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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强调共同富裕的原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GDP总量突破百万亿大关。
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2年我国人均GNI仅有70美元，远低于481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也只有200美元。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在2010年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时，便开始迈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到了2019年，我国人均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正在接近世行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的快速崛起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世界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下，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36.3%下降至2018年的8.6%。数量上，在全球增加了23亿总人口的同时，贫困人口反而减少了约13亿，而这减少的13亿贫困人口中有60%都归属于中国，这无疑要归功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扶贫工作的持续深入。
诚然，中国在脱贫事业上取得了重大进步，消灭了绝对贫困。但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1万美元出头的人均GNI与美国（6.4万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4.0万美元）、韩国（3.3万美元）等国家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均GNI仅是简单地用国民总收入除以总人口，该指标反应的只是整体的收入水平，无法衡量居民的收入、财富的结构问题。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也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的贫富差距，该指标的数值位于0到1之间，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根据联合国等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超过0.4则认为贫富差距较大，因此这一比例往往也被看作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均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比起民间机构的调查数据，官方数据抽样调查的样本量较大、时间较为连续，偏差较小、可信度认可度较高。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统计局口径下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明显高于世行口径下的基尼系数，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说明，在计算基尼系数时，统计局是基于居民收入分布进行的测算，而世行披露的中国基尼系数则是用居民的消费支出来估算，由于边际消费存在递减规律，因而用居民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会低于基于收入计算的数据。
世行对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高收入国家公布也是收入基尼系数，为了保证口径一致，我们使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与世行口径下的美日欧数据进行比较。而世行口径下中国的基尼系数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可以作为用来观察中国贫富差距的趋势性变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行口径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加速上升，从90年的0.32上升至2010年的最高点0.44，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2010年后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脱贫攻坚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等各类措施效果开始显现，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回降。
而统计局口径下的基尼系自2003年有数据以来就一直是要高于警戒线的，虽然在08年之后有所下降，但2020年基尼系数仍然维持在0.468的较高水平，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是要大于国际上一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相较于日本和欧盟而言有比较大的差距。
除了基尼系数，我们还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前10%人群的财富份额在不断扩张，而中间40%及后50%人群的财富份额却在不断萎缩。2021年最富有的前10%的人群占据了超过2/3的总财富，而后50%人群的财富份额仅仅只有6.4%。从收入分布变化的数据我们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中间人群的收入份额虽然保持稳定，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明显增加，而低收入人群的份额却被压缩了近11%。
很明显，近几十年来富人不论是财富还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要远高于低收入群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却显著拉大，这是为何呢？
其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32左右，这与1990年的数值持平；城市居民基尼系数则更低，仅有0.16。[1]
1992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物质资源不再是平均分配，而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这就拉大了不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
其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的是“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先让有条件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这无疑会使得贫富差距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加大。
所以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优良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中最先发展了起来，基础设施较完备、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发展得也要比农村更快。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仅表现为不同人群财富收入的分布不均，还表现为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目前看来，“先富”已经做得十分成功了，怎么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便成为了现阶段我们需要着重思考并为之努力的事情。
共同富裕并不是新概念，195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便提到要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并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法使得全国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追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具体来看，实现共同富裕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做大蛋糕，二是要分好蛋糕。
