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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史涉及五帝及夏商周、春秋战国这几个历史时期。
人们常说读史可以明智，以古可以鉴今。正如宋神宗给《资治通鉴》命名那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但如果我们读历史仅仅停留在知道史实这个阶段，而不能理清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是很难以古鉴今的。
鉴于此，这本《先秦史十二讲》便尝试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式的、纵向的深度论述。让大家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市面上有很多介绍史实、普及历史知识的书籍，如果你对某一段历史感兴趣，可以有针对性地去看这一阶段的书籍。
另外要说明的是，可能是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在论述历史事件时，本书作者有时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论述。关于这点，大家自行分辨取舍。
一、“先进”的政治制度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现在所诟病的世袭制，在当时却是十分进步且先进的政治制度。
1.1 从禅让制到世袭制
禅让制是指帝王不将帝位传给自己血亲，而是传给有才能、有德行、非亲属的人的帝王传承制度。禅让制从尧开始，到禹结束。尧年老时，由于儿子丹朱不贤德，便根据各地部落首领推荐，选拔舜作为帝位的继承人，后来舜传禹，禹传其子启，启又传其子。至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替代。
禅让制是从父系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联盟，并过渡到早期国家阶段特有的历史现象。当时一方面保留了部落联盟首领民主推荐、任贤不任私的传统风气，另一方面专制统治也在加强。
所以有的古书记载说舜帝囚禁尧帝、禹帝驱逐舜帝，这是有可能存在的。舜以后，禹大大加强了专制权力，死后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从此，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从氏族民主到个人专制，是建设大的公共工程与自然斗争的需要。如治水这样浩大的工程，依靠分散的氏族民主是不可能集中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的。因而禹在治水成功，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后，加强了个人权力。这是其在治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适应了当时政治发展需要，是历史的进步。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私有观念和阶层分化的结果。上古时期的天下为公，并非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大公无私，而是由于当时文明水平低下，根本没有剩余物品可供私有。
后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逐渐有了剩余物品，在此基础上，私有观念逐步产生。这从禹晚年时私下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继承王位，便可见一斑。
禹当了首领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便到处巡行，号令各地部落。禹在治水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标志着中国氏族社会基本瓦解，奴隶制社会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随着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世袭制主要以父子相传的方式继承，有时也会兄终弟及。世袭制确立了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世代传承名号、爵位和财产的宗法制度。这种传承主要有“家”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天下的传承。
世袭制较禅让制进步的地方在于，不仅能提高社会协作能力，有效地组织和兴建大型的公共工程；更重要的是，王位的继承人有了确定的人选，有效地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问题。避免了因对先王后代的杀殉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及人口减少，有利于统治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
世袭制确立了中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体系。
1.2 从天命到天下
商周时期的君王和人民相信天神，他们认为祖先（死去的人）和天神是合一的，能解决凡人解决不了的事。于是他们崇拜天神，大型祭祀。同样是信鬼神，商代和周代又有所不同。
商代的信鬼神表现在重鬼神，轻人事；周代则表现为敬鬼神，重人事。对鬼神态度的不同，决定了商代和周代统治方式的不同。
商代统治者认为天神是万能的，商代取代夏代成为天下共主，是天命佑商的结果。商代人认为天神支配人间生老病死、气候变化、战争祸福等一切事务。于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这一点，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便是明证。
商代后期，这种重鬼神的思想逐渐演变成：只有取悦祖先和天神，才能免遭灾祸。为取悦祖先和天神，大量采用“人牲”祭祀，“人牲”就是把战俘和奴隶当祭祀用的祭品。
这种极端重鬼神的思想，表现在统治方式上，就是统治者根本不在乎被统治者的死活。既然统治者的一切祸福都是由天神决定，只要把天神伺奉舒坦了，自然天命佑我，江山永固。
商纣王自视天命佑商，所以荒淫无道，残酷压迫诸侯和残害人民。这里要说明的是，纣王就是帝辛，关于帝辛的功过，有着不同的说法，毛泽东、郭沫若等人曾盛赞帝辛经营东南的功德。
