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路径：黄奇帆的十二堂经济课
黄奇帆
写在前面
下面是对每一章内容的简要介绍。第一章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为我们描绘了未来15年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基本任务。而要实现这一《规划纲要》的目标，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5年内要依次跨越三大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个台阶是到2030年左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三个台阶是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这样每隔5年迈上一个台阶，实现了这三大台阶，就是在实实在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党中央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提出的内循环双循环、碳达峰碳中和、新基建等八个方面新战略、新路径的理解。
第二章聚焦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总揽全局的新战略。这个新战略绝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对我国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在地区过度竞争、城乡二元分割、内外贸调控不衔接、物流成本偏高、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带动等环节深化改革、打通堵点，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三章重点谈实现“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但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还将助推中国成为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领跑者，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结构进行深入调整。为此，要系统考虑清洁能源的总量规模、比例结构、区域布局、替代节奏等问题；加快培育清洁能源世界级产业链集群、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优化创新环境等；制定生态系统碳汇规划、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范发展碳交易和碳金融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发起倡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仅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对于推动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抢占全球能源革命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重点谈数字经济。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相应地，数据交易的产权和价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内涵。只有明确了这些基本问题，那些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有机组合起来的数字化平台才真正具备了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社会场景、全智能解析和全价值叠加的“五全”基因，成为推动数字变革的革命性力量。中国的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增长天花板日益接近，需要拓展产业互联网的蓝海。而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我国在数字技术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的短板，需要通过加大创新投入逐步加以弥补。作为数字经济领头羊，平台经济是一国数字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但健康发展需要遵循十大原则。
第五章着力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技术进步，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产业链的组织模式也随之演变。中国是世界上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独一无二的规模优势是中国工业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滑，品种质量国际竞争力总体偏弱等突出问题。制造业是创新的主战场，要把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补短板、抓前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同时，大力培育一批掌控三链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主动出击、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掌握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第六章谈房地产。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多达7.3亿人在短短的40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而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不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要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居民财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如何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简单概括：过去，有十大内生性驱动因素和十大关键性改革举措推动房地产繁荣发展；现在，有十大因素推动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需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软着陆；未来，房价涨跌取决于十大因素，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管理方式将实现五个转变。第七章讨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以高质量的发展为基础，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其中，缩小区域差距要注重从生产力的源头来矫正收入分配格局，按照五个“大”（大资本、大企业、大技术、大市场和大系统）的思路来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城乡差距，则要着重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打破城乡二元架构对要素在城乡流动中的限制，让农民也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而缩小行业差距，则需要打破行业壁垒和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防止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过度膨胀、脱实就虚。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阐述了“三大分配”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一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也要讲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思路调节好收入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八章讨论要素市场化改革。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时代特征的文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措施。一国或一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是该国或该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五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方面存在市场发育不良，要素流动不畅，市场配置功能不到位，价格形成不平衡、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本章从五大要素市场的各自特点出发，对每一类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举措、推进方向、政策重点都做了清晰的阐述。第九章讨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作为全面、高标准、开放包容和平衡互惠的经贸协定，达成了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服务市场准入、投资负面清单、电子商务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重要成果。它的实施，必将扩大区域贸易投资规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助推区域内经济体包容均衡发展。本章深入分析了RCEP对区域经济、中国开放的重大意义，并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可以RCEP为基础，通过采取“滚雪球”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扩大“朋友圈”。本章还对各地政府、企业如何抓住RCEP机遇，深化相关规则的应用，实施RCEP的路径和措施提出了建议。
