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
讲稿，这本书并不试图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做出是非判断，而恰恰是试图从“此时此地”抽离，通过历史的与全球的视野来激发新的问题与思考。很多时候，观点的不同来自视野的不同
“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也许一百个比较政治学者有一百个回答，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
所以，比较政治学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是非，不存在好坏。
合理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不合理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我们不能跳出一个逻辑陷阱，又掉入另一个逻辑陷阱。
第一章 全球视野
寻找政治比较的尺度
在这里，我只能谈论我学习比较政治学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较政治学的共识。事实上，翻遍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也很难找到这种共识。
这个国家从1962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冲突不断，图西族和胡图族一直在打来打去。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卢旺达1994年的大屠杀，知道这是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冲突，导致近100万人丧生。但是就在卢旺达的隔壁，布隆迪，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发生过图西族针对胡图族的屠杀，1993年又发生过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屠杀，2015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几十万人逃到周边国家避难。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特点，或许这两个极端的对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体系差异在哪儿。虽然由个案很难直接推导规律，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幸福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方面靠近丹麦，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上更靠近布隆迪。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说明。
丹麦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中断过。在今天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麦民众要求政府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承诺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70%；民众要求增加产假时间，政府就延长了产假时间；民众不满右翼的医疗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新选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医疗改革措施。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不但文化可能被改造，瑞典人最引以为荣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也可能受到威胁。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之春”，大家应该都知道。2011年初，突尼斯小贩布阿齐齐的死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这场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在这场风暴中，阿拉伯地区的威权政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先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倒台，然后是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然后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然后是也门危机、叙利亚危机，等等，连沙特阿拉伯这种常年昏昏欲睡的国家，街头也一度涌现出很多抗议民众。
一开始，无数人感到欢欣鼓舞。毕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却迟迟没有触及阿拉伯地区，以至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一种“阿拉伯地区例外论”——注意，是“阿拉伯地区例外论”，不是“伊斯兰地区例外论”
所以，某种意义上，不是军方主动出来推翻穆尔西，而是军方在抗议民众的邀请下出面推翻穆尔西。到他们出来收拾残局时，简直可以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很多人高喊的口号就是：“军队人民手牵手！”“军队人民在一起！”政变的消息传出来后，很多公众人物对军队表示感谢，无数人自发地把社交媒体头像换成塞西。所以，2013年的夏天，是军队和民众合谋、而不是军方一意孤行地推翻了穆尔西。
大家可能会奇怪，等等，为什么民众要和军队合谋推翻穆尔西？不是他们自己一年前刚用选票把穆尔西给选上台去的吗？答案很简单：此民众非彼民众。选举穆尔西上台的那批民众和推翻穆尔西政府的那批民众，不是同一批人，而最戏剧化的是，他们在人数上，几乎旗鼓相当。这一点从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轮投票中，穆尔西的票数是51.7%，而其对手的票数是48.7%。两个数字的接近程度，正说明埃及社会的巨大裂痕。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南非民主转型的软着陆今天的南非，绝不是一个理想国家，它贫富悬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堪忧，但是在一点上却构成了一个奇迹：1994年转型以来，它建立并维系了民主政体，没有发生埃及式的民主崩溃，更没有发生利比亚、叙利亚式的内战。事实上，相比转型前四处开花式的暴力冲突，今天南非的暴力冲突也显著下降了。比如，以开普敦市而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发生了30起大规模抗议或骚乱事件，但是2000—2010年的10年间只有9起此类事件。
南非转型初期的故事，说明了社会深刻裂痕下转型软着陆的可能，而很多国家，像埃及、津巴布韦、叙利亚、伊拉克等，却没能跨越这种裂痕，都是车一拐弯就掉悬崖底下去了。社会裂痕可能诅咒转型，但是，如果胜利方保持谦卑，失败方保持耐心，再深刻的裂痕也可能被跨越。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不是1958年、1978年或甚至1998年。也就是说，民主化70多年之后，印度人居然还是被分为有资格骑马的和没有资格骑马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甚至，某种意义上，索兰奇一家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冲突中受伤，还办成了婚礼。