另外，商代的灭亡，也并非是纣王一人所为，而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按照商代人的说法，周灭商就是天命佑周。周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前面我们说过，在敬鬼神方面，周代和商代是有所不同的，周代虽然敬鬼神，但更重人事。周代的奠基者周公旦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一方面敬重天神，事事祭告天神，同时又告诫贵族大臣不能盲目依靠天。
因为天意就是民意，只有努力做好人事，顺应民意，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周代这种由重鬼神向重人事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汲取了商代灭亡的教训，另一方面跟周代初期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关。周灭商是以弱胜强。武王伐纣时，周还只是商朝西北边上的一个小国，论规模，论经济、论军事，被商朝甩好几条街。
而武王趁商朝主力攻打东夷，王室空虚之际，召集一些小国攻打商纣王。由于主力在外，纣王无奈之下组织平民和奴隶进行抵抗，结果军队倒戈，导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新政权后，实力还比较弱小，并不是所有诸侯国都拥护它，如何平定叛乱，稳定局势，是摆在周人面前迫在眉睫的大事。
周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原有“天下共主”的基础上，周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的概念。
所谓天下，概括起来就是天下一家，具体说来就是周人在前人宗法制度和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社会方方面面的统治制度——宗法分封制度。
二、分封制的产生、延续和发展
分封制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在周代得到延续和发展的？
2.1 分封制的产生
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最早产生于商代。
分封制是一种在中央王朝以外建立地方势力的政治体制，地方势力在名义上从属于中央王朝，实际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分封制的前提是，中央王朝掌握大量可支配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但王朝自身又无法直接控制。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为何分封制没有产生于夏朝？
夏朝不是通过征服而建立的，是在接受现有归服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夏朝建立之初，并没有可用于分封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供夏王朝支配。所以，夏朝不具备分封的条件，不可能建立起分封制。与夏王朝不同，商王朝是通过战争征服建国的。
作为新生政权，商王朝具有重新划分统治资源和实现新统治方式的条件。
同时，在商汤灭夏以前，商人实际控制的范围不过方圆七十里。在如此小的地域内，无须复杂的政治结构即可实现有效的统治。灭夏后，商成为天下的共主，商人须对夏商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原先简单的政治管理形式显然无法满足需要，需要重新构建统治秩序。
尤其是夏朝上层建筑和财富的占有者阶层被激烈的战争所破坏，出现了权力真空，如何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成为商人面临的问题。
分封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开拓的敌对征服区实行统治的最有效方式。一方面中央王朝掌握足够的失去依附的人口和土地，可以建立分封诸侯国；另一方面夏人对商人还怀有强烈的敌意，如果建立单纯的军事据点，需要解决后方支援、后勤供应、军事换防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当时商人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
分封制则把商人各武装宗族分置在夏人居地，建立武装据点，建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政实体，形成防卫力量，能够有效地控制被征服地区。
商人虽然实行了分封制，但商人的分封制还不够成熟。在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即使对于被征服部族的土地，商人也没有全部直接占领，而是采取扶植代理人的方式进行间接统治。
商人除了在夏人中心统治区实行直接占领外，对于其他地区依然是由原部族自行管理。由于交通、通讯等条件的落后，商王朝无法对这些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和控制，为后来周灭商埋下了隐患。
2.2 宗法分封制与王权
宗法制度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但将宗法制度与王权有机结合起来，却是在周代。周代宗法制度最大特点是将起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时期的原始宗法制度，扩大为宗法分封制度。
分封宗亲子弟到各地建立封国，安定地方统治；又使宗统与君统结合起来，利用周王作为天下之大宗的地位巩固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统治权。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等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家庭制度。从本质上讲，宗法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氏族部落内部自然形成的。将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完全结合在一起，确实是周代人伟大的创举。
宗法分封制是周代最重要的统治制度，但在武王建立周朝之初，除了将商代后裔武庚分封在殷地外，并没有兑现分封的承诺。商代分封制暴露的缺点，以及周国以诸侯身份推翻商代统治，让武王对分封有所顾忌，担心诸侯效仿推翻自己的统治。
