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产业链 | 第一章 从效率到安全

摘要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是分工和交易。效率和安全两大因素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交易如何展开。工业发展的历史验证了企业和市场不断通过优化分工和交易提高效率，进而主导产业链的配置和布局。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则决定了产业链在效率原则下的国际布局。

改革开放，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提升了中国产业链效率。改革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和产业集聚，释放了经济效率。开放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配置，加深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之一。

如何理解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企业层面的安全主要是供应链的稳定。政府视角的安全，一定程度与全球地缘风险上升的背景有关，要求确保本国的产业和技术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和独立地位。

经过多年的效率提升，中国经济在总量和产业水平上具有赶超美国的态势，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从合作转向竞争。两国对各自产业链安全的追求，与全球产业链的效率原则存在一定矛盾，双方需要控制追求安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两国在地缘政治层面需要避免新冷战，在经济层面需要维持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

国家间的技术脱钩，会降低双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决定一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因素，是该国包括政府、市场、大学和企业在内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间的产业竞争根本上是创新的竞争。

为应对产业链配置从效率向安全的转变，中国可以发挥自身在经济和产业方面的新优势。巨大的经济规模，有利于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效率和安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贸网络中最大的节点，可以发挥在全球贸易规则中更大的领导作用。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是当今世界两大技术进步潮流，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在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产业政策制定方面，也积累起一定优势和经验。

正文

效率和安全是影响产业布局和发展的两大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效率。同时，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然而，当今世界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迹象。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体量和不断升级的产业水平，对美国形成了赶超态势。中美两国之间的主导关系从合作逐步转向竞争，势必对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和布局产生影响。

在逆全球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配置面临从效率到安全的转变。企业层面的产业链安全主要在于保持供应链的稳定，从原先的追求及时反应（just in time）逐步转向防范极端风险（just in case）。政府视角下的产业链安全则与国家间的竞争有关：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想要确保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当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合作是国际主流，效率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当国家间面临地缘政治的冲突，对安全的关切就会上升。中美两国的竞争以及对产业链安全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要付出效率损失的代价。但是，双方都无法不计代价地追求安全，都有必要对效率的损失进行控制。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因此更有必要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效率损失。

本章主要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梳理产业链效率和安全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并为中国过去四十年产业发展的效率提升和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提供一个框架性的分析和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当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配置中的若干核心优势，并在宏观层面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以促进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一、产业链的效率优先原则

（一）分工和交易是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核心

产业链（Industry Chain）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生产各类产品或提供各类服务的企业，通过分工和交易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体系。与产业链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供应链和价值链。三者之中，产业链这个词在中文里运用比较普遍，在英文文献里用得较少；供应链和价值链在英文文献中使用得更为普遍。

要理解产业链的真实形态，我们首先要避免过于受到这个词的比喻色彩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产业链这个词将产业间的不同企业和行业构成的关系比喻为环环相扣的链条。这种上下游产业和企业间的链条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微观企业的视角。但是，如果从整个经济的宏观视角看，产业间的关系并非链状，甚至也非网状，而是由投入产出表所刻画的相互交织影响的形态。我们利用覆盖整个中国经济的17大产业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做了产业关系图（图表1.1）。图中的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大的产业，连线表示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品按照顺时针方向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圆圈的大小代表产业的总产值，用2000年的不变价格人民币计算，因此两张图的圆圈大小是可比的。

在这样的类似星空的产业形态中，单独拎出来某一个产品，将其相关的产业称为某某产业链，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产业链的特征。比如，我们所习惯称呼的芯片产业链，其组成实质可能覆盖大半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几个行业所构成的链条。从宏观性和系统性的角度理解产业链的形态，对于我们讨论与产业链相关的政策至关重要。

供应链（Supply Chain）这个概念，更多强调了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所组成的链条，可以是链状的上下游关系，也可以是网状的供应网络关系。与产业链概念相比，供应链这一概念往往更突出企业内或者企业间的供应管理的内容。中文文献中，也常常见到“产业链供应链”这个组合词，这么用的时候，同时强调了产业链的宏观含义和供应链的微观含义。

价值链（Value Chain），则是产业链这一概念在价值分配维度的展现，即产品价值在产业链上不同企业间的分配。如果产业链所包含的不同企业分布在全球各地，则其价值链就是全球性的，即所谓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人们常常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苹果手机，一台价值一万多元的苹果手机，包括了诸多硬件元件和软件。苹果公司通过设计、采购、外包生产、市场营销和销售，把诸多公司组织起来，共同构成了苹果手机的产业链。这些参与苹果手机生产的企业都或多或少分得苹果手机售价中的一部分，这种价值分配，就构成了苹果手机产业链的价值链。而苹果手机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零部件的采购、运输、仓储和保险等等供应关系和管理内容，就构成了产业链的供应链。

