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俄乌冲突以来，全球大宗原材料产业链遭受巨大冲击，资源进口国面临贸易条件恶化、通胀加剧等挑战，各国对资源供应安全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资源供应安全引发需求国担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卖方垄断市场的天然属性。但回顾历史，资源需求国在大部分时期并非完全处于劣势。那么，在地缘冲突加剧、绿色转型加速等全球趋势下，中国同样作为资源需求大国该如何构建市场势力，以应对供应风险，确保资源安全？
当前，供需错配是中国大宗原材料面临的风险现实，主要体现为对于资源的需求大、对外依赖度高、进口渠道集中，此外成本竞争力弱及技术替代较慢也抬高了错配风险。未来，国内外发展新变局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供需紧张，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风险不确定性。从国际市场环境看，绿色转型使得传统能源、新能源金属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入紧缺高价周期，诱发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抬头、需求国资源博弈升级。持续趋紧的国际政治环境或将进一步助长资源民族主义，而具备市场势力的需求国又通过友邦联盟和贸易干预等手段加剧资源竞争，导致全球大宗原材料供应市场进一步分割。从国内需求特征看，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并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传统能源和金属需求量占全球份额降低，新能源金属需求量大幅增加，且需求弹性相对较低。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因素将导致大宗商品供给集中度提高，进一步抬升风险。
为应对大宗原材料的供应挑战，本文结合他国经验和中国现实，提出行业和国家两方面的措施建议。行业层面，加大国内挖潜力度，拓宽海外资源渠道，加强储备能力建设，提升循环回收和技术替代力度。国家层面，持续升级战略性矿产的供应链安全部署，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合作，推广人民币结算与计价，保障原材料供应链韧性。
更多信息请见脚注[1]。
正文
一、垄断市场的供应安全
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以来，全球能源和粮食供给冲击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震荡，给进口国带来两大经济影响：一是输入型通胀并伴随着经济衰退的可能[2]。2022年8月，受俄乌冲突影响最直接的欧元区19国通货膨胀率达到9.1%，创下自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图表9.1）。二是贸易条件的恶化。2022年上半年，德国、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德国更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3]。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出口国却因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迎来了贸易条件大幅改善（图表9.2）。有研究表明，价格上涨会使财富从资源进口国转移到资源出口国[4]。资源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喜”与“忧”恰恰表明了大宗商品国际市场势力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凸显出保障大宗原材料供应安全的重要性。
图表9.1：欧洲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
资料来源：iFinD，中金研究院
注：图为6个月滚动CPI
图表9.2：能源对外依赖度显著影响一国贸易条件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贸易条件是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比。当出口价格增速快于进口商品，说明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表示贸易条件恶化。
事实上，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产业链安全关注度持续升温，其中保障关键资源的供应安全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因素对大宗产业链的影响，从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等国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到美澳、美日在稀土资源领域的合作，都反映出西方国家正加速进行全球布局。
为什么资源需求方如此容易对供应安全产生担忧？根本原因是大宗市场天然易形成垄断。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市场上供给方数量少，且所供应的产品很难被替代，就容易形成垄断格局。大宗原材料恰恰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是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均造成少数国家拥有大部分的资源矿产[5]；二是上游原材料可替代性差，需求弹性较小[6]。另外，大宗原材料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稀缺性，且资源矿产的勘探开发及投资建设需要较长周期，造成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资源供给总是给定数量的，此时的供给弹性缺乏[7]，进一步强化了资源供给方的市场势力。
这是否意味着资源需求方会始终处于劣势？纵观历史，并非所有时期大宗市场都是由供给方主导的。事实上，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前后，再到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源供给国在贸易中反而缺乏优势。与之相反，作为资源需求国的欧洲先是凭借军事殖民手段获取了大量廉价的石油等资源品，哪怕是在二战后，拥有资源的被殖民国家虽然逐渐实现主权独立，欧美等需求国仍以技术和资金优势进行资源控制。在这一时期，西欧、日本等地战后重建叠加北美经济扩张周期，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大幅提升[8]，对资源供应的控制力反而持续强化，甚至形成了需求国主导的寡头垄断局面。
