝
隋炀帝的继位，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两百万。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园西苑。为了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连续多年征发百万民工服劳役。
另外，前后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搞得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于是人们把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提并论，称他为暴君。
隋炀帝的内外政策，客观上拖垮了隋朝的国力，激化了国内矛盾，引起社会动乱。但我们只要将隋炀帝和秦始皇对比一下，就能明白和秦始皇一样，隋炀帝的内外政策都是基于帝国长远利益的考虑。
与秦朝不同，隋朝所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北方的突厥，还有东北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以及西边的吐谷浑，可谓被周边势力三面合围。
如果不寻求扩张和突破，势必会被周边国家压缩生存空间，进而被蚕食，甚至灭亡。如继续坚持关中本位路线，则会放任周边势力发展壮大，导致更大的后患。
因此，隋朝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抑制周边势力的发展壮大，分化突厥、灭亡吐谷浑就是成功的地方。然而远征高句丽则让隋朝陷入战争的泥潭，这也是隋朝对外政策失误的地方。如果隋朝像战国时秦国那样，采取远交近攻的连横策略，或许将会是另一种结果。
然而，不管是对外战争，还是国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都将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这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人民负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国家无力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战争的花费。
于是只有增加赋税，这又加重了人民负担。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就是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突出，动乱四起。
隋朝二世而亡，隋炀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将隋亡的锅交给隋炀帝一个人背。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和动乱所造就的东亚局势，是隋朝无法消化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而隋初的开皇之治，是在关中本位的保守路线下实现的。在隋文帝后期，隋文帝本人也认识到脱离关中本位路线的必要性。只是隋炀帝生不逢时，在不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加速了隋朝的灭亡，背上暴君的骂名。
三、贞观之治的治世景象
俗话说，不破不立。在武力完成第一、二代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接后，唐代便迎来了贞观之治的治世景象。
3.1 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6月4日早晨，秦王李世民率领亲兵，在控制了宫城北门玄武门之后，向迟来一步的皇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发动了进攻。激战之中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
随后，李世民一边防备皇太子和齐王死党的反攻，一边派遣心腹尉迟敬德武力夺取了唐高祖的实权。就这样，李世民除掉了敌对的兄弟，掌握了唐朝全部权力。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如果仅从结果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皇位继承人争斗的最终结果，开了唐代皇帝权力更替武力夺权的先例。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6月4日正好与突厥进攻唐朝的时间重合，当时，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要削弱李世民兵力并借机除掉李世民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李世民获悉后，先下手为强，结果便是导致玄武门之变发生。由此可以推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并非仅仅只有内部的原因。
本书作者认为，玄武门之变一方面是兄弟围绕继承人地位之争，另一方面是关乎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至于双方各是什么路线，作者并没有细说。
但通过这次政变，李世民登上了权力顶峰，唐朝随之迎来了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
3.2 贞观之治
距离玄武门之变仅仅两个月，公元626年8月8日，李世民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按说李世民已经除掉皇位竞争者，手握实权，高祖也还健在，他完全不必如此心急。
但在中央集权的王朝体制里，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虽然李世民的兄弟都死了，但李世民一天不登基，皇位的争夺一天不会停止。
李世民仓促登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隋末华北各地的群雄之中，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以交好或臣服的形式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群雄之上，对他们进行远程操控、牵制，使之相互争斗，以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实际上，唐也和其他群雄一样，处于突厥的支配影响下，甚至唐高祖李渊的太原起兵，都是在突厥同意后才付诸行动。
突厥协助李渊太原起兵，作为回报，唐向突厥割地进贡，同时容忍突厥的掠夺，以此加强唐对突厥的臣服关系。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臣服的低姿态，另一方面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
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与突厥对峙的就只剩下唐朝了。
突厥明白，如果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形势会越发对突厥不利。公元624年，颉利可汗率领十万骑兵南下，并于公元626年兵临长安城下。突厥此举显然是看到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南部混乱，趁机对唐朝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只有让自己顶在最前沿。
唐太宗成功化解了突厥兵临城下的危机，公元628年，随着隋末群雄中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公元630年，唐朝灭掉突厥第一汗国。至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很重视听取谏言，有关唐太宗认真虚心听取魏征等谏官意见，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据此我们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子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
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看待唐太宗和他的贞观之治，那就有些流于简单化。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唐太宗并没有任何超过隋炀帝的地方。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自己只能步隋炀帝的后尘。