第十章讨论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使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实现了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理念，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未来，随着开行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产生更多深层次经济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需重点抓好提升班列运行质量、优化班列运力布局和建设国际陆港城市这三个环节。第十一章力图解码香港持续成为三大中心的秘密。近代以来，香港从中国南方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如今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其自由港制度体系、独特的税收制度和具有国际公信的法治体系是其制度基因；祖国的发展和内地人民的支持是其养分和血脉。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是基于长期积淀形成的制度设计和来自内地蓬勃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尽管近年来香港因“修例”风波一度出现动荡，甚至被美英等国打压，但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下必将渡尽劫波、繁荣再现。展望未来，香港还要继续发挥优势、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承担三个使命：新时期中美大国竞争的转圜地，畅通高水平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加速器。最后一章讨论中美“脱钩”的话题。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持续对我国打压遏制、战略封锁的态势不会变。与美开展“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将是中美关系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本章对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机构脱钩、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脱钩、外汇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脱钩的问题，逐个进行了态势分析、兵棋推演；并对“十大脱钩”按发生风险高低进行了分类：属于“高风险”的有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结算网络三个方面；属于“中风险”的有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四个方面；属于“低风险”的有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一方面涉及复杂的操作过程，很难实施。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脱钩，尽管对对手方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是对操作方自身，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因而会谨慎规避，发生概率反而较低。在此基础上，本章针对各类脱钩情景，提出了应对中美脱钩的原则和十二条反制措施。这十二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我对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国家“十四五”时期发展战略和路径的学习和体会。这些学习和体会通过讲课的方式分享给了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实际上，在每一次讲课前，我都会认真准备。但是，每当我讲完后，复旦大学师生们的提问和追问总是令我耳目一新，其中不少问题还相当尖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我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入思考的过程，我也因此的的确确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喜悦。我将这些问题和回答也摘录在后面，供大家参考。当然，囿于个人学识，不当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挚希望学界同仁提出意见和批评。
序言
前不久，黄奇帆先生给我发信息说：“与你合作，在复旦的课堂上，讲四年课，出两本书，确实是人生一乐。自在、尽兴、思索、顿悟，实在是人生轨迹的升华。”
发展战略篇
第一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及举措
上课日期：2021年3月16日
今天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一个回顾；第二部分，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对“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做一展望；第三部分，主要讲“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几件大事。
“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四大类共25项全面小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部完成。四大类，即经济发展类、民生福祉类、创新驱动类、资源环境类，其中13个指标是约束性的、必须完成的，12个指标是预期性的、希望实现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附件里就有这25个指标，我们全面、系统地完成了，漂漂亮亮地完成了。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约14.73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
大家如果在农村待过，或者了解农村、管过农村的干部，就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农民来说，家里一旦有人生病，如果有医保报销就不会从正常家庭变成贫困家庭。
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后，到老了养老金哪怕一个月就200元，一年有2000多元现金，再加上他还能务农做点事，生活就有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十三五”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可能全方位地覆盖。
医疗保险也是如此，2020年进入医疗保险的人群有13.6亿人。中国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全面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应保尽保。这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特别是2015年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确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要方针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 1、去产能 主要讲的是钢铁、煤炭等行业，该破产的就破产关掉。失业的企业职工，安排转岗和再培训再就业。目前这些僵尸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还有一口气。 2、去库存 主要说的是房地产开发的空置楼房，要卖掉空房、去掉库存。据说各地政府都有去库存的任务指标。 3、去杠杆 就是减低负债，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有负债，政府举债搞某某项目即在加杠杆。 4、降成本 就是降低整体的税负水平，5月1号开始实行的营改增即为具体的举措。 5、补短板 诸如脱贫、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及时化解了经济运行中长期积存的供需失调、循环梗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
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及时化解了经济运行中长期积存的供需失调、循环梗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
“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由要素流量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
2035年远景目标，立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客观条件，既充分考虑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也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和挑战，从九个方面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和顶层设计。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2025年森林覆盖率可达24.1%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可达95%。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这个15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5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15年。这15年中有三个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里有个历史现象，从1970年以来，差不多50年时间，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80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外，其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还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是低收入，现在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在1036美元以下。
由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四五十年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7个、美洲21个、亚洲14个、大洋洲7个、非洲1个，全部人口约11亿，其中美国3亿多，日本接近2亿，欧洲有四五亿，一共加起来10亿，再加一些小国凑在一起约11亿，就是富人俱乐部。但中国一个国家就是14亿人，一旦跳过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会让世界富人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亿里边我们占了14亿，55%左右。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台阶。
第二个台阶：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在康熙、乾隆年间中国GDP占全球40%，1820年时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仅相当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在今后的10年，会进一步升至25%左右。
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
二是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循环的程度会有较大幅度减少。
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我们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意思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循环。
三是建立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
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在进行配置。今后的十几年，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循环体系。
