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全书名：《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作者名：易中天

前言

说到魏晋，有个词是怎么也绕不开的，这个词就是：魏晋风度。不论是嵇康的《广陵散》，还是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是名士们的狂放不羁、扪虱（shī）而谈，都让人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憧憬和向往。魏晋是怎样一个时代，魏晋风度又是怎样一种风度？

易中天这本《魏晋风度》分别从时代、人物、精神、人与自然、价值观等五个方面为你描绘了一幅魏晋风度的画卷，在这幅画卷里，无论是英雄、枭雄、奸雄，还是名士，以不同形式，追求着同一种精神和价值观。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嵇康的至死不屈、王敦的狂傲叛逆、谢安的风云不惊、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说到魏晋，相对于魏晋风度，那些朝代的更迭和政治斗争，反而显得不值一提。朝代更迭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政治斗争更是贯穿始终，只有魏晋风度，如同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魏晋风度的画卷，领略魏晋风度的流水繁花。

一、魏晋的政治格局

要想了解魏晋风度，首先得了解魏晋是怎样一个时代。这里的时代，指的是当时的政治格局。

1.1 改朝换代

黑格尔说，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这样。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

从曹魏到司马晋的改朝换代，司马懿花了四十三年来策划。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太守，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称帝之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曹操初入仕途，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后来，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睿（ruì）、曹芳四代君主，官至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还曾受曹睿遗命与大将军曹爽辅佐小皇帝曹芳。受先帝遗命辅佐新皇帝，这叫顾命大臣。

小皇帝继位容易产生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这回外戚、宦官都没份，权力由两位顾命大臣掌控。前期大将军曹爽实力强，司马懿无法正面与之抗衡，便采取装病的策略，明面上装病骗过曹爽，暗地里却加紧积累实力，伺机反击。在装病两年半后，司马懿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际发动兵变，一举打败曹爽，并以谋反罪名，将曹爽满门抄斩。

此后，小皇帝曹芳就成了傀儡。后来，皇帝又换成了曹髦、曹奂。虽然皇帝仍然是曹氏，但政权已经是司马家族的了。公元265年，魏元帝让位，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至此，曹魏正式灭亡，西晋正式开始。然而好景不长，司马炎死后第二年，西晋王朝就开始四分五裂。

1.2 西晋之乱

西晋分裂是由司马炎自己造成的。虽然司马炎本意是想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可惜，改革方向错了。错在哪？错在恢复封建制。

西周封建制被秦始皇推翻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花了近百年的时间，到汉武帝时才消除郡国制的不利影响。

从此之后，汉帝国不再实行分封制。虽然也封王封侯，但只封名号，不封地。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是魏取代了汉。

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惕。因此，在曹丕称帝后，所封的诸侯王只有王爵，没有封国。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没有可以统领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这些被封的诸侯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内。

结果是，当司马家族夺取曹魏政权的时候，诸侯王无法帮助皇帝保卫政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灭亡。司马炎认为，这就是曹魏灭亡的经验教训，只有让王侯掌握了实权，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于是，他准备反其道而行之。

称帝当年，司马炎封了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异姓的士族则被封为公侯，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还有军队。

然而这样并不能帮助西晋王朝长治久安，反而在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了八王之乱，造成了历时十六年的政治动乱，最后使西晋王朝被外族灭亡。后来，晋皇室在江南建立政权，被称作东晋。

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1.3 君臣共治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是为东晋元帝。第二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yào）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羯（jié）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史称后赵。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不足为奇，因为东晋政府的建立，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

早在西晋灭亡前，名门望族出身的王导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琅琊王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镇守建邺（后来的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九年后，西晋灭亡。北方士族没了家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云集建邺，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司马睿称帝，顺理成章。

王导不仅帮助司马睿策划了未来，还帮他在南方站稳脚跟。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落入胡人手中，西晋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就是偏安江南，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

这样，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这就需要有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也需要南北士族通力合作，才能维护新政权的稳定。

所以，在北方士族对司马睿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的时候，王导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帮助司马睿顺利登上皇位。司马睿获得了皇室尊严，作为回报，王导执掌朝政，王敦掌管军权，王氏家族获得了朝政大权。东晋实现了君臣共治。

由于参与政治的权臣不仅王导一家，东晋政治先后由王氏、虞氏、桓氏、谢氏四大家族轮流执掌。

然而，东晋政治虽然有虚君共和的形式，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一方面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另一方面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斗。

另外，东晋权臣士族之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政治上的争斗导致的结果是动乱频繁，最终导致东晋的灭亡。