于是唐太宗把隋炀帝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隋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打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借以洗刷玄武门之变带来的负面阴影。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在国家体制上，唐太宗却走着与隋炀帝同样的路线。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感。
当然，在唐太宗的政策中，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在征战过程中，唐太宗曾考虑过以洛阳为根基而君临全国，但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他又开始重用关陇系统的人才。
同时把军府组成的军事力量都集中于关中地区，转而开始实行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所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本质上是对隋炀帝体制的批判继承。
四、大唐盛世风光的波澜
在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历史里，大唐盛世的风光并没有贯穿始终。其间还经历了武周革命和安史之乱。
4.1 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指的是则天武后登基称帝的那段统治时期。则天武后本名珝（xǔ），后改名曌（zhào），“则天”是她死后的谥号，也被称作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关于武后的称谓，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为便于叙述，统一将其称为“武后”或“武曌”。
武后于公元690年登上帝位，定国号为周。这个新政权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武后三十五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在这期间，武后一边排除朝野对女性从政的抵抗和干扰，一边致力于确立自己的政治基础，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一步步强化自己权力的武后遭到了来自朝野各方的反抗。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太宗朝老臣们的抵制，接着又有重臣李勣（jì）之孙李敬业的叛乱，此外还出现其他一些唐室系统的起兵、闹事。
但在武后铁腕和谋略面前，反对者们最终被一一击破。随着武后的登基，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唯一的女皇时代。
武后称帝在位时间不过15年，加上当皇后垂帘听政的35年，武后实际统治时期长达半个世纪。在武后时代的后半段，政治方面总体上向内政倾斜。长期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使武后面临巨大的压力，她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巩固自身权力方面，无暇顾及周边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82年，居住在阴山山脉一带的突厥脱离唐朝控制，建立突厥第二汗国。公元696年，居住在营州附近的契丹族也发动了叛乱，被迁徙到营州一带的高句丽、靺鞨（mò hé）的遗民趁机逃出营州。
公元705年，拥戴皇太子的政变部队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政变，武后被软禁，武周王朝宣告终结，唐朝再度复活。
武后及其后的韦后时期，被通称为武韦之祸。且不论武后与韦后是否为祸患，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们能够积极参与并投身于政治的时代，除了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这应该是由于在唐代社会，存在着可以包容女性从政的土壤和环境，即使女人掌权或弄权，这个社会也未必会出现激烈的反弹。
这反映出唐朝强大的包容性，有了这种包容性，唐朝才能作为当时世界的中心。
4.2 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史思明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以“清君侧”的名义在范阳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作为混血胡人，安禄山为何能得到朝廷重用，进而走上反叛之路？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唐玄宗后期的权臣李林甫说起。
李林甫是关陇系统名门之后，李唐宗室的分支。李林甫通过玄宗爱妃武惠妃得到玄宗的信任，话说玄宗爱妃武惠妃死后，玄宗与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即后来的杨贵妃）一见钟情，从此便不理朝政，将所有政务都交给李林甫处理。自此以后，李林甫大权在握，独揽朝政。
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根基，李林甫一方面严厉打击一切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另一方面，为防止文官节度使对其政治地位的威胁，李林甫废除了文官担任守备边境节度使的制度，关闭了选拔文官节度使进京担任宰相的渠道。
取而代之的是任用外族出身的武将担任节度使，这些外族出身的节度使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无法胜任宰相职务，因而李林甫无需担心他们会威胁自己的地位。
由于李唐宗室本身就带有胡人血统，因此对胡人掌握兵权并不介意，另一方面，玄宗时期仍然实行内重外轻的关中本位政策，加之当时府兵制瓦解，无法为戍守边疆提供足够的兵源，于是征用外族武将镇守边境，因此安禄山得以掌握兵权，最终进入唐朝最高权力中枢。
安禄山是个很会拍马屁的人。他先是成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义子，借此获得升迁，后来成为平卢节度使。以此为契机，安禄山得以入朝，与玄宗和杨贵妃建立关系。
为了强化与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他还拜比自己小的杨贵妃为义母，从而在实质上成为玄宗的义子。利用这层关系，安禄山最终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和河西节度使，坐拥重兵，大权在握。
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持续9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然而，由于唐朝对于投降的叛军部将及其部下采取了就地安抚的政策，因此在叛乱地区，分别设置了卢龙（幽州）、成德（恒冀）、天雄（魏博）、昭义（相卫）等几个节度使，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再度统一。
在唐朝看来，朝廷长时间被战乱困扰，已经疲惫不堪，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这一举措却给唐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四个节度使中，除了昭义节度使以外，其余三个节度使都拒绝屈从于唐朝中央，并且结盟对抗中央政府，历史上将此称作“河朔三镇”。河朔三镇的割据，给唐朝后半期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一代枭雄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以一介胡人身份，挑战庞大的大唐帝国，占领京城长安，将唐玄宗逼得四处逃亡，并且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燕。这场动乱充分暴露了唐朝统治体制的弱点。
可是，面对如此动摇帝国根基的巨大动乱，唐朝却并未因此而瓦解或沦为一个地方政权，而是再度崛起。尽管举步维艰，但作为全国统一政权，唐朝在此后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
唐朝这种令人惊叹的自我恢复能力提醒我们，在唐朝体制内一定存在一种强大的柔性构造，这就是唐朝的韧性，一种其他朝代不具备的韧性，一种之所以号称大唐的韧性。
五、大唐帝国的韧性
5.1 律令制和贵族制
唐朝社会实行律令制。所谓律令，就是构成体制根基的法体系。
简单地说“律”是刑罚法，而“令”则是非刑罚法。以律、令作为两个基轴来宣示权力的普遍性和统治的正统性，这样的时代就被称为律令制时代。
人们经常使用“律令体制”或“律令国家”来描述隋唐王朝及其时代的特点。通行的理解是，这种情况严格地说应该只是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前半段。在进入后半段后，律令体制瓦解，演变为藩镇体制的时代。
