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产业链 | 第八章 改善供应链生态，应对产业链风险

摘要

全球供应链是核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结果。相较于产业链研究侧重于宏观视角，供应链研究基于微观研究视角，强调企业自身的管理决策。本章试图从微观的企业决策角度，分析全球供应链重塑背景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产业链风险，以及中国待改善的供应链生态问题。

在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双重冲击与绿色转型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将重塑，向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疫情与地缘政治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扰动日趋频繁，致使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健性。同时，绿色转型趋势也影响着供应链上企业的运营成本。三重因素作用下，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中国企业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承担中国进出口贸易的39%，且在汽车（53%）、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47%）等行业中收入占比尤其高。通过参与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互为供应商与采购方，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

全球供应链重塑趋势下，链上的中国企业面临产业转移和断供两种产业链风险。一方面，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以及回岸、友岸等供应链调整趋势使位于上游的中国企业面临外资产业转移风险。另一方面，当前外部环境使上游供应链脆弱性增加，下游中国企业面临更高的断供风险。

良好的供应链生态有助于企业应对产业链风险，但中国的供应链生态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三个维度上有待改善。物流方面，中国国内ToB（面向企业）物流效率低、国际物流体系较弱。资金流方面，中国企业保管成本高、供应链中资金流通效率低，传统供应链金融难以应对外部冲击。信息流方面，中国大量企业处于供应链数字化改造的早期阶段，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趋势，仍需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渗透率。

中国可从上述三个维度改善供应链生态，以应对供应链重塑趋势下的产业链风险。物流方面，中国需要打破国内物流壁垒，抢占国际核心物流节点，提升海外物流综合服务能力。资金流方面，对于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应该发挥其政策性作用；对于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应适当发挥其作用。信息流方面，数字经济时代5G、AI、云计算等技术运用会显著优化企业运营效率、节约决策成本，从而提高供应链盈余。

正文

一、双重冲击与绿色转型背景下，全球供应链面临重塑

（一）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

供应链是指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围绕核心企业的核心产品或服务，由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顾客等形成的网链结构（图表8.1）。在每一个组织中，例如制造企业中，供应链涵盖接受并满足顾客需求的全部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生产运作、分销、财务和顾客服务。

与侧重宏观视角的产业链研究不同，供应链管理提供了一个微观研究视角。产业链是指生产各类产品或提供各类服务的企业，通过分工和交易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体系。产业链研究着重于宏观视角、强调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供应链研究更强调企业自身如何通过企业管理，来实现供应链总盈余最大化。供应链盈余是最终产品对顾客的价值减去满足客户需求所付出的供应链成本，最后剩下的盈利部分[1]。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说，研究供应链盈余的形成有助于判断企业的决策逻辑。

供应链管理中，企业的三大决策影响供应链布局。产品的生产流程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不同的工序（Task）组成工种（Occupation），不同工种组成环节（Stage），不同生产环节最终组成产品（Product）[2]（图表8.2）。一般而言，单一环节集中于同一生产地点，但不同环节既可以在相同地点，也可以在不同场所完成生产。因此，在供应链管理框架下，企业通常需要对环节（或者供应商）的布局做三大类决策：首先地理上选择分散或聚集。一方面，企业倾向于利用产地之间要素价格的差距，来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这将导致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的分散；另一方面，生产环节的聚集，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沟通成本，以及运输不确定性带来的供应链紊乱的风险；其次流程上选择外包或一体化：寻找外包供应商减少了企业在供应链上的投资成本，但是一体化生产能够降低企业对供应链各环节的协调和管理成本；最后内部管理上选择精益或敏捷：精益供应链强调准时化生产（Just-in-time，JIT），通过接近“零库存”的管理方式来减少供应链成本；而敏捷供应链则强调通过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来增加客户粘性、带动客户价值的提升，但供应链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图表8.1：供应链示例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2：供应链上的四个层级（TOSP模型）

资料来源：Baldwin (2012)[3]，中金公司研究部

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是对于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把控。供应链是动态的，包括不同环节间的产品、资金与信息的持续流动。对于任何一条供应链，顾客是其收入的唯一来源，只有最终顾客为其提供正现金流，而其他所有的现金流是供应链内部的资金交换，所有的信息流、物流或资金流运作都会产生成本。因此，对于三个“流”的管理优化是供应链实现总盈余最大化的关键。

交通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运输成本下降，跨国企业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带动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s）是将前述供应链概念放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指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供应链进行设计，跨国采购原材料和中间品、布局生产流程并在全球销售的过程，其中跨国企业是具备代表性的参与主体。1966年标准化集装箱开始进入国际海运领域，较大地改善了物流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美国货轮装载效率从每小时1.7吨上升至每小时30吨；装卸费用从每吨约5.8美元降到了约16美分[4]。国际运输效率的大幅改善推动国际贸易成本下降，跨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要素资源配置，而全球供应链也随之构建（图表8.3）。

图表8.3：集装箱进入海运以来，全球供应链逐步构建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全球供应链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说，全球化生产虽然带来了生产总成本的下降，但同时增加了供应链中的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长度与响应时间，提高了供应链管理的复杂度。此外，全球供应链使企业暴露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区域性的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物流受阻等风险会造成全供应链的扰动（Disruption）或延迟（Delay），使供应链上相关企业间接遭受损失。近年来，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叠加绿色转型趋势，使各国愈加关注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不确定性，引发对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探讨。