四是我们国家的产业链将更加配套安全。
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
（二）抓住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机遇，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一是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
二是促进国民经济的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
三是助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三）把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一是数字化平台的各个环节自成产业，即数字经济产业化。
二是数字经济融合赋能传统产业，即产业经济数字化。
三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装备、关键软件的研发创新。
（四）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五）推动产业集群化，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
（六）围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七）进一步扩大开放，用好自贸试验区政策并抓住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
（八）推进共同富裕，逐步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的新格局
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2%左右，该比例是比较低的，未来要形成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今后15年我国的GDP从100万亿元变成200万亿元，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2%变成52%、比现在增加10个百分点的话，就多了20万亿元，老百姓就可以增加20万亿元的钱用于消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消费拉动，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第一发展动力。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界和智库机构根据过去十年这一增速的趋势，预测中国经济的总量将在2028—2029年左右超越美国。但这个预测是基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3倍的假设，具体能否实现，变数很多。
只有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5年、10年、20年后，世界经济进入新格局，才会逐步终止。
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军事和金融实力。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在美国，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全世界最强的高教资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国，美国仍是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未来15年，以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经济的不变价增速应能保持2倍于美国的增速，确保在未来15年内超过美国。
因此，我们应该将经济总量2030年超过美国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作为未来15年的基本目标、底线目标。因为这关系到全球资源的配置
问题2：近10年，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增长过快和人口增长率增长放慢的问题。请问黄教授，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有多大影响，应如何应对？
总之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使得这个地区人均寿命往上抬。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件大好事。当然，这也会带来老龄化社会避免不了的问题。
。可以预测，今后30年中国总人口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2亿—3亿人口。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投入降低，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对策，一是抓好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尽管我国每年新生劳动力减少了，但每年毕业的大专院校生超过1000万，比以前大幅增加了。二是推进生产工艺自动化，增加机器人，以减少蓝领的用工数量。三是推进国民经济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用科技创新对冲抵消劳动力供应能力的下降。
问题3：关于大城市的发展，是尊重市场要求，让各类经济社会的要素越来越集中，城市越做越大，还是为避免大城市病，控制城市规模扩张？
一是中国有14亿人，超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大体上每1亿人产生1个，应当控制在14个左右。
比如美国有3.4亿人，有纽约、洛杉矶、芝加哥3个超、特大城市；日本近2亿人，有东京、大阪2个超、特大城市；德国8000多万人，英国、法国都是6000多万人，各有1个特大城市柏林、伦敦、巴黎。
二是我国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除北京、上海达到2500万人口外，其余的十来个超级大城市不能都往2000万以上的人口目标去发展。这些城市最终发展的人口天花板，应当控制在1500万左右。太多了会产生虹吸效应，往往造成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发展受影响。
如果超级大城市1500万，第二层级的城市就是五六百万，第三层级外围的城市就可能是一两百万，由此形成了梯次结构的城市群。你不能这边中心城市2000万，旁边第二层次的城市就是一两百万，太大的城市和太小的城市结合在一起，构成不了城市群。就像大齿轮和小齿轮，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一百圈，无法啮合。
四是鼓励并支持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简单地是城市居民自我改善的过程。中央对农民工的落户政策有三个内涵：第一，凡是500万人口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只要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城市不要有任何户籍的限制政策。第二，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支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两三年的农民工变成常住居民、户籍居民。第三，对于已经有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落户门槛要高一些，比如要求打工六七年以上的工龄积分等；超大城市1500万人口的天花板红线，要管紧一些。
第二章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章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课日期：2020年10月20日
一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从1950年到2050年这一百年里，这种大循环战略大体可以分成三种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一个以外循环为主牵引国内大循环的阶段。
中国大陆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国际资本竞相涌入的沃土，工业化进展很快，但是以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实际上就是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
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到现在、往后发展到2050年，这30多年将是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这个内循环为主体跟20世纪50年代封闭的内循环不同，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是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内循环下要防止脱实向虚，就需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强其他消费能力。我认为10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体上50%是商品产权房，30%是商品租赁房，20%是政府保障房。四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三 深化改革，打通堵点，着力疏通障碍国内循环的六类问题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的市场分割。
这表现在要素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
三是内外贸调控不衔接。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
六是国有资本的内外循环需要加快畅通。
第三章 碳达峰与碳中和情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路径与方向
第三章 碳达峰与碳中和情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路径与方向上课日期：2021年4月20日
二 准确把握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立足中国国情，遵循经济规律，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时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未来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总规模问题
（二）不同类型的清洁能源比例结构问题
中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光电和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到203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5%和80%。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注意把握好能源供给结构中不同类型清洁能源的比例关系。
三 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一）加快形成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