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唐代后半期推动国家运作的基本轴心仍然是律令。无论是刑罚，还是官场的秩序及其他方面，都是基于律令的规定，并没有发生变化。
当然，进入后半期后，前半期律令制的支柱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解体，变成了两税法；前半期军事上的支柱府兵制也开始瓦解。在官僚制方面，也出现了作为令外之官的“使职”被重用的现象，看上去律令官制似乎已经不再起作用。
可是，在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国家和社会仍然处处求助于律令制，回归律令制的倾向依然十分强烈。
学术界常常从律令制和贵族制（本书所说的贵族，其实就是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世家演变而来的门阀和皇亲国戚）两方面来讨论隋唐国家的本质，而律令制和贵族制往往被看作是对立的概念。
站在重视贵族制的立场上，所强调的是贵族超越官僚制的自立性，以及被贵族所制约的皇权的现状；另一方面，若从官僚制的角度出发，所关注的则是强大的律令官制带来的整然有序的体系构架，以及建立在这一体系架构上的优势皇权，而贵族制则被视为寄生官僚制。然而，这种对立并不存在。
虽然贵族作为名门望族，但他们也很难断绝和官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一旦失去与政界的联系，就会立刻被时代所淘汰。我们在讲到魏晋士族时就曾说过：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
士族也好，贵族也好，它不像欧洲的贵族，有实实在在的封地，可以依靠自己的封地养活自己，不用依赖国王。唐代的士族和贵族需要融入朝廷的官僚系统，才能维持和巩固已有利益。
武后执政后，在人员任用上打破门第的限制，大量启用有才能的寒门子弟，一度强化了官僚制。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说，唐代的官僚制居于优势地位，整个唐代，重视家世出身以及贵族教养的氛围始终存在。
即使在三省六部的中枢官制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残留着南北朝以来的贵族制的巨大影响。本书作者认为，贵族制和官僚制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唐代的律令制就是这种关系的集约表现，这也可以说是唐代的特质。
5.2 官僚制
唐代的官僚制由官僚系统和官僚机构构成。
先说说官僚系统。官僚系统采取一品到九品的九品制，一品和二品是皇族以及政界的长老，宰相出自于三品。五品以上为敕（chì）任官，由宰相推荐。六品及以下官员由主管人事的吏部选拔。
中央官员叫京官，地方官员叫外官。九品以内的官员叫流内，九品以外的下级官吏叫流外。全体官员分别被置于散官、职事官、封爵和勋官这四种体系中，形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在这四种体系中，散官是表示品阶和序列的头衔，也就是现在说的行政级别，与职务无关。原则上属于九品官的所有文武官员都带有散官头衔，文官被配以文散官的品阶，武官被配以武散官的品阶。职事官是具体负责行政工作的官员。
由于职事官也被编入九品之中，因此就会出现同一人的职事官和散官品阶不一致的现象。职事官品阶低于散官的时候，在官名之前冠以“行”字，而职事官品阶高于散官的时候则冠以“守”字，以示区别。
此外，所谓封爵是指爵位和封地。即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以及按照户数来算的封地，也就是食邑，一般是虚封。个别实封的叫做食实封。封爵一般都是授予皇族和一部分功臣。而勋官则是为了表彰军功的官名。
关于上述各种官职名称的关系，以颜体书法创始人颜真卿晚年头衔为例，他的头衔表示如下：
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二品）、行吏部尚书（职事官，正三品）、充礼仪使（使职）、上柱国（勋官，正二品）、鲁郡开国公（爵位，正二品）、食邑三千户（虚封）。
颜真卿正是根据这样的头衔，官员才得以拿到俸禄、职务津贴以及其他的各种津贴，从而得以保持作为贵族、官僚的体面生活，并且养活众多的家庭成员和亲属。
说完官僚系统，再说说官僚机构。唐代的行政中枢是隋初确立的三省六部。三省六部的中心是中书省，中书省为皇帝提供咨询，负责起草各种议案以及诏敕，中书省的长官叫中书令。
门下省审议中书省制定的各种议案，并拥有将原案退回重审的权限，门下省的长官叫侍中，门下省是贵族势力的代言机构。随着门下省存在意义的逐渐消失，到了唐玄宗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已经在中书省之下。
除了中书省和门下省，还有尚书省。尚书省相当于现在国外的内阁，其下设六个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负责各个方面的行政事务。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由于唐太宗在秦王时期曾担任过尚书令，因此在其之后尚书令一直空位，尚书令下面的左仆射和右仆射就成为事实上的长官。
三省六部之外，还有九寺、五监等部门，与六部互相协作和补充，共同承担行政事务。此外，在地方上，则是承袭了自隋代初年以来的传统，设置了州（郡）、县等行政单位。
在以上机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门，这就是御史台。御史台职责之一是指出国家行政的失误之处，与门下省合称“台谏”。御史台另一个职责是弹劾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无论是京官还是外官，也不论其地位高低，都一视同仁。
官员日常的行动都处在御史台的监督和检查之下，官员的工作评审则由各个部门来实施。如果是地方官，每年正月朝贺时，由各地赴京的朝集使向中央报告其工作评审情况，然后由吏部汇总，最后反映在人事考核上。
5.3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均田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其实际实施的状况又如何呢？
在这里，首先从法规层面看看其主要特征。相对于北魏一对夫妇授田一百亩的标准，隋炀帝以后改为18岁成年男丁一人授田一百亩，同时废除给女性的授田以及赋役。在一百亩授田之中，80亩为“口分田”，农民死后需交还国家；20亩为“永业田”，农民可以传给子孙。
隋唐均田制的一丁一百亩的基准体现了国家对于土地把握的变化，即从夫妇转换为个人；同时也明确了受田者即是税赋承担者的原则。可以说隋唐的均田制进一步推动了土地制度的简化和体系化。
与均田制对应的是被称为租、庸、调的税制。其中，“租”征收的是粮食，“调”征收的是绢和棉、布或者麻，“庸”是成年男子每年承担的劳役，但可以用纳绢的形式抵扣劳役。
虽然在律令中明确规定了均田的标准，但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在有些地区根本无法达到均田制的标准。
本书作者认为，均田制的用意不在于田亩的绝对均分，均分土地的前提是土地国有。只要公开打出均田制的旗号，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确保政权统治的正当性，从而使农民心甘情愿承担税赋和劳役。
因此实施均田制或做出实施均田制的姿态具有重要意义，绝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只是形式上或表面上的东西。
但是，除了上述作者的观点，我认为均田制作为北魏至唐代前期的土地政策，目的是建立一套限额授受的土地制度，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以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
并非只是为了确保政权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由于均田制实行的先决条件是朝廷掌握大量土地，结束战乱的隋初政府还可以利用荒地对农民进行授田。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可用的荒地越来越少，加上土地兼并，导致最终无田可均，均田制也随之瓦解。
律令制、官僚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这些共同构成了唐朝的韧性。
律令制构成唐朝体制根基的法体系，确定了整个王朝的统治秩序；官僚制所构建的权力金字塔，像一张大网将门阀大族网络其中，并将他们的命运与整个王朝绑定在一起；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方面安抚了农民，使其能够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为唐朝提供了稳定的税赋。
有了以上这几个要素，即使唐朝经历了动摇王朝根基的安史之乱，当叛乱被平定后，唐朝仍然可以迅速重铸统治秩序。
六、宪宗中兴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虽然迎来了宪宗时代的中兴，但却不能扭转大唐由盛转衰的趋势。
