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

讲故事在今天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我的题目是「从故事看时代的转变」，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小问题，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有哪一位读小说了？有两位。看来时代确实是转变了，人们好像不再依赖于故事书了，这可是我们每个人童年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是从小说来开始讲。我们不是去讲那些形式各异的故事、小说和叙事文体，我们从一个比较基本的角度去看。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进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是一位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这部具有巨大影响的著作，而是他曾经写过的一篇短篇小说。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位父亲，他晚年得子，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非常疼爱，他是一个非常穷苦的人。但不幸的是，这个小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小女儿去世之后父亲真是太悲痛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想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他在想，这个女儿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怎么就死掉了呢？完全不能接受。想来想去，他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帝召唤了她，不然他没法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用了一部小车推着他的女儿走街串巷，干什么呢？他去见教皇，他希望教皇追认他的女儿为圣徒，不然他没法接受。你想，一个贫苦的人推着小车，在乡间或小城镇到处游走，想要去见教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今天我说我想见见「某人」，我们的最高长官，这也是难以想象的。他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一直到死，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教皇。但是这个父亲死后被教会封为了圣徒。

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好像是在隐喻写作，你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所谓的目标，而你最终所达成的目标，是你对此目标追寻的过程所构成，所定义的。而写作确实也是消化痛苦的方式。

这类解释就是从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延续下来，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用简化的方式讲故事的，像美国人索尔·贝娄说的，我们不要把故事简化为意见，把审美翻转为批评。大意如此。刚才这个故事好像表达了这层意思，对隐含意义的追寻，这是早期的，或者是一种传统的、经典的故事似乎包含了这么一层训诫。

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故事有点相仿，但是面向有点相反。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著作里写到的，这个传说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流行过，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现在来重温这个故事。

在古巴格达，这个地方在座的各位肯定不陌生，这里有当代战争的影子。说是有一个仆人在古巴格达的市场上采购，买东西，有一天他忽然匆匆忙忙地跑回他主人的家里，主人说你怎么这样？很不成体统，这么慌张地跑来跑去。他说主人，对不起，我要走了，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主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今天在市场上遇见了死神，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我要走了，到一个叫萨迈拉的地方去。仆人跑掉了，主人一时半会没办法，只能自己去市场上处理杂务，买东西，他将信将疑，觉得这个仆人是不是找了什么借口不想干了，或者有什么事情跑了。结果他到市场上迎面就碰到了死神，他这样说，我还以为我那个仆人是撒谎呢，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的仆人跑掉了，他看见你之后吓坏了，就跑了，到索马里去了。死神说，是吗？我跟他约好了今晚在索马里见的。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萨迈拉之约」。

有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对命运的逃避正是我们的命运的一部分。和前面的故事有点相关，但是方向有点相反。或者说它是一种必由之路，或者说仆人对命运的解释、理解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是有很多误认所汇聚而成的，然后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今天有点像故事会啊，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点，不要弄到古巴格达那么远，我们看看我们的近邻印度。好像是在去年，王晓明教授在上海大学主办过一次中印学者的对话，请了很多印度非常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其中有南迪先生，上午的讨论一位学者讲到这么一件事，当然，他是在讲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我非常愿意听，但是谈不了。

他讲到的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他说有一个印度教教徒的孩子，但是他有一个玩伴同学是穆斯林，两人非常要好，经常到家里去玩，这个小朋友的母亲也非常好客，总是留他吃饭，印度教的小孩回去之后总是被父母揍一顿，因为这是他们不允许的，这个小孩就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跟这个小朋友很好，又想到他们家里去玩，做的饭菜也很可口。

穆斯林小朋友的母亲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来吧，每次到家里吃饭之前你先祷告，祷告之后你就变成穆斯林了，就可以在我这里吃饭了，吃完饭之后你再祷告，你就变回一个印度教教徒了，就可以顺利地回家去了，并没有做什么不合适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会议上进行了分析，他们是这样讲的，对于很多看似很剧烈的冲突，在民间，人们有一种智慧，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种不同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每个不同的族群其实都是在吸收，或者被吸收其它不同族群的叙述来建立自我认同，就像我们现在在讲一些其它民族、种族不同时代的故事，但是这种讲述或者这种聆听也会把这种经验、态度作为我们自我认同、自我建构的方式，把这个元素吸收进来。

仍然是印度。前两年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家，他叫奈保尔，祖籍是印度，但国籍是特立尼达·多巴哥，后来移民到英国去了。刚才我们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不同信仰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智慧，他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三部曲，第一部叫做《幽黯国度》。

在这部书的结尾，因为他是去了英国，用英文写作，回到他的故乡看到了印度当时的情景，这个书是以游记的形式写的，他在这部书的结尾，写在离开的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各位都经常坐飞机，肯定有这种经验，有些小孩哭闹，在机舱过道里跑来跑去，喧哗，有些西方乘客很恼怒，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每次坐飞机都遇到这种事情，吵死了。但是有一个人很和蔼地把这些小朋友叫过来「小朋友们，你们到外面去玩好不好？」这是在封闭的机舱里。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印度和英国两种交织的历史彼此之间的一种态度，既是彼此依存，有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彼此的经验都在彼此的思想里，就像一个封闭的机舱一样，你不能想让他们离开就离开，这是令人非常纠结，也是非常困惑的。

这次王晓明教授主持的会议上有一位印度学者说，也许中国人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对这个东西比较能够理解。