1.4 文化的坍塌与重建

用一个字形容魏晋政局，那就是乱。国土四分五裂，政权更迭频繁，时局变幻难测，战火连绵不断。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正如有了东周王朝的礼乐崩坏，才有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有了汉末以后的混乱和腐败，才有了魏晋风度。

政治上的混乱和腐败，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主流思想的崩塌。

其实，无论是通过武力打下的江山，还是通过篡权得来的江山，本质上是殊途同归，无可非议。

然而，和王莽一样，司马家族也喜欢进行掩饰。明明做着不忠、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事，却要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掩饰。这样做的结果是，作为中华帝国精神支柱的儒家学说随之崩塌。

除了被司马家族玩坏，儒学本身也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两汉时叫经学。官学有权威性，也有政治性。这两条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

两汉经学的特点是烦琐迂腐，装神弄鬼，发展到后来，连统治者都感到厌烦。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抛弃儒学，崇尚非儒家的学说，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而来。

首先兴起的就是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清谈或玄谈，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这种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来说，当然是强烈的冲击。再加上佛学的推波助澜，儒学遭到内外夹攻，只有彻底崩塌。

在击垮儒学的同时，玄学试图重建属于魏晋的精神世界。

二、何谓英雄？

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英雄？

2.1 奸雄曹操

不知是否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就只有我们两个了。曹操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我们对英雄的评判标准，为何曹操却要自称英雄？

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多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有明确定义：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很明显，英和雄是一回事。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上，并给出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

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认为。所以，汉末著名评论家许劭（shào）对曹操的评价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来演变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与此同时，人们对人物的追捧从圣贤变成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英雄与道德无关，虽然曹操抢人家新娘，杀吕伯奢一家，但人们仍然认为他是英雄；英雄也与成败无关，所以在刘备征战十几年却无立足之地时，人们仍然认为他是英雄。

道德评判隐退，个人价值彰显。或许，这就是魏晋风度。

2.2 叛臣王敦

王敦和堂弟王导都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对于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谋反。

从东晋王朝的缔造者和保卫者，变成叛臣，引发战乱，按照儒家伦理，王敦是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应该受到千夫指、万夫唾骂。然而，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多年，在征西大将军桓温灭亡成汉的庆功宴上，人们都说桓温是当代英雄。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说王敦才是英雄。就连桓温本人对王敦也是钦佩有加，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大喊王敦是可儿。可儿，就是称心如意的人。对于一个叛臣，世人却有如此高的评价，王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王敦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

王敦虽出身名门，却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因此被看作是乡巴佬。他在公主府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核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引得公主的婢女嘲笑。对此，王敦却并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插不上话，便自告奋勇要击鼓。这一通鼓打得非常漂亮，听众给出的评价是：雄爽。雄爽就是大气。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并不仅限于此。当有人对他说过度啪啪啪不利于健康时，王敦打开后门，放走了所有女人。谁人不恋温柔乡，王敦却能对自己够狠。对自己狠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

一次，洛阳巨富王恺宴请王敦和王导，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规则是如果客人不能一饮而尽，敬酒的美女就会被杀掉。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主人连杀三人时，仍然滴酒不沾，泰然自若。

王敦想当皇帝，于是他叛乱。最大的遗憾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别交代儿子，在他死后，要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发丧。

敢想敢做，不掩饰自己，不被他人胁迫，这就是王敦的个人魅力。

2.3 枭雄恒温

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当桓温说出这句话时，注定他不是平凡的人物。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yí）之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jiào）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后来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

苏峻之乱后，四大家族之一的庾氏庾亮和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长达十一年之久，相当于占有了东晋半壁江山。庾翼死后，桓温被派往荆州担任荆州刺史。从那时起，桓温开始了他流芳百世的征程。他先是灭成汉，然后又征前秦、败后秦、伐前燕，兵临长安，收复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

桓温的节节胜利，朝廷上下喜忧参半。喜的是被胡人占领的洛阳终于收复了，忧的是桓温实力越来越强，担心他谋反。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对桓温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是坐失收复中原的良机。

然而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fāng）头，结果却铩羽而归，差点就全军覆没。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扫地，那年桓温六十岁，一心想要功成名就的桓温顿时感到时间紧迫。既然朝廷不让他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吧。

于是桓温选择走司马懿的老路。他将司马奕废掉，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简文帝，权倾朝野。然而到司马昱死，桓温都没等到禅让皇位的喜讯。就连他盼望已久的九锡，也没有在他临终前等到。

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通常天子才能使用。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却未能如愿。因此桓温改朝换代的事，也就泡了汤。