6.1 藩镇体制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华北东部一带有河朔三镇，加上平卢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湖北襄阳）、淮西节度使（河南省境内）等相互影响，不服从朝廷统治。不仅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节度使或观察使。
节度使拥有辖区的军事权，观察使则拥有大区的行政权，观察使通常由节度使兼任。一般这些拥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权力并割据一方的势力称作藩镇，将这种通过地方而制约影响中央的状况称作藩镇体制。
虽然出现了藩镇体制，但不是所有的藩镇都是独立和反对朝廷的，服从朝廷指挥的所谓顺地的藩镇也不少。加上朝廷始终掌握着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控制权，因此，即使朝廷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的区域，但朝廷并没有沦为地方政权或被推翻。
既然这样，朝廷为何不对那些顺地实行直接统治，而要通过设置节度使和观察使来进行间接统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唐朝中央政权的削弱，在地方统治方面，有必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力，以便于随机应变处理各种政务及事务。
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的统治是由带有军事权的地方长官刺史来执行的；在隋代以及唐代前半段，总管府、都督府都同时兼有军事权和行政权。
因此，在国家统治还比较松弛，统治体制的一元化还不够成熟的魏晋隋唐时期，为了补充和完善统治体系，在地方上有必要保持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
节度使便是延续这一体制的产物，其本来并不具备反中央权力的性质。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系列的节度使尽管在一个时期内对中央政权对抗，但其最终还是一直处在唐朝体制的框架之内，并且一直持续到唐末。
作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其本质上是唐朝中央政权的下属机构；而作为藩帅的节度使，其本质上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官僚体系。
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节度使和藩镇自身就成了无根之木。因此，作为节度使，要不像安禄山那样发动叛乱，另立门户，要不就接受中央政权的领导，享受高度自治的待遇。那种想形式上从属中央政权，实际上独立的藩镇割据是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的。
虽如此，但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节度使还是积蓄了能够与唐朝中央对抗的实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这些节度使吸取安史之乱的教训，独占了所有征税权的缘故。
于是，中央政权决定以新的对策进行反制，反制的武器就是两税法。
6.2 两税法
租庸调制解体后，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需要出台能够取代租庸调制的土地税制。在这种情况下，两税法应运而生。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控的户口大幅度减少，沦为逃户的农民被大量吸收进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已经无法再回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于是，中央政府接受现实，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这就是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布的两税法。
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以铜钱的形式纳税，不收取实物。这一规定较之历来以缴纳实物的税制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这也是唐代中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结果。在两税法之前，盐的专卖税已经实行了货币纳税，盐税与两税法所征到的税钱，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国家用这些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
后来，江淮供米数量减少，京城以及边防军所需粮食也采取当地购买的形式。这种以金钱来运营整个国政的体制叫做财政国家，财政国家最终形成于宋代，唐代的两税法的实施则是迈向财政国家的第一步。用货币代替实物的纳税形式，另一方面促进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制藩镇的作用。两税法首先从唐王朝的直辖地开始实施，接下来是顺地的藩镇、进而向其周边推广。由于是按照事先确定好的税目和税额征税，藩镇方面就很难随意扩大征税的范围。
此外，藩镇不再向中央政府一次性缴纳辖区的税钱，改由藩镇属下的州县分别上缴，这反映了两税法实施后藩镇影响力的逐渐缩小。
通过两税法，中央政府在与藩镇的博弈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进入宪宗时代后，这种优势地位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6.3 宦官专横
自东汉开始，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最终得以专权。到唐代后半期，宦官开始了第二次把持朝政的专权之旅，而且这一次是宦官势力最大的一次。
唐代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其后又经过安史之乱中把肃宗推上皇位的李辅国，以及代宗时代的程元振，当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进入中央政界时，宦官参政已经成为定局。关于神策军，我们将在随后详细介绍。
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鱼朝恩因专横跋扈被杀后，神策军的兵权一度脱离了宦官之手。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3年）爆发了泾原兵变，德宗被迫流亡，神策军赶来救驾。于是德宗重新重用神策军，并将实权交给自己信任的两位宦官窦文场和王希迁。
在此基础上，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又新设“护军中尉”一职全权掌管神策军，并委任宦官担任护军中尉，从而在制度上确定了宦官的地位。至此，宦官专权可谓尘埃落定，但直到宦官专权确立，中间还发生了两次向宦官夺权的事件。
德宗病逝后，顺宗继位。顺宗是位锐意改革的皇帝，然而不幸的是后来顺宗因中风而丧失执政能力，于是顺宗委托翰林学士王叔文代为执政。王叔文在强化两税法的同时，大力强化了在纲纪方面的管理。因此王叔文首先要做的便是打破宦官政治。
由于宦官掌握神策军的军权，因此必须先把宦官和神策军分开。于是王叔文派遣自己的亲信担任神策军的要职，希望以此夺回神策军的大权。然而，在宦官以及与宦官勾结的节度使的反对下，加之顺宗于同年八月被迫让位，这场被称作“永贞革新”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针对宦官的第二次夺权发生在三十年后的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由于文宗本人就很讨厌宦官，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密谋诱杀宦官。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被前去探路的宦官仇士良识破，仇士良便与其他宦官挟持文宗逃入城墙以内。
因皇帝在宦官手里，李训等人不敢强攻，并因此错失诛杀宦官的良机。随后宦官指挥神策军秒杀了李训的人马。这便是甘露之变。
自此，唐代反宦官的行动宣告结束。直到唐末朱全忠进入长安杀死了所有宦官，唐代宦官政治才算完结，然而由于宦官政治深深渗透在唐朝的体制之中，因此宦官政治的消灭实际也意味着唐王朝的灭亡。
七、隋唐的军事和兵制
如果对隋唐时期的军事力量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其前半期的兵力主要由府兵制组成。进入后半期，则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北衙中央军和藩镇地方军队构成。
7.1 府兵制