但是不分封的话，周朝本身并不强大，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开发边疆。长年征战，加上原夏朝诸侯势力虎视眈眈，极大地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
权衡利弊，还是只能实行分封制。然而周代并没有沿用商代的分封制，而是将宗法制度与分封制结合在一起，扩大为囊括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等级制度、土地所有制度的宗法分封制度。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贯穿始终，无论是周王室的王位，还是封国的国君，还是封邑的封君，都由嫡长子继承。
在分封方面，共有三层分封：
- 第一层分封为封侯。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后，将周王的兄弟或周王的其他儿子分封为诸侯，即封国的国君；
- 第二层分封为封君。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后，将诸侯的兄弟或其他儿子分封为卿或大夫，即封邑的封君；
- 第三层分封为封士。卿或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封君位后，将卿或大夫的兄弟或其他儿子分封为小块土地上的士。
在宗法方面，天子（周王）即是天下的大宗，又是天下的共主；国君即是封国内的大宗，又是封国内的君主；卿或大夫即是封邑内的大宗，又是封邑内的君主。
在等级方面，形成了天子（周王）、诸侯（国君）、卿或大夫（封君）、士（武士）四个等级。其中，士隶属于卿或大夫，卿或大夫隶属于诸侯，诸侯隶属于天子。
我们常说血浓于水，政治上的事，一旦和血缘关系沾上边，那就变得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周人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变成了带有血缘的命运共同体。
对于异族功臣或前代君王后裔，周王也给他们分封土地，但这样就突破了宗法制度。周人的解决办法是由姬姓贵族与他们世代通婚，将无血缘关系的异族变成有婚姻关系的姻亲。
比如说姬姓和姜姓、姬姓和嬴姓、姬姓和子姓。这样，在这个系统中，就出现了从王室到地方同姓是一家人，异姓是儿女亲家的现象，这就是天下一家。
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对待家人就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残酷，夏商两代的统治方式就不再适用。周人的解决办法是创立了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
礼是维护和调解贵族内部等级秩序的各种典章制度。乐是乐舞。周人通过礼和乐，制造和谐温馨、团结凝聚的气氛，以和谐的礼乐政治代替商代以征战和严刑酷法的暴政，以缓和社会矛盾。
周人建立的这套宗法分封制度包含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等级制度、土地所有制度，渗透到周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组成了一张宗法统治网。
通过这张网，将周代疆域内的所有人都纳入其中（不包括奴隶，奴隶在当时被当作是私有物品），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虽然有时诸侯会造天子的反，卿和大夫会造诸侯的反，但这都是系统内的矛盾，无论造反成功或被平定，都不会导致系统被破坏。
当这个系统遭到外来破坏时，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不遗余力的去维护这个系统的完整和正常运转。公元前771年，犬戎进攻京城镐京，杀死周幽王，烧毁镐京，但周代并未就此灭亡。就在犬戎灭周的当年，周平王就在诸侯的拥立下继位，并于第二年迁都洛邑，周代国家机器继续运转。
夏商两代的王权需要天子去维护其正常运转。在周代宗法分封制度下，则是将维护王权统治的责任细分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利益攸关，不想负责都不行。
这便是周代宗法分封制度较夏商两代政治制度先进的地方，周代能够延续八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朝代，与这套宗法分封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
三、旧秩序的新突破
春秋以来，王室衰落，诸侯崛起，大国争霸，外族入侵，中国历史迎来第一次大分裂。虽然是乱世，但由于旧有统治秩序还未瓦解，周王室依然是天下共主。因此，各诸侯国在旧有秩序中寻找新的突破，尊王攘夷便应运而生。
3.1 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是根据当时东周的社会形势而出现的一种双赢的策略。
周平王将国都东迁洛邑（洛阳）后，周王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和号召力，王室衰落。地方经济的发展，使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崛起，出现了大国争霸、诸侯称雄的局面。当时戎狄等边境族群趁机入侵，造成耕稼文化衰落，华夏文明面临空前的危机。
这时急需一个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共主来组织各国抗击戎狄入侵，保卫中原的安全。
当时周王室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王室很不满诸侯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希望有诸侯出头维护天子尊严；而想称霸的诸侯国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谋划争霸事业，王室和诸侯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形势下，齐桓公在丞相管仲的辅佐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
尊王就是共同尊崇周王，攘夷就是共同驱逐戎狄等边境族群的入侵。同时，建立诸侯联盟，订立互相协助、抵制外族、安定王室的盟约。这便是最早的国际联盟。
尊王攘夷的实质就是大诸侯国“挟天子以令诸侯”。例如，公元前681年，宋国发生内乱，原国君被杀，齐桓公请周王确定宋国的君位。周王觉得齐桓公尊重自己，就让齐桓公去处理，齐桓公实际上行使了周王的权力。