此外，在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几个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吸取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巨头网络平台企业被外资投资控大股的教训，在民营、国有清洁能源企业发展中最需要股本金支持的时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要满腔热忱地投资入股，推动支持一批潜在的清洁能源独角兽企业，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二）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工业部门脱碳、减碳，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
（三）以合成生物技术，助推工业领域减碳固碳
（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破解经济增长“鲍莫尔病”
未来40年，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服务业比重将会大幅提升，这符合经济结构演化规律，也符合“双碳”目标的基本要求，但这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趋缓甚至停滞，即所谓“鲍莫尔病”[插图]。
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假设。借助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正在创造新的贸易模式。尽管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4个人演，300年后依然要4个人，但借助互联网、AR/VR等技术，听众可能来自全世界任意角落。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正在得到全面提高，而且是以低碳绿色方式实现的。
四 准确把握生态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五 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路径和方向
。全球能源互联网，就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平台，其实质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插图]特高压电网是关键，[插图]清洁能源是根本。[插图]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通过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国际绿色发展合作。
（一）深刻认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价值
一是解决清洁能源消纳的必由之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根本之道在于大规模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二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带动性强。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新增电力投资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有力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获得巨大的时区差、季节差、电价差效益。三是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
四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四是大电网互联加快推进。世界上已形成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3个特大型互联电网，以及南部非洲、海湾地区、南美洲等地区的跨国互联电网。中国（除台湾地区）已经实现全国联网。这些都将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我国电网发展的成功实践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重要基础。
截至2020年底，我国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建成投运“14交12直”特高压输电工程，在建“3直”特高压输电工程，在运在建2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千米，变电（换流）容量超过4.4亿千伏安（千瓦），累计送电超过1.6万亿度。
总之，能源网、交通网、通信（信息）网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基础网络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是必然选择。
第四章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治理
第四章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治理上课日期：2020年11月18日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战略方向和突破路径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战略方向和突破路径上课日期：2021年12月21日
（四）随着产业链分工的细化趋势，跨国公司对产业链集群的投资管控方式形成了五大类型当今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已经从规模大小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集群的竞争，而产业链集群的管控方式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大体上分为五种类型：集中型、龙头型、联合型、外包代工型、“链头”型。
第一种类型是集中管控型。凡是大型的连续工艺流程的工业企业，比如炼油厂、发电厂、钢铁厂等各类冶炼、能源、化工企业、行业的龙头企业往往掌握核心技术，也拥有较大资本，在行业内往往是从原材料生产、中间品制造，到成品生产，形成市场营销体系，三位一体，大而全、小而全地包揽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
第二种类型是龙头带动型。随着技术进步，产业链分工细化，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的行业龙头，不论是纺织工业、机械工业，还是汽车工业，凡是产品生产过程带有离散特点的龙头企业、跨国公司不再对生产制造过程大包大揽，往往只对产业链上占价值总额50%左右的核心技术环节进行生产制造，产业链其余部分则以采购的方式外包给行业内的其他企业。龙头核心企业负责最终产品的总装集成以及核心部件的制造加工。比如汽车制造业，汽车巨头往往掌控着总装厂以及车身、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四大总成的生产企业。
第三种类型是巨头联合型。一批掌握不同核心技术和成熟制造工艺的产业巨头，他们之间可能涉及三国四方，每一方都有特定的互相不能替代的优势。面对上百亿美元级别的巨型产业链集群，互相合作，优势互补，形成联合化工，联合重工等巨型联合体，比如化工行业，现代化工产业链基地往往会形成总投资上百亿美元，由炼油厂、乙烯厂，以及聚氨酯、聚碳酸酯等化工材料组成的联合体，几十个大型化工装置构成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系统（比如德国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化工基地、新加坡的裕廊化工基地、上海漕泾化工基地）。这些化工产业链集群系统，基本上都是由拜耳、巴斯夫等跨国公司主导，又是由三国四方二三十个跨国公司联合投资的合作项目。
第四种类型是千亿美元级别外包，实行外包代工管理控制。主要体现在数字产品、电子信息产品方面。产品的开发者，往往只做附加值只占全产业链20%的产品的总装部分，而将占产业链80%的部分外包给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相关企业，并组织协调这些企业的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设计、制造、供应过程。国内企业比如比亚迪、小米、OPPO、vivo等都是如此。
第五种类型是“链头”管控型。这类企业甚至可以20%的总装部分也不做，外包给专业的代工企业做。
具体地讲，以苹果为例，零部件制造、组装等环节全部外包，但它是产业链的链头，掌控了三种链：
一是提供产业链标准。
二是控制供应链纽带。
产业链上的零部件企业要准时将零部件中间品送至组装工厂进行总装。
三是管理价值链枢纽。
上千个零部件从全球各地供应给苹果，涉及大量资金的清算结算，这个清算结算不是由这几十个国家中的上千个企业各管各地进行，而是都由苹果公司设立的十几个清算中心进行集中式、平行式的清算结算，最大化资金流动的效率。
跨国公司“链头”管控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垄断性暴利特征。比如苹果公司每年产生200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随着多年来利润不断积累，手握上千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但它既不需要投资厂房、生产线等重资产，也不用拿大量流动资金备货，反而是产业链上的零部件、中间品和总装代工企业为了订单要投资厂房、设备、生产线，拿流动资金进行备货生产。苹果公司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利润率——除了每年生产2亿台左右苹果智能手机之外，苹果公司还生产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及其他智能终端，一年2000多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利润高达900多亿美元。其中智能手机的利润600多亿美元，几乎占到智能手机产业链全部利润的80%，而包括代工总装企业在内的上千个企业只分享了20%利润。
（三）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方面突出问题1.与发达国家经验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比重近年来下滑过快过早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但是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18%，9年时间下降了5.88个百分点。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分析原因，其一在于近十几年我国金融业脱实就虚，工业实体企业普遍陷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地；其二是由于房地产暴利增长，无论是地价、房价还是投资建设量都进入到一个5年翻一番，10年翻两番，15年翻三番的状态中，致使工业实体企业遇上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发展相应放缓；其三是随着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每年退休人口逐渐超过新增就业人口，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其四是中国工业实体企业的负债率过高，2020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了162.3%，即使刨去部分以企业负债形式出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房地产企业高杠杆债务，中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仍然偏高，从而降低了内在的发展动力。
五 补短板、抓前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一）脚踏实地，克服现有薄弱环节