在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中国追求的是解放落后的生产力来满足人民对物质的需求。固然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重视效率，更看重做大蛋糕，但是只要收入是在绝对增长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在不断提高的，社会对于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还是可以容忍的。
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一方面，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人民对于社会的公平公正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渴望，缩小贫富差距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对低收入人群的冲击要远大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冲击，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利益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面对新常态，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兼顾效率与公平。
02
共同富裕需要依赖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前提是要富裕，要不断做大蛋糕。而不断做大蛋糕则需要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是需要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劳动收入远远比不过资本的增值，这对于那些没有原始财富积累，需要靠劳动来获取收入的人来说是很难实现财富的追赶的。只有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提升了，劳动者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劳动的获得感也能够得以加强，而企业利润率的提升依赖于高质量发展，需要产业链自主可控，自主可控不仅仅涉及产业链安全，更是产业升级、产业链利润率提高的关键。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高质量发展需要产业升级，提高利润率。
过去，中国成功搭上了全球化的大船，成为了新世纪的“世界工厂”，经济也因此机遇而腾飞。199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仅有2.9%，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该比重也只有6.6%，略高于德国（6.5%），但远低于美国（25.2%）和日本（18.1%）。
2000年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明显提速，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已高达28.6%，多年来稳居世界首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7.4%，中国早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21年《财富》杂志披露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含香港）共上榜135家，相较2020年增加11家，其中制造业上榜家数53家，相较2020年增加9家，无论是总上榜家数还是制造业上榜家数均位居全球第一。
可制造大国并不等同于制造强国，中国最初凭借丰富且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并实现出口的快速扩张，但一直以来却都是充当着组装加工厂的角色。制造业大量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及设备要靠进口，下游应用端市场也在海外，因此使得中国制造业陷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局面。
近年来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类目与美日欧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相似度越来越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以组装加工为主。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产业链中利润最丰厚、附加值最高的更多是集中在前端的研发设计以及后端的销售环节上，这就导致位于中间生产环节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很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较于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披露的数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2.9万美元/人，仅仅只有美国的19%、日本的30%和德国的28%。[2]
在2021披露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上榜制造业企业2020年的平均利润率（整体法）仅仅只有2.34%，不仅远低于美国的6.43%、韩国的5.61%，以及日本的4.18%，也要低于500强全部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水平3.76%。
并且，尽管2020中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出口较为强势，500强企业的利润率相较于2019年也仅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微乎其微。
虽然单品附加值不高、利润率低，但是企业可以通过冲量，也就是通过投入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来换取巨额的绝对利润，并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核心原因。
但是显然这种靠资源和人力堆积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悖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
第一，低端重复且过剩的生产逻辑能够维持的前提是全球市场需求强劲，但2008金融危机以来这一前提已然发生了变化，拘泥于旧生产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来源缩减了，给员工涨工资也就有心无力。
第二，过去密集的资源投入不仅造成大量能源资源的浪费，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目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上限，而良好的生活环境更是新常态下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一环。
第三，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人口结构开始走向老龄化，高速增长的经济也使得劳动力成本比早年有了大幅的上升，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曾经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衰减，这一点我们从部分产业开始由中国大陆向东南亚等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可窥一二.
后续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要走技术含量更高的路子，产业结构要向高端转型，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0到1的突破，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品牌的溢价能力，蛋糕才会越来越大，企业的利润率也会越来越高，有利润率企业才能够支付得起工人更高的劳动收入，这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对比像美国、日本这些制造业强国，正是因为其在产业链中位于利润率较高的环节，企业才有资本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2020年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年薪为8.3万元人民币，按照2020年的平均汇率换算则是1.2万美元，而美国虽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但其制造业工人工资却有6.1万美元，中美制造业工人工资收入差距可见一斑。
如果不依靠科技创新，还是走密集的资源和人力投入的老路，蛋糕也就做不大，分配就只能够在局限在现有的小蛋糕里。那么个人为了能够在有限的蛋糕中多分那么一些，就会导致越来越“内卷”，比如追求更高的学历，延长劳动时间等等。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产业链安全的问题。
