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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在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最重要的代理指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存在着唯GDP论的倾向。在以GDP为纲的激励机制下，地方借力于土地财政以及全球化契机，主动地不遗余力地发展当地经济，努力做大经济增量。
单纯注重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环境破坏、资源滥用、产能低端过剩、各地区之间缺乏协同、经济增长缺乏效率、GDP质量不高等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需求开始从解决温饱向发展质量、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延伸，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单一的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需求。
同时过去那些被经济高增速所掩盖的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本章将从过去唯GDP论带来的问题入手，探讨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01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
回顾过往，高速增长的经济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满足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效益、协同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环境问题主要缘于，在唯GDP论的增长框架下，经济增长多是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由此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那么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怎样破坏环境的呢。
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在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下，对于环保所需要的长期投入与追求短期GDP快速提升的发展目标是脱钩的。
在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下，上马大项目不仅能快速地为当地创造GDP，还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在招商引资时这些大项目往往会更受当地的青睐。
不过这些大项目往往与重工业息息相关，而重工业项目往往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负担。对于企业而言，保护环境就意味着要增加成本投入，在降成本的驱动下，大的项目当然更愿意去成本低的地区，也就是对环保要求没那么严格的地方，而各地也会为了让这些能够迅速拉动GDP增长的项目落户本地，调低对于这些项目的环保标准。
而且环保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地方进行环保治理带来的正外部性量化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也就没什么动力去推动环保布局。另外保护环境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在经济数据上，这就导致在唯GDP论之下，各地对于环保治理的问题没有那么关注。
但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是直观的，像空气质量下降、水资源污染等不仅会恶化居民的生活环境，还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以雾霾为例，有学者研究表明，雾霾污染会削弱城市的聚集效应，显著拖累城市化进程进而减缓经济发展。此外，雾霾污染还会通过降低公众受教育水平与损害健康，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1] [2]
除了对于环境的破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浪费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的增长是要素密集型的，具有规模导向，为了增长不仅牺牲环境，同时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可中国在能源禀赋上又不占优势，核心能源供给高度依赖进口，这就进一步引申到能源安全这个问题了。
2021年10月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核心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不仅对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形成掣肘，更关乎我国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可以看到，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原油消费量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口依赖度也在持续攀升，到2020年我国约80%的原油消耗都要靠外国供给。
一方面，中国原油等化石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国内没有定价权，必然会面临原油价格波动的风险。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海湾国家、OPEC成员国，2021年中国原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国分别为沙特（17.07%）、俄罗斯（15.53%）、伊拉克（10.54%）、阿曼（8.74%）、安哥拉（7.63%）。
而原油石油这样的化石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出于需求刚性，国际油价一旦大幅上涨将会传导至国内产业链，对于企业来说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成本上升。成本上升了，商品价格、消费价格指数也会随之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滑，最终拖累经济增速。
国家信息中心曾做过一个测算，2005年的时候国际油价同比上涨了35%-45%，这将导致我国GDP减缓0.5%-0.7%，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3.2%-4%，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8%-1.2%。[3]
在工业生产中，上游行业往往以大型企业为主，而下游行业则以中小企业居多，而这些中小企业的议价权相对更低，因此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下游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往往会更大，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无疑会阻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导致油的供给中断，从而限制国内中下游产业链的生产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正是由于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主要产油国主动或被动减少供给致使国际油价飙升。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之后，2019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量降至645万吨，相比2018年缩水近一半。
当然了，即使国际供给很充足，价格也很合理，原油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也没那么顺利。比如说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大部分都要经过被喻为“海上生命线”的霍尔木兹海峡，而运输到我国还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是世界上最狭窄的海上航道之一，也是中国通过印度洋与欧非进行贸易的命脉，有数据表明我国80%进口的原油都要经过于此。马六甲海峡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管理，如果出现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导致原油进口被卡住，就会危及到国内企业的正常生产运作。
因此能源自主供应、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推动能源结构从传统化石能源到清洁新能源的转变是必要的实现途径，是顺应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实现“双碳”目标，一是要做好环保这一块，降低碳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的需求，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二是要扩大新能源的应用范围，做到能源供给安全可控；三是发挥新能源对高端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以人民币计价的制成品的溢价权。