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源供给方受益于不断上涨的需求市场、技术提升以及资本积累，市场势力才逐渐得到加强，开始以能源、金属联盟等组织形态控制资源供应。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趋向缓和，全球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资源供应主体及定价影响因素多元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资源需求持续增强，供需两侧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市场势力。由此可见，虽然大宗商品天然垄断特性利于供给方势力占优，但大宗原材料需求方在多数历史阶段并未完全处于劣势。
那么，什么决定了大宗原材料供需双方的市场势力呢？我们认为，供需关系是决定大宗商品市场买卖双方势力分布的基础。若供需关系紧张，资源国或其掌握资源的供给主体倾向于增强管控，此时的卖方势力占主导优势；若供需关系宽松，易形成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格局，此时的买方势力相对增强[9]。垄断市场中掌握市场势力的一方往往能够利用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交易行为，对于资源需求国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供应保障。
在供需关系基础上，市场势力的大小还取决于供给集中度、成本竞争力、需求弹性等关键供需结构特征。经济学中使用剩余需求曲线来描述垄断的供给者减产量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响应关系，曲线的陡峭程度体现供给侧垄断者市场势力的大小[10]，与供给集中度、其他竞争者的供给成本差距以及需求弹性相关[11]。首先，供给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卖方形成公开或默契的合谋协议，从而对市场价格的联合控制能力更强。其次，垄断者供给成本竞争力越大，市场势力越强。这是由于当该垄断者宣布减产时，其他竞争者需要调动更高成本的技术和资源，使得快速、经济地填补减产缺口的可能性更低。第三，需求方弹性越小，供给减少后不会带来消费量锐减，对价格稳定上涨起到了支撑作用。
政治经济因素主要通过影响供给集中度改变市场势力。政治经济实力强的欧美国家在大宗原材料国际贸易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大。这些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投资经营等方式掌握资源，分散供给集中度，从而获取市场势力。当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时，特别是原来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守成强国与新兴大国的博弈加剧时，对大宗原材料的博弈升级，导致守成国有更强的动力提升其掌控的供给资源集中度。在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不稳定的背景下，具备市场势力的国家围绕大宗原材料的博弈显著提升。例如，美国近年来在初级金属和金属冶炼领域对外投资显著增加，当前年均投资额是十年前水平的近三倍。可见，在“修昔底德陷阱”下，原本具备市场势力的主体将利用其综合实力争取更多供给资源，提升供给集中度，进一步扩大其在大宗原材料等战略性领域的市场势力[12]。
技术创新主要通过影响需求弹性、成本竞争力等改变市场势力。技术创新对大宗商品需求弹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大宗商品生产及需求替代相关的技术创新会使得需求弹性上升，而另一方面更广泛的终端应用技术创新，往往会助推部分大宗商品需求快速增长、供需关系趋紧。例如，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使传统能源需求减少、需求弹性提高，而通信技术、新能源技术渗透带动了铜、锂、钴、镍、玻璃等需求增加、需求弹性降低。此外，具备技术优势的主体往往能够获得成本竞争力，从而提升市场势力。美国在页岩油方面的技术创新就是通过形成成本竞争力改变市场格局的典型案例。2010年前后，美国页岩油技术进步导致全球石油成本曲线在60-80美元的区间内变得非常平坦，这意味着其他竞争者要在这个区间内操纵市场价格，难度大为增加。
因此，我们将在本文接下来的三节中，围绕传统能源、传统金属、新能源金属等关键资源品类，通过分析其供给集中度、需求弹性、成本竞争力等供需结构特征，评估中国大宗原材料供应风险现状，以及未来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和技术变革下的供应风险演变趋势。
二、风险现状及成因
站在国家的视角来看，大宗商品供应安全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13]，不仅要考虑到供应的数量问题，还要考虑获取资源的经济性[14]。因此，在供需错配格局下，从大宗原材料需求国的视角，我们将可能引发资源完全断供的风险作为主要风险，将会导致资源国付出巨大成本代价才能保证供应的风险作为次要风险，以此分类对中国大宗原材料的供应风险现状进行分析。
（一）风险的根源：供需错配
从大宗原材料的地理分布来看，传统能源方面，全球70%的石油和63%的天然气集中在北美、俄罗斯和中东地区，50%的煤炭位于中国，其余分布在北美、澳洲等地区。传统金属方面，39%的铁矿石集中于澳洲，中南美（18%）和中国（11%）次之。南美是铜矿的主要产出地，其中智利铜储量占全球的23%，秘鲁占11%。铝土矿相对集中在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新能源金属方面，全球锂资源主要位于南美、澳洲、非洲等地区，刚果金的钴矿产量占全球71%，印尼、澳大利亚、巴西镍储量分别占全球22%、22%、17%。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全球已探明的铂资源90%集中在南非。这种高供给集中度、区域分布不均衡的自然资源特征导致了严重的供需失衡（图表9.3）。
图表9.3：主要国家/地区大宗商品本土供给与终端需求错配情况
资料来源：IEA，BP，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公司公告，中汽协，EV Sales，中金研究院
注：图中数据为供需比，即本土供给比终端需求。越红表示供给越小于需求，反之偏向绿色，介于中间为黄色。“-”表示数据不可得
地域错配格局下，中国大宗原材料普遍面临着较高的供应风险。作为制造业大国，原材料在中国产业链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稳定。2020年，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中，中国将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铝、镍、钴、锂等24种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作为矿产资源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的重点对象[15]。从资源禀赋的视角出发，我们梳理了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主要来源。事实表明，中国自身资源禀赋较好的品类较少，大多数品类自给率极低，如铜、钴、镍、铂等金属矿产自给率均低于10%（图表9.4）。而我国自身产业链发展对于资源品的需求却很大，特别是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等支柱行业对资源品的依赖度高。2020年中国煤炭需求量占全球的56%，是全球煤炭消费第一大国。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占全球的16%和9%，铁矿石、铝、铜等传统金属与锂、镍等新能源金属的需求全球占比均高于40%，铂和钴的需求也分别有26%和32%。