通过尊王攘夷，周王室在形式上维护了天子尊严，争霸诸侯国以尊王攘夷的名号壮大自我实力，吞并其他诸侯国，达到称霸的目的。王室和诸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从来都没有纯道义上的战争。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论是齐桓公带领各国军队帮卫国驱除戎狄，还是欧洲中世纪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平定伦巴底人的入侵，都是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
在尊王攘夷中获得第一波红利的是齐国，尊王攘夷让齐国取得了先发制人的优势，齐国可以以此号令和打击诸侯。齐桓公要当霸主，不能光靠武力征服，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争霸的路上，除了要有强大的武力为后盾，还得取得中原各国的信任和支持。
由于齐国召集诸侯国订立了互助的盟约，诸侯国一旦有事，首先就向齐国求救。山戎攻打燕国时，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带兵打败山戎；北方的敌人进攻卫国，齐桓公立即派军队赶跑狄人；狄人进攻刑国，齐桓公召集宋、曹两国前去援助。刑国国都被破坏，齐桓公就为刑国修筑一座新城……
齐桓公和齐国为盟国出力又出钱，在中原各国中有了更高的威望。
而其他类似晋国、楚国、秦国等几个大诸侯国，却趁齐国维护世界和平之际闷声发大财。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不断兼并别国，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为争霸紧密锣鼓地准备。
齐国虽然在争霸路上取得先机，但为此也承担了太多帮助盟国的责任，无形中削弱了齐国先前取得的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为其在战国的争霸中最终落败而埋下隐患。
所以说，尊王攘夷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所向披靡，用得不好就自断其臂，可惜齐桓公没能用好尊王攘夷这把剑，在没有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参与的诸侯联盟中过多地消耗了齐国的实力。因此，在战国时期，齐国无法剑指江南，也没能成为逐鹿中原的最终赢家。
尊王攘夷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西汉七国之乱提出的“诛晁错、清君侧”，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多或少都受到尊王攘夷的影响。
3.2 问鼎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与其他诸侯国有所不同。其他诸侯国国君都称公，例如齐桓公、秦孝公、晋文公等，但楚国的国君直接称王，例如楚庄王、楚怀王等。从西周建立以来，周王子就是天下共主，为何唯独楚国敢与天子唱对台戏？
楚国在商代时曾是商的同盟国，周在商代时是商的诸侯国。一个是同盟国，一个是诸侯国，按行政级别来说，楚国的地位要比周高些。从这个角度来看，楚国不是周王室的诸侯国，周天子可以称王，楚国国君当然也可以称王。
楚国位于江汉流域，由于与周王室没有宗族关系，很少与中原各国来往，经济文化较中原要落后些，因此直到春秋时期还被中原各国看作是蛮夷之邦。春秋前期，楚国迅速崛起，到楚庄王时，已经具备了称霸的条件。不过楚庄王的称霸，与其他诸侯国有些不同。
在参与称霸之前，楚庄王想试探下周王室和中原各国对楚国的态度。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讨伐陆浑戎时带兵到东周都城洛邑（洛阳）的郊外，引起了周定王及王室贵族的惊慌，周王派大臣王孙满去探探楚庄王的来意。楚庄王向王孙满打听周鼎的情况。
鼎置于宗庙之中，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是不能过问的。现在楚庄王询问周鼎的轻重，摆明是想代替周天子统治天下，王孙满义正严辞地把楚庄王怼了回去。
楚庄王看到周王室虽然权力变小了，但还是得到中原诸侯的拥护，晋国还在继续齐桓公开创的尊王攘夷事业，楚国要称霸中原，必须先打败晋国。
后来楚庄王通过邲之战打败中原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是一个很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但在继位之初，楚国的大臣们却不这么看。
楚庄王登位的最初三年，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也不听大臣的劝谏，还下令劝谏者一律处死。楚庄王这样颓废消沉，让忠心的大臣们很着急。
一天，大臣申无宇以不飞不叫的大鸟讽谏庄王，楚庄王虽说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申无宇走后，他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后来大夫苏从大胆进宫劝谏楚庄王，楚庄王终于决定要大干一场。从此楚庄王戒掉了淫乐生活，每天勤政，任用贤能，杀掉奸佞，楚国上下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楚庄王为何前后判若两人？原来楚庄王壮志在胸，但碍于当时楚国实权掌握在大贵族若敖氏的手里，朝廷中很多人是若敖氏的同党。没有实权，没有心腹，楚庄王做了国君，却拿了一手烂牌。
楚庄王具备将烂牌打好的能力，他假装沉迷酒色之徒，以迷惑若敖氏的令尹（宰相）斗越椒。同时暗中观察朝廷中哪些人可为其所用，从而精准笼络人心，壮大实力。
楚庄王登位第九年，平定若敖氏叛乱，随后改革政治、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训练军队，使楚国迅速崛起，最终完成霸业。
四、新阶层的崛起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崛起，诸侯国内的卿、大夫和士也随之崛起。卿、大夫和士的崛起，直接影响了诸侯国的命运以及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从这个时候开始，士大夫正式作为一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为便于理解，首先解释几个概念：王室，公室，私家。王室指的是天子（周王）的宗室；公室指的是诸侯的宗室；私家指的是卿、大夫的宗室。
4.1 四大公室