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对产业关系的阐述，但三个概念都反映了现代产业的一个根本特征：一个现代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分工与交易。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葡萄酒、茶叶、瓷器和毛呢这类经常出现在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古典商品，那么我们并不需要产业链这个概念，也基本上用不到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概念。这些古典商品的生产过程虽然存在一定的分工，但只是非常简单的分工，大多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完成。由于涉及到的分工极为简单，因此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交易也相对简单。即便是亚当斯密大为赞叹的生产一根针所包含的“复杂”分工，也基本可以在一个工厂之内完成，不需要运用产业链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描述。

但是，当我们讨论汽车、电脑、手机这样的现代商品，甚至耐克的球鞋、优衣库的服装，或者万科开发的住宅，都包含了很多中间产品和服务。大部分的现代商品，在抵达消费者之前，都经历了复杂的分工和交易，通常需要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协作完成。由于分工程度高，这些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复杂的企业间交易和企业内管理。这种基于复杂分工和交易的现代商品生产过程，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这三个不同概念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内核。

图表1.1：中国的产业链形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研究院
注：圆圈大小为各产业的当年总投入，按2000年人民币不变价折算。按顺时针看，每条边是从中间投入产业到中间使用产业的流量

（二）产业链的效率：交易成本、地理因素和规模经济

图表1.1所刻画出的产业链的复杂形态，本身就是产业链配置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经济效率几乎等同于分工和交易的程度。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产业革命初期就已洞见的：分工和交易是提高产业效率的最重要手段。这掩藏在现代产业中的一大奥秘，并非显而易见。这也是为什么《国富论》那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如此发人深省：“分工……在每一行业中都实现了劳动力效率的成比例提高……由于交易促进了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制于市场的范围”。

效率可以用多种不同指标来衡量。微观层面，可以用企业增加值率、企业利润率等来度量企业的盈利能力或效率。宏观层面，可以用人均GDP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效率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ial Productivity，简称TFP）这样的指标则可以同时在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测量。各种衡量指标，本质上反映的都是某种“剩余”，即企业在扣除了以某种方法计算的要素成本之后，所创造出来的额外价值。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企业内部体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等价地可理解为成本最小化。随着生产过程和企业内部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也逐渐从生产成本中被独立出来加以分析。

斯密关于效率的观点简洁而深刻：市场交易的范围决定了分工程度，分工提高了效率。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全部分工呢，为什么还有企业存在并把一部分的分工放在企业内完成？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科斯。科斯（Ronald Coase）首先敏锐观察到了经济运行中一项重要的成本：交易成本。交易虽然促进分工并提高效率，但市场机制不是免费午餐，交易是有成本的。达成交易，需要搜寻交易对象，然后与之谈判磋商交易条件，合同签署后还要确保执行，一旦合同违约也要有相应的手段挽回损失；这些都需要成本。如果所有的分工都通过交易实现，交易成本将大大增加。而企业以指令的方式在内部组织分工，则降低了交易成本，尽管会增加管理成本。企业的规模越大，管理成本越高；市场交易越多，交易成本越高。二者在边际上的均衡，决定了企业和市场的最优边界。

交易成本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任难题。当人们拥有不对等的信息，相互之间不充分了解，或者对于同一个事物的了解程度不同，这时候为了达成交易必须建立一定的信任，这需要花费不菲的精力和金钱。这为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大门。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人们为了达成信任付出的成本，有利于促进交易和分工，并提升经济效率。因此制度，作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总和，对应着不同的交易成本，决定了效率高低，也决定了产业链的形态。

在生产和交易中，运输成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观层面，企业所进行的供应链布局和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详见中金报告《改善供应链生态，应对产业链风险》）。但在宏观层面，运输成本长期未得到经济学的重视。十九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unnen）在他的著作《孤立国》中提出了运费影响农业布局和地租的精巧理论，被视为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但是，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沿着屠能开创的道路前进，始终偏重于分析特定地区的文化和地理特殊性。直到1991年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了《地理与贸易》一书，重新把空间作为分析贸易和生产的重要因素，由此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传统经济学主张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但克鲁格曼论证了，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劳动和资本在空间的集聚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所谓的规模经济。这种产业集聚导致了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完美解释了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产业集群”。为了突出空间和地理的作用，克鲁格曼刻意避免使用“正外部性”来解释规模报酬递增和集聚效应。包括信息在内的正外部性是工业集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克鲁格曼认为，利用正外部性来解释规模经济过于肤浅。因为集聚的工业具有正外部性，所以工业会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这种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新经济地理试图将规模经济归结到地理这样更底层的因素，而不是外部性这个概念。埃利森（Glenn Ellison）和格莱泽（Edward Glaeser）利用美国的四位代码企业近两千个地址数据，发现至少五分之一的集聚效应可以归结为由地理因素构成的“自然优势”。考虑到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对“自然优势”的作用存在低估，埃利森和格莱泽认为地理因素构成的“自然优势”至少可以解释一半的产业集聚效应[2]。