从帝国的开拓者，到帝国的篡夺者，虽然没有功成名就，但桓温确实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他不装，敢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而且敢于以实际行动践行。就凭这点，桓温也是一个具备魏晋风度的人。

2.4 宰相谢安

谢安是一个有雅量的人。

桓温废立皇帝后，辅佐简文帝的，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摆平这两个人。于是，桓温设下鸿门宴。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半年后来的建康，当桓温召见谢安和王坦之时，京城里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

谢安从容不迫地就席，将埋伏在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说，诸侯的本分是镇守四方，不知明公为何要在幕后埋伏士兵呢？桓温笑说这是不得已的事，说完下令撤走士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

在个人性命和国家存亡命悬一线的时候，仍然能镇定自若，这便是谢安的雅量。什么是雅量？雅量就是温文尔雅，即使心里汹涌澎拜、剑拔弩张，仍要表现出温文尔雅。用现在的话说，雅量就是心里MMP，脸上笑嘻嘻，然而谢安的雅量并非是他的本色。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晋军在淝水遭遇，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当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客人问谢安出了什么事，谢安才淡淡地说明情况。

这样的雅量，估计没有多少人能比。然而当客人走后，谢安狂奔进屋，连鞋跟都折断了。

可见谢安的雅量是装的，说得好听点是后天养成的。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东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镇安朝野。

镇安朝野，这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艘大船躲过了风浪。

雅量，或者叫器量，它比纯洁更重要，它需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一个人，如果雅量不够，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甚至是伤人的利箭。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能包容一切的汪洋大海。

三、何谓名士？

什么是名士，名士都有哪些做派？

3.1 名士与名士派

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流行点评人物，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据说谁只要被他点评了，第二天就能闻名天下。但他却不愿意评价曹操，可能是因为曹操实在算不上是名士，但曹操却是英雄。所以，最后许劭还是点评了曹操，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英雄，另一类是名士。英雄和名士不乏相通之处，他们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虽如此，但他们的角色却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是由英雄来创造，但英雄往往以此为己任。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冲天，充满自信，不怕将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这就叫英雄气。

而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就是这书写和点评，往往还受政治的约束和局限，不能自由发挥。因此名士的骄傲和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如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叫作名士派。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就是英雄和名士的区别。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逼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

仰天长啸，便是派头之一。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嗑药。吃了这种药后，皮肤会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会长虱子。于是，一边抓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

相对于西晋和曹魏，东晋名士派表现有所不同。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逐渐收敛，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由于清谈讲究的是喜怒不露于形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

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相对于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加上一肚子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战。

然而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不希望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嵇康的死就是教训，坚持狂傲和不羁，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3.2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刚好四十岁，他在死前还演奏了一曲千古绝响的《广陵散》。嵇康死后，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那么，嵇康又为何会被杀？

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权臣钟会。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yáo）是曹魏开国元勋，位列三公。钟会机智聪慧，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钟会因访问嵇康受到冷遇，怀恨在心，恰好这时发生一桩冤案，嵇康为了证明朋友的清白，仗义执言，结果和朋友一起被捕入狱。钟会趁机在司马昭前诬陷嵇康，嵇康终于被杀害。

嵇康的罪名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意思是说，他非议商汤、周武王，鄙薄周公和孔子。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的观点，这与儒家思想相冲突。

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教化风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者可以利用音乐来治理国家，这叫作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容。更不能为司马昭容忍的是，嵇康竟然公开宣布不合作。

山涛，就是山巨源，在调离尚书吏部郎职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与政治无关。

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是赤裸裸地挑衅。加上钟会火上浇油，最终导致嵇康的被杀。

对此，嵇康早有思想准备，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治罪，但他并不打算委曲求全。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甚至比生命还要宝贵。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还不如死了好。

嵇康的死，对士人的震撼非常大，他们开始收敛自己的作为，开始向当局妥协。毕竟，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3.3 阮籍之醉

魏晋名士多爱酗酒，这是名士派头之一。

有个叫毕卓的尚书吏部郎，因晚上闻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然翻墙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尚书吏部郎终因酗酒而被免去官职。相比之下，阮籍就要聪明得多，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喝，他就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根本不用自己去偷酒。

阮籍爱酒如命，然而比他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刘伶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刘太太劝刘伶戒酒，刘伶满口答应，要求在神的见证下戒酒。于是刘太太只好备酒肉祭神，刘伶却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

刘伶或许是单纯地爱酒，而阮籍酗酒却另有原因。据说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不想结下这门亲事，于是连续大醉两个月，司马昭只好作罢。

