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信用危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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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危机的背后是契约精神的缺乏，是商业信心的损害，更是违约潮可能导致的金融系统性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曹德旺在一次演讲时说：
这次没有疫情，我们也很危机。这不是现在做的，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我们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美国人很聪明，他们修改会计法，原来你公司去买另外一个公司的股票，50块美金买的，现在股票跌下来只剩下两毛钱，你如果没有卖的话，还可以记50块，不用做减资准备，美国是这样来解救危机的。
我们的救市方法很实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去救市的时候，各地配套资金加码，可能有一两百万都不止，扩大我们的内需，内需去哪里了？
房地产。
我们的房地产，这几年你可以想象一下盖多少东西。从09年到去年（2019年）GDP产出是750亿万亿，但是每年的报表都有一个说明是，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十几，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隐患的起码400万亿，再加上历史的旧的固定资产，少说五六百万亿，我们去年（2019年）产出才九十几万亿，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于是我想，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来，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
不良资产引发的违约潮，利息和各种短期贷款，在某种程度上会将我们拉入还债的深渊，这是曹德旺在2020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预测的信用危机会在2022年以后到来。
但这并不是曹德旺第一次对危机做出预言。

2007年，曹德旺曾在公司内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叶知秋》的文章，文中写道：

曹德旺：一叶知秋（2007年11月）
一早走出家门，就与秋风撞了个满怀。经过一夜的秋风，院子里昨日还一尘不染的小径上零乱地铺展着黄色的落叶。
虽然南方的四季没有北方来的分明，但一入秋天，满眼的金黄色还是让人充分地感受到了秋的到来。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春华秋实，对于辛勤耕耘者在企盼金秋丰收的同时，亦为冬的到来而忧伤。
今秋，连续数年的全球经济高增长以及中国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国GDP增长更有望超过10％。捷报频传，凯歌阵阵，但只要聚神倾听，亦不难听出凯歌声中的些许不和谐：—中国经济疑似由偏快转向过热；
—美国次级按揭失控引发全球危机四伏；-人民币不断升值；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争议与整治。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凯歌声中夹杂着的阵阵杂音，有如秋季的落叶，预言着冬天即将到来，预示着我们需要经受严寒的考验。
然而，寒冬、雪景、冰川，在给我们带来寒冷的同时，
也净化了空气，灭除了害虫。人类呢，御冬除了增衣之外，
亦可借此休整、进补，以备再战来春。而来春的花是否开得灿烂开得艳丽，就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已知季节在更换，并做好了种种越冬的准备：
—全员培训，旨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创新技术，改革流程；
—全面推动以提升质量为目的之精益管理；
—积极开展反浪费，降成本活动。
这就是修身。“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修身以利行。 修身以秋实。
我们福耀人，在经历了这样的修身与进补后，也就真真正正地领悟了江山如此多娇，感受到春华、夏绿、秋实的真谛。
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天，依然美丽。

今秋，全球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中国GDP增长有望超过10%，捷报频传，凯歌阵阵。
但只要聚神倾听，亦不难听出凯歌声中的阵阵杂音，有如秋季的落叶，预示着冬天即将到来，预示着我们需要经受严寒的考验。
一年之后，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逐渐蔓延到全球。
2008年下半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十一月国内进出口数据跳崖式下跌，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跌到-2.2%，进口增速则从上月的15.7%跌到-17.9%。
统计数据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年营收在2000万以上的企业，足足倒闭了6.7万家，其中就包括国内最大的工业缝纫机生产商飞跃集团、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厂商合俊玩具、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江龙控股。
最为知名的，恐怕还要属时任中国500强企业科弘，这家年营收超过百亿的制造业巨头，因无力偿还一笔7亿元的贷款，于2008年10月份宣告破产。
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挺过来了，2022年后的信用危机又会如何发生呢？
曹德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他的观察：
从2009年到2019年，全国的GDP产出为751万亿，其中固定资产占比超过50%，算上历史资产的折旧，固定资产投入高达500-600万亿，但我国2019年的产出才90多万亿，如果福耀的投入产出比是这样的话，肯定早就破产了。
曹德旺把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比作是一家大型公司，我认为这是非常具象化的。公司的经营发展，又何尝不像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但不同的是，公司更遵循市场的力量，由市场所主导、支配。
而经济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支配市场。
从09年到19年，十年时间GDP产出为751万亿，固定资产占比超过50%，算是历史资产的折旧，这里指的应该是过去的资产占比，曹德旺推算我们固定资产投入一共高达500-600万亿，但2019年我国的GDP只有98万亿左右。
固定资产投入500-600万亿，但2019年我们的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产出率是很低很低的，这是生产率水平下降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点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点绕，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是：这就好比我们买了价值600亿的房子，准备坐等收租，但一年下来，总价值600亿的房子，租金却只收到了98万亿。
这对我们来说是亏本的还是赚钱的？
当然是亏本的买卖。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支付我们贷款买600亿房子所产生的利息、债券、甚至是罚息等等。
如果长此以往，我必定会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
由此，这个局面就形成了曹德旺口中的“信用危机”。

信用危机，非一日之寒。
理论上讲，我们贷款也好，还是4万亿刺激经济也好，重资产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GDP，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就业，更重要的我们虽然大力投入了重资产，但资产就在那里，不会走、不会跑，也不会掉。
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重资产的投入，可以短期内拉动经济、带动就业，长期来看，资产的利用率还可以帮助我们推动经济增长，这几乎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重资产只带来了当时的经济增长，却没有拉动如今的产出？
从数据来看，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有45%都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机场、铁路、城乡电网包括地铁等大型基建设施，因为是民生的需要，很多项目至今其实都是亏损的状态。
一些基建类型的资产投入不仅没有带来长期的增值收入，还需要我们去进行额外的补贴。

