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
王德培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直面全球经济“沙克尔顿时刻”
第一章 中国经济面临新挑战
科技“铁幕”缓缓降下
“双碳”倒逼产业变革
抗疫、民生、经济:未来“对角线”
第二章 看懂中国经济基本逻辑
中国经济“自转”
中国经济“公转”
中国金融安全岛崛起
第三章 中国城市经济迭代升级
城市竞争刮起“对标风”
城市经济进入下半场
城市经济2.0:扩功能还是造新城?
城市数字化转型成败得失
第四章 破局地区经济“中等发展”
“四大引擎”驱动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东强西弱,南高北低
区域发展再平衡之道
地区“中等发展”破局
第五章 园区经济瓶颈与突破
产能过剩隐藏在园区内
园区公共服务平台迭代
实现“科技投行”角色转换
园区运营模式升级方向
第六章 产业经济断裂与重组
全球“三链”陷入瘫痪
东亚率先破局重组
中国成东亚重组最大变量
东亚经济“三链”未来版图
全球“三链”迭代重组
第七章 房地产分化与替代
为何调控楼市?
楼市进入分化时代
谁能替代房地产?
房地产重在自我创新
第八章 能源乱局、破局和变局
能源乱局底层逻辑
能源在破局交叉线上
中国新能源未来空间
未来能源革命真实画面
第九章 汽车大调整、大分化
汽车业正“失去方向”
城市与汽车痛苦中“勾兑”
汽车业态变了
新能源车路线分化
新能源车凭体验胜出
第十章 数字经济“格式化”各行各业
数字化转型“历史杠杆”
企业数字化转型“四象限”
算法重塑劳动关系
人工智能最后一公里
哪些领域无法替代?
第十一章 城市商业新变局
传统商业大变革前夜
新消费、新动能
城市生意怎么做?
未来商业模式
第十二章 人才与养老,前提变了
城市为什么“抢人”
“抢人”:地方的“张良计”
从“抢人才”到“换脑子”
中国养老“第三条路”
第十三章 医疗产业破局之道
医疗体系的三个“不可能三角”
医改最高境界复合同体
产业互联网率先突破医疗困境
第十四章 企业在变局中迭代
企业赚快钱时代结束
无奈的“二八定律”
以“战略”弯道超车
后出海时代已至
第十五章 企业组织变革之路
企业复式组织再造
模块集成、功能叠加
直线制、矩阵制、军团制、组合制
第十六章 企业家内心解惑
为何企业频繁闹内讧?
企业成功之痒:宿命与歧途
民企代际转型:人还是机制?
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战略悖论
第十七章 从市场经济到共同富裕
“整顿”市场经济的时刻到了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什么?
共同富裕“主战场”是社会经济
共同富裕需迈过四道坎
直面全球经济“沙克尔顿时刻”
聚焦中国城市经济迭代升级
从市场经济到共同富裕
看懂中国经济基本逻辑
《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回望2021至2022上半年经济走势,在剖析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梳理2022年经济动向与发展新亮点、新机遇。
全球经济危机四伏,经济发展的引擎逐渐动力不足,而逆全球化思潮、疫情、局部地区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断裂,恶化了本已严峻的能源危机。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并完成自身的重大历史转折——扭转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更要从过去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全书探讨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经济“双循环”、医疗产业转型、“双碳”背景下新产业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国内消费趋势、企业新机遇等。本书实例丰富,分析透彻,带领读者把握机遇,打开未来发展新局面,适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也适合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作者王德培推荐《中国经济2022》
中国经济“自转”
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峰回路转背后有着看不见的规律。具体而言,政策主要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调整。
其一,经济景气度。诸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皆是衡量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数据高低,政策的松与紧就会相对明显地体现在金融(货币、信贷)政策上。
其二,增长潜力情况。GDP一旦偏离5%—6%的区间,政策就要作相应调整,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2年(与2019年相比)平均增长6.1%。除规模以上企业,中国还有更多承载就业的中小企业,2021年12月PMI明显回落至46.5%,创16年以来同期新低,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围绕中小企业,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其三,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在于总量规模,还在于结构状况。如果存在剪刀差,就存在发生经济体制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在市场煤与计划电、一手房与二手房、PPI与CPI、国企与民企的绩效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体制性问题而产生,当反差太大让现有制度难以为继时,就会引发伤筋动骨的改革。
其四,社会稳定程度。稳定高于一切,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此时,“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
其五,规划目标差距。如果离规划目标尚有差距,就会加大政策力度。
以上五大问题由此共同构成政策变局的回归均线。
进一步而言,政策围绕景气、潜力、结构、稳定、规划“自转”,并不断调整纠偏。
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质——左平右衡,寻找均衡点。其一,纠偏是基于当前稳增长压力骤增的客观环境,“稳”和“变”之间,天平稍向“稳”倾斜。其二,纠偏是长期战略执行过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体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三,长期来看,纠偏绝不意味着开倒车,对应到投资上体现为“战术上灵活调整(交易性机会)”与“战略上保持定力(趋势性机会)”的叠加。
其次,需要考虑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学度,即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过程中的叠加连贯以及彼此对冲、前后呼应,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单一的突进或调整。
最后,还需考虑被调整“对象”的预期反应,类似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趋于无效,也就是说政策在实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当人们理性预判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削弱政策的作用。如“年终奖”税收优惠再延长2年,即是例证。
经济周期有自己的规律,而政策层面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经济本身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政策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毕竟政策调整主体与调整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阶段,政策波动调整的主轴会有所不同。了解过去这些年政策变动的原因,那么未来政策又将如何变动?中国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反复提及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又将围绕新的更为深刻的四大问题波动。
第一,对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盖一切,更不能走上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尤其在医疗、教育、地产、金融等“特殊行业”必须保持边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着眼,收敛市场化、资本化,推进社会经济是未来政策调整的主线之一。
第二,完成国家终极统一。在很多人观念中,国家统一只是台湾的回归,但还有一种统一是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如果说计划经济曾经一统中国,而当下市场经济却在地区藩篱、行业屏障中存在差异。“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第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2021年中国GDP为114万亿元,人均GDP为80976元,接近世界银行拟定的高收入标准(12275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1年中国GDP上调至16.86万亿美元,美国GDP有望达到22.94万亿美元,中美GDP之比从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73.5∶100,成为近百年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将在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调整。
第四,百年变局真底牌。当工业经济走到环保的尽头,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未来已无路可走,两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依赖的两大支柱被悉数抽去,百年变局骤然而至。中国体量太大,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上率先变革。围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的政策调整已经展开,例如“双碳”目标。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言:“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序,即熵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对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目前基本是处于熵增的耗散结构状态,但中国经济还在围绕世界经济“公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缘,而“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将提高“公转”的稳定性。
(文章摘自《中国经济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内容略有修改,具体请以原文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资料: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