春秋时期，鲁国私田增多，公室的收入越来越少。鲁国卿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三桓）趁机发展势力、扩充疆土，实力逐渐超过鲁国公室，使鲁国出现“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
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实行“税亩”制度，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规定公田、私田一律纳税。自此，诸侯和卿大夫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公元前562年，三家对鲁公室实行反击，瓜分公室的土地，分为三份，三家各取一份，历史上叫“三分公室”。
公元前537年，三家又进一步瓜分了公室，当时季孙氏掌握鲁国的大权，他们将土地分为四份，季孙氏独得二份，其他二家各得一份。所以叫“四分公室”。
四分公室后，公室的军赋全部交给三家，鲁国平民只向三家纳税服役，再由三家拿一小部分进献公室。鲁国实际上变成了三个诸侯国，鲁国国君保存了国君的虚名和少量赋税，成了三家的傀儡。
四分公室的结果是鲁国的卿大夫架空了国君。四分公室后，三桓进行了赋税方面的改革，但改革不够全面和彻底，虽然季孙氏完全掌握了鲁国的实权，但最终还是没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兴鲁国。鲁国在分裂和动乱中日渐衰落。
4.2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
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后来赵把范、中行氏灭掉后，公元前453年又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公元前438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公室。
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三家正式成为三个独立诸侯国。公元前376年，三家将挂名的晋国国君废为百姓，晋国自此彻底灭亡。
三家分晋成为了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正式揭开。
三家分晋完美反映了卿大夫的崛起。作为诸侯的属臣，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分封体系里，卿大夫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呢？
在西周前期，诸侯国刚分封不久，还需依赖周天子的力量来巩固统治。诸侯国内被分封出去的卿大夫的主要任务，是去开发和巩固边远的地区。
这一时期，卿大夫还要依赖诸侯国国君的力量才能维护统治，所以不能在短期内就建立起拥有较强经济政治力量的宗族组织。
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旧有制度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诸侯权力衰微，而卿大夫的世族组织，由于长期占用当地的统治大权，加上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个自治的半割据宗法小国。这为卿大夫武力夺取公室大权奠定了基础。
在统治手段上，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减轻剥削，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齐国田氏把依附他的平民变作隐民，对他们采用租佃制的剥削方式，使其不受国君控制。齐国的公室逐渐变得徒有虚名，公室的劳动力转移到私家，公室逐渐被掏空，公室与私家的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在平民的支持下，通过与公室旧势力的持续斗争，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公室大权。最终完成了对公室的颠覆。
4.3 士的崛起
士的崛起是随着卿大夫的崛起而崛起的。
士的最初来源是周族在原始社会后期军事酋长手下的亲兵武士，是为贵族打仗的。在周代的宗法分封系统中，士是最底层的贵族。
春秋时期，诸侯和卿、大夫势力先后发展起来，单靠分封的有限武士，已经不能满足统治的需要。于是在宗族中选拔一批武士，其中地位较高的当了贵族的家臣，就是帮助贵族处理政事的官员。
后来，这些帮助贵族处理政事的家臣逐渐掌握了政权、财权和军权，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甚至开始干涉政事。如鲁国堕三都时，季氏家臣公山不狃（niǔ）、叔孙辄公开起兵叛变，并率领军队袭击鲁国国都，将鲁定公等人围在季孙氏的宫中。
还有一批新兴的士，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他们有的从旧贵族中下降而来，如孔子的先世是宋国的大贵族，孔子却降为士；有的从社会下层上升而来，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等人都来自社会下层，通过“学而优而仕”当了官。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之间有着严格的上下统属的宗法关系。而春秋末期出现的新兴的士和他们依附的贵族之间没有宗法血缘关系。他们领取实物俸禄，不享有世禄，不世代占用土地，他们的官职也可由贵族任意任免。
士的崛起，让中国历史从此多了一个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全新阶层——士大夫。
五、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改革
同春秋时期阵地战不同，战国时期的各国战争是歼灭战，各诸侯国要想在群雄逐鹿中存活下来，必须得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答案是改革变法。
5.1 李悝变法
魏文侯时，随着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益加剧，鲁国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是三家分晋中相对落后的诸侯国，经济上不如韩国，军事上不如赵国。
为了增强魏国实力，魏文侯任用李悝（lǐ）为相，变法图强。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条，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