（二）全球供应链重塑的三重背景：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绿色转型

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运输成本急剧上涨，供应链延迟导致企业面临经济损失。2020年以来，集装箱运价升至历史性高位，整体运价相对疫情前水平上涨3-4倍，个别航线高达10倍。在运价峰值时期，运费与货值的比例大幅提升。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海运运量大增且集中于美国核心港口，其导致的港口拥堵（拥堵最高消耗17%的有效运力）一方面使运价飙升，另一方面供应链延迟引发了严重的缺货潮。以中国到美国西海岸为例，正常情况下单向航程大约用时20天，但疫情期间最高用时达到47天（2022年1月），且该供应链延迟未考虑美国内陆配送环节的迟滞。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于部分商品而言，供应链延迟1天的损失超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关税成本。运价虽然在2022年下半年已经出现明显回调，但由于航运联盟和环保因素抑制造船动力、促进老船拆解等原因，未来运价中枢大概率难以稳定维持在疫情前的低水平。从企业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讲，即使运价已回落，但潜在的运价风险敞口仍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其风险控制措施。

贸易摩擦不断，地缘政治因素权重大幅提升。地缘政治在供应链决策中的权重逐步提升，其中包括政治（政策）风险，关税成本等，推动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目标从相对单一的效率逐步转变为兼顾效率与安全。

在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冲击下，企业开始更加重视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健性，或将改变全球供应链布局。供应链韧性（Resilience）是指供应链能及时且低成本地应对断裂并从中复原的能力；供应链稳健性（Robustness）指的是供应链在危机中持续运作的能力[5]。在双重冲击下，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扰动因素增加，供应链脆弱性和断裂风险上升。面对不确定性增强的外部环境，企业为了提升供应链韧性和稳健性，或将改变其供应链的全球布局。此外，绿色转型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重塑。绿色转型及碳减排已成为国际发展共识，在国家层面，多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提高碳排放成本和企业环保标准；在国际层面，欧盟可能率先落地碳关税，对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更高进口关税，以应对碳泄漏。绿色政策的推进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影响供应链总成本的评估，进一步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我们将在下一节推演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四个趋势：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与绿色化。

（三）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

从微观企业决策的角度，全球供应链产生了地理、流程和内部管理三个层面的变化。在地理层面，跨国企业或更多采用回岸、近岸和友岸等方式重新布局供应链。在流程层面，一方面，核心企业将加强对供应商管理，例如要求其采用清洁能源；另一方面，面对断供风险较大的产品，一些企业将加强内部研发，以一体化替代外部采购。在内部管理层面，过去精益管理的适用性下降。由于信息滞后、物流时滞等问题，供应链存在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即终端需求变动在向上游传导的过程中会被成倍放大，上游企业更难预期需求并管理库存（图表8.4）。在全球化快速扩张的时期（1990年代到2008年），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可以降低成本，并且信息技术进步可以加强库存管理并控制成本，因此精益管理模式曾被企业广泛使用。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精益管理能够较好地保证运营稳定，但是服务、成本和库存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低成本、低库存意味着难以提高供应链的服务水平难以提高。当外部冲击出现时，牛鞭效应使供应商难以预测下游客户需求，而精益管理限制了供应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造成上游供应商因缺少库存而损失收入。

图表8.4：牛鞭效应放大冲击风险

资料来源：Lee, Padmanabhan, Whang (1997)[6]，中金公司研究部

总结上述变化，往未来看，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四大发展趋势。首先，多元化意味着供应链管理目标更加兼顾安全、敏捷，从而使供应链布局和来源呈现分散化趋势。其次，新冠疫情期间运费高涨的冲击或促使企业就近调整布局，缩短全球供应链链条的物理长度，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增强。此外，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供应链形态，供应链4.0将被提上日程。最后，俄乌冲突倒逼能源转型，或加速供应链脱碳进程，推动绿色化转型。

从追求效率到兼顾安全的供应链多元化管理目标。考虑供应链断链的可能和交付的不确定性，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目标或将从聚焦成本、效率到兼顾安全、敏捷。这意味着供应链管理需要牺牲部分成本、效率，用一定的冗余度和分散度换取供应链的稳健性和韧性。受疫情影响，供应链集中导致的“断链”更为明显，因此我们预计企业未来或考虑分散布局供应链，同时增加重要产品的备选供应商，以避免供应链集中产生的风险。由于供应链回岸（Reshoring）空间有限，企业更多是通过调整安全库存、增加备选供应商（通常为离现有供应链或销售地较近的区域）以实现供应链风险分散。

企业就近调整布局，形成区域化供应链。从安全角度，供应链物理距离过长容易带来额外风险，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扰动带来的牛鞭效应；从成本角度，在国际贸易成本变化影响下，就近布局、缩短运距将成为节约供应链成本的考量因素之一。

数字技术重塑供应链。首先，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已具备技术可行性。在工业4.0的背景下，物联网（IoT）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供应链形态。此外，疫情等外部冲击导致的断链带来对数字化供应链的迫切需求。断链风险凸显了信息可视性和可控性的重要程度，促使更多企业增强对全渠道管理的重视。因此，未来企业对供应链数字化投入有望明显加大，供应链4.0将被提上日程。

俄乌冲突促使供应链绿色化转型加速。2022年的俄乌冲突导致传统化石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增强，促使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加速能源脱碳进程。作为全球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和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输出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较高，根据欧盟能源总署的数据，2021年，欧盟进口的能源中，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煤炭占比分别高达45%和46%，原油占比为27%[7]。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绿色化转型加速。例如，2022年6月欧盟宣布将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比例从32%提高至40%[8]；意大利在俄乌冲突后迅速批准了总装机超过400兆瓦的6座风电场[9]。尽管高昂的能源替代成本使得欧洲在短期内实现能源“脱俄”的可能性较低，但俄乌冲突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或倒逼全球能源加速转型，推进供应链脱碳进程。