为什么要补贴呢？
这又引申出了另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如今的城市化不断增长，乡镇改建不断取得新貌，但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依然很低，这就导致了重资产的投入，带来的却是持续性的补贴，而不是长期的盈利。
我们有十四亿多人口，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来看，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极低收入人口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2000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5000的中等收入者有3.8亿人。
这就导致了，地铁、动车、公交、电费，一旦定价太高，很多人难以承受，定价过低，又需要持续性的补贴。
因而，这部分的重资产投入，并没有带来长期的盈利。不过从好处来看，这让物流的成本变得更低，人与人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变得更低，从而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除了基建之外，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行业不得不说，那就是地产。

根据权威机构在2018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房地产总市值高达65万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450万亿，正好对应了曹德旺的预估数据。
如此庞大的固定资产投入，钱从哪里来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杠杆负债。
根据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杠杆率由1993年的8.3%增加至了2021年的62.2%，2009年前后，居民杠杆率的增速明显增加，在1993到2008的16年里，居民杠杆率仅增加了9.6%，但2009到2021的12年里，居民杠杆率增加了44.3%。

尽管我们的储蓄率很高，但居民杠杆率也同样居高不下。
居民杠杆率源自购买商品房，考虑到大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大多数人选择购房都是采取首付＋按揭贷款的方式来进行购买的。
这部分风险在哪里？
这部分风险其实是由银行所承担的，虽然目前我们的居民贷款不良债务还比较低，但一旦发生黑天鹅事件，例如疫情导致居家失去收入、甚至是失去工作，找不到就业机会，就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违约潮。
这一点，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又非常类似。
对银行来说，尽管按揭贷款在过去几乎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但这同样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人们的收入稳定、工作稳定的大环境下，贷款违约当然很低。
但随着收入的下降、损失，影响消费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可能影响银行的不良坏账，这才是爆发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信用危机？
不是居民不想还钱了，而是没钱还了，人与银行建立起来的信用，因为收入损失、下滑，导致的无力偿还。
如今我们都知道，房地产行业对GDP的贡献率在20%左右，但维系人们每月还钱给银行，住进城市里漂亮小区的唯一底层因素，在于宏观经济的好坏。
在新冠病毒还未发生的时候，这一局面尚可支撑一阵，但新冠病毒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平衡，这可能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什么是历史遗留？
历史遗留的不仅仅是资产的投入，历史遗留的还有刺激经济所带来的债务问题，还有投入和产出差异巨大的浪费和无效投资。
这才是最大的麻烦。
2017-2020年这四年内，银行已经处置了8.8万亿不良贷款，这其中就包括房贷，这四年的数字超过前十二年的总和。
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金融系统债务问题所带来的风险。
个人债务有违约风险，对大量的企业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2021年，全社会从市场上募集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共314.13万亿元，扣除债券、居民贷款和无息的股票融资之外，企业部门的有息融资存量在180.48万亿，按2021年银行加权平均贷款利率4.95%计，企业需要支付8.93万亿的利息。
这些贷款若按照平均三年期还本的话，当年需还本60.16万亿，2021年共需偿还本息共69.09万亿。
而企业每年有多少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呢？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27.92万亿元，还本付息能力为185.15%，这里的营业收入还没有扣除营业成本等因素（营业成本一般占营业收入的50%-70%）。
这样算下来，企业扣除成本和还本付息后，几乎没有利润的空间。
而企业在2015年还为263.90%，之后逐年下降，2021年降到185.15%，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企业是在靠借新还旧以及货币的不断宽松才得以维持下来的。
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债务问题，从数据来看，个人债务和企业债务都已经不小，经济刺激所带来的重资产投入，也没有转化为长期的利润，投入产出比之低，也说明了无效投资太多。
而过去我们所依靠的房地产拉动经济，在今年也难以为继。
今年上半年，占全国投资份额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4%；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22.2%，房屋销售额下降28.9%，新开工面积下降34.4%，土地购置面积在去年负增长的基础上又下降了48.3%。
房地产相关的一切，从买地、开工到销售，几个环节的关键指标同时出现严重负增长，这恐怕是房地产历史中所没有的。
新生儿的下跌，既是购房者对房地产的“馈赠”，也是房地产如今不得不面临收缩的现实问题。
当人口开始减少的时候，还有必要继续扩大房地产市场吗？
房地产饱和，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

除了企业和居民债务之外，地方隐形债务也不少。
根据IMF估算，国内地方隐形债务61.3万亿，是年GDP的一半左右，其中有40万亿都是城投债，发行利率4%-8%，2021年隐形债利息2.2万亿，债务主体2021年全年能融到的新资金仅仅只有2.4万亿，勉强应付利息的支出。
地方融资又多为土地抵押，但近几年土地流拍严重，土地收入2020年增加了1.9万亿，2021年仅增加2909亿，如此悬殊的差异，对地方财政的收入支出，同样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哪怕是在疫情第一年，房企拿地的意愿也是颇高的，但自2021年开始，房企拿地的意愿越来越低，这或许是某种风向的转变。
债务的三层风险，从局面、企业到地方，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曹德旺所说的信用危机会在2022年以后到来，并非是妄言。
如今要想解决债务问题，避免陷入到日本经济二十年的阵痛之中，我们需要抱着长期主义去解决这些中长期问题。
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非下大决心，难以成功；非久久为公，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