由府兵组成的正规军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军队？作为兵士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以及作为国家军队应该具有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又是如何被保证的？
府兵制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组织形态：在全国设置军府，以此作为集结兵力的单位。府兵隶属于军府，据此进行战斗和治安的动员。这种集结兵力的方法始于三国时代魏国的都督府，当时作为地方的军事据点，在各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
以此为开端，拥兵的军府开始普遍设置于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当时进入华北的北方游牧民族军团，两者融合的结果便产生出了隋唐的府兵制。
府兵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农民，但同时又处于与国家权力末梢相连接的位置，因而府兵制对于国家来说是支撑王朝统治的暴力机器，也是连接国家和民众世界的重要管道。
为刺激府兵积极性，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一旦在军府登记，原则上全家都将被免除租庸调。另外，虽然军人是拿性命做赌注的职业，但只要立了战功，就可以获得勋官的头衔或得到奖赏。
对于兵士来说，勋官是一种足以炫耀的特殊待遇，也是非常风光的荣誉。此外，府兵还有机会晋升为军府的军官，这点对府兵也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府兵的组织单位是军府。军府以折冲都尉（隋代称作鹰扬郎将）为负责人，组织系统为：
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长史），校尉（团），旅师，队正、副队正（队），火长（火），卫士（府兵）。
从折冲都尉到队正、副队正都有官品，均由中央任命。军府的作用首先是从周围的农民中选拔府兵，将其登记在册，并对其进行军事训练。府兵除了负责京城的警备或边境的防卫等任务外，遇到战事则上战场，有时也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由于军府直属中央各卫管理，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应该去京城执行警备任务，也就是番上。然而距离京城较远的军府到京城执行警备任务，仅仅往返一次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会加重军府的负担。
如果是驻防在边境附近的军府，与其长途跋涉到京城，倒不如让它守好边关。所以，设置在遥远边境之地西州（吐鲁番）的四个军府，府兵并未赴京城番上，而是专心于防区内的防卫事务。
虽然这样，对这些府兵的称呼却未变，仍然称他们为卫士或侍官。让这些兵士拥有中央正规军的荣誉的目的在于，不仅可以确保兵士在地方上的优越地位，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对中央的归属意识。表面上看上去一盘散沙式的军府，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7.2 北衙禁军
唐代的中央禁军，有北衙和南衙之分。南衙本来是指官厅，进入唐代以后，由于国家的正规军队是属于南衙管理的中央军，因此将其称为南衙。与此相对，把皇帝的亲军叫做北衙。正如名称所表现的那样，北衙守卫宫城的北门，在宫城以北的禁苑设置了军营。
赴京城宿卫的府兵根据自己所属的军府，分属十六卫中的十二卫。这便是南衙禁军。剩余的四卫中，左右监门卫负责宫城城门的警备并负责相关事务；左右千牛卫担当近卫队、仪仗队的工作，从府兵中选拔补充。这便是北衙禁军。北衙禁军的前身是元从禁军。
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的兵力不过三万，攻占长安后兵力达二十万。完成统一后，朝廷将二十万兵士中的绝大多数兵士安置回农村，这些兵士成为支撑府兵制的中坚力量。剩余三万人留在京城长安，成为负责皇帝警卫的近卫部队，称作元从禁军。
后来随着兵士的陆续退休，退休兵士的职务由其儿子继承，所以元从禁军也被称作父子军。至此奠定了相当于皇帝个人亲兵的北衙禁军的基础。
后来，太宗从元从禁军中挑选出一百名骑射精良的士兵，作为太宗外出时的贴身卫队，这个卫队叫做“飞骑”，后又改称“百骑”。武后时将“百骑”改为“千骑”，到睿宗时扩大为“万骑”，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正式定名为“左右龙武军”。
这支部队与皇帝距离最近，在唐代前半期政权交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诸如结束武后政治等政变中都担当了主角。
另一方面，从元从禁军的内部系统来看，首先成立了北衙七营。接着又以“左右屯营”的形式加以整合。左右屯营最初从元从禁军中选拔兵士，后来由于供不应求。
公元662年，高宗又从府兵中选拔优秀者加以补充。自此，左右屯营改为“左右羽林军”，并很快成长为北衙的中心武装部队。
到了玄宗时期，由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组成的北衙四军成为正规军的中心。北衙四军的编制为一万五千人为一军，四军合起来总共六万人。北衙四军担负警备的主要任务。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军瓦解。唐肃宗在逃难途中继位，并着手组建了一支叫神武天骑的近卫军。回到长安后，又将其扩充整编为左右神武军。新组建的左右神武军和名存实亡的北衙四军合称北衙六军。
进入代宗时期，代宗建立了左右神策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后来德宗又新设了左右神威军，至此北衙十军的体制宣告成立。
由于唐代玄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意识到建立亲信部队的重要性，于是唐代的禁军便迅速地扩展至十支部队。这一方面导致了南衙禁军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皇帝对皇权的强化。
7.3 神策军
神策军的前身是驻扎在防御吐蕃最前线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后，这支边防军开赴河北安阳与叛军作战，失败后撤退至陕州，并在陕州接受了宦官鱼朝恩的指挥。
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到陕州避难，鱼朝恩趁机让这支边防军护卫代宗返回京城，随后这支军队成为代宗的亲兵。
德宗即位后，为压制神策军的势力，德宗组建了自己的亲信部队左右神威军。然而讽刺的是，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cǐ）之乱时，德宗被迫逃离京城，当时赶到德宗身边帮助他复权的正是神策军。
与其他禁军不同，神策军有着从边防军时期以来长期锻炼出来的强悍和团结。再加上从边防军到皇帝亲兵的地位和待遇提升，使得神策军对皇帝心存感恩，对国家的忠诚度比其他部队要高得多。另外，神策军也不抵触宦官的指挥。神策军的这些特质必然导致其成为国家军队的中心。
自此以后，神策军在宦官的统率和保护下，迅速扩大势力。到了宪宗时期，神策军又吸收了左右神威军和左右神武军，将整个禁军整合为神策军。受禁军整合的鼓舞，驻防部队和各地军队纷纷要求编入神策军。于是朝廷将要求整编的部队改编成神策军的外围部队，称作神策行营，统一编入中央军。
这是一个互惠共赢的举措。对于神策行营来说，通过此举获得了皇帝亲兵的地位和待遇；对于中央来说，则是大幅度增加了可以直接控制的兵力。整编的结果是神策军的兵力总数达到了十五万人之多，神策军开始从近卫部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力量。
此后，宪宗以两税法带来的稳定的财政收入为后盾，借助神策军的兵力，开始抑制藩镇势力，除河朔三镇外，成功将其他藩镇变成了顺地。
7.4 南衙禁军
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破绽越来越明显，结果是导致在边境守备方面出现了长征健儿和节度使，在内地则组织起来了团结兵和武骑团。后来，边境和地方的这种变化也波及到中央。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本来依靠府兵番上宿卫的中央十二卫也面临兵员枯竭的状态。于是便和边境的做法一样，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朝廷从府兵中招募老资格的兵士组成新的部队，称为“长从宿卫”。
随后，朝廷又将长从宿卫改称彍（guō）骑。进一步加速这支部队的建设。即十二卫总编制定为十二万人，每卫编制各一万人，采用六番执勤制度，也就是六班倒，并以京城为中心确定了提供彍骑的州。
将历来的五番制改为六番制以及确定彍骑州的做法，都是为了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但是即便这样也很难维持下去。在开元盛世光环背后，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几乎成为不可能。
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朝廷下诏停止了军府征兵的权限。至此，始于西魏的府兵制宣告终结。