（三）产业链的国际配置：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跨国公司

分工和交易可以跨越国境，事实上人类的交易活动比国家的起源更早。在当代国家林立的世界，包括全球经贸体制和地缘政治环境在内的广义的国际秩序或“制度”，也决定了国际间的交易成本，影响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态。过去几十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演变，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企业和市场的范围同时扩大。产业链从国内延伸到全球。跨国公司主导资本、技术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使得产业链的效率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产业链的全球配置中，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都在不同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了，不同国家应该生产相对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提高效率。比较优势的根源，在于不同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应该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展开，以不同商品的部门间贸易为主；各国通过商品贸易，本质上在“出口”禀赋中相对富裕的要素，“进口”相对匮乏的要素。比如19世纪已经工业化的英国，主要与资源国进行贸易，英国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品。

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发展出现了新现象，巴拉萨（Bela Balassa）观察到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开展同类产品的部门内贸易[3]。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基于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以及后来的新新贸易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和不同商品之间的贸易，也可以解释巴拉萨所观察到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部门内贸易。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资源禀赋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就部门内的商品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并以此充分享受国际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因此，规模经济成为不同于比较优势的另一个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展开，比较优势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各种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工业化国家内部为了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部门内贸易。

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在本质上理解为一种跨国套利。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不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套利空间。但反过来，套利活动会导致套利空间缩小；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在不同国家间趋于一致，即要素价格均等化。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发现，通过贸易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一个条件：不同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说，如果两国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足够大，国际贸易无法充分实现要素价格差异带来的跨国套利[4]。

如果国际贸易不能充分实现潜在的效率提升空间，效率原则会为自己开辟其它的道路。既然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交易不同的要素禀赋，何不直接在国际间配置生产要素呢？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自由移民导致的劳动跨国流动，但随着二战以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种种相关制度安排，劳动的跨国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相比之下，资本的流动要容易得多；于是跨国公司应运而生。跨国公司将资本以及与资本相关联的一些专属性资产，例如技术、管理知识和市场渠道等，从资本充裕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充裕的国家，进行产业链的国际配置。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指出，跨国公司的出现和相伴随的资本流动，会导致充分的跨国套利，从而导致两个要素禀赋差异足够大的国家，也能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5]。

跨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真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这不仅需要足够的经济利益的激励，同时也需要技术、制度和地缘政治的条件。技术方面，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成本大幅下降，这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管理成为可能。制度方面，战后关贸总协定（GATT）的签署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为进一步降低关税和深化区域协作铺平了道路。地缘政治方面，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80年代东欧国家脱离苏联阵营，以及90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为全球设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欧美跨国公司兴起于90年代，与当时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密切相关。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一）中国通过效率提升成为世界工厂

冷战结束后，最渴望融入全球分工也最被西方所看好的国家是俄罗斯。但最后成为世界工厂的却是中国，原因何在？这其中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中国自身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外部的因素则是全球化的演进。

中国的改革开放，集中体现为市场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引入了市场机制，放开了市场交易，为效率的释放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国放松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管制，大批农民开始到沿海地区的城市务工，推动了国内的工业集聚，规模经济逐步发挥作用。90年代以后，中国设立资本市场，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从大多数行业中退出，这些市场化的制度改革为加入WTO奠定了基础。中国2001年加入WTO，充分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经济效率进一步大幅提升，短短十几年就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上文所述的几种经济理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造就中国这一经济奇迹的具体机制。

克鲁格曼1991年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是关于制造业发展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有点迟到——利物浦、伯明翰和鲁尔区的产业集群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但是，这一理论却几乎完美预测了此后20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中国制造业在9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集聚效应和区域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不难从数据中得到验证：通过测算中国工业企业的TFP变化，我们发现集聚效应是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机制（图表1.2和图表1.3）。

图表1.2：中国工业体系的空间集聚度动态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注：空间集聚度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采用EG指数（Ellison and Glaeser, 1997）测算得出，高/低技术行业数值为对应领域内的行业中类EG指数取均值。参见Ellision G., Glaeser E. I.(1997).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889-927.

图表1.3：企业间地理距离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资料来源：Li et al. (2022), 中金研究院
注：企业间地理距离1、5、10、20、30分别表示离产业集群中心位置0-1公里、1-5公里、5-10公里、10-20公里、20-30公里内的工业企业，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系数将0-1公里距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标准化为1，其他地理距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比照0-1公里系数的相对值。参见Li, J, Li, J., Liu, S. (2022). Attenuation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the univers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30(103458): 1-18.