司马昭加九锡时，找阮籍写劝进表，阮籍故伎重演，然而这回就没那么幸运了，阮籍被叫醒后，一气呵成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阮籍明白，如果再像之前那样装醉，恐怕将人头不保，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虽然对司马昭的所为心怀不满，但不会像嵇康那样激烈对抗，而是委曲求全。

阮籍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人就给人白眼，嵇康和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虽如此，但阮籍一辈子都不评论他人。

一方面率性而为，一方面又要谨慎自律，这样的人，容易郁结于心，导致精神分裂。因此，阮籍需要缓解这种郁结，除了喝醉，他还会莫名其妙地哭。

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会前往痛哭一场，仅仅因为那女孩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

但阮籍更有可能是在哭自己。他率性而为，却总要欲言又止，谨言慎微；明明反对，却不得不为司马昭写劝进表，说那些违心的话。阮籍像刘伶那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的是，刘伶吩咐死哪埋哪，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放声痛哭而返。

刘伶看透了人生的意义，所以可以做到无问生死；而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他希望有英雄拯救这个时代，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代找到一条出路，然而尽管他途穷而哭，却仍然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便是阮籍，一个爱醉、爱哭，敢爱却不敢恨的阮籍。

3.4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将分给他的三顷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可惜他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边派来了督邮。

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大。陶渊明受不了这窝囊气，声称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当即离职走人。

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然而他的种植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仆人的家庭，也不用指望男主人依靠农业生产养家糊口。所以陶渊明可以在自己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充满诗意，十分迷人。

虽然声称不再做官，但对于政治，陶渊明却不是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时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中只有晋。既然这样，他又为何不做晋官？答案是：官太小。

陶渊明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被当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诸葛亮，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要辞官而去，因为他弯不下他那高贵的腰。

可惜到了陶渊明这一代，陶家家道中落，但陶渊明却继承了曾祖父的血性、精神和性格。因此，在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察觉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陶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东西，恰恰就蕴藏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官后第二年重阳节，陶渊明坐在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这句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就是魏晋风度在陶渊明身上的体现。

3.5 名士皇帝司马昱

如果说陶渊明是大隐隐于山，那么简文帝司马昱（yù）就是大隐隐于朝。用现在的话来说，司马昱是被政治耽误的名士。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颜值高，器量大，智商高，趣味雅，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时，抒发了一番胸臆，把皇家园林看作是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置身其中，就能感受到大自然和小动物与人的亲近，这就是典型的大隐隐于朝。

只是这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对于司马昱来说，在会稽做一个名士，远比当皇帝要逍遥自在得多，可惜司马昱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辞去皇位，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以桓温的权势，以司马昱的无能，他大可直接夺取皇位，然而他却在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挺让人费解。但只要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对人格力量的敬重，在这种精神面前，桓温必须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这也是他们的精神。

司马昱气质华贵，气度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派人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镇定自若，这就是司马昱的器量。这让桓温对他肃然起敬，这也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

然而司马昱的颜值和器量，虽然被那个时代的人所看重，却不能拯救那个混乱的时代。

四、动乱与唯美

魏晋是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个唯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对美的追求不但是长得漂亮，更要活得漂亮。

4.1 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可以说是颜值高，但又不只是颜值高。与当今的小鲜肉相比较，魏晋时期的长得漂亮，不但要有高颜值，还得有与之对应的气质。颜值是可以通过P图，或者整容获得，但是气质，却是无法通过外在手段获得的。

魏晋时期，一个人只要长得漂亮，便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就像潘岳。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人称潘安，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颜值担当，他甚至在后世成为美男子的标准。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心上人称为檀郎。

年轻的时候，潘安就是大众情人。每次他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跑出来围着他看，还要往他车里送水果，这很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看到潘安这样受欢迎，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也学着潘安，拿着弹弓坐车出来玩，希望以此获得女人们的青睐。

然而由于他们的颜值与潘安差距有些大，于是女人们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就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安带一车水果回来，张载带一车石头回来。

长得漂亮不但能得到人们的追捧，有时甚至能让人死里逃生。晋明帝司马绍死后，庾亮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但由于政治才能有限，逼反了拥兵自重的苏峻。苏峻兵临城下，庾亮只好逃命，先是投靠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求援，然而陶侃却要杀庾亮。

庾亮此时已经无路可逃，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陶侃。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加上庾亮颜值高，这让陶侃非常欣赏，并改变了想法，不杀庾亮。