图表9.4：中国产业链中能源、金属的主要供给来源及终端消费（2020年）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中国电力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金研究院
（二）主要风险：对外依赖度高、进口渠道集中
我国大宗原材料不仅对外依赖度高，进口来源国也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供需错配格局下，我国大部分原材料依赖进口，近年来初级产品进口价值占总进口价值比例持续上升[16]。分品类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度分别为72%和40%，铁矿石、铜和铂等金属超过80%来源于进口。同样地，未来需求或将持续增加的新能源金属如锂、钴、镍和铂，当前对外依赖度已分别高达69%、66%、98%和87%。具体看进口来源国，大部分品类呈现来源国集中的特征。从图表9.6可以看到，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锂和铁矿石分别占我国进口的68%和61%，铜进口份额的50%来自于智利和秘鲁，铝的进口主要源于几内亚（51%）和澳大利亚（32%）。
这种贸易格局使我国大宗原材料供应易受供给方市场势力影响。这一点从我国铁矿石贸易历史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我国是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用于钢铁、建筑、汽车等中下游行业生产。虽然我国也有一定的铁矿石储量和产量，但由于国内矿石质量差、开采成本高，三分之二的供应来源于澳大利亚和巴西。而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大多受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和FMG等国际矿业巨头控制，四大矿商形成寡头垄断势力，导致中国一直被动承受着高昂的铁矿石价格。当然，其可能的原因还包括我国在铁矿中下游应用相关行业的集中度较低、议价能力弱，同时在海外并购经验、价格走势判断、国际法律等方面存在不足[17]。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对大宗原材料的供应风险管控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此外，主要来源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动也将直接影响供应安全。我们通过各来源国政治稳定度评估了供应风险中的国别因素[18]。我们观察到，我国铜精矿和铝土矿进口国家政治风险系数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我国铜的进口来自墨西哥、秘鲁、智利，这几个国家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GI）指标中“政治稳定性”的得分相对较低，地缘政治风险居较高水平。对于铝来说，中国铝土矿前三大进口国为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印尼，上述国家出口政策变化将影响我国铝土矿进口。若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主要来源国供应扰动甚至中断，或将对我国资源供应安全产生威胁。
（三）次要风险：成本竞争力弱、技术替代步伐慢
成本竞争力弱意味着当进口产品价格低于中国本土生产成本时，国内供应商会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从而造成供应风险提升。我们使用中国在全球主要金属品类成本分位线的位置和中国产能占全球的比例两个指标来刻画中国主要金属品种的成本竞争力（图表9.5）。可以看出，除焦煤外，中国各类金属本土生产成本均处于全球偏高水平，其中以铁矿石最为突出。中国铁矿石成本处于全球供应成本曲线80%和90%分位附近，国内铁矿成本加运费的现金成本约为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现金成本的2.2倍，意味着我国本土生产的铁矿石存在明显的成本劣势。除镍以外的其他金属品类中，中国均处于全球成本曲线的偏高水平，其中以铂族金属最为突出。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数据，中国已探明的铂矿品位0.34g/t，仅为全国储量委员会确定的工业要求指标的1/3-1/5，远低于海外铂矿品位。
大宗原材料的技术替代可行性决定了其需求弹性。若需求弹性小，在外部冲击下需求方无法对价格做出及时有效调整，进而使得供应风险上升。理论上看，金属矿产均可以依靠循环利用和技术替代等方式缓解供应风险。然而，我国目前资源积累量有限，循环利用体系尚不完善，部分替代技术研发和应用还相对落后，导致需求弹性普遍偏低。比较典型的案例如铁矿石和铂，从铁的来源端看，废钢可以作为部分铁矿的替代品，但由于我国废钢资源量有限，目前无法通过大量循环回收来保证铁供应。铂主要应用于燃料电池等领域，未来若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铂可能出现短缺，而目前应用最广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使用的铂基催化剂主要存在降铂和零铂两个替代方向，当下技术研发仍未突破，因此通过技术替代降低风险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国内行业集中度低导致议价能力普遍不足，当面临供应方市场势力强劲时只能被动接受高价或断供风险。比较典型的案例如铝，中国铝加工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2020年产能前六大企业铝加工制品年产量均不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19]。这种需求的过度分散会导致无法发挥龙头企业的原材料议价和规模化生产的作用，从而被迫承受卖方垄断势力产生的高溢价。
图表9.5：我国金属矿产存在成本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资料来源：USGS，公司公告，中汽协，EV Sales，Wind，World Bank，Mysteel，中金研究院
注：气泡大小表示全球行业产值大小
三、变局下的风险演变