图表8.5：全球供应链的四大趋势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中国企业已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

（一）跨国企业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形成

跨国企业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国际经贸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从体量上看，2014年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国外分支机构贡献了全球产出的33%、全球GDP的28%、全球就业的23%，并承担55%的国际出口贸易和49%的国际进口贸易（图表8.6）。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跨国企业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海外外包行为的普及，使全球供应链网络日趋复杂。上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降低了分工的协调成本，使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的分离成为可能[10]。同时，基于各国劳动力价格差异，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环节布局于发展中国家可大幅降低产品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因此，作为供应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跨国企业将高技术研发、设计等环节留在本国，将低技术制造、组装等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布局，形成以发达国家技术结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为典型模式的国际纵向分工[11]。在典型的纵向分工中，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签约外包企业，在海外完成制造等环节，并将制成品从制造国出口到最终消费国。从全球化视角看，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不仅有助于承担制造环节的东道国增加出口，同时使东道国企业通过提供配套产品、承接外包订单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跨国企业的在华活动使中国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其释放的人口红利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使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通过FDI，跨国企业将加工制造等环节布局于中国，再将制成品从中国出口到海外终端市场，使中国在出口额快速增加的同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含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2]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中国大陆总贸易额比例高达59%，2020年仍维持在39%高位[13]（图表8.7）。

图表8.6：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2014）

资料来源：OECD（2019）[14]，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7：FDI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中国企业的技术成长使在华外资逐步退出低技术行业

当前外资工业企业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中汽车和计算机通信为其优势行业。数量上看，2020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中国所有规上制造业企业数量的11%。区域上看，由于早期较强的出口导向，中国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聚集于沿海省份。2020年，规上企业中所有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营收超过一半来自广东和江浙沪地区[15]。收入方面，制造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收入占所有规上工业企业收入比例为24%。其中汽车（53%）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7%）两个行业外资收入占比尤高，而在初级产品加工业中外资收入占比较低。

规上工业企业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正在向高端化、大型化转型，逐步退出低盈利水平行业，在高盈利水平行业做大做强。高端化方面，2011-2020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从18%下降到11%（数量从5.7万下降到4.3万），营业收入占比从26%下降到22%，但营业利润占比不减反增，从25%上升到27%[16]。行业上看，以营业收入衡量企业规模，近十年制造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数量减少的同时规模上升，低技术行业外资退出更为明显（图表8.8）。2011-2020年，多数行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其中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皮革制品等中低技术领域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降幅较大，表明外资在逐步退出这些领域。在高技术领域，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时期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有所增长或降幅较小。大型化方面，在多数制造业领域，留在中国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营收扩张明显，呈大型化趋势。2011-2020年，规上工业企业中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平均营收由3.8亿元增加到5.7亿元，年均增幅达到4.6%，显著高于同期所有规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营收（从2.6亿元增加到2.7亿元）和年均增速（0.5%）[17]。

图表8.8：规上制造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和平均营收变化（2020和2011）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2，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跨国企业逐步退出中低技能行业、在优势行业做大做强的趋势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技术扩散使跨国企业在中低技术领域失去超额利润。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跨国企业的在华业务有助于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学习和追赶。通过技术追赶，许多内资企业在中低技术领域已具有可与外资竞争的技术能力，进而通过市场竞争压低外资利润率，使技术能力较弱的外资企业退出，而留下的技术能力较好的外资企业可以做大做强。在高技术领域，外资企业先发优势相对明显，仍有能力在中国市场获取超额利润并持续扩张。其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部分跨国企业离开中国，选择在其他低成本国家进行产业布局。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工成本对总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外资退出中国的现象较多。此外，地缘政治、疫情冲击等外部因素对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构成挑战，部分跨国企业选择减少对中国生产网络的依赖，在不同区域分散供应链网络。我们将在本节后续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三）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互为供应商和采购方

由于分工提升效率且企业存在生产边界，最终产品的生产一般需要由多个企业完成，由此以产品为核心、以企业为节点的供应链网络得以形成。我们称整个供应链网络的组织者和主导者为核心企业，因为其有能力直接从顾客获取收益，并主导供应链上利益的分配。除此之外，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承担的角色可简要分为下游采购方和上游供应商两种[18]。

从供应链的视角，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互动既可以作为上游供应商，也可以是下游采购方。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作为直接（一级）或间接（二级或其他级别）供应商融入跨国企业的上游供应链。制造业中，跨国企业在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布局较多。以特斯拉为例，由于汽车产业链区域性较强，上海超级工厂的设立使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特斯拉的上游供应商。此外，在苹果公司披露的2020财年制造类供应商中，超过40%的工厂位于中国大陆[19]。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包括三星等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的工厂。也就是说，跨国企业在华FDI不仅直接拉动中国上下游企业发展，其自身也有助于形成中国产业配套，增强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中国企业需要从跨国企业采购原材料和中间品，进而完成下游环节生产。在我们跟踪的全球主要跨国企业中[20]，FactSet数据库显示，2021年中国区收入占比最高的10家跨国企业里有4家为原材料行业（FMG、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4家为信息技术行业（LG显示、MPS、高通、德州仪器），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对海外上游投入品的依赖较高。