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在中国产生了叠加效应，极大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提高了全球的产业链配置效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制造业中心，往往完成了某一种商品绝大部分的全球产量（图表1.4）。例如，浙江省宁海县的西店镇，生产了全国70%的手电筒，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而该镇集聚的11万人口中有6万人是外来务工人口。通过分析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可以看出，与中国本地公司相比，在华外资控股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领先优势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断缩小（图表1.5）。1998年，外资企业的TFP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到2002年中国刚刚加入WTO时，外资在TFP方面仍领先内资工业企业；但自2005年以来，差距开始不断缩小；到2007年，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外资和内资的TFP几乎相等；而到2013年，在某些方面，内资的TFP开始出现领先外资的情况。

图表1.4：中国一些产业中心的单品产量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官网及官方报道，中金研究院。
注：市场份额为2019-2021年三年间的某一年，各地的具体年份不同

（二）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合作

全球化，人们用这个词来描述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呈现出一体化倾向。国际贸易的大幅上升，当然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但是全球化的含义超越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期甚至更早，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也许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如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但是，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主要指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而且，以冷战结束为界可以将全球化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二战以后，联合国、IMF、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起到了协调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使得全球化并未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展开。直到冷战结束，世界经济才真正体现出一体化的倾向。从经济的视角看，后一阶段的全球化与此前的全球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经贸关系超越了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兴起并带来产业链的全球配置，也就是赫尔普曼所揭示的出现了全球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

这一轮全球化的最鲜明特点，无疑在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展了经贸合作的伙伴关系，并崛起为全球超大经济体。这背后的宏观层面作用机制，就是中美之间巨大的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了全球最大的跨国套利机会，而制成品贸易不足以充分实现跨国套利；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流动在中美之间调整产业链布局，是这一轮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所谓“世界是平的”[6]，其实是中美两国之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体现。

中国和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完美诠释了这个故事。首先，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也是贸易量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图表1.6）。其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而中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资本流入国。1995年以来，美国累计FDI流入和流出均超过5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中国内地加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累计FDI流入约5万亿美元。中国内地的累计FDI净流入高达2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一（图表1.7）。

图表1.5：高技术产业的内外资企业TFP平均值之差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金研究院

图表1.6：全球主要贸易大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注：数据为2019年。圆圈大小代表该国进出口总额，线条表示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这里选择了全球前十大贸易国

正如赫尔普曼所预言的那样，在跨国资本流动的作用下，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迅速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过程。事实上过去四十年中，中国是唯一真正实现劳动成本持续向发达国家大幅收敛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人均劳动收入1984年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2021年上升到美国的20%左右（图表1.8），这是数量级的大幅上升。同时期内，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型经济体，都未能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劳动收入大幅上升。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更多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趋势性的向美国趋近。
在全球化的演进中，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恰是那个要素禀赋与发达国家差异足够大的国家。俄罗斯劳动力数量只有7000多万，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9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劳动收入只有俄罗斯的十分之一左右（图表1.8），是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更理想的跨国套利的目的地。随着冷战结束，跨国公司蜂拥进入中国，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中国的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图表1.7：1995年以来FDI的累积流入流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注：货币单位为现价美元（BoP, current US$）

图表1.8：1984年以来中印俄三国的人均劳动收入

资料来源：Wind，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中金研究院

中国能够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成为主导力量之一，离不开中国审时度势的明智决策。中国1972年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1979年与美国建交；与发达国家改善外交关系，无疑是实现经贸合作的前提。19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中国内地，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资本。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改革开放策略，并于90年代大力推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排除种种阻碍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举措，与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相结合，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道出了中美两国基于巨大的要素禀赋差异所建立起来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合作共赢的基础。同时，由于中美合作在本轮全球化中的基础性意义，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压舱石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也必将随之动摇。

（三）逆全球化：中美两国从合作走向竞争

中国和美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赢家。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主要体现为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美国获得的主要的好处是企业盈利的提高和物价水平的稳定。跨国公司在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布局，为美国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按不变价计算，美国公司盈利在过去二十年间增长接近40倍（图表1.9）。

但是，美国普通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有限，甚至相对受损。美国劳动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利润增长，2001年以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显著下降（图表1.9）。只是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压低了美国的长期通胀，所以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低通胀所掩盖，出现 “乡下人的悲歌[7]。

图表1.9：美国的资本回报与劳动者报酬

资料来源：Wind，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中金研究院

图表1.10：中美两国的资本产出比

资料来源：Haver，Wind，中金研究院

全球化的过程也带来了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制造业最重要的要素是劳动和资本。劳动力方面，2016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刘易斯拐点”则更早。同时，经历了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劳动力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之间的优势切换。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大幅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1980年相比，尽管中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在下降，但质量大幅提高。资本方面，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除以GDP的比例）经过四十年的上升，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图表1.10），中国已不再是资本稀缺的国家。中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缩小，意味着跨国公司和资本流动实现跨国套利的空间在缩小。当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缩小到一定程度，两国之间仅仅通过制成品贸易就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不再需要本世纪初的那种全球化程度来促进效率提高。

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令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利用包括了153个细分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刻画了中美两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2020年的结构形态（图表1.11）。从这张图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的几个特点。第一，由于房地产的大幅发展，建筑业在一二产业中占比较大，这一点与美国类似。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覆盖了广泛的细分行业，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已经超过美国。第三，中国的几个重要制造业与国内其他行业之间并没有较粗的连线，表明这几个行业具有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高度依赖国际产业链。

图表1.11：中美2020年一二产业的投入产出形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BEA，中金研究院
注：圆圈大小为各产业的当年总投入，都是本国名义价格。按顺时针看，每条边是从中间投入产业到中间使用产业的流量