1.高端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适用于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场景，被誉为“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生产基础。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床生产国和消费国，2019年产值和销量分别占全球的23.1%和27.2%。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机床行业仍存在四点不足。一是机床整体数控化率不高，以金属切削机床为例，目前在43%左右，而德、日、美等国家长期在75%以上，并且我国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较大。
2.高端轴承
轴承之于机械装备，相当于关节之于人体，是提升操作精密度、降低摩擦系数的关键。世界八大轴承集团建立了很高的技术和市场壁垒，占据了全球70%左右的市场份额。
3.高端科学仪器设备
4.航空发动机
（一）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
比如集成电路中用到的封装基板，简单来说是芯片的载体，芯片与印制电路板(PCB)之间通过封装基板的内部线路得以连接。
这一类封装基板的企业，就在整个芯片产业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卡口作用，如果封装基板无法供应，则半导体芯片的成品出货都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所以，要重点发展一批这样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软件等领域补上短板，避免被人“卡脖子”的局面。
第六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六章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上课日期：2021年12月28日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居民财富的重要组成，甚至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今，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势？应如何把握“房住不炒”的定位，建立健全有利于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十大关键性改革措施极大释放了房地产市场巨量需求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制。
二是允许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里打工。
三是公房转让给居民，并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四是土地批租。
五是允许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专门从事市场化交易的商品房建设。
六是按揭贷款制度。
七是城市危旧房改造。
八是政府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九是区域开放增长极的培育。
十是行政体制上的调整和创新。
二 现在：有十大因素推动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需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软着陆
房地产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首先，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直接产生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左右。其次，房地产业也是龙头产业，会带动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纺织、木材加工等几十个工业制造业以及各类服务业，间接拉动了我国20%左右的经济增长。另外，房地产业产生的增值税、契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合计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0%左右。
（一）当前受十大因素影响房地产行业正进入发展拐点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多房企这样的经营模式一直存在，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出事？说明边界条件出现了变化。具体来看，当下中国房地产业正在面临十个方面的拐点。
一是人口增长进入拐点。
二是老龄化进一步加重。
三是城市化率接近天花板。
四是人均住房面积接近饱和。
五是库存、闲置房总量达到高点。
六是每年新建房产面积达到顶峰。
七是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已近尾声。
八是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已近尾声。
九是中国房产商的杠杆率已上天花板。
十是房产价格只会持续高速上涨的思维定式将被打破。
（二）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
第一，陷入困境的房企自我重组。房产商壮士断臂，主动收缩战线，削减业务，降低负债。
第二，优质房企收购兼并濒临破产的房企。支持优质房企对于面临债务风险的房企进行重组。
第三，国有资本重组。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去组织发起重组运作。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一定要去直接购并问题房地产企业，但是可以国有资本出资组建并购基金，或者直接向优秀房地产企业注资，成为战略投资者，对问题房地产商进行重组。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酌情回购问题房产商的库存房。
政府收购这些房子后，中低端的住房可以用作保障性公租房，高端的住房作为人才公寓、长租公寓，由政府进行统筹管理。这比再去搞征地动迁建新房要划得来，可以说一举多得，既救了困难房企，又落实了中央“加快发展租赁住房”的要求。
第五，地方政府回购问题房产商囤积的未开发土地。
一是降低负债率。
二是开发商预售房大比重的无息债务融资将得到纠正。
三是四面出击、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将会消失。
四是房产商法人数量大幅减少。2
五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变化。
三 未来：房价涨跌取决于十大因素，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方式将实现五个转变
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并不意味着就会走入下降通道。所谓拐点，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地价房价上涨的增速将逐步趋缓，但不是不增长，而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式地上涨，转变为缓慢的、温和的上涨，预计今后二三十年房价会保持与GDP同步增长，一个地区的GDP如果15年翻番，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均价也相应地15年翻番。二是房地产的开发面积将由现在的每年17亿—18亿平米逐步下降到每年10亿平米左右时，会形成新的平衡。
三是房地产仍将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年新建10亿平方米对国民经济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支柱产业，只不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预计会由现在的15%左右降到7%—8%。四是伴随着房价趋于稳定，居民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将逐步收缩，居民财富配置中房产的比重会逐步降低，将由现在的百分之七八十逐步降到百分之四五十，仍然是中国城市居民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具体区域的房价走势取决于十大因素
一是供求关系。
二是货币供应。
房价也是通货现象。流通中的货币如M2过多了，出现通货膨胀了，房子作为不动产自然也会水涨船高；相反，如果出现通货紧缩，房价也会跌。
三是杠杆率。
四是经济景气情况。
五是土地供应。
六是周边配套。
七是地段。
八是交易活跃度。
九是司法拍卖。如果一个城市产业出现大规模的衰败，企业破产了，老百姓下岗失业了，大量的按揭贷款还不了被司法拍卖了，这个城市的房价自然会下跌。一般法拍房比例在5%以内算正常，如果超过20%甚至30%以上，房价必跌。
十是预期因素。
（二）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政府调控将以市场化、法制化的机制替代行政性措施。
房地产持续高速发展，形成高地价、高房价、高库存的情况下，倒逼政府不得已采取行政性的“五限”措施——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
二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供应。
三是房地产建设将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
四是房价平均增速将与GDP增长率大体相当。
事实上，按照国际惯例和经验，正常情况下，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买房的话，其支出不应超过其全部工作年限下家庭收入的1/6，否则就会影响正常生活。如工作40年左右，用6—7年的家庭收入买一套房是合理的。
五是房地产将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一是更好地做好城市规划。
二是更好地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
三是更好地管好资金供给渠道。
四是要增加租赁住房供给。
五是要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
当一个城市房地产交易量连续两年下降30%以上，房价就可能会发生下降。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交易虽然进入了拐点，交易量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房价平稳不跌，形成了有价无市的僵局。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无论是开发商、业主、银行，还是地方政府部门，都不会希望房价下跌，因此即使有一手房、二手房卖出，哪怕没人接盘，也不轻易降价。打破这一平衡的是法拍房。如果一个城市的法拍房面积超过了总交易量的5%以上，法拍房的价格就会对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产生定价功能。
这种法拍房并不是均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是相对集中在房地产泡沫较多的地方，所以你问今后几年哪些城市更有可能发生房价大跌的情况？一句话，就是法拍房多的地方。当一个城市法拍房面积超过城市房产总量的5%甚至达到20%的时候，就会严重冲击现房交易价格。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怎样可以降下来？我们知道要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深圳也在做，打压炒房客。供给端，我们可以试着增加土地供给。黄老师您认为怎样的措施更有效？
