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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深刻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全面部署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从发展目标看，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五大特征，而“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创新是“第一动力”，作为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在本次报告中地位全面提升；协调是“内生特点”，城乡和区域协同在本次报告中更具体可实操；绿色是“普遍形态”，报告对双碳强调目标坚定，节奏把控；开放是“必由之路”，在双循环的要求下要做好高水平和制度性的开放；共享是“根本目的”，在全面实现小康后，推进共同富裕要落到实处。
从长期来看，科技创新带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加需要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水平，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将加强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从需求角度看，我国将进一步发挥大国需求对于促进创新的积极作用。从创新体系角度看，我国将健全国家创新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由之路。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和技术扩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促进双循环。区域协调发展将推动三大区域一体化战略，也将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推动绿色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按照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时间表，我国碳中和任务较为紧迫。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主要依靠电力的清洁化和非电的清洁化。一般制造领域主要通过数字化、高效用电、回收再造等多元举措来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为中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加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提高市场经济质量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将为全球化更加积极地贡献力量，可以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多边合作平台与时俱进；采取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提升区域贸易协定水平；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建立创新战略联盟，通过数字技术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加强人才的引进工作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共同富裕”是历史使命。新发展理念意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追求效率，也重视公平，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分配问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关键，目标是构建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保体系、建设健康中国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力量。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深刻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全面部署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从词频对比看，报告着重强调“发展”、“人民”、“安全”、“科创”、“绿色”。从历史阶段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未来五年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从发展目标看，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五大特征，而“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创新是“第一动力”[1]，作为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在本次报告中地位全面提升；协调是“内生特点”，城乡和区域协同在本次报告中更具体可实操；绿色是“普遍形态”，报告对双碳强调目标坚定，节奏把控；开放是“必由之路”，在双循环的要求下要做好高水平和制度性的开放；共享是“根本目的”，在全面实现小康后，推进共同富裕要落到实处。
图表：二十大强调发展、人民、安全、科创、绿色
注：法治：法治、法制、法律的合并词频，下同；军事：军事、军队；绿色：绿色、低碳、环保、生态；数字：数字、信息化；科创：科技、创新；中国式：中国式、中国化
资料来源：二十大报告全文，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与十九大词频对比看，发展、安全、科技、绿色均更为重视
资料来源：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创新是第一动力
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报告共提到55次“创新”。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同时，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还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科技创新带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以索洛（Solow）增长模型为代表，认为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在长期只有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来源，其实证分析的观察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来自技术进步。以罗默（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看成经济系统内生的，是创新经济活动的结果，需要研发投入、人力资源培育、生产性资本投入。
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加需要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这里有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但人口红利与高储蓄支持高投资两个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投入空间收窄，同时，双碳目标（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带来新的资源约束，使得创新更加重要。从2010到2019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平均为7.4%，相比2000-2009年降低2.5个百分点。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降低了2个百分点，是过去十年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2]。随着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距离缩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下降。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调整，我国面临产业链安全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风险，需要更加重视创新。其中，横向的维度是西方国家谋求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意味着把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产业链安全问题的纵向维度是中国担心被其他国家“卡脖子”而谋求自主创新。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处在上游的国家要么自然资源丰富，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要么拥有先进技术，如日本、美国等。产业链安全问题使得我国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十八大以来，我国政策不断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包括信息技术、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医药等。