绿色转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逐渐成为影响大宗商品市场格局的两大主线。一方面，绿色转型导致大宗商品供应趋紧，步入繁荣周期。由于供给侧新产能投资被抑制，石油、天然气等品类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投资持续出现赤字，使得当前及未来几年传统能源供应趋紧。传统能源紧缺驱动新能源超预期渗透，导致主要新能源金属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涨；另一方面，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引发资源博弈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贸易竞争已有所增加，而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使得摩擦升级。当前，大宗商品市场已出现分割，例如欧洲与俄罗斯之间能源脱钩引发国际能源市场供应紧张、价格高位波动。进一步地，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又促使各国更加重视大宗战略地位，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抬头，需求国资源博弈升级、储备意愿提升，导致国际市场配置空间降低，价格波动性增加，由此可能陷入“波动性陷阱”。
可见，在以上两大因素推动下，全球各国围绕大宗原材料的博弈正在升级，这将使得中国大宗产业链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同时，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变化也给大宗需求带来新变化。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均升级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风险演变趋势做出进一步研判。
（一）国际变局下的风险：供需紧张加剧
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强劲复兴
资源民族主义是指基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辖，通过控制和支配资源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市场干预行为[20]，实现方式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国有化或限制外资参与、提高矿产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采矿合同、禁止出口等。从历史经验看，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全球矿产繁荣周期、资源国财政状况以及政治生态密切相关。
当前大宗商品步入繁荣周期、资源国财政赤字压力加大以及政治生态变化三重因素叠加。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数资源国财政陷入困境，导致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开始抬头，而近期的疫情进一步加重了其财政及公共债务负担（图表9.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由2019年的4.6%大幅升至2020年的9.3%，2021年虽回落至5.3%，但仍明显高于疫情前的水平[21]。拉美、中东、北非等资源国家财政赤字情况显著，提高矿业部门税费收入以缓解财政压力的动力提升。除此之外，政权转变往往引起经济思潮的变化，从2019年起拉美各国逐步进入左翼政权，包括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内的多个拉美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倾向加强。
图表9.6：拉美、非洲公共债务负担处于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IMF，中金研究院
从资源民族主义影响范围看，本次波及范围从传统能源及金属拓展到了新兴战略矿产领域，焦点转向新能源金属，新的卡特尔联盟或正在酝酿。此前资源民族主义的控制重点多集中于石油、天然气以及铜矿等传统行业，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均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秘鲁矿业公司、智利铜业公司等也均为国家所有。而当前随着新能源金属矿产战略意义显著上升，将锂收归国有正在成为拉美国家政府的战略重点之一[22]。其中由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组成的“锂三角”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占世界储量的56%。目前，三国正考虑组建“锂欧佩克”[23]，一旦形成或将突出供需矛盾，支撑锂价上行。
据风险咨询公司Verisk Maplecroft，新冠疫情以来全球34个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指数显著上升，主要为南美和非洲资源国。上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石油输出国形成OPEC联盟，控制并提高石油市场价格，高企的价格挤压工业国利润空间，全球制造业发展模式及国家间分配格局也由此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逐步向更具备资源优势的国家转移。可见，当资源国市场势力占主导时，需求国所面临的资源供应风险大幅提升，对自身经济结构的冲击影响深远。
除了资源国自发的保护主义崛起，摩擦加剧的国际政治环境或将为资源民族主义发酵提供支撑。回顾上一轮资源民族主义高峰期的演变过程，20世纪50年代资源国纷纷取得政治独立，争取本国自然资源主权的民族意识崛起。但当时资源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在政策上并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以军事、技术等方面优势进行压制。而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在中间地带的博弈加剧，积极拉拢资源国结盟，这为资源国联合实行保护政策提供了战略空间[24]。可见，若当前地缘政治摩擦升级，资源民族主义或将持续发酵。
需求国：地缘政治加速全球市场分割
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大宗原材料需求将大幅增加，且所需战略资源重叠度高，引发需求国间的资源竞争加剧。国际能源署研究认为，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到2040年各国清洁能源技术的矿物需求总量至少翻两番，其中锂需求增量超40倍，石墨、钴和镍增加20-25倍，关键矿产供应安全将成为各国的新挑战[25]。世界银行也认为，关键矿产在脱碳能源系统中日益重要，2050年全球需求可能会增长500%，针对战略矿产的博弈将愈发激烈[26]。目前，中美欧均将新能源制造、信息通信、数字技术等高科技行业作为战略发展产业，对相关大宗原材料的需求重叠度高，特别是锂、钴、镍、稀土等。这种战略资源需求的高度重叠或将导致资源摩擦可能性上升。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紧张将加剧需求国之间的资源博弈。回顾历史，国际关系紧张、阵营对抗时期，需求国围绕着资源供应和控制的博弈通常更加激烈[27]。二战后冷战时代开始，全球资源供应体系割裂为两个阵营[28]。美苏均把影响和控制世界能源生产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协定[29]。如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若地缘政治冲突的频率和烈度持续上升，国家间资源博弈和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的割裂或将加剧。