要靠创新驱动发展，走技术含量更高的路子，我们会发现，虽然过去“两头在外”的局面有所缓解，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上游的原材料、核心设备和核心技术还是受制于人。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高端产业链领域暴露出来了很多被卡脖子的问题，而这些高端产业，这些核心技术设备的研发环节，恰好都是产业链中真正的高利润率环节。
如果迟迟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解决高端制造卡脖子的问题，就相当于中国企业无法享受前端高额利润回报，不仅如此，还会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中没有定价权也没有议价权，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产品高昂的定价，也就意味着这些企业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的成本在进口原材料以及使用国外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平台上。
在不少领域我们都可以发现，进口设备的价格都要远高于国产设备价格，而除了单价高，进口设备每年还要花大量费用在维修保养以及零部件的替换上，这对于企业又是一笔不斐的支出。
因此推动国产替代，提升国产化率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国产医疗设备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进口设备[3]，通过推动国产替代能够有效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在煤炭行业，有的企业成功实现进口采煤机及相关配件的国产化替代，使得配件及维修价格较进口下降30%以上[4]。
如果国内的企业能够通过研发创新来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进一步形成批量化的进口替代，一方面能够保障我国的产业链安全，另一方面自产率的提升和规模化生产也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帮助企业获得产品定价权与品牌的溢价权，进而实现利润率的提升。
03
解决措施：分配环节倾向劳动者，提升劳动获得感
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人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上去了的同时也要兼顾分配的公平。要使分配环节更加倾向劳动者，提高劳动的获得感。
具体措施方面，一是要降租，比如说“土地租”和“技术租”，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房住不炒和反垄断；二是要让税收更加向生产者与劳动者倾斜，开征更多资本、财产相关的税种，或提高对于资本收税的税率。
3.1.降租、降成本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假设总收入维持稳定的情况下，租金环节的存在会使得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非劳动力要素如土地、信息、资本等在分配份额上挤占劳动的份额，租金越高，劳动者的报酬占比就会越少。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租金对于居民来说就是消费支出，是生活成本，成本的上升会使得居民实际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减少，相当于在总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变相地降低人民的收入水平，而降低的这部分收入则是被转移至“收租”的这部分群体，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
当劳动人民的收入份额被各种“租”挤占，换而言之辛勤劳动拿到的收入还不如收租赚钱多，这会导致劳动的认同感与获得感降低，从而使得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下降，并进一步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叠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会因实际收入水平的下滑而减弱，使得消费也无法去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没有了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前提，共同富裕也就很难实现。
3.1.1.控制土地租
近几十年来人民感受最为深刻的要数“土地租”了，房价持续快速地上涨,为住房而花费的支出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步入“快车道”，在土地财政的催化之下，地价和房价节节攀升。可以看到，2020年全国房屋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为9980元/平方米，相较于2008年翻了约2.8倍，12年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9%。这样的涨势在一线城市要更为突出，在同样的时期内北京和上海的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了266%、352%。
房价上涨过快、涨幅过高会使得财富和收入向拥有房产的居民群体以及房企快速聚集，从而扩大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财富差距，以及房地产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差距。
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实物资产，根据央行2020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资产中有近六成是房产，而买房安定下来对于绝大多数国民来说亦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房价持续上涨会使得有房者，尤其是有多套住房的人以固定资产形式存在的财富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房租收入不断增加，导致与无房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当房价的增速超过了收入的增速，居民住房成本的抬高相当于变相地降低了其自由可支配收入，劳动的回报率比不上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必然导致劳动获得感降低。而那些为了买房而选择延长劳动时间、节衣缩食的人，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也随之打了折扣。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2000-2008年间全国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约1.8倍，同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5倍，收入增速要高于房价增速，这主要是源自于这期间依赖于强劲的出口，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也水涨船高，这一阶段住房成本的提升是可以被收入的增长消化的。
但2008年之后外需疲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开始转向土地，在土地抵押融资的推动下房价出现飞速上涨，2008-2020年间全国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约1.8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仅增加了约1.3倍，房价的涨幅超过工资的涨幅。
虽然房价涨幅与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持平，但这要考虑可能是由于居民的一些财产性收入也在增加而导致的，其中就包括房屋增值带来的收益，还有一些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等。
再从房价收入比来看，全国的房价收入比从2000年的6.3攀升至2020年的9.2，而在一线城市2020年房价收入比更是达到24.4。从国际上来看，根据Numbeo的数据统计，中国不论是房价收入比还是房贷收入比都要远超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而且从房贷收入比的数据可以看出，在0首付贷款20年购买一套90平的房子的假设下，月供将会是其收入的近3倍，由此可见中国居民的购房压力。
更直观的数据则表明，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年住房支出接近7000元，较2008年增长了5倍多，住房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15.9%，较2008年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当然，一线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比可能还要更高。