第一，作为城市政府，有个政策安排，任何外地的农民在这里打工，只要是打工满几年，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要落户就可以落户，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要解决低收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政府的保障房，主要讲的是公租房，如果政府造的公租房，有50%提供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30%提供给来城市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有20%提供给本地的困难户，就比较好。但是现在各个地方的保障房，往往100%就给本地户籍人口中的困难户；在城市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想拿保障房没有，农民工更没有。保障房只保障本地原住民中的困难户，其实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农民工真要落户，一是制度安排，可以落户；二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房保障落户。
第三，有了落户制度和保障房，保障了落户，这个户口一定要与五个利益绑在一起。我们的户口有什么用？它总跟五件事绑在一起。小孩读书跟户口有关；医保跟户口有关；养老保险跟户口有关；买房、就业，甚至退休不退休，也跟户口有关。
你的第二个问题，问深圳的高房价怎么降下来？一句话：很难。因为，我认为深圳高房价的原因除了与北京、上海高房价一样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深圳的辖区可供住宅建设的土地面积太小。真要解决就必须增加深圳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和保障性住宅供应量。唯有增加建设用地，从而降低地价，才能抑制房价，从而解决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对深圳来说，缓解或解决住宅问题，比较现实可行、可操作的措施是多造一些公租房或人才公寓。数量要足够的多（我认为至少要4000万—5000万平方米）。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政策、保障措施，解决落户深圳的外来大学生、打工者住房问题。
改革开放篇
第七章 共同富裕：内涵与路径上课日期：2021年9月28日
（一）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是属于这五个“大”的。正是通过这五个“大”，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以来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成效显著：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之比由4倍以上降到现在的2倍左右。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10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让西部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2倍缩小到1倍多。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
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三块地”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依法有序流转做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试图开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这几项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出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全部会返给农村。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给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
形成了两种制度，农民哪怕在城里打工10年、20年也无法落户城市。城市的居民普遍享有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就业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却并不享有。而且由于不能落户城区，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劳动时间减少近一半。
这2亿农民一旦成为城市居民，经过10—15年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届时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就会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为6亿人。
留在农村的农民，由于“三块地”政策的逐步落实，财产性收入会不断增加，其中也将会有1亿人步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所以到2035年左右，中国就会有8亿人成为中等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半为3亿也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第三，消除土地和劳动力城乡流动障碍后，资金要素将逐步流向农村。
一是金融业。中国现在有4000多个上市公司，其中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有40个左右，包括20多家上市银行，还有一些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金融企业一年的利润占了整个中国4000多个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50%左右。剩下4000多个来自工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加起来的利润总和与金融业利润占比大体相当。这就造成了金融业的高管薪酬较高，甚至出现5倍至10倍的差距，这属于金融牌照产生的垄断租金。
二是互联网行业。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为广大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营销渠道。但也出现了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前面出现了垄断，后面采取征税的方式来平衡，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在源头上做到相对平衡，即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市场有效竞争。
三是房地产行业。近十几年来，在各路资本的涌入和加持下，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的房地产建设面积从20年前每年1亿平方米发展到如今每年17亿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从2000年的几千家发展到2020年的近10万家。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房价平均翻了三番到四番多，即涨了10—16倍，最终导致“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概念异化成为“房子是用来炒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财富畸形的分配。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畸高的问题，还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买房早、买房多的比买房晚、没房的在获取房产增值收益方面形成了天壤之别。
总之，纠正这些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关键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行业运行的一些基础性制度层面进行调整，实行源头治理，而不是在生产力造成畸形的极端之后再去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先要从生产力的第一线，从供给侧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从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从城乡的要素循环和行业的协调平衡去解决，这样才会从基础上平衡好共同富裕，最终形成高质量的发展。
三 处理好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
（一）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
什么是一次分配？一次分配实质上是经济系统的要素分配。要素包括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以及其他创新要素，等等。一次分配讲效率，要求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这些要素的回报得到合理体现，从而促进生产、激励创新。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弱势地位，一次分配兼顾公平，就是要在保障土地、资本等要素得到合理回报的同时，又能让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获得相对较高的比例。
第一，在宏观层面，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要求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总体分配格局中保持一定的比例。
第二，在微观层面，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体现为各类市场主体内部分配时遵循一定的比例结构。
第三，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还体现在一个地区的体制机制、营商环境方面。
第四，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也体现在政府对要素的调控和税收中。
第五，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于让劳动者拥有一定的股权，从而能参与资本股权收益的分配。
第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还体现在老百姓的积蓄如何保值增值。
（二）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
一次分配主要在市场主体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市场的机制来运行；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中最关键的概念。
遗产税作为富人税，有极高的起征点，70%—80%的普通人或中低收入人群一般与遗产税不相干。比如美国规定，遗产总值在1100万美元以上为起征点。我国目前没有遗产税，今后如要出台遗产税，可行的方案原则是征税面从窄、税负从轻，既能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问题4：黄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提到了房产税未来可能在几年内征收。这个房产税作为一个地方税种，是否会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产这块的依赖，从而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黄奇帆教授：房产税收了以后，一般会有三种作用。