- 废除世袭制。剥夺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吸引贤才为魏国服务；
- 废除井田制。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小农经济；
- 推行法治，依法治国。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李悝变法不仅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使魏国富强起来。它率先颠覆了分封制和世袭制，瓦解了传统奴隶主贵族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2 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是楚悼王当政时，吴起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实行改革的变法运动。经过变法，楚国国力逐渐强盛。但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变法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四项：
- 压抑贵族，集权中央。封君传三代和王室家族传五代，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收回这些贵族原有土地；
- 改革官僚制度。裁减官员、削减官吏的俸禄，用节省下来的钱抚养战士，奖励军功；
- 不准行贿受贿，打击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提倡对国家尽忠和正义的行为，统一言论；
- 建立由国君统一指挥的军队，加强对国都的防卫，为争夺天下做好准备。
吴起变法沉重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强化了王室权力，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特别是收回贵族土地和建立国君统一指挥的军队，大大增强了王室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由于吴起变法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缺少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改革没有取得广大平民和中小地主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新法的成果在楚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最终在旧贵族的反扑下失败。
5.3 商鞅变法
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在秦国发生了一场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最成功、变法过程中斗争最激烈、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变法。
商鞅变法分为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五项：
-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
- 实行编户制和连坐制；
- 奖励耕织；
- 破坏宗法制大家庭，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
- 焚烧诗、书，重视法令。
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为：
- 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
- 推行县制；
- 统一度量衡；
- 制定秦律，全国实施。
商鞅两次变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都对秦国传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了小农经济，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军事力量。
经过商鞅变法，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5.4 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是赵国第六代国王赵武灵王进行的一场军政制度改革。
三家分晋前后，赵国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如奖励军功、铸造刑鼎、选贤任能、勤俭建国。
赵敬侯当政时，进一步贯彻了发展生产和加强军事训练的政策，使赵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封建国家。到赵武灵王时，赵国虽然比韩国、燕国强大，但弱于其他诸侯国，也常被齐国和秦国打败。
为了使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着重改革军政制度，也就是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就是改革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训练骑兵，加强军事实力。胡服骑射遭到了宗室贵族的一致反对，赵武灵王力排众异，亲自教士兵骑马射箭，不到一年时间，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打败了中山国，在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疆域，赵国由此强盛起来。
行动快捷，作战灵活，战斗力强的骑兵，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
胡服骑射让骑兵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兵种，在抗击匈奴等游牧民族入侵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开启了中原民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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