中国企业已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首先，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基于中国的禀赋优势和产业配套，跨国企业积极在华进行供应链布局，大量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互为供应商与采购方。其次，在供应商和采购方两种角色外，部分中国企业已成长为跨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承担组织功能。例如，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或生产中心，华为、小米等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并建立其全球供应链网络。

三、全球供应链重塑带来产业转移和断供风险

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紧密关联，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对中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本节，我们分析中国企业作为跨国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客户，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击与绿色转型趋势引导的全球供应链重塑背景下，分别面临怎样的风险。

（一）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和绿色转型引发的供应链重塑带来中国产业链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成为了全球制造中心。自1980年代，技术进步、贸易成本下降和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成为推动国际分工、形成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力量。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断追赶，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纺织、家电、光伏设备、锂电设备等产业，中国拥有全球较高比例产能及配套供应链网络。近年来，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和绿色转型引发全球供应链重塑，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将如何受到影响？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受阻，回岸和减少在华供应链布局或成备选项。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海运面临严峻的港口拥堵、集装箱短缺和运费高涨的局面。欧美等国对进口消费品需求上升叠加海运调度能力不足、港口装卸劳动力短缺，导致集装箱周转不畅、海运运力供不应求[21]，最终导致全球性的供应链中断和延迟，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升至历史性高位（图表8.9）。由于中国是众多制造业产品（包括医疗防护用品）的全球生产中心，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使欧美企业和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中国产品。因此，为了保证本国市场具有长期、稳定的供应来源，部分企业或采取回岸、近岸以及分散化供应商等策略调整供应链布局[22]。

图表8.9：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上升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用来描述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potential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该指数基于多种国际运价指数以及七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PMI指数。

地缘政治引发技术脱钩、产品抵制及贸易成本抬升，多方面影响国际供应链在华布局。一方面，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从多种渠道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此外，面对更高的进口壁垒，核心企业或将部分环节转移到目标市场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规避。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企业需要全球采购，海外地缘政治事件引发的位于全球供应链其他节点的风险，例如区域性的物流受阻、生产中断等，也会间接影响国内企业的供应链。

绿色转型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核心企业提高对供应商的管理要求。中国能源结构以传统能源为主，绿色转型要求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将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供应链层面，部分核心企业对全供应链提出碳中和要求，例如苹果计划在2030年实现全供应链碳中和，敦促其供应商采用清洁能源[23]；华为将碳减排要求纳入其供应商管理全流程[24]。

（二）上游中国企业面临产业转移风险

供应链重塑加快产业转移。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和绿色转型引发的供应链重塑，其首要潜在影响为跨国企业减少在华供应链布局、加速产业转移，这主要波及中国上游供应商。

疫情和绿色转型方面，一方面，跨国企业为了维持自身供应链不被疫情等自然风险中断，或分散生产地点；另一方面，疫情和绿色转型使跨国企业对供应链设计、供应商管理有更高要求，一些不符合环保标准、响应能力弱的供应商或被移除。

地缘政治方面，首先，出于国产保护的目的，一些国家对所有进口来源国无差别地提升进口关税，这将促使核心企业（包括中国企业）为了获取当地市场，把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该国。其次，针对特定产品的进口关税使核心企业为了规避壁垒，既可能选择回岸，也可能选择友岸（Friend-shoring）和近岸。此外，全球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及全球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可能促使一些跨国企业自发地将供应链网络向本国收缩，以减少地缘政治显现风险。数据上看，根据咨询公司科尔尼2022年的调查[25]，76%的受访制造业美企高管表示，所在企业已经（过去3年内）或将要（计划未来3年内）把制造业回岸付诸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风险主要针对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产业发展溢出效应较强的外资企业迁出。前文已述，近十年来，中低技术行业的在华外资企业数量明显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竞争压力。这种情况下的外资离开并不构成产业链风险。我们关注的会引发产业链风险的产业转移主体具备高技术和溢出效应强两个特征。一方面，通过中断技术扩散，这些外资迁出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由于较强的经济带动效应，一旦这些外资将中国直接供应商排除在外，供应链上多层级、甚至不同部门的中国供应商或面临需求大幅下降，进而引发失业和经济增速放缓。

应对产业转移风险，中国内需释放有助于持续吸引外资。从跨国企业来华因素看，我们将跨国企业在华策略分为世界工厂和服务中国本土市场（In China For China）两类。“世界工厂”指传统国际纵向分工，即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为全球企业提供制造环节服务，中国制造的产品主要出口海外市场，而非进行国内销售。“In China For China”指跨国企业的在华业务主要是为中国本土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面对逐渐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外部环境引发的跨国企业减少在华生产、采购的倾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外资的吸引力可能下降，部分生产环节或移出中国，但中国较大的需求规模可形成缓冲，持续吸引服务中国本土市场的外资。

事实上，当前跨国企业的主要在华策略已开始从世界工厂向服务中国市场的转向，在华业务良好的财务回报是外资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销比重呈下降趋势，即更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往中国本地市场。我们将出口交货值占产值比例超过50%的企业定义为外销为主企业，1998-2013年，外资企业外销为主的比重从39%下降至33%。根据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2021年，53%的受访企业在华策略是为中国市场生产或采购，另有12%的企业是向中国出口产品，仅有18%的受访企业的主要在华策略是为海外市场提供产品（即将中国视为世界工厂）。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2010年以来在华业务比例最高的50家企业利润率持续好于没有海外业务的本土企业，2016年后好于整体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50家跨国企业（图表8.11）。一方面，这反映出在华跨国企业近十年进行的高端化、大型化转型，逐步退出低技术、低收益率领域；另一方面，高在华业务比例企业的高利润率反映出中国市场创造良好财务回报的能力，这是外资进入中国、留在中国的主因。