对于打工人来说，工资涨的没有房价快，住房成本越来越高，每个月依靠辛苦劳动赚得的钱大部分都要用来还房贷或者支付房租，这就相当于降低了居民的实际自由可支配收入。而由于住房成本上涨导致无房者实际收入下降的那部分，则是以房价和租金的形式转移了，这无疑会加剧贫富差距。
当房价上涨的预期稳定时，一方面居民往往会将未来的购房需求前置，从而抬升当前的购房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催生一大批投机者，前置的购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行为均会进一步地加速房价上升。
对于有房的人来说，只要把房子放在那就能增值，租出去还能获得租金收入，有房者不需要投入额外的劳动就能享受财富的快速增加。房产的回报份额攫取了劳动报酬的份额，这显然会降低劳动的获得感，打击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
进一步来看，房价上涨也会对居民的消费造成挤出，收入大部分用来还房贷和付房租，会导致内需疲软，消费动力不足，就无法实现内循环，更无法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那么做大蛋糕的前提也就消失了。
因此，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2019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目前来看房地产长效机制涉包括需求端推行房地产税改革，供给端设置三道红线、房贷集中管理和土地集中供应，此外国家也多次强调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推动租购并举，引领房子回归居住属性。
3.1.2.减少技术租
技术租在我国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行业了，下面我们主要以互联网行业为例来说明降低技术租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快速融合，数字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张，到2020年已接近40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达到38.6%。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平台经济的快速崛起，不仅为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提供了便利，也显著地改善了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错配的情况[5]，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整个社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但同时在平台企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很容易形成垄断，或者说出于网络效应、规模效应等特点，互联网平台企业有着天然的垄断倾向。2017-2019连续三年，欧盟曾因反垄断给谷歌开出了罚款，合计超过82亿欧元。
平台企业往往凭借垄断地位采取价格歧视，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而这些高额利润往往外化为租金的形式，由平台经营的相关企业或个人，以及平台的消费者买单，也就是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租，或者称其为数据租金。
想要弄清楚互联网企业收取的租金是如何挤占企业及个人利益的，我们就需要从其垄断地位的形成以及垄断利润的来源上去找答案。
互联网平台企业竞争的核心是数据，而数据是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互联网平台在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数据产品及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累积海量信息数据，通过加工处理获取的海量数据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强客户粘性。
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往往需要庞大的资本投入来持续地进行技术更迭，以及获取用户流量来参与竞争，流量即市场，当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用户黏性较高时，垄断地位就此形成。此时企业可以通过抬价、价格歧视等行为来获取超额利润即数据租金。
因此，有学者将数据租金定义为用户在通过平台企业进行交易时，平台企业收取的费用与其所提供数据商品或服务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6]。
为什么我们认为外化成租金形式的垄断利润不利于共同富裕呢？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利润来源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单从表面上看，我们可能会误认为上述所说的超额利润是由数据本身创造的，或者是由平台企业的员工对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或为研发创新数字技术投入的劳动所创造的，当然研发创新也确实需要企业员工投入大量的劳动。
但实际上，诚然平台企业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更先进的数字技术企业就能够创造出与其所收取的数据租金相匹配的价值量。
企业数字技术的进步确实能够提高其生产效率，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但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数字技术的提升是为企业之间的数据竞争而服务的，也就是说数字技术的进步是为更好地获取数据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稳固企业的垄断地位以便更好地进行垄断定价从而获取超额利润。从另一个角度，在平台企业垄断形成之后，也只有通过高额的垄断价格才能够弥补前期巨额的资本投入。
随着数据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性与日剧增，数据的使用价值越来越高，平台也会选择维持高昂的垄断价格。而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数据服务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比如像通过改进算法自动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并不需要额外投入太多劳动，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数据服务的边际成本在不断减少。使用价值提升与边际成本下降为互联网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在2021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平均净利润率高达17.4%，其中利润率最高的甚至超过了30%。
从其垄断利润的本质上看，数据租金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转移，既然企业的数据劳动并没有创造出额外的价值，那么超额的数据租金将是来自与对其他企业或消费者利润的挤占。
我们以“大数据杀熟”为例，这其实是一种三级价格歧视，先进的数字技术让平台企业有能力通过智能算法分析用户的数据，对相同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差别定价，这样一来消费者剩余就被转化成了企业垄断利润。当这类企业作为中介为厂家和消费者提供交易平台时，企业还可以向两方均实行差异化定价，尽可能地攫取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
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外卖平台对商家抽成，直播平台对打赏的礼物抽成等等，当然这些平台对商家的抽成在大多数时候会以提价的方式转移给消费者，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的数据租金。
不难看出，平台企业的数据租金来源于与平台相关联的企业利润、用户收入、零工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消费者为数据产品或服务所支付的溢价[7]。
总而言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以数据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了平台企业，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总和又被看做社会福利，由于平台企业已渗透至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福利转移至了小部分企业或小部分人群，将导致贫富差距加大。