但不是所有的达利特人都同样幸运。当达利特人与所谓的高种姓族群发生冲突时，他们被围殴甚至被打死的情况都屡见不鲜。有因为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而被打的，有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寺庙而被打的，有在错误的河里游泳而被打的，甚至有因为眼睛“直视”对方而被打的……
可能有人会问：达利特人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这么悲惨？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中，根据职业身份，人被分为四大种姓。这四大类种姓之下，还有一类人，就是“达利特人”，也就是所谓的贱民。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15%～20%，也就是两亿人左右，规模相当庞大。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作“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为什么叫“不可接触的人”？因为自古以来，他们被规定做最肮脏的工作，比如扫厕所、屠宰牲畜、搬运尸体等。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
第三章 国家建构
2011年4月，在一个名叫圣费南多的小镇，有几辆公共汽车被一个武装力量劫持，车上一共有193名乘客被杀害。原因是这个武装力量认为，这些人很可能效力于敌对武装力量，所以，这是一场报复性杀害。被劫持的人里，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吊死。但是，最残忍的，还不是这些人的惨死，而是他们被迫相互杀戮，绑匪强迫他们像角斗士一样相互厮杀，战败者被杀死甚至被肢解，战胜者则被招募为这个武装力量的新成员。
仅仅从2016年到2019年，墨西哥被谋杀的人高达12万人，[插图]这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知道，也门一直在打内战，但是研究显示，2016年至今，也门的战乱死亡人数也就是7万左右。[插图]所以，墨西哥的帮派冲突，不是战争，胜似战争。
墨西哥的黑帮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厮杀？主要原因很简单：毒品。墨西哥不但自己是毒品生产大国，而且是南美、中美各个毒品生产国通往美国的交通要道，而毒品的利润是惊人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墨西哥黑帮为毒品的生产地盘、市场占有、交通控制等而大打出手。当然，一旦各自地盘形成，哪怕与毒品生产无关的生意，像餐馆、酒店、出租车等，都成了不同帮派抢夺的资源。冲突过程中，小黑帮不断合流成大黑帮，最后形成了几大帮派全国割据的局面，被称为“毒品卡特尔”，类似于我们中国民国时期的西北军阀、东北军阀、西南军阀等
大家可能会奇怪，你不是要讨论“什么是国家”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描述当代墨西哥？这是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什么是国家？我们中学都学过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17.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与国家
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传统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一点必须强调，这也是全世界人有目共睹的一点：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对此，我们生活在中国感受应该最深。前面说过，暴力垄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要素。我给大家一组数字，大家可能就能理解中国这方面的国家能力了。2018年，萨尔瓦多每10万人的谋杀率是52，这是全球最高的谋杀率；美国是5，这在发达国家里也算很高的了。中国是多少呢？0.5。连丹麦，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模范国家，每10万人的谋杀率都有1，是中国的两倍。即使数字细节也许存在争议，但是无疑，现在中国的治安是非常好的，这不仅仅是和发展中国家比，而且是和发达国家比。哪怕去巴塞罗那甚至巴黎这样的发达城市旅行，也会有当地的朋友告诫我，如果你去哪哪哪，一定要小心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是我的外国朋友到北京，我通常不会说，哪哪哪你最好不要去。
中国文官制何以发达之一：细密的政治经纬线
就在同时期的欧洲君主为组织几千人马而焦头烂额时，唐朝通过府兵制可以集结40万～80万士兵。钱穆先生谈到唐代的时候感慨：“1000多年前，全国户口就调查得很清楚了，而且还依照各家经济情况分成了9个等级，那是何等的细密。”“细密”这个词，是对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好的概括。古代中国政府的超级动员能力、财政能力、维稳能力，就是从这个细密的官僚体制当中来。
中国文官制何以发达之二：文人当政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文官”传统？读书人什么都没有，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枪杆子让人“口服”，笔杆子才让人“心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18.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1）
所以，到现在，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有时候用驾照、有时候用社会保障卡，有时候用护照，信息很支离破碎，但是，与一览无余相对的这种支离破碎，正是他们想要的屏障。这两年美国各州为选举投票要不要证件打得不可开交，一个背景因素就是美国没有各州统一的身份证。
这个小细节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的，正是美国人的“国家观”。什么国家观？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当然，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角度是不同的。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不管左派右派在其他问题上打得如何不可开交，在对国家、对政府充满警惕这方面，这两派确实殊途同归了。
又比如，美国为什么会打内战？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美国的“平行权力”体系。我们都知道，美国内战的根源是奴隶制问题，北方反对蓄奴，南方依赖蓄奴。如果换在大一统的国家，这问题还不好解决？国王颁个圣旨不就得了？“各总督听令，即日起，各州不得蓄奴，违者格杀勿论，钦此”，不就解决了？
但是，林肯总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宪法体系中，国有国权，州有州权。在南部各州看来，你们北方要让我们废奴，这是违反宪法第十修正案，侵犯了我们的“保留州权”。甚至，在他们看来，北方的联邦政府成了新的英国王室，既然当年你们可以向英国宣布独立，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向你们宣布独立？所以，明明是一场道德上的善恶之争、经济上的利益之争，最后，因为美国的国家结构，表现为一场联邦权和州权的斗争。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非常困难，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在这种地形地貌中，看上去似乎出门买个菜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