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合作，那么逆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中美从合作转向竞争。中国巨大的劳动力数量，乘以持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具有赶超美国的态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由于美国经济更多依赖服务业，而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制造业，如果计算实体经济体量，中国也超过了美国。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相对消长，以及两国要素禀赋的趋近，使得中美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雷同和重叠，这自然增加了两国之间的竞争性。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出现的中美贸易摩擦，就是这种竞争性的体现。而竞争性的增加，必然带来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风险。从美国的视角看，一边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收益下降，一边是与中国冲突的风险上升，与中国脱钩就成为一个政策选项。

三、产业链的安全关切：控制效率的损失

（一）产业链安全：企业和政府不同视角的理解

对产业链安全的一般理解，集中于供应链的韧性（resilience）和稳健性（robustness）。这种理解主要体现微观的视角，着重于企业管理层面，强调跨国公司在运输、物流、仓储和生产等环节的平稳。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导致很多产业链出现临时性断裂，第一次敲响了全球产业链断裂的警钟。新冠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格罗斯曼等人系统分析了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以及相应的对策[8]。为了应对日益常态化的供应链扰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从过去强调最小库存成本，转为强调及时性和对抗极端风险情形。企业采取的对策主要是确保一定程度的冗余和多元化，包括增加库存和备用产能、增加供应商、扩大产能的地理布局，等等。本质上，这种产业链安全是出自企业视角，为对抗尾部风险而做出的管理调整，其核心概念仍然是企业的风险收益最大化，与效率优先原则并不矛盾。

从政府视角看产业链安全，与企业视角存在差别。美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与产业链安全相关的政策，远超出企业管理的范畴（图表1.12）。美国政府直言要确保美国在重要科技领域对中国保持领先地位[9]，这种安全理解显然超出了文献中通常讨论的供应链韧性或稳健性问题。

图表1.12：美国政府过去5年对华采取的产业链相关政策措施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路透社，中金研究院

对中国而言，产业链安全也具有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含义。企业层面同样强调供应链韧性和稳健性，政策指向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国家层面的产业链安全并没有清晰的定义。美国政府追求的安全是美国保持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性，中国政府则主要追求有关国计民生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中国追求“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安全目标，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要同中国“脱钩”的威胁有关。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10]， 中国产业链在产品制造和研发阶段大量引用美国技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美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净出口额快速扩大（图表1.13）。2021年，美国对华知识产权使用费净出口高达82.5亿美元，同年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仅5.2亿美元。长期以来，美国是对中国知识产权出口最多顺差最大的国家，远高于日本和韩国（图表1.14）。这种不对称使得美国可以将“脱钩”作为一种威胁，而中国不得不应对这种风险。

（二）安全与效率的矛盾

企业层面对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基本可以统一于效率原则；但政府层面的产业链安全考虑，则可能与效率原则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体现在不同时间维度下效率和安全可能存在矛盾。对效率的追求集中体现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但企业家可能过于关注短期目标，长期来看，企业的行为可能带来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其二体现为加总谬误：从个体角度看效率与安全是统一的，但加总起来可能就不统一了。企业在效率优先原则下的市场行为，加总起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可能与安全存在矛盾。

安全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为追求安全目标，有时候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特别是，对安全的考虑主要集中在“自主可控”时，所牺牲的效率代价是非常明显的。自主可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减少交易和分工，而交易和分工是效率的源泉，因此“自主可控”很大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损失。
当产业链的安全与效率原则不完全一致时，政府干预市场就有了理由。政府从安全角度出发制订相关产业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为了提供公共品而干预市场的行为。一个关于安全的典型例子是国防，国防也是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经典案例。尤其是，当主要的经济体都把产业链安全理解为“自主可控”时，安全这一概念就必然与地缘政治因素相联系，因而更加与国防具有可比性。

中美两国政府对产业链安全的考虑，一定程度都与全球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有关。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不可控，产业安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安全概念挂钩。地缘冲突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卡脖子”问题，例如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存在卡脖子风险，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某种意义上也是卡脖子。产业安全一旦因为地缘政治风险的因素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就逐渐独立于成本收益考量，不再与效率原则保持一致。

图表1.13：美国对华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

资料来源：WTO，中金研究院
注：上图基于美国向WTO申报数据，此处中国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

图表1.14：2016年中国内地对各经济体知识产权贸易

资料来源：WTO，中金研究院
注：上图基于中国内地向WTO申报数据。

（三）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带来的安全关切

冷战结束为战后全球化进入更深层次的阶段提供了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但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则朝向逆全球化的方向变化。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矛盾显性化，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各国政府都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影响。这意味着，在经济主体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势必要增加对安全的追求。因此，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需要更高的韧性和稳健性。同时，各国政府也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和成本去追求安全。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把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看作安全目标。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交易的复杂背景下，能够充分实现重要产业和技术自主可控的国家目前几乎不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居于科技领先地位的国家，也并没有真正实现所有重要产业的自主可控。例如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在口罩、呼吸机和一些医疗器械的生产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而严重依赖从中国的进口。不仅如此，如何实现自主可控，更是一个难题。苏联曾经一度追求在主要工业领域的自主可控，但是由于完全忽视了经济效率，导致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逐渐落后。

