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律的制定过程
-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奏上，是为《武德律》，是唐代首部法典。
- 唐太宗时期颁行《贞观律》，吸收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制度，确立了唐律的主体内容。
-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行《永徽律》，进一步完善了《贞观律》的相关内容，并令长孙无忌等人对《永徽律》进行逐条解释，撰《律疏》30 卷与《永徽律》12 篇合编在一起，是为《永徽律疏》，又称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这部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准，实现了礼法的高度融合，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法典。 - 《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以《周礼》六官为模式，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类似于行政法典，该法典第一次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
二、法制内容
（一）六赃
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 受财枉法：
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 受财不枉法：
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是未枉法裁判行为，即“拿人钱财不为人消灾”的行为； - 受所监临：
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 - 强盗：
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个人犯罪）； - 窃盗：
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个人犯罪）； 坐赃：
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 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二）六杀
谋杀：
律疏云：“‘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即主要是指二人以上合谋杀人的行为。故杀：
律疏云：“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时产生了杀人的意念。注意关于故杀和谋杀的变化： 故杀，最早源于北魏，即事前无预谋的临时起意杀人，类似现今的“ 激情杀人”的概念；谋杀，晋朝张斐将“谋”解释为“二人对议”，这种解释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在《唐律疏议》中将谋杀首先定义为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但《唐律疏议》中谋杀的概念较过往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不再被视为必要共犯，单独一人也可以成为谋杀罪的主体。《大明律》沿袭了《唐律》的做法，规定谋者，为二人以上。到了清代，谋杀与故杀的判断的唯上标准是“事前有无预谋”，从此彻底突破了谋杀为必要共犯的传统观念。
斗杀：
“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的行为，按唐律规定应处以绞刑。- 戏杀：
“谓以力共戏，至死和同”的行为，即行为人主观上无杀人故意，只是因游戏而发生的致对方死亡的行为。 - 误杀：
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的行为。 过失杀：
因“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的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三）保辜
在被害人伤情未定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观察治疗期限；待辜限期满后，再根据被害人的伤情，决定如何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确是一个进步 。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分五等，由六十到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 刑罚原则：
（1） 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公罪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职务过失犯罪。私罪指的是与职权无关的犯罪行为或利用职权徇私枉法类的犯罪。公罪从轻，私罪从重。
（2）自首与自新制度：
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代罪行的，叫作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首者可以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偿还，自新者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但是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 并私习天文者，不在自首之列”。
（3）类推原则：
法律没有规定时，依据近似条款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概括为减轻处罚举重以明轻；加重处罚举轻以明重。如夜半闯入人家，主人防卫，登时杀死闯人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规定登时打伤闯入者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打伤更不论罪。
（4）化外人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一国籍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相互侵犯构成犯罪的，按照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相互侵犯构成犯罪的，按照唐律处断，实行属地主义。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 “礼律合一” 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制度“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律的统一。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统治。 - 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的秦汉法律，一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 12 篇 502 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d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 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唐律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相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 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传统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的《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三、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
- 大理寺：
以正卿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奏请皇帝批准，对刑部的死刑案件及重大疑难案件有权重审。 - 刑部：
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御史台：
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应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二）会审制度
三司推事：
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和大理寺卿共同审理中央或地方的重大案件。三司使：
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审理地方不便送往中央的案件。（三）刑讯制度
规定常行杖这一刑具标准，并规定刑讯次数和间隔： 3 次、200 下、20 天。
- 反拷制度：
刑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反拷原告，以查明是否诬陷。 - 两类人禁止刑讯：
具备特权身份的和老弱残疾的。 - 刑讯的条件：
对于证据确凿，狡辩否认的案件，可以适用刑讯。同时规定，经过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四）法官回避制度
《唐六典》首次规定了法官回避制度，称为“鞫（jū）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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