图表8.10：过半受访企业在华策略为服务中国本土市场

资料来源：上海美国商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2020，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11：2016年后在华业务比例高的标普500上市公司利润率表现好于其他海外业务比例最高的企业

资料来源：FactSet，中金策略组[26]，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下游中国企业面临断供风险

对于位于下游的中国企业，当前外部环境使上游供应链脆弱性增加，供应链断裂和延迟风险提升。一方面，疫情及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全球或区域性的生产和物流中断，影响中国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可能增加关键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供给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首先是外国供应商直接对中国企业断供、交付延迟，或外国政府限制对华出口。中国下游产业所需的一些关键投入品国产化率低、产品可替代性弱、上游生产集中度高，例如铁矿石、高端机床、显示材料、半导体材料等，这些产品的供给受阻对下游企业生产影响较大。此外，由于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复杂的国际环境也可能间接影响中国企业。例如，氖气是制造芯片的重要原材料，由于乌克兰是全球高纯度氖气的主要生产国，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使全球氖气供应陷入短缺，对各国半导体企业生产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中国企业需要关注可能重复发生的、造成长期影响的、具有产业针对性的供应链风险因素，并形成风险应对方案。当前全球供应链是以效率为导向构建，由于供应链调整需要成本，并非所有可能造成供应链受损的潜在风险因素都需要企业调整供应链，例如偶发且影响范围有限的自然灾害。然而，当潜在风险可能造成重大、长期影响，或可能重复发生时，即便风险管理措施在短期可能使企业牺牲部分经济效益，企业也应该有所准备。一些常规风险管理举措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断裂带来的损失，包括增加库存、增加标准化模块、提高物流效率、分散供应商等[27]。面对供应链断裂，企业在短期和长期的应对方案也有所不同。以2019年日本对韩国实施的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为例，由于相关材料生产高度集中于日本企业，且光刻胶（易变质）和氟化氢（剧毒）不可大量囤积，在短期，韩国企业的应对包括向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替代供应商增加采购、从日资海外企业采购。但在长期，韩国选择提升国产化水平，包括投资本国企业研发、引进外资在韩设厂，其中氟化氢韩国国产化进步较快。2020年日本解除出口管制之后，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氟化氢始终低于管制前水平，但另两种材料对日本依赖度仍然较高，国产替代难以在短期内实现[28]。

四、应对产业链风险，中国供应链生态需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全球供应链重塑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产业转移和断供风险，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如何应对成为重要的问题。从供应链视角出发，产业链安全主要是指面对外部冲击时，供应链能保持韧性和稳健性。中国需要构建良好的供应链生态，给予企业在供应链上更大的灵活决策空间，让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能够迅速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以此方能保持相对持续、稳定的获取供应链盈余的能力。因此，良好的供应链生态有助于企业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增强供应的链韧性和稳健性，也同时起到保障产业链安全的效果。

成功的供应链管理需要对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把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供应链生态中，这三个维度仍然存在不同的问题，中国企业在供应链管理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一）国内ToB（面向企业）端物流效率仍待提升，国际物流体系尚弱

中国物流成本问题主要在于ToB端效率较低，和美国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1年中国物流成本为16.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4.6%，同期美国物流成本为12万亿元（对应1.8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8.0%。从物流成本绝对值和占GDP比重来看，中国的整体物流成本高于美国。尽管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与该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密切相关，但是制造业存货周转天数可以进一步反映该国的物流效率。在ToC（面向消费者）端，中国的物流效率已经领先国际水平，以京东和亚马逊的仓库运营为例，在单日发货量、分拣效率和准确率上，京东的“亚洲一号”已经基本和亚马逊仓库效率相近。然而在ToB端，中国的物流效率依旧较低。根据Wind数据，中美制造业过去5年存货周转天数平均值分别为83天和67天，中国比美国高23%。因此，中国物流成本问题主要在于ToB端效率较低。

中国ToB端的物流效率较低主要是因为自动化率低、运输效率低和集约化运输占比低。首先是自动化率低，2019年中国物流自动化率平均为20%，而发达国家为80%[29]；2019年中国现代仓储物流设施面积占总面积比例为7%，而美国达到22%[30]。其次是运输效率低，2019年中国货运空驶率约40%，而发达国家仅为10%-20%[31]。最后是集约化运输占比低，中国港口的海铁联运量2020年占比仅为2.6%，但发达国家高达20%-40%[32]。

改善ToB端物流效率，有助于增强中国供应链的比较优势。目前，得益于从业人员基数庞大，目前中国单位物流成本短期内或保持优势；但随着人口红利减弱，中国物流成本面临进一步的上涨压力。若能提升ToB端物流效率，中国物流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这将降低企业在华供应链的总成本，增强中国相较其他劳动薪酬较低的国家在供应链构建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帮助中国企业应对产业链风险。

此外，目前中国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尚弱，难以支撑中国企业出海或全球采购的供应链布局，主要体现为三点。1）核心物流节点和资源布局不足：以全货机来衡量，截至2021年1月，中国全货机约185架，美国全货机约1,125架，中国的全货机数量仅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33]，国际航线运能有待提高；2）门到门履约能力弱：国际物流服务需要协调不同区域、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差异，目前中国物流企业在涉及跨境、海外本地履约配送等方面的能力尚有所欠缺。例如，在国际快递业务中，外资企业依然占据全球主要市场份额；3）定价权掌控力弱：一方面，国际物流定价权与进出口货物的定价权有一定的关联，物流价格难以完全由物流企业决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物流节点布局较少，也使其在市场上难以获得定价话语权。