苏军撤退后，这些少年变成了青年，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
因为对阿富汗本国国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塔利班上台后，其所作所为大家应该多少都听说过。他们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等。一度曾经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由于苏联和沙特阿拉伯致命的“邂逅”，阿富汗回不去了。
27.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智利，这次课，我们来谈谈另一个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同为拉美国家，可以说，智利和委内瑞拉在过去二三十年来，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智利在走向民主转型的同时，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委内瑞拉在民主崩溃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将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会带来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这就必须从一个人讲起：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查韦斯，何许人也？一言以蔽之，一个左翼民粹主义者。这个人是个贪污腐败的窃国贼吗？其实不是。不但不贪，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同情心爆棚的现代罗宾汉。他曾说：“当我看到社会不公的时候，看到孩子因饥饿而死去的时候，我会痛哭。”他的一生，也是与“社会不公”斗争的一生。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使命是什么？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用查韦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交还给穷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一边改组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企业PDVSA，以确保石油收入能够流入国库当中；另一边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左手取钱，右手撒钱，可谓行云流水。
委内瑞拉何以至此？这样一个“穷人的领路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将委内瑞拉带入了经济灾难？可能有人会说，查韦斯2013年去世，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这种说法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在他任下一路担任议长、外交部长、副总统，最后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还在。
但是，这两个人真正的区别还不是个人魅力，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那一套“左手取钱、右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国际油价变化图（图5-5），1999年他刚上台时，油价是20美元左右一桶，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110美元左右，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170美元左右。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他一上台，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从110美元左右跌到现在的40美元上下。倒霉的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开始弹尽粮绝。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永远持续。事实上，在国际油价大跌之前，也就是查韦斯还活着时，通货膨胀、短缺经济、民营部门萎缩等“民粹经济病兆”都已经开始显现。查韦斯最骄傲的政策之一，是通过补贴保证穷人买到廉价食品，但是到2011年，委内瑞拉的食品价格已经是2003年的9倍，而平均工资只增长了不到40%。贫困率、犯罪率也已经重新开始上升。某种意义上，查韦斯的英年早逝是一种“幸运”，因为命运没有残忍地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革命全面破产。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而不是外部因素。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
。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本来，石油产业萎缩，如果其他行业、企业能够顶上，经济或许也能挺住，但是查韦斯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
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司。
马杜罗上台后，这一套经济民粹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就任后，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所谓的“经济战争”。什么叫“经济战争”？很简单，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根据他的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你非要涨价怎么办，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
大家想想看，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我看相关报道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印象很深，因为短缺经济造成人们到处排长队买东西，而政府觉得超市门口到处排长队太有损国家形象了，于是发明出各种办法限制排队，比如，只能在超市后门或者车库排队，或者人们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比如，身份证尾号是1，周一排队，尾号是2，周二排队，等等，可以说是各种荒诞不经。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所以，我们发现，委内瑞拉人似乎生活在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中，至今还在下沉。
28.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1）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道义上不公平，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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