值得注意的是，“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也应该避免出现“一刀切”的问题。粗暴地关停限产，会导致国内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不仅会像前文所说的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会使得部分具有技术创新动力的小企业被逆向淘汰减缓产业升级进程。并且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还可能驱动企业通过进口来缓解成本压力，这反而加大了对国外供给的依赖，时间一长国内企业的生产会变得非常被动，受制于人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好转。
说完环境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效益问题。
效益问题主要体现在唯GDP论框架之下，经济增长追求规模而非效益，这种模式是相对低效的。
过去各地为增长而竞争，更多去关注GDP的量，偏好大项目大企业，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债务堆积以及密集的资源要素投入，但却忽视了效率。
一直以来丰富充裕且低成本的劳动供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叠加改革开放以前积累的工业化基础和基础教育的普及，能够将这些劳动供给迅速转化成有效生产力。也正是因为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后中国才能够成功搭上全球化的大船，坐上经济腾飞的一级火箭。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初期活跃在市场上的年轻人开始迈向衰老，入世后那些辛勤劳作在制造业工厂里的年轻人，大多也已步入不惑之年。实际上，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4.2%，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比中国发展基金会预测的还要早一年。
而一个更加紧迫的事实是，如果按照60岁退休的标准，那么1962年以来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将会从2022年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要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婴儿潮，1962-1973年十余年间累计出生的人口超过3个亿，贡献了当时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一批人的集中退休将有可能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
上述种种无一不表示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人口数量红利正在消失。
除此之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也在逐渐衰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上升，2000年-2020年的20年间，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翻了20倍有余。
于是一些外资开始将部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同时高端制造也出现回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趋势。
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有制造业的外迁，还有外需的疲弱。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过去在外需强劲的时候中国制造对应的是全球需求，大规模的低端产能有全球市场可以消化，经济还可以维持高速增长。但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的疲弱及经济增速的放缓，逐渐使得中国低端产能过剩的矛盾暴露出来。
向后看，简单的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未来高质量发展必须要靠科技创新，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更高的技术含量来支撑。
当然，科技创新关乎的不单单只是增长的问题，更是产业链安全的问题。
金融危机后与产能过剩并行的是，核心技术短缺及高端制造供给不足的问题逐步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在某种程度上，产业链两头在外，缺乏对核心技术、核心设备的掌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产业链安全。
由果溯因，这还是可以归咎于过去粗放型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在分散化的竞争格局下，地方保护致使外部竞争压力下降，再叠加市场规模的约束，降低了主体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阻碍了高端制造业发展。
其次，就算企业想扩大发展，想要做整合提质增效，但是由于产业过于分散，同一个类型的企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纵向整合的成本太高，企业只能先通过红海竞争，也就是不断扩产能扩规模，拼低价拼资源，先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抢占了市场份额再说。
等到从红海竞争中胜出，市场份额有了，这些企业也就变成了地方所青睐的大企业，自然也会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与地方保护，企业的创新动力随之大大削弱。
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就算是那些新兴产业，在地方的保护伞下没有了外部的竞争压力和创新的动力，还是会走上固步自封、重复生产的老路——盲目举债铺摊子铺规模，依靠补贴和保护维持低效运行，缺乏创新动力，也不重视0到1的突破。一旦路径重复，高端产能也终将变得低端过剩。
除此之外，这些效率低的大企业还会占用银行与市场资源，挤压那些具有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拖累技术创新的步伐。
因此，只有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发生改变，全国统一的市场才有可能形成，有了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不会让企业觉得技术创新吃力不讨好，创新积极性才能有效地被调动起来。
最后来看看协同问题。
协同问题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之间缺乏协作，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地产业同质化没有区分度，产业链大而不强；二是经济好的地区发展越来越好，但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没那么好的地区而言，经济腾飞之路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先来看产业同质化这一问题。
在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之下，为了做大自己的GDP体量，各地都在考虑如何建立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互补，各地之间的产业是非常同质化的，区分度不够高。
这很好理解，在面对同样的考核目标之下，假设甲地没有A产业，那么它不仅失去了A产业带来的GDP的蛋糕，而且在后续的招商引资过程中甲地对A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这些企业会优先选择产业链较全的其他地区入驻，导致甲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不止要全，体量也要大。地方经济增速与财政收入都与企业规模相关性较高，相比于辛苦地培育本土中小型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大项目落地更容易实现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目标。
在唯GDP论下，各地还会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保护当地的经济资源，比如说对外来企业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
单一地区的视角下，地方保护政策或许是最佳的选择，在短期内能够快速提高当地的经济产出。
但局部最优解并非全局最优解，从全局来看，各地如果都采取地方保护会造成市场分割，导致每个地区的企业都只能局限于本地相对狭小的市场内，放弃了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虽大虽全，但是不强。
一方面，狭小的市场阻碍了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专业化的分工，无法提升生产和组织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壮大。而缺乏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及潜在的高额回报，亦会使前期需要巨大资本投入的技术创新丧失动力。