科技创新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从时间维度看，长期主义是创新的朋友，追求短期利益则欲速不达。创新活动的成本比较容易量化，但未来的收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难以适用于创新活动。从空间维度看，创新有集聚与扩散效应，区域创新中心和全球产业链是这两个看似方向相反的力量的载体。都市经济活动有集聚效应，要素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尤其是人与人的互动有助于产生与传播新思想、新技术。另一方面，技术缩短距离，支持专业化分工在空间上的布局，全球产业链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创新。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需要加强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1）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具有优势，在2021年达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在2020年为2.4%，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偏高，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例如韩国（4.8%）、日本（3.3%）的水平来说还有差距。《“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了研发投入的重要性，设定了“研发经费投入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的目标。（2）从人才培养来看，中国人才总量排名世界第一，但质量有待继续提高。从职业来看，根据OECD的数据，2018年中国研究人员总量约为187万，领先于美国的143万、日本的68万、德国的43万和印度的34万。结合高等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来看，本科及以上STEM专业毕业生世界领先，2018年为179万，是美国的3倍、德国和英国的9倍、日本的12倍、韩国的13倍。但是，中国每千名劳动力中的研究人员数量仅为韩国的1/6、新加坡的1/5、美国、德国和日本的1/4，且略低于与人均GDP相适应的水平。中国顶尖人才也仍然不足。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可以进一步发挥大国需求对于促进创新的积极作用。大国需求的优势体现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财富效应。规模经济：大国需求不只体现为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购买力规模庞大，既可以刺激生产侧“干中学”以促进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也可以有效分摊单位产出的研发成本，以增强生产侧的研发投入激励。范围经济：产品差异化是获取垄断利润的重要方式，需求多样性则有助于产品差异化策略的成功，进而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投入。财富效应：随着中国国内需求不断扩大、民众购买力的不断提升，消费者直接参与创新的比例上升，提高了全社会整体的研发资源投入量，有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消费企业。利用需求优势来促进创新，关键在于维护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标准化制造业产品不同，服务业的透明度低、差异性大，更需要公共政策处理好前述的垄断和竞争问题。
从创新体系角度看，我国需要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一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依托于市场体系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合作互动，又包括与创新相关的各项基础设施、政策制度和宏观环境等框架条件，是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良好的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修正市场失灵，促进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保证创新的供给，同时也可以通过政策扩大甚至创造出对创新产品的需求。新时代我国创新面临从“渐进式创新”向“激进式创新”转变的局面，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发的直接投入，继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充分撬动市场资源更多流向基础研发领域。同时，我国将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以促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推进高校改革以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从产业政策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关键还是提升创新水平。美国和日本的发展历史表明，从经济追赶阶段向领先阶段，产业政策的重点应从保护幼稚产业、促进出口转向提升创新水平。对于我国来说，创新政策尤为重要。无论是维护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还是推动绿色转型、降低贫富分化，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 政府要积极参与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创新具有正外部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因为需要政府大量投入，政府也可以相应分享成果，这就需要改善市场分配制度，提高创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 避免因提升安全而损伤效率。大规模市场可以摊薄巨量的研发成本；同时，随着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也会不断进步。但是，不能因为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而加剧垄断，进而损害竞争，伤害创新，降低效率。虽然垄断在早期有利于创新，但长期来看，如果是垄断市场而不是竞争性市场，规模优势将会大打折扣。日本和拉美国家产业政策向创新转型不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即是竞争不足。因此，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外部强大的竞争对手激活中国企业，无论是失去进入外部市场的机会、还是减少外国产品进口，都可能会减弱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既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也要促进国外企业“引进来”。
► 美国过去50年的经验表明，研发政策对于促进创新更为有用，而贸易保护政策、对特定企业的补贴效果没有那么好[3]。创新活动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在成功之前，很难预判哪种技术、哪个企业会创新成功。直接补贴会面临较多的信息不对称，难以挑选出“赢家”。
► 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水平。过去十年，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增长迅速。到2021年底，我国共设立1988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45万亿元人民币，已到位规模约6.16万亿元人民币。产业引导基金在创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1958年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由小企业管理局管理。苹果、英特尔、特斯拉等科技公司都接受过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支持。我国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将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聚焦到促进创新；通过市场选择最合适的基金管理人，适当减少干预；放松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限制，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亏损的容忍度，使资金能够投资于早期的高风险创新企业。