当前，需求国已开始愈发关注关键矿产供应问题，对关键资源的竞争明显升级。除了对外增加矿产资源投资、对内增强储备能力等常规资源保障措施外，在国家层面也上升到战略地位。主要措施包括两类：一是成立联盟锁定原材料资源；二是通过产业链势力影响原材料流向，导致大宗商品国际市场分割的加剧。
在成立联盟锁定资源方面，美国部署最为积极广泛。美国大力推进的“矿产外交”联盟分为两个层面[30]：一是资源盟友圈，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希望在盟友圈中推进矿产合作，建立西方矿产俱乐部；二是更广泛结盟资源丰富国家，美国逐步向拉美关键战略矿产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构建西半球供应链同盟，不断加强锂、钴、镍、石墨等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6月，美国进一步宣布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等盟友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美国成立原材料供应联盟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在面临稀土、锂等关键矿物供不应求时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今后还可能成为其对他国实施资源遏制的工具。有研究认为，MSP的成立标志着关键矿产历史新的开始，战略大宗商品全球化贸易的时代即将结束，以前高度全球化的供应网络已裂解成政治上两极分化的势力范围[31]。
在以产业链势力影响大宗原材料流向方面，同样呈现美国积极主导、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紧随其后的局面。美国通过供应链对原材料流向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电池等行业。光伏方面，美国对特定来源硅料进行抵制，其光伏电站开发商和组件供应商以满足合规为由调整原有供应链，避免使用相关硅料产品。此后欧洲亦开始跟进，增加了对特定来源硅料的供应审核要求；新能源汽车方面，美国近期加强了对新能源汽车电池用原材料的管控。在其关键产业政策《通胀削减法案》中，要求2024年前投入使用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所用原材料的开采或加工，需保证有40%位于美国本地或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欧美通过供应链干预原材料来源，实质是其“友岸外包”政策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延伸，这些干预流向行为正在逐步分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二）中国变局下的风险：配置难度加大
在国际大宗市场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也在逐步迈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模式主动转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大宗商品需求特征将出现新的变化，进而可能造成风险提升。接下来，我们从传统能源和金属、新能源金属两方面具体分析需求特征及风险演变趋势。
传统能源与金属：需求侧话语权或将降低
传统能源、金属消费强度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根据国际经验，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需求随经济发展呈“倒U型”分布，当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左右后，需求量将在高位趋稳后开始下降（图表9.7）。目前，我国传统能源、金属消费量企稳，部分品类虽然绝对消费量仍在增加，但新增需求占全球新增的份额出现下降趋势。其中，铁矿石、焦煤消费量开始出现负增长，能源需求增速从2012年至今保持在4%以下，石油消费年增速已基本降至5%之下，煤炭则基本保持在零增长状态[32]。能源品类中除了相对清洁的天然气仍保持较高增速度外，油、煤消费份额占全球的比例均呈现下降态势。从全球市场中的角色来看，需求占比降低对我国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形成一定冲击，从而为我国传统能源保供稳价带来新的风险增量。
图表9.7：人均能源、金属消费量与GDP关系
资料来源：BP统计年鉴，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回顾历史，美国、日本等也曾在工业发展成熟阶段经历了由于大宗商品需求份额下降导致的话语权削弱。2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原油需求增量的核心贡献方，美国在石油市场需求份额逐步降低。此后，美国原油库存与全球油价的负相关性开始减弱，WTI原油价格波动加大，其相对布伦特原油的溢价也大幅走高，均体现出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降低。与石油市场类似，在1990至2008年期间，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天然气消费国，其LNG价格虽然长期高于欧美地区，但溢价水平基本可以维持稳定。而随着我国天然气需求量在2009年超过日本，逐步开始削弱日本在天然气需求侧的价格话语权。此后，日本天然气溢价开始大幅走高，并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件导致日本核能转型失败后彻底突破历史上限。可见，需求侧份额降低会导致国际市场话语权削弱、价格影响力下降。
新能源金属：供给侧资源控制提升
大力发展新能源制造业，并通过扩大产业规模提升竞争力是我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下的战略选择。绿色转型的主要路径是以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而依托大国制造业优势，能够在新能源制造中发挥更大价值。由于新能源发展渗透的本质驱动力是绿色溢价不断降低，即与化石能源的成本差距越来越小，因而新能源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底层逻辑是追求规模效应。但规模化发展新能源制造业导致我国新能源金属需求占全球的份额不断提高，风险敞口扩大。当前，我国大量新能源金属依赖进口，对外依赖度较传统能源和金属更高且仍有增加趋势。随着未来继续规模化发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金属需求份额和对外依赖度可能进一步提升。在供应紧张的卖方市场中，需求份额的提升意味着供应风险增加。