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之下缺乏良性竞争机制，本该承担工业化责任的国有企业要么出于市场分割做不了，要么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使产能陷入“低端重复”陷阱。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低端过剩且低端锁定的产业链竞争格局显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也正是为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一刀切”限产政策会给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经营压力。
再比如，在过去长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更偏爱规模大、风险小的国企，即使面临限产，国企大概率也仍能够获得银行的“输血”以及地方的扶持，但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限产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融资困境，从而被逆向淘汰，这也是需要去持续优化的一个问题。
再来看看地区差距逐步增大这一现实。
由于过去每个地方的考核都是以GDP为核心，那么先发展的区域往往会比后发展的区域更有优势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发优势会演变为“产业+人才集聚效应”。因为企业在选址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仅有当地的区位优势，还包括支持政策、配套产业、教育资源、契约文化等等。
比如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率先承接了来自亚洲“四小龙”及海外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引入了大量资本，进而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流入。
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也要依赖外资和活跃的民营经济，这就需要地方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更优质的制度供给和经商环境。而这又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和民营经济涌入，形成发展路径依赖。
随着东南沿海产业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劳动力也越来越倾向往东南沿海流动，尤其是高端技术人才。随着技术型人才的流入，知识和技术要素会进一步积累，进而形成更强大的人才集聚效应。
有了集聚效应的地方在后续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就不必再依靠要素补贴和税收优惠了，这也就意味着当地更有余力把财政支出花在公共服务领域，而公共服务领域的完善反过来又可以加强制度供给的水平，引入更多的资本，具备更强的资本和人才集聚效应，使得这一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断巩固。
而对于那些经济活力不高的地区，企业结构多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主，民营成分占比较低，创新动能也相对较弱。经济增长多依赖于地方国企举债，而民营企业对经济的拉动贡献不大，这就大大削弱了当地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没有好的制度和经商环境，也就很难形成集聚效应。
但为了发展经济提升竞争优势，这些地区又不得不维持较低的税负水平来承接那些转移过来的产业，甚至会在同类型地区之间形成“逐底竞争”，税收越压越低。这会进一步导致公共服务支出挤出，削弱了对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使当地获得了更少的要素资源甚至导致要素资源流出，损害了长期增长。[4]
长此以往，经济强势的地区发展越来越好，与那些经济活力弱的地区的差距也就越拉越大，这显然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相悖的。那么，如果想要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平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就势必要从源头入手，优化考核体系，转变唯GDP论考核机制。
02
问题的解决途径
过去的增长模式是规模驱动的、是债务堆积的、是靠密集的资源要素投入的，在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的资源承载能力达到上限，全球化面临瓶颈的时候，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经济发展思路必须得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既然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首先得明确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评价依据，改变过去那种唯GDP论的考核体系。
过去为什么会选择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呢？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潜力亟待挖掘的阶段，以GDP为单一考核目标的考核体系能够激励地方努力做大经济增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顺应了公众的愿望。
但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开始从解决温饱向发展质量、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共同富裕等各个方面延伸，单一的以 GDP 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下，对于经济的评价体系也需要随之更新。
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去明确什么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标准。我们可以以单一的GDP考核指标作为参考，过去GDP这一指标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很直观很清晰，易于观测也便于比较。并且，只要GDP的统计方法是科学和真实的，是可以基本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拿GDP增长指标作为首要观测指标不无道理。
而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内涵是非常多元的，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比如说在环保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质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效益方面，要素投入的高回报率，生产产品附加值的攀升亦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在产业发展方面，高端产品的供给不仅是经济转型的要求，更是顺应了人民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在资本市场方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范金融风险，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等等这些，也都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范畴。
可以看到，近年来部分地区已经有了一些良好的尝试。比如说海南、浙江、福建等省份取消了对于部分城市和县的GDP考核，这些地区通常是生态保护区或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没有了强制的GDP目标束缚，各地就可以有动力和精力去保护生态以及扶贫助困。
不过，正因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很多要求又难以被量化，所以想要建立起一套系统又清晰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论是工作量还是难度都是不可小觑的，也就注定了这将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探索的过程。
过去GDP这个指标是非常明确的，只要做大GDP增量就行了。可是现在强调经济质量了，而经济质量的好坏又没有标准化的综合的衡量指标，各地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兼顾及平衡。
目标定得太快定得太死，在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体制下可能会顾此失彼；目标定得太慢，又可能会错失经济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考核指标设置得太少，可能会重蹈唯GDP论的覆辙；考核指标设置得太多，又可能会加大执行难度，导致最后哪一方面都达不到要求。
在本篇的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效益、协同这三个方面，关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也可以考虑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考察各地碳排放实际减少量与预期量之间的差值，政策对于新能源、储能等绿色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及碳中和的实际成效等；在效益提升方面可以考察政策对于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国企改革的推动等；在区域协同方面可以考察地方产业发展是否做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历史遗留的产业问题是否得到了实质性改善等。