然而，停止军府征兵权限并不意味着军府马上就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和府兵们都保留了下来。而且，直到唐代后半期，军府仍然发挥着某种作用。
7.5 藩镇兵
在说藩镇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安禄山部队的构成。
构成安禄山部队的核心部分是被称作家僮或部曲的擅长骑射的数百名护卫，以及投降的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八千名士兵。
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士兵被称作曳落河（意为健儿、壮士），这些士兵是与安禄山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亲兵。在其外围才是安禄山在长期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期间培养起来的士兵，也叫官健。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以河朔三镇为首，各地节度使藩镇林立，各个藩镇的军事力量构成与安禄山大同小异。比如说代表河朔三镇的魏博节度使的田承嗣，作为安禄山部下期间，他就拥有长期培养起来的家兵。
成为魏博节度使后，他又把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成年男子编入军队。当军队兵力增加到十万人后，他又从中选拔一万人作为自己的亲兵，称之为衙兵（牙兵）。衙兵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产生的近卫部队，但其仍属于官健。
从田承嗣的衙兵开始，各个节度使纷纷组建自己的亲兵，一般称作牙中军、中军或牙内军。这些亲兵对节度使（藩帅）十分忠诚，大都与潘帅结成了义父子关系，因而获得了藩帅给予的特殊待遇。
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和亲兵联系的纽带，创造了潘帅一人对多数家兵的集团性的义父子关系。这样一来，藩镇内部的军事力量从大的方面划分为家兵和官健的二重构造，如果将官健分为衙兵和一般官健的话，则可形成三重关系。
处在藩镇军事结构的多重关系中，藩镇兵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军事力量呢？藩镇内部的官健和衙兵都具有府兵的性质：他们都来自于农民，他们又是专业士兵。对于掌握权力的藩镇来说，家兵的性质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有类似的地方。
八、强化皇权与灭佛政策
唐武宗在位时期，推出了一系列的灭佛政策，并于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因武宗在位年号为会昌，历史上称作会昌毁佛。关于会昌毁佛，除了史官的记载外，当时还有个名叫圆仁的日本僧人亲历了这一事件，从他的视角，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会昌毁佛。
8.1 会昌毁佛
根据圆仁的记载，废佛的第一步是在会昌二年三月（公元842年），时任宰相的李德裕奏请严密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同年十月，朝廷命令僧尼中犯罪、破戒和娶妻者必须还俗，同时禁止僧尼外出，此举使得长安城内约3500僧尼还俗。
进入会昌三年，唐朝强化了对外国僧人的监视，要求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必须申报姓名和留在长安的理由。当时留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共计二十一名，分别来印度、斯里兰卡、新罗、龟兹和日本等国，他们被限制自由，不得离开长安。很有可能大部分外国僧人在之前感知到了危险，已经提前离开了长安。
进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排斥佛教、尊崇道教的行动。武宗先是在宫中设置了九天道场祭祀道教诸神，随后七月份佛教盂（yú）兰盆会时，武宗却在道教的兴唐观祭祀道教天尊。此外，为了制作仙药，武宗又在宫中建造了高达45米的望仙台。
会昌毁佛正式爆发在会昌五年的四月到八月，全国各地都席卷起了废佛毁释的运动，造成四千六百所大寺院四万所小寺院被毁，僧尼两万五千人还俗。属于寺院所有的良田数千顷、奴婢一万五千人被没收。同时，佛教以外的外来宗教摩尼教和袄教也被作为邪教被摧毁。
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北魏太武帝的毁佛、北周武帝的毁佛合称三武灭佛，加上后周世宗的毁佛，则合称三武一宗法难。
8.2 从尊佛到毁佛
由于受南北朝影响，唐代对佛教采取尊崇的态度，佛教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到了唐武宗时期，唐代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尊崇变成打压。
虽然会昌毁佛主要发生在会昌五年，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会昌毁佛爆发前的数年以前，朝野已经有着各种各样的反佛行动。
关于会昌毁佛，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原因归结为唐武宗尊崇道教的结果。从佛教自身来看，唐代后期，佛教界的腐败现象日益加剧，已经严重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这是佛教招致打压的自身原因。
我们再把视线放在整个东亚来看，武宗即位后，唐朝周围陆续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首先是在公元840年，北方的回鹘瓦解。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回鹘残余势力被成功压制。与此同时，西边的吐蕃达玛王因镇压佛教被暗杀，吐蕃由此陷入内乱。自此，唐朝一举摆脱两大外在威胁。
回鹘和吐蕃的瓦解，使得被回鹘奉为国教的摩尼教和被吐蕃尊崇的佛教丧失了屏护的后盾。
会昌三年三月（公元843年），当作为和蕃公主嫁到回鹘的太和公主回到长安后，唐朝朝廷遂于次月开始对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进行打压，毁坏摩尼教寺院、没收寺产，并将摩尼教僧侣打扮成佛教僧人的样子加以杀害。
唐朝朝廷对摩尼教的镇压，可以看作是会昌年间宗教排外运动的前奏。
虽然反佛运动是在朝廷的支持下进行，但是佛教已经广泛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宫中还有一批以宦官仇士良为首的忠实信徒，打压佛教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吐蕃王朝的动乱便是前车之鉴。
而回鹘和吐蕃的瓦解解除了唐朝的外部之忧。随后在国内高涨的排外势力的推动下，终于导致会昌毁佛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会昌毁佛是一次民族主义运动。
会昌毁佛后，虽然继任皇帝宣宗重新开始尊崇佛教，但并不能阻止唐朝佛教的衰退。
这次毁佛运动虽然叫做会昌毁佛，但其打压的不止是佛教和摩尼教，基督教的景教、袄教等外来宗教也都遭到了镇压。因此，会昌毁佛体现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民族意识。
从另一方面来看，以佛教为首的外来宗教是从文化和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唐朝的开放和包容，使其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这一方面让唐朝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受到东亚各国乃至世界的追捧和景仰，另一方面也让唐朝长期背负大唐盛世的巨大压力。
当唐朝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难以支撑这一门面的时候，唐朝只有选择退出中心位置，落地解决唐朝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以期再现大唐盛世的荣光。
抛开这些因素，我们再从唐朝皇帝的角度来分析会昌毁佛。在律令制的束缚下，皇帝被削弱。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历代皇帝开始组建亲兵部队，这是强化皇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佛教势力的不断扩大，随着信徒的不断增多，最终可能产生类似基督教罗马教廷那样的宗教组织，它虽然不是政权组织，却拥有凌驾于政权组织之上的权力，而这将会动摇政权的统治根基，这是唐朝皇室所不能容忍的。
而这，才是会昌毁佛的底层原因。
有了这个原因，才能解释毁佛运动为何要将其他外来宗教一并镇压：佛教可能威胁皇权统治，其他外来宗教也有可能，与其养虎为患，不如防微杜渐。