（二）资金流通效率低，传统供应链金融难以应对外部冲击

中国企业保管成本高，影响供应链中的资金流通效率。供应链中的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营运资金以预付账款、存货、应收账款的形式被占用，这导致企业现金流紧张，给企业资金周转带来一定的压力。这种营运资金被占用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保管成本上。保管成本是指物品从最初的资源供应方向最终消费客户流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除运输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外的全部费用，包含仓储、包装等显性成本以及资金占用和货损等隐形成本[34]。中国供应链中的保管成本较高，而美国供应链中保管成本较低。正如前文提到的，中美制造业过去5年存货周转天数平均值分别为83天和67天，中国比美国高23%。2021年全国社会工业品物流总额为299.6万亿元，基于2021年中国制造业存货周转天数（76天）以及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2021年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占用成本大约为2.5万亿元，占当年保管费用45%[35]。如果能加速供应链中企业的资金周转，就可以降低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供应链上企业经营的稳健性，进而增强中国供应链生态的韧性。

提升流通效率、降低保管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综合运用供应链金融工具。为了满足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应的金融产品孕育而生。在供应链上的企业生产运营的不同阶段，金融机构可以对其提供不同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如订单采购阶段的保兑仓融资、货押融资、订单融资、代理采购商融资等，存货保管阶段的仓单质押融资和存货质押融资等，销售回款阶段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应收账款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等。供应链金融服务在国外出现较早，其中保理在几个世纪前的西方国家就已经很常见，而存货融资市场在19世纪的美国广泛存在，仓单质押规则也在20世纪初的美国被建立[36]，这些都是较为常见的传统供应链金融，目前在国内也较为普遍。

但传统的供应链金融顺周期，可能放大外部对供应链的冲击，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在宏观经济周期中，传统的供应链金融[37]的弊端之一就是高度的顺周期，这使得供应链金融无法应对外部环境对供应链的安全冲击，甚至可能放大这种对供应链的冲击。顺周期表现为在经济上升期，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过热；而在经济下行期或者面对外部负面冲击时，金融机构信贷回落，这样又加剧了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下行期或者面对外部负面冲击时，企业的现金流往往出现困难，这是企业最需要资金的时候；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反而可能减少为受到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企业提供融资，甚至供应链上与该企业相关的其他企业也因此受到波及而较难获得融资。比如，伴随着2019年下半年的经济波动，中小企业借贷的违约风险可能增大，因此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对中小企业的借贷规模[38]，有些金融机构几乎完全中断了供应链金融业务。

（三）数字化渗透率不足

中国企业仍处数字化改造的早期阶段。以工业为例，2019年全球平均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为23.5%，其中德国最高，工业数字化渗透率达到45.3%；而中国的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仅为19.5%，虽然2020年增至21%，但仍显著低于德国等发达国家[39]。根据艾瑞咨询统计，中国大量企业仍处于供应链数字化改造的早期阶段。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供应链数字化产品的接受能力还在逐步拓展与市场教育阶段，对供应链数字化带来的优势认识不足[40]。另一方面，受预算限制，许多企业无法直接采购供应链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方案。

数字化改造可增强对于供应链需求端预测的准确性，帮助企业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提高数字化渗透率增加对于数据要素的累计，再在此基础上利用深度学习等算法进行数据分析，是供应链信息流管理的关键。特别地，在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冲击下，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增强对于需求变化的预判，能够帮助应对供应链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梅西百货通过挖掘信用卡大数据，前瞻性地预测出消费需求的下滑，及时削减库存计划。相比于其竞争对手科尔百货在2022年二季度同比增长48%的库存，梅西百货库存同期仅同比增长7%，成功减轻了2022年下半年美国百货公司普遍存在的去库存促销压力[41]。因此，改善数字化渗透率低的问题或能帮助中国企业提高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健性。

五、思考与启示

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和绿色转型引发全球供应链重塑，使中国企业面临外资产业转移和断供两种产业链风险。应对产业链风险，一方面，中国较大的市场潜力促使跨国企业在华策略转向服务中国本土市场，可对产业转移风险形成一定的缓冲；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或使疫情、极端气候等自然风险以及地缘政治事件在未来愈发频繁，供应链扰动因素增加，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从供应链生态构建着手，强化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综合能力。

改善供应链生态，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面对疫情、地缘政治等外部冲击时降低损失，并更好地适应绿色转型趋势。我们从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个维度展开对供应链生态构建的思考。物流方面，提升海内外物流效率可以缩短交付周期（Lead Time），既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华收益、减少产业转移，也可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供应链延迟及断裂风险。此外，相对于转换清洁能源，降低空驶率、发展物流协同等方式有助于企业在不大幅抬升总成本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呼应绿色转型趋势。资金流方面，合理发展供应链金融有助于增强企业资金流的稳定性，提高面临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链上主体的生存能力。信息流方面，疫情等外部冲击引发下游需求大幅波动，需要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增加企业对上游产能和下游需求的可见性，从而降低决策成本、提升企业供应链的敏捷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一）打破国内物流壁垒，建设国际物流体系