同时，我国金属循环再生技术应用部署应用仍较为落后，还不能发挥提高新能源金属需求弹性的作用。传统能源通常作为燃料使用、不可回收，而金属具备循环回收属性，可通过技术替代增加需求弹性。根据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2020年我国铝、铜、锌、铅四大金属消费中再生金属占比约27.8%，较世界平均水平35.3%低7.5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平均45%相差更远。美国再生铜、再生铝比例分别超过了50%和70%，日本的铝已经实现100%由再生金属原料供给。同时，锂等新能源金属的回收技术、回收网络的布局较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差距。若不加强循环再生技术和产业部署，低需求弹性将造成未来我国金属供应风险提升。
另一方面，资源国针对新能源金属管控加强，我们认为需求国或将受到较大影响。新能源金属资源分布集中度较传统能源与传统金属相对更高。而当前资源民族主义高涨时期，资源国加强资源管控或将导致供给集中度进一步增加。
总结而言，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换挡期，大宗商品供应面临着新老品类两方面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步入工业化中后期且主动进行绿色转型，部分传统能源、金属需求量虽仍在增加，但增速放缓导致需求份额降低，市场势力减弱，供应风险或将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积极发展绿色制造业，我国新能源金属需求量大幅增加，且需求弹性相对较低，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因素将导致供应风险进一步提升。
四、应对变局的保供方案
如何在变局下保证中国大宗商品供应安全？回答这一命题在绿色转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紧迫，也更具挑战。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围绕本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对关键原材料进行战略性评估。有研究比较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等地区的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发现尽管保供目标相同，但是保障战略的侧重各有不同[33]。因此，我们从战略部署、资源外交、战略储备、海外投资、技术研发等方面梳理了欧盟、美国、日本等资源进口国在保证大宗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经验：
战略部署方面，欧盟为降低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风险，2008年开始实施原材料倡议（RMI），2011年发布首份关键原材料清单，将14种具有重大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原材料纳入清单，并根据其战略地位、供需形势、供应风险指数等进行综合评价，每3年更新一次清单。2020年发布的清单中包括30种原材料，同2011年的14种、2014年的20种、2017年的27种相比，所包括的关键原材料呈现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
资源外交方面，2019年美国同刚果（金）、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秘鲁、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9个资源富裕国签订《能源资源治理倡议》，构建“关键矿产同盟”，提高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2020年，美国和加拿大达成《关键矿产合作行动计划》，巩固加拿大作为其矿产供应国的地位。
战略储备方面，在国际政治局势突变的紧急状态下，资源储备能够用于应对因资源供应大规模减少或中断而引发的供应危机。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多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战略储备制度。日本于1983年开始建立相关资源储备，目前已建立由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共同组成矿产资源储备机制。国家储备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承担，民间储备由特殊金属储备协会负责。
海外投资方面，由日本石油公团与金属矿业事业团重组合并的JOGMEC在日本海外能源开发与投资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担当重要角色，从组织模式看，其先接受企业委托参加国际投标，以获得石油勘探权益，然后按照企业要求将取得的权益转让给企业，由企业进行油气勘探具体作业。这对于推动日本能源矿业企业海外拿资源、促进海外油气勘探事业和能源开发、技术研发以及建设官民两级石油储备等发挥了重要作用[34]。
技术研发方面，2021年美国能源部成立矿产可持续发展司，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促进关键矿产形成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可持续供应链，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相关技术的研发。同时，成立锂电池回收研发中心、关键材料研究所等机构，促进关键材料技术的创新[35]。日本积极在清洁能源领域建立优势，1988-2007年日本在清洁领域的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替代能源技术前100位申请机构中45家是日本企业[36]。
虽然中国具备资源本土的大国优势，不仅可以在外参与资源开发，在内也可以进一步挖掘本土资源潜力，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紧迫，必须加快步伐、加大投入进行大宗原材料产业链布局。因此，基于国内供需特征，并结合上述梳理的国际经验，我们将分别从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思考分析中国大宗原材料保供方案。
（一）行业措施：五大抓手
第一，继续加大传统能源国内挖潜力度。重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战略意义，降低油气资源的对外依赖度。当前我国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明显慢于其他国家（图表9.8），需要加大政策配套支持，推动油气行业加大勘探开发投入，盘活现有的油气区块，加快动用已探明储量。与石油、天然气类似，增强国内煤炭供给能力也是关键，但考虑到我国煤炭供给受运输瓶颈的影响偏大，且控制煤炭消费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认为优化国内煤炭运输条件、提高先进产能供给弹性的行业选择可能相对优于新建产能。