具体我们将在下文中一一阐述。
2.1 高质量发展下的绿色创新
在环保问题上，供给侧改革其实是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在GDP的考核框架之下，各地偏好上大项目，而这些大项目很多对环境不是十分友好，所以通过行政手段去掉有污染的落后产能，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不过在做减法去掉污染的落后产能的同时，还需要做加法去增添一些绿色的先进产能。
高质量发展框架之下，绿色创新发展是对全社会全行业的要求，双碳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全社会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构筑产业发展格局时就需要纳入更多的绿色元素。
先从顶层设计来看，过去唯GDP论的考核机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面，却忽视了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之下，考核体系可以考虑多加入一些与环保相关的指标。
其实从2006年的“十一五”计划开始就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也设置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任务。截至2020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相较2005年降低约48.4%、单位GDP能耗强度比2005年降低43%，已经圆满完成了《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的目标，也兑现了我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
想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节能减排还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比如可以根据每个地方的属性和特点，去选择性地设置空气质量、水质量等评判指标，或者设置碳排放量上限，更直接的还可以设置减碳指标、节能指标等来规定某个地区的碳排放、能源消耗比前一年减少的数量或比重。
在分配任务、完成指标的过程中，也要因地制宜，不应当把指标任务都交代给同一个地区，或者安排在同一时间集中完成。同时也应该要注意避免出现目标太急或太缓的问题，可以根据每个地方历史碳排放的情况，将减碳指标合理分配到一年中的不同时段。
除了改革考核体系、下硬性指标外，还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双碳目标。通过征收碳税可以倒逼企业改善生产工艺来降低碳排放量，对碳排放超过一定额度的企业按梯度征税，排放量越高的企业交的税就越多，积累的税收收入还可以用于对节能环保做得好的企业进行补贴。不过，目前我国的碳税还处在研究当中，暂未实施。
金融政策也可以从多方面配合绿色创新发展。比如说央行在2021年11月出台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旨在以低成本的资金去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向绿色低碳领域提供更多贷款。比如那些重点支持领域的企业想要更新环保设备，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向全国性金融机构申请此类贷款。该新型政策工具不仅丰富了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更能够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强化对于绿色发展的认识，拓宽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的广度。
绿色创新发展还离不开市场力量的支持。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例，2011年起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在国内多个城市进行试点，摸索建设碳市场。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市。
在碳交易机制下，各地可以根据减排目标向企业主体分配一定的碳排放配额，如果高排放的企业排放量超出了配额，则需要从市场上购买配额；相应地，低排放量的企业可以将未用完的碳配额出售，同时获取一定收入。
本质上碳交易是通过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与盈利能力来鼓励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碳交易赋予了低碳企业一种收益权，环保工作做得越好的、碳排放量越低的企业这一部分的收益就会越高，对企业盈利的支撑也就越好；高碳排放的企业则要为此花费更高的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不过，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针对电力、水泥、钢铁等重点排放领域，覆盖的行业范围还比较小，碳交易机制能发挥的效果还比较有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上海环交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碳排放配额共成交1.8亿吨，成交金额达76.6亿元。而根据《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碳市场交易规模或将达到2840亿元。因此，未来随着交易覆盖范围的扩大，碳定价机制的完善，交易品种的丰富，碳交易通过成本收益机制对企业减排的促进效果也会更强。
ESG是借助市场力量发展绿色经济的另一种方式，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投资理念。所谓ESG投资理念，指的是在投资过程中加入了对于环境（Environment）、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的多维度考量，在传统的财务、业绩等基本面指标之外，增加了新的判断维度，用来判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防范潜在的风险。随着ESG应用的愈加广泛，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企业为获取投资者的好感也会更加注重自身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ESG评价高的企业对投资者会更具有吸引力。
在实践方面，目前国外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要求上市企业披露ESG报告，国内监管层也在大力推动ESG的发展与应用。2018年证监会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首次确立了ESG信息披露框架，并在随后不断加以完善。
根据沪深交易所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1109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ESG相关报告，占比超过总上市公司的1/4。其中国有企业披露率为41.4%，非国有企业披露率为16.7%，这也从侧面反应出了国企要比民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也更愿意向市场传递这一信息。
制度的建设与市场化机制为绿色创新发展铺了路，但往后看，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绿色创新不仅仅是做好环保，还要求创新，要增添更多的先进产能。
这就要求在应用端取得技术的突破，技术创新是整个行业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亦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化解外生冲击的根本之道。
像我们在前文提到的，现有能源结构存在着的很大的一个隐患就是传统能源对外依赖度太高，容易受制于人，所以就要不断挖掘新能源的应用潜力，在生产生活中用清洁能源来逐步替代化石能源。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的新能源比如说光伏装机容量很高，应用场景也很丰富，但是光伏的发电量占比还有待提升。
截至2021年，我国光伏装机容量已经达到3.06亿千瓦，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从电力的供给结构来看，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占比虽然在持续提升，但2021年的占比仍旧不足4%，加上风电、水电及核电，清洁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也还只有32.6%，国内的电力供给主要还是靠火电（67.4%）。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这些风、光、水电属于间歇式电源，发电量受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无法持续稳定地供应电力，比如说冬季日照不足、风力不足、枯水期来临等等都会导致发电量减少。
二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分布不均，风能资源80%分布于三北地区，太阳能丰富的地方多是西部和北部，而用电负荷较高的地区则多集中于东部和中部，所以就需要“西电东送”。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储能的问题，如果在风光资源充足的时候发的电无法被高效地储存，就会发生“弃光”、“弃风”的现象，这在我国三北地区并不鲜见。
然而我国的储能领域也同样面临着核心技术和原料卡脖子的难题。
像目前还在发展初期的氢储能领域，氢在自然界中的储量丰富、易得，燃烧热值高，燃烧过程中没有碳排放，被认为是在新能源发展趋势下最有潜力的一个赛道。