对内，中国需打破两个物流壁垒，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方面，中国需打破区域间物流协同的壁垒。为了建立统一大市场，中国应该鼓励跨区域、全网络的专业化物流服务商发展，打破区域间有形或无形限制，在强化规模经济的同时，也避免物流资源的重复建设和低效使用。另一方面，中国需打破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物流壁垒，加强运输要素协同。不同运输工具和模式有各自的优点和适用性，加强不同运输模式的配合与协作是提升整体运输效率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产业结构、运输标准不统一等因素限制，目前中国运输结构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未来加强发挥铁路的运输功能、实施多式联运将是运输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物流联接了生产和消费，是市场流通和运行效率的基础。在内循环中，打破两个物流壁垒有助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优化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协同，降低中国产业链风险。

对外，中国需建设国际供应链物流体系。在外循环中，中国需要通过抢占核心节点与资源以及提升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来升级国际供应链物流体系。首先，中国应加速布局核心供应链节点和资源。作为物流链条中对效率和安全起到重要作用的核心资源，海外仓和运力资源应成为优先布局的领域。海外仓方面，在特定运输场景下，仓储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未来随着跨境物流供应链的成熟，海外仓将成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同时，一些具备一体化能力的物流企业或推进海外收购，从而开启行业整合，海外仓将从过去两年的粗放扩张向高质量整合转变（图表8.12）。运力资源（货机、船舶）方面，中国国际运力资源有大幅上升空间，例如日本从1970年代开始，进口货物国货国运比例可达60%-70%，而中国在2019年的国油国运比例仅有30%（图表8.13）。此外，中国应积极培育国际性的物流企业，使其肩负起国货出海的供应链重任。参考美国UPS、FedEx的发展历史，美国跨境物流企业的崛起与美国企业出海相辅相成（图表8.14）。FedEx通过收购、自建等方式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可靠的履约能力、具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帮助美国跨国企业实现其全球化。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的物流企业也需要成长为国际性的供应链公司，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图表8.12：中国海外仓数量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13：日本1970年代起国货国运比例较高

资料来源：The Japanese Shipowners’ Associa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14：FedEx伴随着美国产业升级而崛起，并跟随美国跨国企业而实现全球扩张

资料来源：FedEx官网，公司公告，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合理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提升供应链安全，需要增强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掌控供应链上下游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来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种模式就是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这种模式出现时间最早，也最为普遍，是传统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难以自发地发挥应对安全冲击的作用，反而有可能成为安全冲击的放大器。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增强供应链金融政策性的方式，来提升供应链安全。

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性作用。银行是中国供应链金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为国有银行，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发挥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性作用。从供应链金融不同资金来源交易额来看，银行直接融资的交易额最大，2021年达到了44.9万亿元，近五年来银行直接融资的交易额占所有资金来源的比重为75%左右[42]。在供应链面对外部冲击时，尽管供应链上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下降，但由于银行增加了供应链上较为脆弱企业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因而可以保障其正常运转，维护供应链安全。

保障供应链安全，除了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应该发挥政策性作用之外，还应当关注另外一种模式，即以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适当发挥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已逐渐兴起。随着供应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43]，包括一些大型仓储物流企业或者一些科技平台企业[44]，为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和其他金融服务，这种模式即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45]。核心企业立足于各自专业优势和市场定位，把控供应链上下游的价格、订单、货物等关键信息，结合自身或金融机构的资本优势，一方面通过核心企业自己设立的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融资、投融资平台，另外一方面通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相关供应链金融业务。这种模式伴随着精细化的生产、便捷的物流、规模化的企业集团运作而发展起来，在国外已较为普遍，如通用电气通过GE Capital为其客户提供资产担保贷款及设备融资[46]，联合包裹公司通过UPS Capital为客户提供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抵押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47]。而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金融实践，如顺丰、海尔、美的等通过财务控股公司为集团供应商提供应收账款保理、票据贴现等服务[48]，京东等电商平台为中小微企业、京东平台合作商家提供预付融资、应收融资、票据融资等金融产品[49]。

在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核心企业更了解供应链上企业的经营情况，在保障供应链安全上可以发挥作用。供应链上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融结合模式，没有政府担保，也没有面向社会公众进行融资，而只是依靠内源融资去支撑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除此之外，相较于金融机构主导的模式而言，由于核心企业比金融机构更了解供应链上企业的经营情况，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助于缓解金融的顺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更具优势。因此，若要通过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来破解融资约束，政策上或应该允许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适当发挥作用。

（三）把握供应链4.0的数字经济机会

数字经济时代5G、AI、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加可得和易于应用，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密集、成本高、管理落后的痛点。传统物流行业仍是劳动力密集行业，但中国劳动力“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此外物流是个较为分散的市场，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低。数字经济时代5G、AI、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更容易获得并应用，将会显著优化物流企业的业务流程和运作方式。

中国通过供应链4.0的投入，加强管理上的掌控来控制风险，或可以减少产业转移的必要性。日益成熟的跨境电商模式，便是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典型体现：一方面，跨境电商流通链路短、时效高，能实现链路数据共享，直达消费终端，让产品力和品牌力直接相连，成为中国制造链接全球消费者的第一路径。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模式也让新兴国家、中小企业更容易参与全球价值链。例如，从SHEIN的“小单快返”模式看数字化物流供应链：“小单”指的是SHEIN大部分订单是100-300件，平均订单交付期为11天（而ZARA为30-60天）。“快返”指的是SHEIN根据消费者购买反馈决定哪些款加单，SHEIN每月上新大于1万款，而对比之下ZARA每月上新仅1,000-2,000款，小单快返模式对数字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相比于传统贸易，中国品牌在跨境电商供应链中处于更核心旳地位，有望诞生链主级企业，从而提升供应链的可控性。