如何衡量安全？由于产业的安全具有不同维度，因此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关于产业链安全的衡量指标。贸易条件、进口产品的集中度和出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对他国的依赖程度。就“自主可控”而言，人们常用某一产品或行业的国产化率来衡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都具有片面的色彩。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产业链本质上是星空状的具有宏观特征的产业体系，国产化率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衡量，如果过分追求某一个产品或行业的国产化率，很可能是刻舟求剑，舍本逐末。

（四）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安全的基础

与地缘政治相关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产业链安全，从美国的角度是要保持技术优势，从中国的角度是要实现技术追赶。因此，中美两国对产业链安全的考虑，根本上是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认清这一点，我们对于中美脱钩可以适当地泰然处之。美国的产业回岸和友岸政策，对于中国的安全和效率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之前讨论过，产业的地理分布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规律的支配。90年代以来众多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到中国，主要与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相适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要素禀赋的变化，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是中国本土公司将部分产业外迁到其他国家，不过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并非都会导致中国的产业效率和安全受损。

中美之间的技术脱钩，确实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一定的安全威胁。但这种安全的威胁，并非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因此而面临某种崩溃的危险，而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速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美国对中国限制高端芯片出口，这是中美技术脱钩的一个具体表现。但这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停止增长，更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大幅衰退，或者出现崩溃。这种技术脱钩的具体危害，是抑制了中国技术创新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就此消灭中国技术进步的能力。

国家间的技术竞争，在根本上是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任何现有的技术都终将被更新的技术取代，因此即便是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某一项现有技术，也不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垄断未来。而未来的技术优势一定出现在我们目前仍然未知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因此，国家间的技术竞争，本质上不在于某项特定技术的领先与落后，而在于这个国家系统性地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能力。而一国的创新能力，取决于该国自身的创新体系，并不取决于外部对某一项技术的限制。

基于这一理解，实现自主可控，关键并不在于实现某一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自主可控，而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以确保不断产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大学、企业和市场所构成的有机体。其中，财政、金融以及软硬件基础设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需要相互协调，缺一不可。市场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政府也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11]

（五）中美有序竞争：控制逆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损失

历史上，当主要的经济体从合作转向竞争的时候，常会阻碍全球商品和要素流动，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下降。例如十九世纪后期美国逐步限制移民，实施《排华法案》，二十世纪初又实施《移民法令》，对全球的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很大限制。“一战”之后导致的全球化倒退一直延续到1937年，跨越了整个大萧条时期，期间国际贸易和与之相关的资金流动都大幅下降（图表1.15，图表1.16）。

中美双方如何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效率损失？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美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同时伴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因此，如果要控制逆全球化的效率损失，中美两国首先需要确保进行有序的竞争。有序竞争，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意味着中美两国需要避免从经济或技术的脱钩走向新冷战。

图表1.15：工业国经常账户盈余绝对值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Obstfeld, M., & Taylor, A. M. (2004). Global capital markets: Integration, crisis, and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ur World in Data; 中金研究院
注：本图刻画了15个主要工业国经常账户盈余绝对值与GDP之比的平均值。这15个国家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

图表1.16：1929-1937年间的国际贸易变动

资料来源：Findlay, R., & O’Rourke, K. H. (2007).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金研究院

中美之间有序的竞争，在经济层面，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要维持一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在哪里？最近一轮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增加了跨国公司以及相伴随的FDI和信息流动。那么逆全球化的界限就应该以维持正常的国际贸易为底线。中美脱钩，跨国公司的FDI按照经济地理和比较优势所揭示的效率原则重新布局整合，全球产业链也会在中美两国各自的安全关切下重新配置；全球贸易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是，两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不应该断绝或者大范围下降，即全球贸易不应该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中美之间有序的竞争，在国际经贸秩序层面，意味着从WTO的全面普惠式的自由贸易后退到特惠式的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但不是无节制的贸易冲突（详见中金报告《变中求兴：贸易规则演变与全球产业链》）。中美两国可以发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竞争，但是不应该以报复手段来威胁对方的经贸伙伴。这样，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才会成为促进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尽可以推动制造业“回岸”和“友岸”来满足其全球产业链安全的诉求。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制造业创新升级，提高自身的产业竞争性和自主可控的能力，来满足产业链安全的诉求。但双方对安全的追求，都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不计代价而无限制地追求产业安全。双方会根据各自实践中的效率损失，来评估追求安全的最优程度，实现一定的安全与效率的均衡。

控制效率的损失，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中国相比美国，在经济效率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人均GDP衡量，虽然中国目前相比四十年前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进步，但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对安全的关切，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解决；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因此，安全的关切最终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而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注重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而言，以效率促安全则安全存，不计代价追求安全则效率安全二者皆失。