从企业生产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本该属于企业的经营收入和用户的劳动所得被垄断的平台企业所攫取，数据租金过高也会导致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下降。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数据租金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进行技术创新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数据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生产要素理应得到一定的报酬，但这一回报比率不应过高。此外海量数据信息是由广大用户产生，具有一定公共属性，因此广大用户也应该有权利共享平台基于数据产生的资本收益。
目前来看，高额的数据租金是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因而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从根本上通过反垄断来规避不正当竞争，破除利益分配格局。自2019年下半年来我国反垄断相关的政策法规在加速完善，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同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互联网经营者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面的因素，并大幅提高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处罚力度。2021年11月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成立，我国反垄断机制体制进一步完善。
3.2.税制改革
相较于海外，我国间接税占比偏高，以人均GDP为衡量标准，将中国2019年的税收结构与其他国家的税收结构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在2019年的直接税占比不到50%，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美国、日本等国家。
与直接对企业、公司等获利主体征收的直接税相比，间接税具有税负逐层转嫁、对收入分配具有累退性、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等特点，这样的税负会使得终端商品的价格远超成本。根据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收入的增加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以增值税为例，即便增加该项税收的额度与税目，也无法实现对真正获利主体进行征税的目的，反而却由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薪阶层承担了大部分或全部税负，使得征税的本意被扭曲，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那么，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将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
然而从税收承担主体的角度来看，提升直接税占比的重点应该不在于继续提升企业所得税。2020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59%，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且目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大约在24%左右，而美国企业所得税占税收的比重仅有 6%。在2020年直接税税收中，企业所得税占比超过五成。
那么要提高直接税的占比，应该从哪个方面着手呢？
我们再来看看直接税收结构中占比排第二位的个人所得税。根据IMF的数据，2020 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达到2.18万亿美元，占美国税收总收入的 54.56%，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8.1%，与美国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去提升个税的税率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占比。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中，个人所得税的综合税制与国外普遍采用的综合税制相比，税率并不低。我国目前采用的是7级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根据免征额和征税标准进行粗略估算，个人年收入超过约102万的部分将按45%的税率征税。与美国相比较，2022年美国最高的税率为37%，对个人申报超过539901美元（约361万人民币）和已婚联合申报超过647851美元（约434万人民币）的部分征收。
而且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对劳务所得征税，且主要面对工薪阶层，对于资本利得相关税收规定较为散乱。从2013年到201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工资、薪金所得税收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多数时间超过六成，远远高于资本性税收在个税中的占比。而从实际情况看，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公开透明，只能按照名义税率缴纳税费。但纯粹来自工资、薪金所得的高净值群体比较少见，一些高收入者常常可以放弃高薪，转为股权收入等资产性收入，同样一笔百万元的收入，在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下适用最高45%的税率，而在股息、股利、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项目下，适用税率只有20%，减免了大量应收税款，征税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使劳动者劳有所得，具有更高获得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工薪阶层税负过高，使得工薪阶层中年收入较高的劳动者税后收入并不理想。
举例来说，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即便税前收入超过100万元，要实现购房也并非易事。除了房价高、生活成本大等因素之外，税负过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2021年上海五险一金与个税缴纳制度为例，100万元年薪的劳动者需缴纳个税金额在20万元以上。过高的边际税率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国纳税，劳动获得感低也导致了一些年轻群体不喜欢那些很辛苦却赚不到很多钱的工作，这也是当下工厂缺乏劳动力、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随着人们收入来源的日益多元化，资本性收入比重尤其是高净值人群收入中来自资本利得的比重快速上升。根据财富的马太效应，富人的财产性和资本性收入会有累计优势，国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将来自非劳动所得部分。而与劳动收入相比，企业分红、股票价格上涨等带来的投资收入在享有较高回报率的同时，上交的税收却相对较少，甚至有些免征个人所得税，比如国债（财政部发行）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国务院批准发行）利息、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等。将这些资本性收入排除在综合所得和个税之外，难以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也不利于税负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收入课税较重，资本性收入课税较轻的倾向或许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有关。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没有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急需资本扩大投资规模，引进海外先进设备与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最佳途径。
1983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与相关产业提供税收等优惠。从1995年开始，为了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国家计委开始编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此，对外商投资的指导走向常规化。