协调：城乡区域更具体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协调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内涵之一。《二十大报告》要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由之路。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各个区域具有比较优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差异性是必然的，2021年人均GDP最高的北京达18.4万元，已达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甘肃的人均GDP是4.1万元。新发展格局下，应打破区域分割的状况，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区域合作，不断缩小区域差距。
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和技术扩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过多年的改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充分，但当前仍有一些因素不利于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如在要素流动上，无论是土地、资本，还是劳动、技术，仍然存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城乡间流动梗阻。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快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解决好要素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流动性梗阻。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技术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促进双循环。斯密定理认为市场规模扩大引发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客观上也决定了区域之间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更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既要推动三大区域一体化战略，也要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二十大报告》一方面继续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既能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又是符合中国现状的合理安排。十三五期间，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顺利完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核心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是《二十大报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部分的重要关键词，不但提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且强调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已经在相关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除了放开放宽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以外，还要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的机制，稳步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推动绿色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按照我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时间表，我国碳中和任务较为紧迫。我国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对比来看，我国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更短，减排任务更加紧迫。欧盟1979年碳达峰，美国2005年达峰，按照2050年来推算，各自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中国这样一个“30达峰、60中和”的时间表意味着，未来四十年的碳中和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将会面临比欧、美陡峭得多的中和斜率。
根据政策文件的指向来看，关键是处理好8大重点行业的排放问题。2016年，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火电）、交运里的航空作为重点排放行业。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2000~2017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由30.03亿吨上升至93.39亿吨，这八个行业[4]的碳排放量占比由80%升至88%，比例提升主要由电力、钢铁贡献。八个行业中，2017年碳排放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电力（主要是火电，44%）、钢铁（18%）、建材（13%）、交运（含航空，8%）、化工（3%）、石化（2%）、有色（1%）、造纸（0.3%）。其中，电力行业的直接碳排放最高，但从终端需求来看，主要是用电行业对碳排放的拉动，包括建筑、钢铁、金属制品等。
电力行业本身而言，需要多能互补降低发电成本，涉及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以及储能、碳捕捉等技术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碳中和的一个可行技术路径，首先通过多管齐下的节能减排技术来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实现，然后通过以光伏为主的多能互补模式完成电能的零排放，并在非电领域如公路铁路交通，建筑和部分工业领域通过电能的清洁和成本优势推动电气化率提升，随后在无法电气化领域，以氢能和生物质燃料实现重载交通、部分航空航运、部分化工行业的零碳排放，最后以碳捕捉实现余下大部分工业领域的零碳排放。
在居民消费领域，可能的影响领域包括家电、加装、包装等涉及环保和排放的相关商品消费。居民用电是家庭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占到了各类能耗碳排放量的约2/3。缓解居民的碳排放，重要方式之一是发展节能环保家电。例如变频技术提高空调、冰箱、洗衣机的能效等。近10年来中国木材消费总量增长了173%，在每年的木材消耗中，家居家装领域的占比持续走高，其中人造板占比最高，为32.99%。此外，目前外卖包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白色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主要依靠电力的清洁化和非电的清洁化。能源供给端，一次能源主体将为非化石能源，其中光伏和风电占据50%以上比例。我们预计到2060年70%的能源将由清洁电力供应，约8%将由绿氢支撑，剩余约22%的能源消费将通过碳捕捉方式，实现碳中和。需求端主要是加快提升电气化率，实现以电代油、以电代煤。在非电能源领域加速推动氢能、碳捕捉等新技术应用，氢燃料电池、碳的捕捉储存等产业是未来发展方向。乘用车最终零排放依赖于纯电动，重载车的零排放将更多依赖氢燃料电池应用带动。
一般制造领域主要通过数字化、高效用电、回收再造等多元举措来实现绿色发展。不同于电力、交运、冶金等重点行业那样碳排放量大且集中，一般制造业的碳排放管理相对分散，为实现碳中和拉动的领域也更为多元。可以采取的减排方式及拉动领域包括：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值能耗；推广高效电机与变频技术；推广绿色设计、回收再制造等。
绿色发展为中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的初步估算显示，绿色投资2022年同比可能上升23.8%，未来5年可能累计增加16.3万亿元（2020年价格）。