第一，它是一种直接税，能够使得中国的税收品种，间接税、直接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起到一个良好的补充的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税务系统的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第二，房产税不是人头税，并不是家家、人人要收税。富人、房子多的人，应该收他的税；穷人、房产少的人没有达到起征点就不收他的税，在这个地方，起到一种公平平衡的作用，这是第二个作用。
第三，房产税当然对炒房起着重要的遏制作用。
成每年30万。实际上在买卖过程中，房产税对于房价上升，是有某种遏制作用的。对于买了五套八套闲置房子等着价格上升的人来说，他闲置在那里，一套房子缴几十万的税，对他来说闲置就不行，他要么拿来尽可能地出租，要么把它出售，最终的结果就会使得房地产商品流通形成动态平衡，所以房产税能够起到抑制房价上升，减少闲置空关的作用，对房地产市场起到稳定作用。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对于囤积并让房子闲置的人来说，房产税是财务上的一种重要损失。
第八章 要素市场化改革：意义与重点
第八章 要素市场化改革：意义与重点上课日期：2020年12月22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要素市场往往具备五种动态的能力：第一，要素市场具有维护市场秩序功能，形成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第二，要素市场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形成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这样就能够在无形中产生效益。第三，要素市场具有集中竞价功能，具备全球重要商品价格的定价能力。
一旦要素市场把价格标出来，大家都遵循这个价格，这就是要素市场的定价能力。第四，要素市场具有资金枢纽功能，往往涉及大规模的交易量。
所以，要素市场说起来交易的是一个要素，一种重要商品的大类，但这个重要商品大类的交易量，顶得上几万种、几十万种商品在全球各个角落交易量的总和。所以要素市场往往具有巨大的资金交易量、流通量，和金融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资金的集散地。第五，要素市场具有大数据的汇集功能和人才的集聚功能。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资源型的城市，在资源可能接近枯竭，加上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发展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黄奇帆教授：你提了个很深刻的问题，虽然说的是你家乡的身边事，但很客观，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你的问题，涉及资源型枯竭城市怎么转型发展，中等城市怎么发展定位，未来的新农村应该怎么建设这么三个全国各省市都回避不了的普遍性的问题。既涉及城市群、都市圈、城乡镇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涉及资源类城市怎样扩链、强链、补链发展的问题。具体拿淄博来说，淄博的确是个重资产的城市，有大量的煤矿，也有各种原材料，是个老工业城市，也是文化积淀厚重的千年古都。
从发展的角度看，资源类城市在它的资源开发以后，有两种出路，一是资源枯竭后的转型问题；二是在资源还可持续开发期间，怎么把这种资源深加工。如果没有深度开发，附加值就会很低。这里面，一是有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问题；二是有一个与产业链相关联的服务业，集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纽带的问题。比如说山东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产业每年能生产近千万吨的铝锭，但没有深加工，每吨1.5万元，近千万吨的产值，也就是1500亿元。在这方面，应该学广东佛山，佛山一年把全国500万吨铝锭，拿过来深加工，制造成铝镁合金的门窗、铝合金的墙壁、高楼大厦中的铝合金结构，还有铝合金的电动车身等，一下子就使得每吨1.5万元的铝锭，经加工后每吨升值到三四万元。佛山通过这样的深加工，没什么污染，就是铝结构的切割，物理变形，这个加工过程，让附加值提高了2倍多。
佛山有几千个这样的小企业，非常好的企业，它们并不热衷于上市，因为很富裕。我讲这段就是说淄博，以及山东其他资源初级加工的地市州，都有一个扩链、补链、强链的问题，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把资源加工品的产业链拉长。
第九章 理解RCEP：内涵与机遇
第九章 理解RCEP：内涵与机遇上课日期：2021年10月19日
摘要：RCEP作为全面、高标准、开放包容和平衡互惠的经贸协定，达成了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服务市场准入、投资负面清单、电子商务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重要成果。它的实施，必将扩大区域贸易投资规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助推区域内经济体包容均衡发展。本章深入分析了RCEP对区域经济、中国开放的重大意义，并与CAI和CPTPP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可以RCEP为基础，通过采取“滚雪球”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扩大“朋友圈”。本章对各地政府、企业如何抓住RCEP机遇，积极用足用好相关规则提出了建议。
在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之后，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15个国家签署了RCEP的文本协议，[插图]并于2022年正式生效。RCEP的顺利签署，标志着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插图]2020年，RCEP的15个成员国人口22.7亿，GDP合计25.9万亿美元，区域内贸易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均占到全球总量的30%左右。RCEP具有四个特征：
一是全面。
二是高标准。
在货物贸易方面，超90%税目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开放水平超越WTO；在贸易便利化方面，RCEP努力推动各成员国的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和技术标准相协同，以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成本；
三是包容开放。
四是平衡互惠。
RCEP并不一味地追求经贸规则的高标准、一步到位，而是兼顾各成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制度现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领域实现了利益平衡，在保持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灵活安排，给予部分欠发达成员一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二 RCEP有五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加快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助推亚洲成为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
（二）有利于以区域合作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三）有利于我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
（四）有助于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五）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货物贸易RCEP生效后，区域内最终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的税目占所有税目的比例超过90%。
（二）原产地累积规则RCEP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高水平的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
在RCEP生效前，仅中国和韩国的原产材料和增值可以进行累积；但在RCEP生效后，由于RCEP区域内所有成员的原产材料均可累积，只要区域内成员国的原产材料的价值成分加起来达到40%，中国的服装再出口至韩国就可以享受到RCEP项下的优惠税率。
（三）贸易便利化RCEP各成员国还达成了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规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海关程序方面，简化海关通关手续，采取多种促进快速通关手段，对于一般货物争取48小时内放行，易腐、快运货物争取6小时内放行。
（四）服务贸易RCEP下各成员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部门，为区域内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五）金融服务RCEP中并未为金融服务设立单独的章节，而是通过服务贸易章节下的金融服务附件，就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规则达成了一致。
（六）投资RCEP的投资规则主要涵盖了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便利化四方面内容。
第十章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思考与建议
第十章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思考与建议上课日期：2021年5月18日
摘要：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使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实现了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理念，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
第十一章 读懂香港：过去和未来
第十一章 读懂香港：过去和未来上课日期：2021年6月8日
3.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不重复征税。比如一个企业产生了1000万港币的利润，1000万利润按照两级利得税率就要缴税148.5万港币，税后利润为851.5万港币，拿出300万来分红。股东拿到这300万港币不用缴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不重复征税。这不同于内地，内地股东在企业利润分配后还要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二章 中美“十大脱钩”态势分析与应对
第十二章 中美“十大脱钩”态势分析与应对上课日期：2020年10月27日
一 中美“十大脱钩”的兵棋推演
疫情下，美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三种状态：一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二是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民粹主义；三是美国的政治出现了极端的“甩锅”和与中国脱钩的情绪和状态。如果把这几年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的这些脱钩的措施归纳一下，大体上包含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机构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