中美有序竞争，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对中国而言，由于在安全和效率之间，二者更具有统一性，因此中国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即便世界局部地区风云变幻，中国也应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继续夯实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底层基础，确保中国经济沿着趋势线继续发展，这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

四、思考与启示：中国产业的新优势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产业链安全是什么，以及当今世界面对怎样的产业链安全挑战。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要应对产业链安全的挑战，还需要理解中国当前可利用的优势是什么。分析中国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和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我们发现中国当前在制造业上拥有两项较大的独特优势：规模优势和节点优势，即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作为全球产业链分工重要节点所带来的优势地位。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两大技术发展潮流——数字化和新能源——也为中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中国过去四十年所积累起来的完整产业体系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经验，也是中国未来面对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

（一）规模优势

40年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现在的优势则是规模优势。中国的规模优势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中国已经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链集聚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由此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中国制造业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获得了很大的成本优势。基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未来，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收入也将持续上升，劳动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消退。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由于规模经济而继续保持。因此，跨国公司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主要制约因素并非出于劳动力成本考量，而是一旦迁出中国后便无法享受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低成本。

第二，中国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还很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并不在意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持续上升，中国的购买力也逐步显现出来。中国的市场对跨国公司日益重要。这其中尤以终端消费品企业为主。比如韩国LG公司，2021年其67%的收入来自于中国，而且由于其产品为消费品，中国是其不可忽视的终端市场；美国高通公司的58%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但高通公司的产品是中间品，所以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没有数据显示得这么强[12]。除此之外，美国的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都有相当比例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因此，那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份额的企业将很难全面迁出中国，尤其是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的公司。即使美国政府会对这些公司施压，但企业可能无法承受失去中国市场的巨大损失，而游说美国政府放松相关的产业链安全政策。

第三，中国的规模优势还体现为人口规模，为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巨大的基数。以创新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增长理论，都显示人口规模本身具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其机制主要在于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人口越多的经济体，所享受到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比如，创新人才很可能是按照一定概率在人群中出生的。人口多的国家，拥有的创新人才总数也越多，而创新人才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力量，因此人口多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机会就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规模优势中，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都是来自于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效率提升的结果。可以说，正是过去长时期的经济效率提升，为中国创造了规模经济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当前运用规模优势更好地应对产业链安全的挑战。这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是有很大启示意义的。中国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确保产业安全，还应该继续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推动城市化，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只有继续提高效率，扩大中国的规模优势，才能更好地实行产业链的安全政策。

图表1.17：1*1公里网格的中美两国GDP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Nordhaus(2006)，徐新良(2019)，中金研究院
注：1、基于美国2005年GDP测算，公里网格数据集由耶鲁大学G-Econ Project提供，https://gecon.yale.edu/usa ；2、基于中国2019年GDP测算，公里网格数据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提供，
https://www.resdc.cn/DOI/doi.aspx?DOIid=33&WebShieldDRSessionVerify=4lU6OJ7MEbbxzEYFudbY。

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仍有扩大的空间。对比中国和美国的GDP空间分布，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单位面积上的GDP远小于美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而且，中国比美国有更大面积的橙色和浅色区域，说明中国经济的集聚度相比美国仍有提升空间（图表1.17）。如果我们比较上海郊区和紧邻的江苏昆山市，会发现上海郊区的发展大幅落后仅仅一线之隔的江苏昆山。同样的情况在北京郊区与河北之间也存在着。然而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周边这种情况就不明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与省级行政区划相联系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对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限制。而在同为一省内部的广州与东莞之间，这种限制就要小得多。这种与行政相关联的体制性限制，可能通过户籍制度作用于劳动市场，通过土地指标作用于资本市场，通过行政管理作用于商品和服务市场。未来，如果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则需要进一步打破与行政相联系的种种藩篱，真正建立和完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

（二）节点优势

中国在当今全球经贸网络中已经居于重要的节点地位。这种节点优势为中国在后WTO贸易体制下发挥贸易影响力提供了条件。《变中求兴：贸易规则演变与全球产业链》将对后WTO的全球经贸体制做更详尽的描述。中国由于在全球经贸中的节点地位，拥有大量的经贸伙伴，因此在后WTO的双边即多边特惠贸易协定的时代，仍将成为全球经贸的少数几个主导力量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之所以要推行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也是出于对其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前文提到，美国对于产业链安全的理解强调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主要的政策是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最大节点有关。在全球经贸网络里，中国在二十年来已经从一个很小的节点成为最大节点（图表1.18）。中国这种独特的节点地位，也意味着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政策自然导致一定程度上要与中国脱钩，否则其多元化政策无从谈起。

图表1.18：全球产成品贸易网络变化（左为2000年，右为2021年）

资料来源：《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王直等，2015年），ADB MRIO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注：贸易流向图中体现了超过50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记）的双边贸易，任意一条曲线代表按顺时针方向的上游节点出口商品至下游节点。节点大小代表经济体的总出口金额，曲线粗细代表双边贸易量的大小

