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语)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
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跳舞的时候我便跳舞,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即便我一人在 优美的花园中散步,倘若我的思绪一时转到与散步无关的事物上去,我也会很快将思绪收回,令其想想花园,寻味独处的愉悦,思量一下我自己。天性促使我们为保证自身需要而进行活动,这种活动也就给我们带来愉快。慈母般的天性是顾及这一点的。它推动我们去满足理性与欲望的需要。打破它的规矩就违背情理了。
我知道恺撒与亚力山大就在活动最繁忙的时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必需的、正当的生活乐趣。我想指出,这不是要使精神松懈,而是使之增强,因为要让激烈的活动、艰苦的思索服从于日常生活习惯,那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他们认为,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活动,而战事才是非常的活动。他们持这种看法是明智的。我们倒是些大傻瓜。我们说:「他一辈子一事无成。」或者说。「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做……」怎么!您不是生活过来了吗?这不仅是最基本的活动,而且也是我们的诸活动中最有光彩的。「如果我能够处理重大的事情,我本可以表现出我的才能。」您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懂得去安排它,那您就做了最重要的事情了。天性的表露与发挥作用,无需异常的境遇。它在各个方面乃至在暗中也都表现出来,无异于在不设幕的舞台上一样。我们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去编书;是使我们的举止井然有致,而不是要打仗,去扩张领地。
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写意,一切其他事情,执政、致富、建造产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从属品。
我们平常所称的「朋友」与「交谊」无非是因某种机缘或出于一定利益,彼此心灵相通而形成的亲密往来和友善关系。而我这里要说的友谊,则是两颗心灵叠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成为一体,令二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已消隐其中,再也无从辨认。倘若有人硬要我说出为什么我爱他,我会感到不知如何表达,而只好这样回答:「因为那是他;因为这是我。」
这种结合出于某种我无法解释的必然如此的媒介力量,超乎我的一切推论,也不是我的任何言辞所能够表达。我们未谋面之前,仅仅因为彼此听到别人谈及对方,就已经渴望相见。别人的话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光听说对方的名字就已经心心相印。按常理来说,那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我想,大概是天意注定的吧。一次重大的喜庆节日,我们偶然在市会上相会了。初次晤面,我们便发觉我俩彼此倾慕,互相了解,十分投契;从此以后,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他用拉丁语写了一篇出色的诗作,已经发表,内中道出了我们很快交好的原因。此种相交迅速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我们两人都上了年纪,他还比我大几岁,未来交往的日子屈指可数,我们的交情开始得太晚了。因此务须抓紧时间,而不能按通常平淡之交的规矩行事,那是需要长时间的谨慎接触的。像我们这样的友情,别无其他榜样效法,自己本身就是理想的榜样,它只能与自己相比。既非出于某种特殊的敬重之情,也不是由于几方面乃至许多方面的敬意。那是一种无以名之的混为一体的精华之物,它控制我的全部意愿,使之与对方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消失到对方的意愿中去。同样的热望,同样的追求,也支配着他的全部意愿,使之与我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消失在我的意愿之中。我说「消失」,那的确如此,因为我们两人没有保留自己任何东西,属于他的,属于我的都没有。
书给人带来乐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后便兴味索然,还要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倘若结果竟弄到有损身心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抛开书本吧。有人认为,从书上所得的弥补不了所失的,我是同意这点想法的。长期以来感到身体不适、健康欠佳的人到头来只好听从医生的吩咐,请大夫规定一定的生活方式,不复逾越;退隐的人也是如此,他对社交生活失去兴趣,乃至深感厌烦,他只得按理性的要求设计隐居生活,通过深思熟虑凭自己的见解好好地加以安排。他应当排除一切劳累困扰,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他也应当摆脱有碍于身心宁静的世俗之欲,而选择最符合自己性情的生活之路。
无论主持家政、钻研学问、外出行猎或处理其他事务,都应当以不失其乐趣为限度。要注意不要超过这个极限,不然苦便会掺进乐中来。
从事学习,处理事务是我们保持良好状态的需要,也是避免另一极端(即慵懒、怠惰)所引起的不适的必需;我们的用功、处事就只应以此为度。
有些学科没有成效而且艰深难懂,那多半是为群氓而设的。就让那些媚俗的人探讨它们吧!我嘛,我只喜欢有趣而且易读的书本,它能调剂我的精神。我也喜欢那些给我带来慰藉、教导我很好处理生死问题的书籍。
「我默默漫步于幽林之中,思考那值得智者、哲人探究的问题。」
智慧在我之上的人们,如果具有刚强的、充满活力的心灵,可以为自己安排纯精神上的休息生活。至于我,我只具备常人的心灵,我得借助肉体之乐来维持自己。年事已高,与我的想法相符的乐趣已离我而去。此刻我正培养和激发自己的欲望,使之能领受比较适合我这个年龄的欢乐。我们务须全力抓紧去享受生活的乐趣,消逝的岁月正将我们恋栈的欢乐逐一夺走。
人人都应有自知之明,这一训诫实在十分重要。智慧与光明之神就把这一条箴言刻在自己神庙的门楣上,似乎认为此警语已包含他教导我们的全部道理。柏拉图也说:所谓智慧,无非是实施这一箴言。从色诺芬的著作中,可知苏格拉底也曾一步一步地证明这一点。无论哪一门学问,唯有入其门者才会洞察其中的难点和未知领域,因为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学识才有可能察觉自己的无知。要去尝试开门才知道我们面前的大门尚未开启。柏拉图的一点精辟见解就是由此而来的:有知的人用不着去求知,因为他们已经是知者:无知的人更不会去求知,因为要求知,首先得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因此,在追求自知之明的方面,大家之所以自信不疑,心满意足,自以为精通于此,那是因为:谁也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正像在色诺芬的书中,苏格拉底对欧迪德姆指出的那样。
我自己没有什么奢望。我觉得这一箴言包含着无限深奥、无比丰富的哲理。我愈学愈感到自己还有许多要学的东西,这也就是我的学习成果。我常常感到自己的不足,我生性谦逊的原因就在于此。
阿里斯塔克说:「从前全世界仅有七位智者,而当前要找七个自知无知的人也不容易。」今天我们不是比他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自以为是与固执己见是愚蠢的鲜明标志。
我凭自己的切身经验谴责人类的无知。我认为,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些既已看到自己或别人的虚浮的榜样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就请他们听听苏格拉底的训诫去认识这一点吧。苏格拉底是众师之师。
英国著名作家迪斯雷利曾经说过:「为小事而生气的人生命是短促的。」
对这句寓意深刻的名言,法国作家莫鲁瓦作过下面的解释:「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忘却许多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常常为一些不令人注意、因而也是应当迅速忘掉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所干扰而失去理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几十个年头,然而我们却为纠缠无聊琐事而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试问时过境迁,有谁还会对这些琐事感兴趣呢?不,我们不能这样生活。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生命贡献给有价值的事业和崇高的感情。只有这种事业和感情才会为后人一代代继承下去。要知道,为小事而生气的人生命是短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