图表9.8：我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新增投资明显慢于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IEA，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
第二，进一步挖掘海外金属资源。铁矿石方面，我们认为应加快推动西非、西澳等境外特大型铁矿项目建设，尤其是几内亚西芒杜项目，尽快将现有资源量转化为实际产量。同时应吸取海外铁矿投资历史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以全资收购、参股成为股东并获得协议矿供应量、与主要铁矿石生产商组建合资公司开发矿山等方式参与当前及未来海外优质矿山新项目投资。炼焦煤方面，我们认为可通过加深与友好贸易国的合作关系，保证在海外供给较为集中的情况下仍有相对稳定的渠道获取资源。例如，通过继续加强与蒙古国的贸易关系，优化中蒙跨境贸易的运输条件，我国有望保障蒙古国炼焦煤资源供给。铝方面，我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几内亚和印尼的合作，还可以开发潜在供应国，分散进口集中的国别风险。
第三，加强储备能力建设，有效发挥出“蓄水池”和“缓冲器”的作用。我国目前大宗商品储备体系仍存在不足：一是储备方式过于单一。我国现阶段的储备体系是以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为主，民间商业储备规模非常小，大规模的商品储备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导致国家财政压力过大，加上政府储备存在目标不够明确、流通滞后等弊端，市场调节作用往往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二是储备规模尚小。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储备能力普遍都在140天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尚小。因此，我们建议推进重要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建设，加强石油、铜等大宗矿产品的储备，同时加强新能源金属，特别是战略性金属资源产品储备工作。
第四，循环回收是增强金属供应弹性，降低风险的重要措施（图表9.9）。金属的循环性使得再生矿产对资源供给具有重要的乘数效应[37]。循环利用矿产能够增加金属资源二次供应，减少原生金属消耗，保护生态环境，为保障国家金属资源安全开辟新渠道。
第五，技术替代是解决关键品类供应不足的补充措施（图表9.9）。传统的金属矿产资源需求分析以技术不发生根本性的革新为前提，但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从节约、替代、应用拓展、循环等方面对金属资源的需求和供给产生重大影响[38]。
图表9.9：金属品类的循环回收和技术替代前景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二）国家助力：三个渠道
持续升级战略性矿产的供应链安全部署。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矿产清单制度的经验，我们一方面需要综合研判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所需矿产的供需形势、保障能力和供应安全性，科学厘定关键矿产清单，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性矿产目录》之中，并从重要程度、供需形势、供应风险等方面对各个矿产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动态更新战略目录。另一方面，推动关键矿产分类施策。对钴、镍等资源短缺型矿产，实行国内资源勘探和境外开发合作并重的方式。加快新设立矿业权投放的审批进程，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勘查开发，为矿业市场注入活力。
参与全球资源合作，保障供应链韧性。发挥我国在能源和金属领域的技术、装备、人才等优势，以战略性矿产为载体构建互利共赢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体系，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一是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矿业高质量合作，构建从供应国经通道国到消费国的供应链保障体系。以战略性矿产富集区域为重点，建立多功能、协同性的信息网络。利用现有的外交和国际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各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发展趋势、关税法规、营销建议、有效的链接和行业联系方式等信息，促进战略性矿产资源国际合作。二是加强矿业国际产能合作。完善境外矿产勘查开发协调机制，以钴、锂、镍、铂族金属等对外依存度高的矿种为重点，支持中资企业与智利、澳大利亚、刚果（金）、南非等项目所在国以股权并购、产能购买、战略联盟等方式开展互利合作，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矿业合作的全过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发挥其在关键矿产安全保障中的压舱石作用，降低因政治局势动荡等带来的断链风险。
发挥人民币结算与计价的引擎作用，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从货币的流入流出来看，一方面需要争取大宗原材料出口量大且中国是其主要进口国的国家作为支付对象，并选择贸易和金融回流潜在条件兼具的国家进行人民币支付，以满足双边贸易平衡度和储备多元化等需求。同时，针对当前大宗商品贸易结算存在人民币结算与计价分离的现象，未来不仅要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数量的提升，更离不开从结算到计价的结合，甚至推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化转变。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对接国际贸易准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方式加大人民币的结算与计价，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能力。
资料来源