然而武宗为何不镇压道教呢？这个很好理解。唐朝的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始祖老子也姓李，皇帝自称是老子的后代，老子的后代理应将其祖先创立的宗教发扬光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借助神权，标榜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从唐朝建立之初开始，皇室就开始推崇道教。唐代奉行的佛儒道三教中，道教始终排在第一位。
九、大唐帝国的女性
9.1 作为女人的武后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后是怎样登上权力高峰，坐上皇帝宝座的呢？上述内容中我们有从政治的角度对她进行了介绍，现在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了解武后。
武后出生于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武后的外祖父曾是隋朝的大臣，母亲杨氏乃是与隋朝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名门之后。父亲武士彟（yuē）是个木材商人，凭借财力得以接近太原留守李渊（后来的唐高祖），随后加入李渊的太原起兵，后来成为唐朝开国功臣之一。
武后继承了母亲杨氏的美貌，又从父亲武士彟那承袭了强韧（修改原因：武士彟出生于商人世家，士农工商属于不同行业）。
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十四岁的武曌被召入宫中，成为一名才人（宫官官阶五品）。自此以后直到太宗去世的十三年里，武曌一直在太宗的后宫，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时后宫里有很多嫔妃，年龄小、地位低的武曌没有机会进入太宗的视野。
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她将在二十七岁就成为寡妇，从而就此孤独终老。
武曌不甘心就这样过完一生，她决心挑战命运，寻找新的可能性。于是，她开始接近比她小五岁的皇太子李治，并且成功地建立起男女关系。在李治成为高宗皇帝以后，再靠高宗的提携重新登场。
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赌博。武曌将因此违反“一女不事二夫”的儒教道德，这属于“不德”。而且在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曌就与李治搭上关系，这更是非常严重的不义行为。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武曌经受住了世间的种种非难，成功进入高宗的后宫，成为皇后，最终成为女皇。
武后的挑战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她是一个不服输的铁腕女人，如果当时整个时代充斥着坚决排斥她的气氛，或者实行殉葬，即使武后再能干再厉害也是无济于事的。
幸运的是，唐朝是个包容性极强的时代，具有能够容忍武后存在的客观环境。这种包容环境的形成，离不开贯穿唐朝始终的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气。
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随处可见的女性泼辣勇猛气质被带到了唐朝，并通过武后集中体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唐代还是一个贵族化的时代，相比于儒教的伦理观，文学的教养更受重视，因此唐代也是一个思想束缚相对较弱的时代。
这个时代提供了女性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武后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环境和条件，最终成功登上权力的顶峰。
武后以“昭仪”（宫官官阶二品）的身份进入了高宗的后宫。在其后来成为女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就是如何得到皇后的位置。
当时高宗的皇后是王皇后，王氏当皇后是太宗的决定，虽然王皇后不能生孩子，但有了太宗的首肯，加上有重臣长孙无忌做后盾，皇后的地位当然也能得到保证。将来皇太子继位，她将升为皇太后。
然而王皇后如此稳固的皇后地位，最终在武后的挑战下被拉了下来。作为昭仪的武曌，如何能打败作为后宫之主的皇后？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下唐代的后宫制度。
后宫以皇后为顶点，皇后之下是妃嫔的系列，从夫人到采女共计八个品阶，一般将此称为内官、宫官、内命妇或内职。此外，后宫还有伺候皇后及妃嫔的女性，人数相当的庞大。因此，为了管理这些后宫女性，在后宫也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配备了后宫行政官吏——宫人或宫女。
在这个系统中，皇后作为后宫之主，理应统辖整个后宫人员，在后宫中享有绝对权威，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揣摩皇帝意思的宦官无处不在，嫔妃也可以直接和皇帝有联系。此外，赋予皇后的处罚权限也不足以震慑后宫。于是，武曌有足够的机会接近高宗，并利用高宗废掉王皇后。
武曌当上皇后以后，为避免自己步王皇后的后尘，她开始强化皇后的地位。但能够牢牢拴住皇帝反复无常的心并保持其宠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武后发挥她与生俱来不服输的劲头，通过垂帘听政操纵高宗，让高宗离不开她，从而牢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由此最终登上了女皇宝座。
由此可见，成为他人离不开的人，对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
9.2 唐代的女性
相较于其他朝代的女性，唐代的女性自我意识更强，更为开放，对男人的依赖也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骑马、自信、崇尚时尚。
由于女人骑马不符合礼教要求，因此女人出行一般乘坐马车或牛车。到了唐代，女人骑马的风气开始兴起，女人们骑着高头大马，没有任何遮挡，甚至京城贵妇开始流行穿男装骑马，这里说的男装就是胡人的服装。
另外，唐代女性自信的表现之一体现在体型上。唐代女人不再像汉代女人那样追求纤瘦之美，而是崇尚丰满。唐代人以胖为美，除了审美取向不同以外，还与女人地位提升有关。
关于女人地位的提升，这从唐代画家张萱的《虢（guó）国夫人游春图》便可得知一二，在这幅画中，虢国夫人穿胡服骑马走在春游队列的最前面，而她的丈夫则走在她后面。
女人们不再为了取悦男人而减肥节食，而是顺其自然，从而形成了以胖为美的社会审美取向。
无论是穿男装骑马，还是以胖为美，都来自于唐代女性对自强自立的外在表达。另一方面，唐代是汉胡融合的朝代，带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气，在审美取向上更倾向于健硕的体魄。骑马自不用说，丰满的身体当然也比弱不经风要来得健硕些。
唐代女性对男人的依赖较弱，体现在不仅丈夫可以休妻子，妻子也可休丈夫。除此之外，性格不合以及长期两地分居等都可作为协议离婚的理由，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说到这里，有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下：据说在唐代后半期有个名叫呼延冀的人携妻去外地赴任，途中钱财被盗。无奈之下他只好暂时将妻子托付给附近的民家，并说好到了任官之地后马上就来接妻子。分别的时候，妻子说：“如果你不来接我，我就马上出走，因为肯定有接受我的男人。”就在呼延冀到任后不久，他就收到妻子的分手信，说是她有了新的男人。
另外，唐代女性还崇尚时尚，反映在化妆上，唐代女性喜欢浓妆艳抹。同时，她们广泛融合外来元素，形成了“额黄”、“花钿（diàn）”、“妆靥（yè）”等化妆手法。
女人地位提升的另一个产物就是妒妇，妒是嫉妒的妒。说到妒妇，隋代最有名的是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他绝不允许其他女人接近隋文帝；唐代最有名的是武后，她也不让其他女人进入高宗的视野。隋文帝和唐高宗成为历史上怕老婆的形象担当。
不光皇帝怕老婆，武将也怕老婆。
唐初有个武将名叫任瓌（guī），他在外边是一位猛将，回家后在嫉妒心极强的妻子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有一次，唐太宗为了褒奖任瓌，赐给他两名宫女，可任瓌却不敢接受。于是，太宗便把任瓌的妻子叫来，指着桌上的一壶酒对她说：“这是一壶毒酒，如果今后你决心改悔，不再嫉妒的话就宽恕你，否则你就必须把毒酒喝下去。”太宗本来是吓唬她，谁知她宁愿喝毒酒也不改悔。
任瓌的妻子算够利害的了。但实际上，在唐代嫉妒心超过任瓌妻子的妒妇不胜枚举。以致于唐律在休妻的条件中加入“妒忌”和“口舌”两项，构成“七出”：无子（不生孩子）、淫泆（yì，淫乱）、不事舅姑（不服侍公婆）、口舌（爱说话、多嘴多舌）、盗窃、妒忌、恶疾（有病）。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义绝”（妻子对丈夫家族或丈夫对妻子家族的暴力和诽谤）。
为何唐代的妒妇现象会如此突出呢？