资料来源

[1] 苏尼尔·乔普拉、彼得·迈因德尔：《供应链管理》2017年第6版。

[2] Richard Baldwin,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July 2012.
[3] Richard Baldwin,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July 2012.
[4] Richard Kneller, Daniel Bernhofen and Zouheir El-Sahli,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container revolution on world trade, January 2016.
[5] Richard Baldwin, Rebecca Freeman, Risk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October 2021.
[6] Hau Lee, V. Padmanabhan, Seungjin Whang, The bullwhip effect in supply chains, April 1997.
[7] 数据来源：俄罗斯海关，欧盟能源总署
[8] 中新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2/06-28/9790127.shtml
[9] Montel:
https://www.montelnews.com/news/1305429/italy-approves-construction-of-400-mw-wind-capacity
[10] Richard Baldwin,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July 2012.
[11] OEC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insights on the trade-investment nexus, OECD STI Working Papers, 2018
James Markusen, 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95.
Marcel Timmer, Abdul Azeez Erumban, Bart Los, Robert Stehrer, Gaaitzen de Vries,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 2014.
[12] 此处外商投资企业不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 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1》
[14] OEC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domestic value chains, OECD STI Policy Papers, 2019.
[15]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21）
[1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17]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计算。2011年后，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为保证口径可比，我们将2011年定为基年。
[18] 作为下游采购方，企业在市场上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原材料、中间品或服务，以完成后续生产；作为上游供应商，企业则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及服务。由于供应链的多层级性，一些企业在产品供应链中可以既是上游，也是下游，比如一级供应商相对核心企业是上游，但相对二级供应商又处于下游。同时，由于我们以产品为中心区分核心企业，核心企业之间可以存在供应和采购的上下游关系，比如电子元件企业自身作为核心企业管理其上游供应商，但它同时是电器企业可挑选和管理的上游供应商。
[19] 数据来源：Apple Supplier List FY2020
[20] 全球主要跨国企业的主体为MSCI全球指数收录的上市企业。中国大陆地区的收入占比数据由FactSet估计，主要参考2022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公布的最新年报。
[2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https://unctad.org/news/shipping-during-covid-19-why-container-freight-rates-have-surged
[22] Sebastien Miroudot, Reshaping the policy deba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global supply chains, October 2020.
[23] 苹果公司官网：
https://www.apple.com/hk/en/newsroom/2021/10/apple-charges-forward-to-2030-carbon-neutral-goal-adding-9-gigawatts-of-clean-power-and-doubling-supplier-commitments/
[24] 中国工信产业网：
https://www.cnii.com.cn/gxxww/rmydb/202205/t20220525_383426.html
[25] Kearney, The tides are turning – The 2021 Reshoring Index, April 2022.
[26] 何璐、李求索、王汉锋:《百年变局中的在华外资企业》2022年6月20日。
[27] Sunil Chopra, ManMohan Sodhi, Reducing the risk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2014
Sunil Chopra, ManMohan Sodhi, Managing risk to avoid supply-chain breakdown, September 2004.
[28] 日经中文网：
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9012-2022-06-30-05-04-00.html?start=1
日经中文网：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3756-2021-02-09-04-59-20.html?start=1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south-korea-chip-solutions-0708-mon-idCNKCS1U4054
[29] 数据来源：MIR Databank
[30] 数据来源：戴德梁行
[31]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32]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33] 数据来源：Planespotters
[34]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35]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由于这种计算方法采用的是全年累计流通值，因此实际的资金占用成本可能小于45%。
[36] 胡跃飞、黄少卿：《供应链金融：背景、创新与概念界定》，《金融研究》，2009年第8期.
[37] 传统供应链金融主要是指市场化运作的供应链金融，并和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相区分。
[3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智慧供应链与金融”系列评论之二十八 直面疫情，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帮助中小企业脱困？
http://www.chinawuliu.com.cn/zixun/202002/07/491669.shtml

[3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40] 艾瑞咨询：《2022年中国供应链数字化升级行业研究报告》
[41] Wall Street Journal. How Macy’s Has Avoided — So Far — the Inventory Pileup Plaguing Other Apparel Chains. October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macys-has-avoidedso-farthe-inventory-pileup-plaguing-other-apparel-chains-11664930492
[4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保理委员会
[43] 供应链中某一环节相对强势而其上下游较弱势的企业，其中较为强势的一方被称为“核心企业”。
[4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2020）提到“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仓储及物流企业、科技平台应聚焦主业，立足于各自专业优势和市场定位，加强共享与合作，深化信息协同效应和科技赋能，推动供应链金融场景化和生态化”。
[45] 狭义的核心企业一般不包括仓储及物流企业、科技平台，但由于这几类企业在生产、服务等环节在供应链中地位都至关重要，且和金融机构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比，都从自身业务出发拓展金融服务，因此本报告在后文中将这三类企业统称为核心企业，即广义的核心企业概念。
[46] 通用电气官网：
https://www.ge.com/cn/b2b/capital
[47] 联合包裹公司官网：
https://upscapital.cn/about-us/company-history/#
[48] 顺丰财务公司官网：
http://www.sf-treasury.com/virtualpath/static/business/loan.html
海尔财务公司官网：
http://www.haierfin.com/web/jrfw/gsjryw/index.shtml
全链融公司官网：
https://www.techlinkall.com/about
[49] 京东企业金融平台：
https://qyjr.jddglob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