图表：新旧经济动能的经济体量估算（2020年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同时，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回顾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开放工作，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了瞩目成绩。中国在过去10年中，在对外开放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已与149个国家和地区、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4.4万亿美元增至6.9万亿美元，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年度实际使用外资从70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15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家。此外，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境外投资存量由不足0.6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2.7万亿美元。由于对外开放在中国高质量发展当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未来将致力于在对外开放上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加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1998-2008年，中国人口红利释放，制造业与出口大幅扩张，拉动经济增长；2008-2018年，金融周期上行，房地产与信贷相辅相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债务水平也持续上升。2018年以来，人口红利消退，高债务率不可持续，未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需要依靠新的力量与变革。而对外开放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
从需求侧看，企业通过贸易扩大规模，赚取利润，以此摊薄研发所需的固定成本（规模效应）。从供给侧看，企业在贸易过程中学习先进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学习效应）。同时，参与国际竞争也会促进企业创新（竞争效应）。对企业而言，在技术落后阶段，学习效应的作用相对更大，但到了突破性创新阶段，竞争效应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国在5G技术、AI应用、硬件制造等科技领域已经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和国际竞争尤为重要。因此，保持开放对中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提高市场经济质量的重要推动力。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出口只是一个扩张总需求的量化管理方式，但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出口有更多供给端的质的含义，换个角度来说，对外开放对于提高市场经济的质量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高，则意味着该经济体深度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这种分工协作反过来要求该经济体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够持续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发展，从而也进一步完善本国的市场制度，这种作用也充分体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当中。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造性提出的“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国已经从商品和要素的政策性开放转向了体制性开放，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方面，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先行先试，并复制推广至全国范围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高水平对外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将为全球化更加积极地贡献力量。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地缘政治格局动荡，这些都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但中国仍将在全球化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认为，我国应在多边与区域层面寻找自身与贸易伙伴的互补与相通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互惠互利的合作方案，并在国内市场层面推进制度型开放，从而构建多边、区域、国内市场的同心圆、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让中国的对外开放惠及全球合作伙伴。具体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工作可以重点推进：
► 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多边合作平台与时俱进。一方面，加入WTO后，我国当前已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由于亚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才刚刚起步、进度落后于欧美，多边制度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推动WTO改革、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核心在于求同存异、寻找共识。正如我国应继续联合欧盟、日本等主要成员国，推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尽快启动，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与此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争取在改革议题上获得更多支持。将我国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议题推广至多边体系，如投资议题、基础设施议题、数字经济议题，也将有助于构建基础性共识。
► 采取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提升区域贸易协定水平。对于双边自贸协定，根据经贸关系、产业链位置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我国可采取差别化的谈判策略。面向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优先推进放宽市场准入与改善当地营商环境，以更好地促进其与我国产业链的衔接与互补。对于发达经济体，除传统的货物贸易之外，我国可更多注重在投资、服务、数字经济、医疗卫生等方面寻找利益弥合点，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与核心经济体的友好协同模式。在开放的区域合作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截至2022年4月，“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范围已覆盖149个国家与地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向前看，“一带一路”倡议有望超越传统区域协定的范畴，成为我国构建多边合作的新平台。
► 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的基础上，我国不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是探索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2017年，我国在第三批自贸区建设目标中首次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2020年在第六批自贸区发展目标中提出“开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反映出探索制度型开放在自贸区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至今，自贸区在贸易、投资、金融开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2013年的190条缩减至2021年的27条。向前看，我国需继续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各自贸区可结合自身产业和区位优势，基于主要合作对象的特点，形成差异化的合作思路，真正在国际规则对接和制定上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应对潜在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科技竞争，中国可以努力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与他们建立创新战略联盟，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根据测算，2017年，亚洲地区的进口中，来自本地区的占比为43.7%，亚洲地区的最终消费中，来自本地区的占比为44.2%[5]，已经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要素供给相对独立的亚洲板块。