一方面礼教的影响力下降，女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唐代女人缺乏安全感，唐代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实行着一夫一妻+多妾制或一夫多妻制。
女人结婚后，渴望过上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一夫多妾和一夫多妻的存在，让作为妻子的女人承受巨大的压力。
为了抵制和减缓这种压力，维护家庭的正常秩序，她们只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强调自我，其极端的形态便是成为妒妇，于是妒妇应运而生。
十、隋唐文化的特质
与隋唐政治和经济一样，隋唐文化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唐代文化不仅水平高，而且涉及文学、思想、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各个领域。鉴于唐代文化中诗歌成就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主要以诗歌为中心来思考隋唐文化的特质。
10.1 初唐盛唐诗歌
人们通常将唐诗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诗的这四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唐诗形成—兴盛—展开—衰退的四个时期。
以安史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初唐、盛唐是前半期，中唐、晚唐是后半期。其中，包括隋朝在内的初唐时期是确立诗歌发展方向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在接受或抵制南北朝尤其是南朝文风的同时，确立了被称为近体诗的五言、七言律诗的形式，从而决定了唐诗甚至中国诗歌的大方向。
当时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中，就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生活在武后时期，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诗文中随处可见。
盛唐时期相当于玄宗时代。在这个盛世时代，涌现了许多独具个性的诗人，从而将初唐诗歌推向新的高度。诗人们走出宫廷，在过去无人涉足的众多领域，从下层百姓的生活、异国风情、边塞的风物以及山川风光中选取素材，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众多诗人中，最耀眼的人物当属杜甫和李白。
杜甫被称作诗圣，李白被称作诗仙，两人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诗风和生活方式。
李白喜欢饮酒，性情和生活方式都很豪爽奔放，堪称盛唐时期的代言人。而杜甫则着重关注严酷的现实和民众的苦难。两者的这种不同是由两者的不同出身和人生境遇造成的。
李白出生于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商人之家，经济条件优越，衣食无忧；而杜甫则出身于一个中下级官僚之家，科举失败后，不得已过着流浪和贫穷的生活。
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杜甫和李白却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仕途的失败者，而且都是因为安史之乱而改变了人生。
在杜甫和李白之外，盛唐还有位诗人倾心于佛教，并因此开辟了独特的诗歌境界而被称作诗佛，他就是王维。
和李杜不同，王维出身于与唐皇室关系密切的太原王氏，而且本人科举及第，置身于官场。虽然也有过贬官和流浪的经历，但他最终却官居高位。王维在经历政界沉浮的过程中，远离政治及党派，格调高雅地吟咏山川自然，他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另一个侧面。
10.2 中唐诗歌与古文运动
绚丽多彩的盛唐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结束，唐诗进入中唐时期。中唐时期的诗人，首先要提及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出身于世代做官的中坚官僚之家，他本人作为一名锐意革新的官僚受到了唐宪宗的青睐。然而，白居易生逢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他因此而被贬官。
自此之后，白居易对政治谨小慎微，将全部精力倾注到诗作之中，除了吟诵玄宗和杨贵妃情感的《长恨歌》为世人熟知外，他还承袭杜甫衣钵，留下了许多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明快、情感丰富，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民间甚至有人将他的诗作印刷出售。后来白居易的诗歌还分别传入日本和新罗，可见白居易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与白居易齐名的还有韩愈。韩愈的诗风和白居易截然相反，以豪放和难解著称。较之诗作，韩愈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文章。
鉴于当时骈体文流于技巧和形式主义，陷入靡弱之风的现实，韩愈发起了回归东汉自由健全的文体的古文复兴运动。同时，他还批判佛教和道教，主张回归孔孟时期的儒教。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及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换个角度来看，也是站在反贵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贵族们写作四六骈体文以炫耀自己的教养，通过声援文学和佛教来与儒教保持距离。此外，佛教同时也是唐代国际性的代言者。这种贵族性和国际性正是唐代的特色。
针对唐代的贵族性和国际性，率先从正面提出问题并加以质疑的人物就是韩愈。然而韩愈提出的问题，中唐解决不了，晚唐也解决不了，只有到了后来的宋代，宋词的出现，才具体解决了韩愈提出的问题。
10.3 唐诗与科举
为什么到了唐代以后，诗坛会呈现出如此活跃的盛况？
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六朝（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以来文学高度发展，到了隋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这样新的诗歌形式。隋炀帝和唐太宗都经常作诗，上行下效，皇帝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对朝廷乃至全国产生影响，于是唐诗开始蓬勃发展，最终成为唐代文化的代表。
除了上述原因，唐诗的发展还得益于科举的推动。科举始于隋代，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举中最热门的是进士科，进士科的竞争非常激烈，录取比例有时还不到百分之一。
进士科之所以比较难以考取，是因为它是为朝廷选拔学识广博的候补官员。也就是说考取进士就有机会位列朝廷文武百官之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于是学子们趋之若鹜。
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其中一项就是作诗。
在唐代，科举为出身寒门的学子们打开了一条通往上流社会的通道，寒门学子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同时，那些没落的世家大族也开始通过科举重新回到官场。
因此，作诗开始具有现实的意义，成为统治阶层共同的教养。也就是说，要想当官就得会作诗。于是作诗从闲情雅致变成了博取功名的必要手段。
另一方面，诗人们有的为了消除官场受挫带来的内心伤痛，有的为了磨砺对诗的感性，他们经常到各地旅行，投靠各地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大商人。
此举广泛地提高了全社会对诗作的关注度，从而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将唐诗推向了顶峰。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包括诗作在内的文学才是最高的教养，也是成为官员最重要的条件。
有了国家权力的背书，诗歌在唐代异常活跃并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也就顺理成章。
后记
原书还对隋唐城市的发展、丝绸之路，以及唐代后期社会风貌进行了阐释。若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大家可以自行研读原书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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