2001年，中国加入WTO，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限制条件，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营造了更宽松、便利的投资环境，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也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从此，中国利用外资又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吸引外资工作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8年，按照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等限制将被取消，此举用以深入推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此外，国家也积极支持国内资本投资发展，对于国内创业投资企业，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文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倾斜，不断扩大税收优惠对象，简化审批流程，促进企业的创业投资活动，积极发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
几十年中，伴随着我国入世后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国家也在税收制度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优惠，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当下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实体经济增速压力，资本的扩张在某些方面已经与经济建设目标有所背离。我国2019和2020年世界500强中上榜的金融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3.44%），高于美国（10.61%）、日本（5.65%）等金融业发达国家，且远远高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2.34%）。
我国金融业的平均利润率如此之高的原因除了税收偏向之外，还由于中国的金融行业是牌照经营，存在护城河，比如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全国性的证券公司，另外轻资产转型也使金融业的利润率不断攀升。
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实体经济，对资金形成了一定虹吸效应。2015年A股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为4.95%，而1年期理财的预期收益率为5.13%。很多上市公司通过IPO后，拿到了不菲的融资，这些钱原本是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加大研发力度的，但很多企业却拿这个钱去做了投资。2016年共有 828 家上市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8902.57亿，家数和购买规模较 2015年分别增长41.54%与67.7%，累计“理财”1.12万次，其中有 58%的资金是企业募集所得，这意味着原本属于企业流动性管理金融工具的银行理财产品已经成为了非金融企业获利的重要手段。资金“脱实入虚”，违背了政策的初心。
同时，金融业的过度扩张也会扭曲劳动技能的分配，由于金融业的报酬一般高于其他行业，如2020年金融业的工资总额占其GDP增量的比重为13.9%，是制造业的四倍还多，更高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吸引力，会使得稀缺的高技能劳动力资源从其他行业流失，进而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进行技术突破。而低端重复又使得劳动者的收入难以提升，陷入低端重复-薪资较低-人才流失-低端重复的恶性循环。
为了能够防止金融脱实入虚，需要在税收制度方面进行适当调整，在引导资本有序发展的同时，提高对资本所得的征税力度，适度倾向于个体劳动所得，以平衡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进一步分析世界500强榜单中的中国企业，可以发现所有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也高于制造业，而互联网服务与零售行业的利润率甚至高于金融业。互联网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当用户流量和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对现有的客户资源和生产资源进行重新的优化配置后，成本就会显著降低，实现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提升。但如果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不加以限制，仍然把资本运作为扩大规模的主要手段，以此来弱化竞争带来的风险，将会阻碍其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我们认为从个人所得税入手是个不错的选择。现行个税制度下贡献较多的是工薪阶层，而高净值人的收入来源于股权转让等资本性增值的部分适用20%税率，通过高税率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比较有限。这种不同税种的税率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主动进行税收筹划，造成税基流失，高税率并未带来高税收。可以考虑适当扩大低税率级距，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过高边际税率的负面影响，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
此外，综合所得的范围还可以适当扩大，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把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纳入进来，但经营所得和资本性收入还实行单独征税。这样就给避税提供了空间，一些高收入人群通过成立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的方式将劳务报酬转化为经营所得，或者将工资薪金转化为股权分红等资本性收入。而经营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负往往又低于综合所得的税负，从而享受轻税待遇。
除了个人所得税外，直接税中的财产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也相对较小，契税、印花税、房产税分别占税收收入的4.3%、2.36%、1.9%，征收财产税也会优化收入的再分配，对具体措施而言，扩大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可以从增加财产税种类入手，如当下我国正在试点的房地产税。目前，上海和重庆已经试点了房地产税，近期对相关政策的推出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讨论，形成了相关的制度雏形。
推进房地产税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可以防止投机房地产、遏制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从而减缓房价上升速度，降低房地产风险与社会大众购房压力；另一方面则可以起到加强对富裕群体所得税征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目前的消费税也可以进行优化，一是新兴的高档消费品、高档娱乐消费可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原有课税范围中定义的一些高档消费品已变成普通家庭的常用品，消费税征税对象的标准也应该进行及时更新，根据经济发展动态调整，以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发挥应有的作用，降低满足正常生活需求的税收负担。
我国在税制结构倾向于劳动者的同时，也可以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的能力来调节贫富差距。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是“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初次分配的核心在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重点在于效率，破除资本垄断是改革的关键手段之一；再分配的核心在于税收、社保与转移支付，重点在于公平，除了要在征收环节适当向劳动部分倾斜外，通过社保、转移支付等扶持手段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进行帮助同样是重中之重，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社保手段减轻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成本，增添社会福利，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以及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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