在亚洲板块内部，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数据显示，在通过各地PCT专利申请和科学出版物数量识别的科技集群中，东亚地区表现出色，在全球前25个科技集群中占据了10席[6]。从专利申请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的领域主要包括电机、机械、能源，数字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在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方面也有许多科研“宝藏”。无论是商品贸易总额还是高技术产品[7]贸易额，在日韩两国的对外贸易中，中国的份额均高于美国。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科学期刊发表中各国科研人员的合作情况衡量国家间的知识互动，日韩两国与美国的科学合作明显高于中国。我国也可以利用好我国区域核心节点的地位，以贸易的“针”，串联起区域创新资源的“线”。一方面，继续发挥中国在东亚地区最终需求市场的角色，降低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的外部依赖。另一方面，强化中日韩在计算机、汽车、电力机械等高技术行业的贸易联系，从货物贸易的关联走向产业链的关联最终发展为创新链的关联。
由于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数字经济的建设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服务产品存在时空约束，即交易往往需要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完成,有时还要求能实时完成。而数字经济有望打破这种时空约束。例如，老师可通过在线平台远程授课，医生可通过在线视频远程诊断。可以预见，未来教育、医疗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都将得到提升。而以4G/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加快了数据传输的速度，使得大型在线会议成为可能。这一点的作用在疫情期间更是明显。因此，我们要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有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
目前，我国产业数字化程度相对还比较低，未来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能更容易缩小与国外的差距，从而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创新红利。此外，还要解决好数字跨境流动的问题。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但是也带来了数据安全和隐私担心。在数字化国际贸易场景下，跨境数据流动是新的问题。虽然欧盟在2018 年实施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在2020年实施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我国2021年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来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暂时还没有对跨境数据流动做出制度安排。如何保障跨境活动中的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将是数字化贸易带来的新挑战。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于人才的引进工作。从要素禀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转负，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意味着过去参与全球化的优势将减弱。未来国际资本或向其他有人口红利的国家流动，而随着各国对人力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人口流动也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共享：“共同富裕”是历史使命
中国处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意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追求效率，也重视公平，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分配问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关键，目标是构建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共同富裕是党的初心和使命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更多的精力要用在“共同富裕”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就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五中全会省部级领导学习班上习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至上”，2035年目标中对共同富裕的表述延续了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并进行拓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相较于十九大报告中的目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更具体全面、要求更高。报告中共同富裕有四个落实，完善分配制度、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保体系、建设健康中国。
内外变化凸显平衡增长与公平的重要性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到市场，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过去40年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全球贫富分化程度大幅上升，包容性增长成全球焦点。此外，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又是非对称性的，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
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变。之所以18-19世纪的主流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给定人口下，储蓄（投资）决定经济增长，而财富集中增加储蓄。但现代经济是知识型经济，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消退、金融周期下行，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贡献下降，增长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
全球化在逆转。过去几十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缩小。但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加剧了逆全球化。新兴市场通过参与国际循环，实现劳动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模式遇到。
迈向橄榄型社会的路径
二十大报告延续了中财委第十次会议“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精神，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报告中共同富裕有四个落实，完善分配制度、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保体系、建设健康中国。
完善分配制度
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报告除了强调“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高收入调节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更加法制化合理。对于三次分配，我们认为初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激励。
初次分配靠市场