但因为氢在储存和运输的过程中首要保障的是安全问题，其次还要考虑管道等储氢运氢工具的建设投入及生产成本的问题，导致虽然现在已有部分企业开始建设氢气管道或者进行天然气掺氢，但是出于安全问题和前期高投入的顾虑，整体规模和应用范围都还比较小。
如果能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氢储能应用的安全性，或者新的技术能够让企业用更便宜的材料降低制氢、储氢、运氢的成本，那么氢储能才有望真正得以广泛运用。
现在应用较多的电化学储能也是如此，以锂电池为例，锂电池是现阶段新能源汽车的主流选择。根据《中美欧矿产资源形势对比分析》，目前我国锂消费占全球销量的68%，对外依存度高达75%。
虽然中国的锂资源储量位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国内锂盐生产技术还有待提高，导致65%的锂资源需要从澳大利亚、锂三角区（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地区进口。
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本意是不靠烧油靠充电，减少碳排放，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降低对原油的依赖度，但是在制造新能源车时却发现锂电池中的锂原料也要依靠国外。虽然将卡脖子的环节推后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能源及产业链受制于人的现状。
所以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非常关键。一方面如果能够提升盐湖提锂工艺，将我国丰富的锂资源加以运用，就能够降低对进口的需求；另一方面锂需求持续增长，叠加疫情影响南美锂三角区的出口受阻带动锂价飙升，成本太高消费者自然不会买账，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研发出更先进的技术比如使用其他金属材料像钠、镁等来制作电池，不仅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换道超车，还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2.2.高质量发展下的效益提升
简单的资源和要素密集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既无法应对外部压力，化解产业链供应风险，也无法解决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通过提升效益，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实现技术赶超，能够有助于解决内部高端供给不足和外部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具体来看，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下，要如何追求效益的增长呢？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通过供给侧改革出清落后与过剩的产能，提升行业集中度，为高端产能腾挪资源与空间。
过去企业缺乏足够的外部竞争强度，没有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的动力被抑制，一些大企业又依赖于银行“输血”，最终形成低端锁定和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
而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水涨船高，偏低端且过剩的供给结构显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过剩的产能还挤占了本该向新兴产业开放的市场资源与空间，制约了高端制造业的扩大和发展。
2015年底中央正式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清退落后且过剩的产能，将分散的低端产能进行兼并重组，鼓励龙头企业和效益高的科创企业积极地向上下游布局，从而实现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整合冗余的市场资源，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促进产品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实现规模效益。
产业集中度提升，意味着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到产业链纵向整合中去，投入到研发与人才培养中去，而不是将珍贵的资金湮没在拼低价拼资源的红海竞争中。
2016年起供给侧改革率先在煤炭、钢铁等领域落地，以钢铁行业为例，随着宝钢和武钢合并成为宝武钢铁集团，行业集中度开始缓慢回升。
2016-2018的三年内，粗钢产能压减了1.5亿吨以上，煤炭落后产能退出了8.1亿吨，落后煤电机组淘汰关停了2000万千瓦以上。
煤炭开采业与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行业整体收益明显改善，2018年这两个行业的利润相较于2015年分别增长了6.1倍、5.8倍，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的利润规模甚至超过了改革前的水平。
钢铁煤炭行业为供给侧改革奠定了良好开局的同时，其他过剩的行业如有色金属、建材、农业、石化等产业也陆续走上了去产能的道路。
不过就目前来看我国一些传统行业的集中度还是处在偏低的水平，根据中钢协的数据，2021年11月钢铁行业产量CR10为40.4%，离《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中2025年钢铁产业CR10要达到60%的目标还有一些差距，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经济效益的提升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需要来自金融系统的支持的。过去经济的飞跃主要靠的是银行系统，银行偏好抵押品以及其风险厌恶的特性与国有企业、城投及房企完美契合，能够快速将居民储蓄转化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需要的资金。
但高质量发展、经济效益的提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需要依靠中小企业发挥出创新活力，这就不能只靠银行，不能只靠间接融资。
因为银行在乎的是放出去的贷款能不能收回来，退一步说，就算企业或者项目没有良好的现金流，有优质的抵押品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一些基建项目）。
而当前作为创新驱动发展中坚力量的科创企业，有着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前期研发需要烧钱，需要很高的投入，研究周期长项目的不确定性也高，而且这些企业很多是轻资产企业，并不具备充足的优质的抵押品，也就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就算企业成长性很高，未来发展成了行业龙头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成百上千倍的回报，但是银行拿的是固定收益，也无法从中多分一杯羹，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承担高风险。这么看来，这些科创企业并不十分受银行资本的偏爱。
所以，高质量发展需要权益资金，只有权益资金才能够为了未来巨大的回报容忍现在极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只有权益资金才能够让企业持续烧钱的同时还能给予高估值。
所以，在新时代下经济效益的提升需要与权益资金的载体——资本市场进行联动。从宏观层面上看，资本市场的壮大发展带动了直接融资比重提升，这是顺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端化的诉求越来越强，资本市场的作用与功能也就越大。
资本市场看中的正是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和现金流，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体系下，这些具备潜力的科创类企业是具有充分竞争力的。
资本天生的逐利性也决定了对风险的反应更加敏感，一旦某个行业出现了风险事件或失去了赚钱效应，资本就会用脚投票，转去追逐其他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也正是由于资本的这种特性，能够倒逼企业进步创新，而那些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产业与企业将很难得到资本的支持，要么通过努力创新重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要么接受现实，退出历史的主舞台。
过去我国资本市场的门槛比较高，将很多可能短期尚未盈利但是有成长潜力的优质企业拦在了外面，结果这些企业要么放弃上市要么跑到海外上市。放弃上市可能会让企业错失发展的机遇，跑到海外上市会让居民部门错过投资机遇。
所以，我们需要注册制，我们还需要北交所，把小企业、符合专精特新要求的企业的上市门槛给降下来。
但上市的公司太多了，只进不出也不行，还需要退市制，要有多元化的退市渠道，把经营不善，欺诈造假的企业给清理出去。
注册制意味着上市门槛的降低，也意味着监管流程的后置，这就可能会出现欺诈发行的问题。所以，监管要求强化中介机构的职责，尤其要强调上市公司财务的真实性，强调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建设。
上市公司这么多，研究的难度也随之提高。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专业的投行，来为上市企业做合理的估价。
有了好的公司，有了严格的监管，有了专业的投行，资本市场还需要钱，尤其是长钱。所以我们需要丰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来吸引居民储蓄，还需要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来帮居民做财富管理。与此同时还可以推动社保基金、养老金等大体量长期限的资金入市，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能够实现稳定增值，达到双赢的局面。