这在今天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有着魏晋独有的时代精神——对人格力量的敬重，长得漂亮，便是一种人格力量。

4.2 活得漂亮

长得漂亮，是魏晋人对美的追求之一，活得漂亮，则是他们对美的另一种追求。

王羲之对庾亮风度的评价是：唯丘壑独存。丘壑就是深山幽谷，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如旧而已。这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作深山幽谷。

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眼里，出来做官与向往归隐并不矛盾，他们确实愿意过那种闲居生活，但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做了位列三公的司徒；书法家王羲之，也做了右将军。

其实在做官和归隐之间，名士有时也会左右为难，嵇康的儿子稽绍便是如此，他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忠与孝，出仕与归隐的关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按照儒家伦理观念，如果到朝廷里做官，就必须尽忠，而稽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对父亲的不孝。

但是，儒家理论不能代表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人要漂亮得活着。所以，稽绍最终还是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稽绍没有被儒家伦理所裹挟，而是遵从内心，活得漂亮。

八王之乱时，稽绍要去保护晋惠帝司马衷，有人劝他带一匹好马。稽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有什么用？

这便是稽绍，有如他父亲嵇康，活得漂亮，比生命还重要。

4.3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把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者认为大音希声，不仅那琴弦，甚至连那琴，都是多余的。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喝酒，就要抚弄那把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他的交流对象是田园和他自己。这一点，从他的诗中可以读出。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为何这些普通寻常的情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

陶渊明的回答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辩就是言说。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然而有时语言却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所以就只可意会，不必言说。

当他采菊东篱下，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这便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所以，他的琴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然而，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不然，他连诗也不用写。无论哲学还是艺术，都需要有载体来表达和言说。

所以，琴可以无弦，但不能无琴。

五、与众不同的魏晋风度

我们知道魏晋名士所表现出的风度，其实是匪夷所思，甚至是病态的。那么，是什么造就这种病态的风度？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不然，魏晋风度不会如此与众不同。

5.1 真真假假

魏晋是个真实的时代，魏晋也是个不真实的时代。

说它真实，是因为名士们所表现出的率真、本色，以及毫不掩饰的情感。说它不真实，是因为名士们真实所面对的，是个不真实的时代。

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那就是——真实。真实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或哪个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真实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而魏晋追求的，是心理、情感和艺术的真实。然而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

曹丕与曹植、曹彰兄弟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兵戎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wěi）奉诏诛杀汝南王司马亮，却被以假托诏令的罪名处死。

所以阮籍会途穷而哭，心忧天下，也会妥协于司马政权，委曲求全，这是矛盾的，也是真实的。因为在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5.2 畸形的独立，病态的自由

从东汉末年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然而在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虽然不准结党，却可以成家。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的时候，士族就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由于东晋政权原本靠世家大族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因此没人能阻挡士族独立的趋势。只是可惜，这种独立是畸形的。

所谓畸形，有两层含义：

1. 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
2. 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编造罪名将士族灭族。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君臣共治，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虽然那个时代是他们的。

由于士族的独立不是个体的独立，因此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是他们虽然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道路在何方。于是，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而这近忧却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于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玄学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当然大受士族欢迎。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玄学开创者何晏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也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无视现实，向心灵深处寻求自由，这不正是老庄的无为思想么？可是士族之所为士族，就因为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层。

现在，士族成为了统治阶层，儒学却失去了舆论阵地，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士族，竟然抛弃了儒学，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

正因为这样，魏晋士族才会表现出畸形的独立，病态的自由。

5.3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就在于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如同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尝不是好事。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史学家喜欢将魏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相提并论：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

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两次大动荡都是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

不同之处在于：周代的问题在于制度，汉代的问题在于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

与汉文明相对，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佛儒道三教合流，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无论是周代的礼乐教化，还是汉代的儒家思想，其实都是在权威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统一的社会秩序。有了这套社会秩序，尽管中途遭遇变故，比如说犬戎灭周和王莽改制，但文明却没有断裂，反而走向了世界。

然而儒学毕竟不是信仰，它是靠权威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一旦王权瓦解，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随之倒塌。魏晋便是如此，皇帝和礼教，谁都不是老大，谁也没有权威。这是孔子口中的礼乐崩坏，但崩坏未必不是好事。

正因为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的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

通过这一次病痛，中华文明治疗了自身疾病，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假如没有这次分裂和动荡，中华文明，将会慢慢老去，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像罗马文明那样，被彻底摧毁。

后记

魏晋是唯美的时代，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然而魏晋士人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所以，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综上，我们也知道了是魏晋风度。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便是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