二十大报告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2011年后持续上升，但国际对比看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仍有提升空间，仍需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准确理解市场的力量。一个基本共识是市场分配以效率为优先，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但不同国家的侧重点不同。同样是市场经济，虽然美国的税收更具有累进性，二次分配的力度比欧洲大，但欧洲的贫富差距反而较小。差别在于市场分配环节，比如战后德国建立了共同管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大公司董事会中工人代表享有半数投票权，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并非单一模式，其运行受各国法律和政策在内的一些规则的约束。现实中的市场不是教科书描述的这样完美，在一些方面资源配置既不有效、也不公平，需要政策干预以纠正外部性（如减碳）、促竞争（反垄断、教育公平）。同时有效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是以接受既有财富分配格局为前提的，亦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挥政策作用（如调结构促创新）。
国际经验表明，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下，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并不会损伤效率。美国的最低工资没有损害劳动积极性，尽管战后美国的最低工资不断提升，但美国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比此前还要高，实证经验也表明，最低工资的提升会提高劳动者收入，但不会减少就业[8]。因为最低工资的需求端含义更清楚，会提升平均消费率，降低储蓄率，风险资产的估值下降，泡沫的基础环境也会小一些。
二次分配靠政府
对于二次分配，报告强调“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我国的税收结构中，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流转税占比高达57%（2020年），大幅高于其他主要国家。而流转税易于转嫁给消费者，且普遍具有累退性质，加大收入差距。提高直接税占比，是财税改革的重要方向。从2013年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9]，2014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10]，近年来我国不断实行营改增、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制度性减税政策。
三次分配靠激励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捐赠强度（社会捐赠总额/GDP）尚有较大上升空间。2019年我国社会捐赠强度接近0.15%，发达国家捐赠强度多数为0.5%-1%。从捐赠来源看，我国个人占比为25.1%、企业占比为61.9%。美国个人占比近70%、基金会占比16%，企业占比为5%。慈善税收优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不顺畅（如合格的受赠人范围较为狭窄），针对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更加明确，企业对当年捐款超过税收抵免限额的结转年限偏低（往往是向后结转3年，美国可结转年限达5年）。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不仅是保障基本民生，也是充分提高劳动力要素。在共享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我国将继续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可发力。首先，通过降低不同人群在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破除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区域、所有制层面上的壁垒，充分发挥人口资源禀赋大国的优势。其次，针对劳动力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通过引导就业偏好、加强技能培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效率。尤其是，可积极探索与灵活就业形态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及保障体系，使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制度跟上新业态的发展。最后，从增强就业保护、提升社保统筹层级、强化失业保险功能、提高劳动者话语权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提高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两方面。
在可持续性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将“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研究表明，在欧洲国家收入不平等减少的 80%来源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11]。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存在较大压力。对此，一方面政策在努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加快发展养老保险的第二、三支柱来分担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压力，今年4月国办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相应顶层和配套支持政策出台后，养老保险的第二三支柱有望得到更快的发展。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等。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财政在公共服务和福利性支出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中国财政支出中经济事务支出占比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瞄准特定人群的转移支付支出相对不足，将来在促进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区域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我们认为财政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设健康中国
二十大报告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提上日程，我国劳动人口占比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降，出生人数增长率2017年以来持续下行，疫情后下行加速，同时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养老压力也在逐渐增大。报告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
同时，疫情显示了我国医疗体系的短板，我国人均ICU占有量低于重要经济体，且医护人员培养耗时长，基层和农村是薄弱环节。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
资料来源
[1]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出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 Brandt, L., Litwack, J., Mileva, E., Wang, L., Zhang, Y. and Zhao, L., China’s Productivity Slowdown and Future Growth Potential, 2020.
[3] Hufbauer and Jung, Scoring 50 years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1970–2020, 2021.
[4] 受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统计口径影响，航空使用交运（含航空）碳排放数据。
[5] 鞠建东,余心玎,卢冰,李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J].经济学报,2020,7(04):1-20.
[6]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金公司研究部. 2022. 创新：不灭的火炬。
[7] 高技术产品的定义来自OECD，根据SlTC Rev.4的细分子项筛选出高技术产品清单
[8] Dube, A, T William Lester, and M Reich (2010),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4):945-964.
[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
[10]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03/content_2711811.htm
[11] 李实，朱梦冰，詹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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