在充分挖掘国内资金潜力的同时，资本市场还可以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比如设立陆股通、沪伦通等等，吸引外资，尤其是吸引那些已经在成熟市场上积攒了丰富经验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优化投资者结构，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股权结构与市场化激励机制双管齐下，激发国企创新活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有企业是承担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责任的主力军，将中国推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而当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由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更具有市场活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也承担起了推动创新、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责任。
为什么相较于国企，中小企业会更有创新动力呢？
其一，政府背书和银行资源的倾斜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这会削弱国企的创新动力。
国有企业存在规模导向，而这种决策的结果就可能导致更注重项目的规模而非效益。但是国企拥有政府背书以及优质的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比如说厂房和土地，是银行偏好的放贷对象，即使出现亏损也能够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这样一来国企就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和技术进步了。
而中小企业既没有背书也没有充足的抵押品，只能靠不断地研发和技术创新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赢得一席之地。
其二，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亦影响了其创新的节奏。
国企考核更看重的是项目体量的大小，所以才会存在规模导向，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并且国企创新的容错机制也比较低，搞研发搞创新一是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二是风险很高，可能投进去的钱最后都打了水漂，这种损失从考核的角度来看对国企是十分不利的。
以上是风险端的因素，再从收益端来看，国企管理层、员工的薪酬水平不够市场化。就算研发成功了企业效益提高了，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他们的实际报酬，或者说企业的效益跟个人的回报是脱钩的，这反映的其实就是公司治理中比较典型的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
总的来说，国有企业做技术创新需要承担很高的风险，但激励机制又有限，导致国企做创新的动力被抑制。
但是国企这么大的一块市场主体，我们不应该忽视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潜力。
从数据来看，2021年《财富》杂志披露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其中国企高达95家，占比近2/3。这还是近些年民营企业在经过快速发展之后的数据，如果看早年的榜单，这一比重会更高。2015年106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国企占据88家，而民营企业仅仅有6家。
所以，如果想要推动国企创新，目前已经实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在股权层面上引入非国资成分，来破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不过，国企往往要承担比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背景来看，就算进行改革，国企市场化程度可能也会不及民企。
而且国企本身盘子比较大，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创新的话，如果发生亏损或者风险事件对整个产业链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近些年出现了部分“逆混改”的趋势。这主要是利用好国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推动国有企业去投资入股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本身就位于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国企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孙公司去支持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或者以有限合伙的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前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企领域的“增量改革”，若投资成功则可以适当推广到整个集团，若投资失败损失也仅限于子公司内部。后者也是当前国企参与风险投资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投资失败国企也仅以其出资额为上限承担有限责任，不会波及其他业务。
除此之外，针对政企不分的问题，近年来国务院也在推动设立“两类公司”，即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充当政企间的隔离层，推动国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是管理运营国有企业产权与公司制中的国有股权，并不涉及实业投资，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来改善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与质量，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则主要通过投融资及项目建设，服务于国家战略，来培育产业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国企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来寻找与其自身优势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元素，提高产业集中度、化解过剩产能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在这一块资本退出的方式通常以战略并购为主。
截至2021年8月，已公布的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试点已经达到了140多家。国资委数据显示，2020年，19家央企试点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6.6%、14.3%，均大幅超过央企的平均水平，实现了规模与效益的双提升。
除了股权架构方面的改革，国企改革还可以从改革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入手。可行方式是将国企对中小企业扶持的情况纳入考核机制，有投资中小企业的国企，在各类评比中可以给予加分奖励。
激励机制方面针对“两类公司”，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可行的做法一是运用股权激励、分红权、员工持股计划等工具，将其管理层和员工的收益与企业业绩、创新成果等挂钩，创新有成果、业绩有提升，员工的收益就越高。此外，在工资总额方面也可以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权，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二是实施跟投制度，即强制要求国有资本的创投核心团队，对其运用国有资本进行投资的项目用自有资金持股和进行跟投。
一方面这将项目收益与管理团队收益绑定，实现收益共享；另一方面核心团队持股和跟投机制能够降低一定道德风险，两者均能提升国有资本去选择好项目的积极性。截至2021年上半年，19家央企试点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平均职业经理人数、员工持股激励人数等等，均约为央企平均值的2倍。
第四，政策要保持稳定保持一致，同时做好预期引导，向市场传递清晰的政策信号。
企业和投资者都是先对市场的运行以及未来的发展做一个判断，先有一个预期再去进行决策。
我们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家制造业企业认为未来原材料价格会上涨，那么在当期就会大量买入原材料或者以固定的价格去购买期货以锁定生产成本；同样的，若企业预期未来其产品销售的市场价格会上升且生产成本不会有太大变化，则有动力在当下去扩产、加大投资力度。
这些决策都是基于企业对于未来有一个相对明晰的预期之上做出的。可如果企业无法预期市场的走势，这就意味着如果当前进行投资，那么项目未来的现金流是非常不确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风险，所以这时候企业往往会选择持币观望或者维持一个较低的生产水平。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驱使投资者撤出资金来规避风险，等待后续更好的入市机会，这样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二级市场中股价下跌，波动性增加。