当然，我是在这里讲故事，不是在讨论，故事的含义通常都是很开放的，我们也可以从其它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中国和印度都可以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但是在文学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中国人尽管和印度人有近似的经历，但是对于西方的思想，无论是文化的、哲学的还是经济的，对于这些事物的态度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他们把它看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有的时候又看成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所有方法、观点和知识背景都是来源于这个西方，否则很难解释这个现实。但是在有的种族中好像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有一位秘鲁作家，晚年入了西班牙籍，叫做略萨，他去年应出版社的邀请来上海。我问他，是怎样看待秘鲁的文化传统对他写作的影响的，怎么看待西方文学？他说，「对于我来说，西方文学不是个问题。」他认为这就是他精神中的一部分，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来源，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他们是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但是在中国就有所不同。

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经验、感情和立场的问题，同样是在印度，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他早年因为写过一部小说，被伊朗穆斯林追杀，甚至要悬赏100万，这个悬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说是要取他的人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日本的译者在日本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版，后来这个译者被杀了，现在有台湾的繁体字版，在大陆没有出版，这位作家就因为这本书很多年来一直处于英国警方的保护之下，不敢出来见人，很多人声援他也有很多人讨伐他。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想象祖国》，他去国多年回到孟买，小时候住的地方已经完全变了，就像我们这里的拆迁。这不是该不该，也不是经济发展得怎么样的问题。他写道：「肉体的感觉中断了」。

东方人到了西方以后，这种都会经验在乡村里是不会发生的，刚才提到的奈保尔也写过，英国人会有什么问题呢？早上到公司或者学校里去，你在走廊里遇见一个十分钟前遇见、打过招呼的人，这个时候你再次遇见他，你是不是还要跟他打招呼？你怎么打招呼？你也不能装作看不见，走廊里就你们两个人，但是你早上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这种问题在乡村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他觉得无法被英国文化所接纳，也无法进入英国文化，这是东方人在西方所产生的一种几乎是感官的，文化上的冲突。

刚才我们说到「肉体的感觉」，如何建立我们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英国人是一种方式，美国人是另外一种方式。

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做雷蒙德·卡佛，一生贫困，他的父亲也很贫困，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父亲》。其中有一个细节，因为成年以后离开了家庭，有一次他不在家，母亲打电话来是妻子接的，一接电话把妻子吓了一跳，因为他母亲说「雷蒙德死了」，其实他母亲是说他父亲死了，但他妻子以为是说他死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雷蒙德」。

故事的后面有一个呼应，非常妙，在葬礼结束之后朋友都出了教堂，彼此之间在安慰，在说话，他说我隐隐约约听周围的人在讲「雷蒙德、雷蒙德」，他说「我知道他们是在说我父亲，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是在说我」，就是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在一个不经意间，他和父亲达成了和解，意识到了作为儿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当然也有你们和你们子女之间的关系，都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奈保尔写过一本书《作家看人》，中间讲到他和父亲的关系。他父亲也曾有当作家的梦想，写过很多短篇小说，但是非常不成功。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在奈保尔看来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痛苦，不像在其它的传统中，有一种传统可以讲述自己的痛苦，就像黑人的诗歌经典中有一种「诉苦的传统」，比如布鲁斯音乐。可以谈论他们的痛苦，这并不是一种耻辱，在别的文化中这是忌讳的，你讲这个事情是丢人的。

所以他父亲不知道怎么来讲，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看待故事的讲述方式，或者看故事讲了什么，其实是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约束，这个约束也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在某些场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些东西是被遮蔽起来的。

现在大家已经不太看故事书了，在古时候因为教育、传播的原因，在乡间有很多瓦舍勾栏间的说书人，就像我们看中国的古典小说一样，故事中都含有一些道德训诫，甚至固化为章节前的题诗，故事本身也包含了劝人向善的意义，这些寓意通过故事的方式来传播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今天的故事的有些含义逐渐失去了，简单说，因为今天获得资讯、获得知识，获得看法和认识的通道改变了，有很多通道，所以故事并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通道。今天的故事甚至是试图建立另外一种规范，把传统的道德也好、规范也好、方式也好，他们是在质疑这个东西。

所以在今天，故事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面貌，试图寻找和这个时代吻合的方式。

这里有两个故事，第一个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我有一次在上海见过这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古希腊的拳击手，你就觉得哲学是一种身体的运动，讲起话来的方式很有意思。

他讲过在集权国家里可以看作是一个黑色笑话，他们国家分裂以后造成了很多冲突，有时候晚上是实行宵禁的。有一天夜里两个士兵在街上巡逻，远远地就看见有一个人沿着对面街角很匆忙地在赶路，其中有一个士兵端起枪，一枪就把他撂倒了。边上的士兵就说，现在还不到12点，还差一刻钟呢，你怎么就把他打死了？这个士兵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住得很远，一刻钟肯定回不了家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理解为一种预设，由冷战时期而来的意识形态，使这个故事显得非常复杂，总结起来不是那么好解释的。

再用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这个故事会的结束，罗岗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齐泽克的另一个故事，齐泽克在最近的进军华尔街行动的演讲中又说过这个故事。

前东德有一个工人说在西伯利亚找到了一份工作，跟他的朋友约定去了之后给你写信，如果我用蓝墨水写，那我说的全部都是真话，如果我用红墨水写那就都是假话。然后他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给朋友写了第一封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说这里太好了，天气也好，空气也好，食品供应非常丰富，还有那么多姑娘很热情，等待着我们去爱她们，是非常美妙的地方，但只有一点，买不到红墨水。

这个故事跟我们刚开始讲的故事相比，寓意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不是那么好理解。这个故事不仅仅在于讽刺审查制度，它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加微妙一些。当然，这个故事的含义就留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来解释。

（根据2011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年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的故事，然后成为一个对最初自己来说完全陌生的人。有谁小时候的梦想是拥有一套房呢？梦想变了，这不能简单说就是一个人的进步或者退化，这是人们在变化的社会中，懂得去书写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