[1] 郭朝辉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13070006 SFC CE Ref：BBU524 chaohui.guo@cicc.com.cn. 本报告得到李林惠（S0080122070072）、王政（S0080521050013）、曾灿（S0080122080408）、张树玮（S0080521050005）、张家铭（S0080121050228）、杨文艺（S0080522070013）的支持。
[2] 张天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传递效应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南方经济》2014年第9期。
[3] 详见中金研究部2022年8月7日发布的报告《汇率向能源看齐》。
[4] Fried, E.R., Schultze, C.L. Higher Oil Pric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5] WTO. Natural resources: Definitions,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ization, 2010.
[6] 滕泰、羿伟强、赵虹等：《全球大宗商品供求价格弹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7] Hotelling H.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1.
[8] 世界银行，Commodity Markets Book 2022：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9] Manuel Miras, Elastic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price rigidity of trade goods, Journal of Economic Society. 1987.
[10] Landes, William, M, et al.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CASES. Harvard Law Review, 1981.
[11] Goldberg P K , Knetter M M . Measuring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in Export Markets. North-Holland, 1999.
[12] 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
[13] 谷树忠：《资源安全及其基本属性与研究框架》，《自然资源学报》2002年第3期。
[14] 王玲、褚哲源：《供应链脆弱性的研究综述》，《软科学》2011年第9期。
[15]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
[16]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自2010年开始，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价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5%。
[17] 方虹、沈东亮：《国际铁矿石价格机制下的中国铁矿石贸易及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18] 我们使用世界银行的WGI指标中的各国“政治稳定性”得分对大宗商品供应来源国进行赋值，并乘以中国从该国进口商品占总进口的比重，加总得到大宗商品的国别风险。需要说明的是，WGI指标并没有体现出我国与商品来源国的竞合关系。
[19] 前瞻研究院：《2021年中国铝加工行业竞争格局及市场份额》，2022年1月。
[20] 刘天科、张铎、王伊杰：《资源民族主义与典型国家行为分析》，《自然资源情报》2022年第10期。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22年4月。
[2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资源国有化”史鉴》，2022年1月。
[23] Merco press：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might form “lithium OPEC”, 2022.
[24] 张建新：《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5] 国际能源署：《关键矿物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作用》，2021年5月。
[26] 世界银行：《矿产品促气候行动：清洁能源转型的矿产消费强度》，2020年5月。
[27] Hanns. W. Mavll，Raw Materials. Energy and Western security[M]. Basingstoke: Macmillan，1984.
[28] 高淑琴：《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中的自然资源要素分析》，《资源科学》，2009年第2期。
[29] Ewan W. Anderson. Strategic Minerals: Resource Geopolitics and Global Geo-economics [M].Chichester: Wiley，1998.
[30] 法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矿产主权战略》2021年。
[31] Reuters: U.S. forms ‘friendly’ coalition to secure critical minerals，2022.
[32] 新冠疫情后需求波动性恢复的2021年除外。
[33] Barteková E，Kemp R.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securing a stabl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n different world regions. Resources Policy，2016.
[34] 周浩、陈其慎：《日本矿产资源储备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矿业》2011年第1期。
[35] 张所续、周季鑫：《美国关键矿产政策演变及战略举措》，《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2年第2期。
[36] 李晓西、郑艳婷、蔡宁：《能源绿色战略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决策与信息》2013年第10期。
[37] 顾一帆、吴玉锋、穆献中等：《原生资源与再生资源的耦合配置》，《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5期。
[38] 王昶、宋慧玲、左绿水等：《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资源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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