这种类似于油断的情境还只是一个局部的，是贸易领域的石油供应链中断。如果贸易全面中断会出现什么状况？那会有像油断、粮食断等几十个各种“断”，所以一个贸易断里面就可以展开很多内容。再比如，资本市场的脱钩，同样会有很多资本市场的故事。也就是说，每个环节都要有周密的经济思考和现实逻辑，掌握实际情况，推理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十大脱钩划分为两类，即非金融领域的五个方面脱钩和金融领域的五个方面脱钩。非金融类包括：贸易脱钩、投资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金融领域类包括：资本市场脱钩、保险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等。
1.贸易脱钩
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约60%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如果“脱钩”，会对在华美企造成严重影响。其次，中国有能力承受“脱钩”带来的影响。2019年美国对华出口前五大类商品包括集成电路、大豆、原油、汽车和飞行器材，占美对华出口总额的31.81%。除芯片断供对中国影响较大外，对于其他四大类商品中国均有替代来源。
2.投资脱钩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8.9%；而同期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达11.2%，高出了2.3个百分点。高收益率的背后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全要素产业链的叠加优势。如果美企撤出中国，不仅会丧失已投资本金，而且需要重新搭建产业链、供应链和寻找新的市场，代价太大，直接间接损失会达到万亿美元级，得不偿失。
但另一方面，限制中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声音和做法此起彼伏。比如，美国于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安全审查为由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此后，加拿大、英国、欧盟等纷纷效仿出台类似措施，针对中国的指向性十分明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艰难，这实际上形成了对华投资“半脱钩”。
3.科技脱钩
未来拜登政府可能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措施。一是美国将联合其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特别是通过《瓦森纳协定》、“五眼联盟”等进一步阻断中美甚至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从而强制性将高科技技术从中国剥离，拖延中国的创新进程。二是鉴于与华科技“脱钩”对美也会带来损失，可能会考虑采取“小院高墙”式的精准管控。
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敏感领域研究提高进出门槛甚至完全禁止
三是实施“成本强加”策略。即通过主导底层技术的国际标准来实现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本强加”。科技“脱钩”短期内会给中国造成一定困难，长期内将倒逼中国在科技领域自主创新，补齐短板。
第二个问题，集成电路行业是重资本、重装备、高折旧的行业。根据摩尔定律，3—4年就要更新一轮装备和生产技术，所以它必须每年有20%—30%折旧。这么高的折旧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和销售额来摊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丢掉了50%、60%的市场份额，而又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折旧的话，这个企业就一定亏损，现金流就会枯竭，两三年内就会进入螺旋式的萎缩。这个萎缩使得新一代的芯片技术跟不上了，就会永久地脱离高科技领域。所以，与中国市场脱钩，形同自杀。即两个方面的自杀：一个是丢掉2000亿美元市场是个自杀，一个是没有能力再更新换代，应对折旧、研发投入，也是自杀。
如果中国是伊拉克、伊朗那样的小市场，脱钩了以后，世界上别的市场都可以替代。这个时候市场方面无足轻重、不足一谈，技术说了算，资本说了算。但是当我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无可替代的大市场的时候，你脱离了我这个市场就形同自杀。因为别的市场没办法替代。总之，市场是王牌，市场是第一性的，市场是衣食父母。
4.教育和人文交流领域脱钩
5.互联网脱钩
2020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互联网要与中国“五个脱钩”，举了个案例，要把抖音封杀。抖音公司据理告了美国政府，最后美国法院判了抖音是对的，继续在美国生存。
1.资本市场脱钩
截至2020年10月初，中国内地在美三大交易所共有21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2.2万亿美元，占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6%，日均交易量也约占美国股票市场的6%。这些企业均为我国优质企业，主要市场和业务在中国，但股票升值、利润分红、交易费用却被美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等获得了。
2.金融机构脱钩
3.国际清结算网络脱钩
目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承担了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清算与外汇交易结算业务。一旦美国政府禁止某个国家或机构使用SWIFT或CHIPS系统，就等于切断了该实体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在过去20年，美国已经迫使SWIFT切断与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及其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特朗普时期，美国国会曾有议员呼吁政府如法炮制，将中国踢出国际清结算网络。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高度依赖SWIFT等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结算体系，一旦被剔除在外，对我国冲击巨大。
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将中国从SWIFT系统中剔除，将令美国蒙受巨大的声誉和利益损失。而且，SWIFT董事会成员中欧盟国家占据多数席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绝不会轻易答应。美国只有在CHIPS上做文章，但全面剔除中国机构也必定得不偿失。唯一的可能是针对中国的特定企业或机构实施此类操作。这当然会对我国金融产生巨大的点状冲击，造成局部性金融清算瘫痪。特别是如将我国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踢出CHIPS，相当于对华释放了一颗“金融核弹”，易对我国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美国自身损失相对较小。这种操作对美国来说简单灵活，易成为斗争激化时美国首选的政策工具，我国须对此高度重视和提防。
5.国际经贸体系和规则脱钩
1.高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结算网络这三方面对华进行“剧烈脱钩”。在这三个领域，美国都拥有显著的非对称优势，可以对我国“一剑封喉”且自身受损很小，而且在操作上也十分便利，不需要通过美国企业和社会机构动作，只需政府机关决策，就可以做到“瞬时切断”。这三方面“脱钩”概率极大，对我国形成“高风险”。
2.中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对华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这四个方面对华进行“半脱钩”。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上本就高度互补、原本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推进全面“脱钩”对美来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要“脱钩”需要动员并通过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来操作落实，运行起来可能成本极高、效率极低。这四个方面属于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领域，“脱钩”对美国也是双刃剑。但美国政府可能通过制定“精准脱钩”的政策措施，有选择地限制中美特定机构、企业及人员在特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制裁为主要手段与我国“半脱钩”。总之，这四方面只可能是“半脱钩”，对我国来说是“中风险”。
3.低风险脱钩事项。美方可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这三个方面与我国只发生“轻度脱钩”。谁都知道，金融、外汇的脱钩涉及冻结对方国家的美元资产、赖掉对方持有的美元国债、冻结对方国家居民和企业在美国的财产等，必将引发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颠覆性崩坍。只要事件发生，几乎等同于向对方宣战。这颗金融核弹一旦炸响，双方都将进入无法退步抽身转圜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就像核大国之间形成的核讹诈、核威慑、核均势，几十年来核大战真正发生率几乎为0。此外，美国政府如果要求其盟友放弃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合作利益来支持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方面对华脱钩，难度极大。因此总的来看，这三方面的发生率对我国反而是“低风险”的。
后记
每次到复旦大学讲课，我都提前近1个月开始准备，主要有五个步骤：第一步，选取主题。在复旦大学讲课已有三年时间，每个月一课，如果主题一成不变，反复炒冷饭，学生听着无趣，也有违我的初衷。
第二步，搭建架构。研究经济问题，我一直以来坚持结构性思维。讲课主题确定后，会按照“问题—结构—对策”的研究范式，把3个小时的课程拆分成四五个主体段落、七八个核心论点、十多个关键词，形成讲课的“四梁八柱”。第三步，搜集资料。包括多年来写下的工作笔记、阅读过的专业书籍，以及各种公共媒体、学术平台公开的案例数据，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第四步，理清逻辑。讲课也是讲故事，资料纷繁复杂，不能简单堆砌，必须要用一条红线串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厘清前后次序、内在逻辑，使零散的知识立体化、系统化。第五步，课前玄想。案头工作完成后，大体就到了讲课前一周。这时候，每天早上到公园散步，我就边走边想、自言自语，把要讲的知识拆开来、装起来、推几遍，想一想数据、案例和观点是否匹配，在大脑里放几遍“电影”。这五个步骤是一个循环，看似枯燥乏味，却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外部知识转化为脑中常识的过程，带给我许多思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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