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节点优势，也体现在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对中国与各国进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产业融合度较深，但与美国、欧洲的产业融合度较低。中国从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越高，表明中国有越多中间品出口到该贸易伙伴，然后通过最终品的进口实现了这部分增加值的“出口转内销”。这种增加值在两国间的“出口转内销”，说明两国产业融合程度深（图表1.19）。

图表1.19：中国大陆进口商品中的自身增加值比重

资料来源：OECD TiVA, 中金研究院
注：比重=中国大陆从该国进口所包含的自身增加值/中国大陆从全球进口所包含的自身增加值

图表1.20：中国与美国、亚洲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越高，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强，一般以IIT大于0.5则意味着产业内贸易程度高，反之是产业间贸易程度高；方法来自于Greenaway, D., & Milner, C. (1983).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ra-Industry Trade. Economic Journal, 93(372): 900–908

过去三十年，中国与亚洲邻居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来越深，而与美国之间并没有这种趋势，相反，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与美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下滑趋势（图表1.20）。这说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而且随着中国“入世”，中国和美国产业间贸易的比例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前文所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本质上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而展开。而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是产业内贸易，反映了彼此之间的产业融合程度在加深。

中国与亚洲邻国间深度融合的产业关系，意味着东亚各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同时，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冲突风险要小很多，因此这些国家有望成为制约美国同中国脱钩的重要维系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使之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通过这些“粘合剂”国家与美国、欧洲维持必要的经贸关系，以尽可能减小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效率损失。

（三）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赋予中国的新优势

未来可能的逆全球化的趋势，无法改变人类技术进步的共同趋势。技术进步有各种方向，但是长期来看，存在两个明确的技术进步方向：一个是数字技术，另一个是绿色转型。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应优势，而且可以与规模优势和节点优势相结合，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继续提高自身经济效率。由于中国的超大经济规模，中国在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过程中，将享受丰厚的收益，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对横向分工（产品贸易为主）和垂直一体化（要素流动为主）都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哪一种力量更大，需要看产业中成本分项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数字技术会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扩大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因此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这有利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

绿色转型，是人类为了维持必要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可持续能源使用政策。绿色转型，本身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干预行为，无法通过市场活动自发实现，严重依赖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同合作。因此，绿色转型本身就是延缓甚至阻碍逆全球化的一个因素。中美是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必须在绿色转型领域协调行动，这将对中美脱钩形成很大的制约。

（四）健全的产业结构

规模经济的延伸是范围经济。中国经济由于规模体量大，自然容纳了更多的产业和行业。中国制造业覆盖了当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这种覆盖广泛的产业结构，本身就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提供了较高的保障。例如，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的口罩和相关的医疗用品，并出口全球。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全面，而且日益强健，众多产业已经实现了国产技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赶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少产业都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比如家电、挖掘机、高铁、光伏、电动车等产业，国产技术发展较快，国产产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进口产品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面积成功的国产替代，并非世界范围内的典型情况。二战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产替代战略均以失败告终。工业技术发展成功的经济，比如亚洲四小龙等，主要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国际市场取得技术升级和产业赶超。中国上述产业的成功赶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这些产品市场结构相对简单，但市场容量广阔，为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提供了较大的试错空间。例如挖掘机，主要用于房地产和基建，产品用户类型相对单一。家电、电动车，主要针对消费市场，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两个维度上具有连续性的替代关系，国内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早期主要依靠成本优势的国产品牌提供了一定空间。高铁、光伏等产业，政府在国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国产技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当然，上述产业的赶超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扶持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仍有一些产业，中国尚未实现进口替代和赶超，比如高端的机床、芯片等行业。这些产品的市场用户特征更为复杂，同时产品要求的技术积累程度深，牵涉的面也更为广泛，包括科学原理、特种材料、加工工艺等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复杂性，使得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合作，不仅仅关于一个特定产品的开发应用，而是与之相关的创新体系。只有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实现赶超所需要的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市场推广等问题。

[1]本报告得到徐磊（S0080121060033）、聂伟（S0080121070229）、徐恩多（S0080121040108）和戴戎（S0080121050108）的支持。
[2]Ellison, G., Glaeser, E., (1999),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3]Balassa B．(1966). Tariff reduction and trade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3）：466－473．
[4]Samuelson, Paul, 1949,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59, No. 234.
[5]Helpman, E. (1984). A Simp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3), 451–471.
[6]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7] J.D. Vance 出版于2016年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详细描述了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阶层如何随着美国工业中心的衰败而陷入贫困。
[8]Grossman, G. M., Helpman, E., & Lhuillier, H. 2021.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hould Policy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 NBER Working Paper.
[9]《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521
[10]基于中国从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数据，详见《中国科技年鉴2021》
[11]参考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发表的《创新：不灭的火炬》一书。
[12]中国大陆地区的收入占比由FactSet数据库参考2022年一季度结束前公布的各公司最新年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