由此可见预期，清晰稳定的预期对企业乃至投资者是至关重要的。
在预期的形成过程当中，政策又是非常核心的一环。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体系的国家来说，政策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提升某些行业或者某类企业的竞争力。
如果政策能够保持稳定保持一致，这将有助于维护市场预期的稳定。但如果政策不够稳定，市场就难以形成可靠的预期，企业今天加码投资的项目搞不好会中断，前期大量的研发投入最终也可能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更没有动力去做技改了。
此外，在经济走弱的时候，企业会寄希望于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来改善盈利，因此在做投资决策时也会更多地将政策因素纳入考虑。因此，在经济走弱阶段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要比经济扩张与繁荣期更为明显。[5]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来衡量，可以发现各国的EPU指数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均有所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各国都相继调整了各自的经济政策以期刺激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还能观察到，08年之后尤其是从15年底开始，中国的EPU指数要远远高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英国由于脱欧导致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16-18年间激增）。
这其实很好理解，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任何新尝试都很难一次到位，在解决旧难题之后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边探索边调整是最合适的方法。因此经济政策的时常调整是一件很正常且理所应当的事情。
关键的是政策的大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细节再去循序渐进灵活调整，不能大起大落，否则只会扰乱市场的预期。
制定好政策之后还要向市场传递清晰的信号，也就是说政策要做好预期引导，如果政策信号传递失真，市场不相信或者误解了政策的实际意图，那么最终效果肯定不佳。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战略定力，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杠杆、注册制、碳中和、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等等，都能够显示出当前的政策与高质量发展是深度契合的。
不过，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丰富多元的，对应的政策也是多样的。单个来看每个政策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最终政策之间的互相影响可能会导致预期的不稳定，中国在政策的预期管理上依旧任重道远。
这一点其实我们从EPU指数中也能窥探一二，因为中国的EPU指数仅是新闻指数，是基于筛选部分新闻报道中的关键词来构建的，而美日英等国则采用的是综合指数，综合指数除了考虑新闻报道之外，还涵盖对经济指标、政府支出等因素。
所以中国的EPU指数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对政策信心不足所致。这样的例子有很多，2013年发生钱荒之前央行就明确表态希望机构主动降杠杆，国家高层也坚持货币政策要稳健不搞大水漫灌，但当时金融机构却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会依旧宽松，最终这种金融机构与政策预期的博弈导致了当时资金面的大幅波动。
2021年的拉闸限电也是如此，实际上能耗双控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政策，只是在2021年市场高估了政策的容忍度。
宏观政策信号越清晰越明确，市场的预期就越好越稳定，所以预期管理也是近些年政策的关注重点，比如说央行从2015年开始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就强调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以及预期管理，也多次通过发文来向公众解释政策意图来稳定市场预期；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完善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由此可见，市场信心价值千金。
2.3高质量发展下的区域协同
2.3.1四大板块因地制宜
中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每个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自然资源禀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那么要强调区域之间的协同，避免过度竞争，首先从顶层设计上就要做到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去选择最为合适的发展路径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国家统计局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大板块。
首先来看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林业等资源，缘于历史原因，东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叠加毗邻苏联的地理优势，东北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发展最快且最先进的地区，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我国的第一辆国产汽车便诞生于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以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经济结构高度重工业化。产业发展过度消耗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并且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对设备尤其是那些专用性设备进行了大量投入，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时，这种经济模式带来的巨额的生态治理成本和沉没成本，加上强大的产业惯性等等，都制约了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较多，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和创新程度相对不足。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底，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仅有169家（占全国比重3.5%），在东北的上市公司中，国企比重达到了38.5%，仅次于西部地区。
因此对于东北地区，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加快推动国企改革，鼓励国企进行战略性市场化重组，从而化解过剩产能。尤其可以鼓励国企帮扶位于其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既能够增强民企的资金实力又能够为国有企业增添活跃的市场因素。
其次，因为过度依赖重工业国企，当地营商环境对于外来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并不是很友好。除了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也是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以可以考虑将营商环境、政策的稳定性等因素纳入对地方的考核之中，有了更多活跃的资本，才可能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最后，东北地区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禀赋优势。可以依托原先扎实的工业基础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去陆续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也可以凭借丰富的冰雪资源来获得冰雪经济、文化旅游的特色增量加持；还可以凭借东北农业基地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食品产业。
再来看中西部地区，经过多年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GDP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34.6%上升至2021年的40.9%。
但是横向来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由东到西是降低的，也就是说中西部的工业化程度整体上是不如东部地区的。
按道理来说，在东部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时，中西部是可以利用好这一趋势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来帮助实现产业升级的。然而事实却是受东部地区“去工业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也产生了“过度去工业化”的现象。[6]
这是为什么呢？
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服务业占比上升是自然经济现象。因此，进入新常态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强势崛起，叠加东部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东部地区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这表现为部分制造业开始向内陆转移，第三产业占比快速上升，而工业占比出现下降。
当东部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受技术创新推动本地价值链需要向高端转型，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时候，由于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可能还不具备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来支撑服务业的发展。
同时出于服务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以及环保因素等考量，中西部也在极力地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忽略了工业经济的潜力。如果中西部先进制造业发展缓慢，迟迟没有新的创新产品，公众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会减少，那么这些地区想要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因此，对于中西部来说，从结构上看经济发展应该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凭借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及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把握好东部产业转出的机遇。
可以考虑将一些具有良好基础的地区打造为国家先进制造业示范基地，如一些省会城市，再由这些示范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整体发展。由于各个城市之间也存在发展梯度，所以需要根据周边中小城市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由此形成先进制造业聚集带。这既能够挖掘中西部的制造业潜力，加强区域之间的协同，也能够促进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之间的产业融合。有了扎实的工业基础，有了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再由此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
最后再来看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根据统计，东部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不到40%，却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经济总量，也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十四五”规划提出要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未来不论是从科技创新还是体制创新上，东部地区仍将承担起领头羊的重任。
2.3.2打造城市群加强区域之间协同效应
光是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如何去鼓励各地方加强合作。
前文我们提到，市场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造成的，不同地方面临相同的考核，对于省级行政区来说，中央的考核内容是相同的，对于省内来说，省对于各个市的考核内容也是相同的。
所以第一种方法就是对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考核机制，也就是因地制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第二种方式就改变考核的主体，对不同的省或市，把他们统一成一个整体，再来进行考核，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造城市群、经济带。
当考核的主体变为包含多个城市的城市群时，各个主要城市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考虑自身的发展规划，各地需要考虑各城市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需要从整个区域的角度出发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实现整个区域内的协同发展。
这一方式的本质其实就是扩大局部最优解的范围，达到区域最优解，来避免区域之间“以邻为壑”和“恶性竞争”等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都是这一方式的具体实现。
我们以大湾区为例，粤港澳大湾区包含珠三角9市以及香港、澳门，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拉开序幕。
湾区的发展有多个核心，按照发展规划，整个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4大中心城市，而后以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这7个城市为支点城市。通过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这样的强强联合，更好地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产业结构分工上，基于原先各自城市的比较优势，湾区确定了不同城市的产业定位，避免整个湾区内部出现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此后的发展也定位于金融商贸中心。澳门则一直以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为主，发展定位于建设世界的旅游休闲中心。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发展定位于科技创新性城市与内陆的金融商贸中心。广州则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其他城市也有着各自的分工，通过不同城市的产业分工，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
在湾区内部的协同发展上，为了更好地与香港、澳门连接，湾区建设了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将香港连入国家高速铁路网，大幅缩短往来香港与深圳、广州，以至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时间；建设港珠澳大桥，将珠三角西部纳入香港3小时车程可达范围内。同时，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提上了日程，不断扩建的基础设施，使得珠三角城市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
大湾区发展至今也取得了一些亮眼的成果，2020年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1.5万亿元，相比2017年初建时期增长1.4万亿。根据GDI智库的报告显示，2016-2020年间湾区发明专利公开量近150万件，远远超过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及纽约湾区。
当然，目前城市群的发展也存在有一些问题，因为区域内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想要实现整个区域内部各个城市的协同发展，并非纸上谈兵那么简单。
比如一个城市群内往往有部分城市发展定位相近，这种情况下要做协同就容易出现矛盾，那么要如何协调各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内形成互补的产业结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又比如尽管已形成城市群，但是不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边界，如何弱化行政边界，促进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的产品市场，如何让市场规律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如何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也是后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再比如，户籍制度导致人户分离的现象在城市群发展中明显存在，为了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外来人口，完善并创新当前的人口服务与管理制度必不可少，但这是事关全国的问题，如何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实现在某一区域内部合理的调整也并非易事。
如前文所说，要实现整个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达到1+1>2的效果，中国还需要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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