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永不眠》

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香帅无花

摘录

◆ 序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金融于现代经济的意义，相当于血脉系统之于人。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德国诗人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的这句话道出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

确实，理论的深邃如果总是以晦涩的面目呈现，那就会待字深闺、无人相识，最终只能局限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内，让专家学者自我欣赏和自娱自乐。我常想，理论闪烁的光芒，应该和现实蕴藏的养分直接发生光合作用，这样，理论才会更加鲜活生动，而现实也将更加大放异彩，更加符合理性预期。作为一

她正在尝试的，是将晦涩的金融理论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打开，用妙趣横生的语言来诠释、解读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

把深奥晦涩的理论诉诸直白的表达方式，离不开扎实的理论研究功底，也离不开扎根现实世界上下求索的泥土气息。

年轻的唐涯博士就像一名斗士，用犀利的笔触直捣事件本质，为我们拨云见日。

使之成为金融理论升华的素材库和营养库

从房价、汇率到股市，从中国社会的痛点、焦点到兴奋点，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那颗与中国经济一起律动的丹心和一个严肃学者的独到见地。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可能明天让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止步于不切实际的财富幻想，学会积跬步乃至千里。

◆ 序二 人文气质与侠义精神——有温度的金融江湖

历史扑面而来，现实如影随行，让我们这些过来人不禁抚今追昔，怀想中又充满期待。

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理解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历史渊源，是企业家大局观中重要的一点。

人文气质和侠义精神，从来都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而家国情怀，更是湖南人灵魂深处的追求

教书以育人，写书以育世的理想

◆ 自序 江湖夜雨十年灯

金融江湖，原就是坐而论道好天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韦小宝开始戴着虎头帽在丽春院说书，一直到最后弃官救师，浑不改其油滑世故，却在终极道路上皈依了侠义精神。 庙堂与江湖，其实是一个游戏的两个端口罢了。

历史是个钟摆，你若要亲历历史，就回来。隔远了，总是雾里看花。”

而好的专栏需要全视野，在横向的广度上有延伸，同时要兼顾逻辑上的美感。

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最好的状态无非是几条：智慧、坚韧、好学，一点儿热情和一点点游戏人生的态度

记得《笑傲江湖》中丹青生有一桶吐鲁番四蒸四酿葡萄酒。那酒似是百年又似十年，奇趣便在酒味陈中有新、新中有陈。如同做人一样，九清一浊，最是难得。

◆ 卷一 借历史的酒，浇我们自己的块垒

在16世纪中叶前，东西方的“金融意识”分歧不大。转折点是万历到顺治这段时间——中国始终维持着“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此时的荷兰人却已逐步开创现代金融体系。

如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描述金融，大概就是所谓的“资金融通”吧。

有关中国最早借贷行为的记载始于西周（《周礼》），当时，一个叫“泉府”的机构（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和央行的混合体）掌管着没利息的“赊”和有利息的“贷”。

南北朝以后，“抵押借贷”又开始流行，典当（当时叫“质库”“解库”）正式进入三百六十行的行列。

而从莎翁名著《威尼斯商人》所折射出来的民间借贷活动来看，一直到16世纪中叶，也就是我国明朝中后期，东西方的“金融意识”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分歧和变化。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吊诡地发生了逆转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我粗浅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给出模模糊糊的答案：1587年（万历十五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遥远的欧洲，濒临北海的一片弹丸之地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富裕商人阶层为主体的国家成立了，它的名字叫“荷兰”（荷兰联省共和国）。

为了生存，这个只有150万人口的联邦制小国需要开拓远洋贸易航线，而开拓航线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如何吸引资金、如何处理投资人和贸易船队的关系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迫切的命题。

1602年（万历三十年）

一家名叫“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发行了股票——人们为这个公司即将开始的远洋贸易投资，公司许诺以利润分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所有投资者都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将以所持股份的比例分享这个公司成长的价值。

所有的利润都被用于在远东地区马不停蹄的扩张。

那么，要怎么样满足公司“投资人”时不时的流动性需求呢？聪明的荷兰人又创造了一种制造流动性的机制——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将自己手里的股票变成现金，而任何人都可以以现金购买股票。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

新的财富引擎。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又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当大明朝的广大疆域上还只有零散的钱庄、典当行这样原始的类金融机构时，荷兰人已经将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引入了他们的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信用”凌驾于一切政治甚至国家机器之上。

信用、可交易证券，以及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这几乎囊括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全部基石。

也就在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有15000多个分支机构，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左右。

纷纷加入了“承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债的行列中，创造了世界上最初的债券市场。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纽约”，而那一片荷兰移民开始他们金融“掮客”业务的狭长地带，后来被称为“华尔街”。

从万历走到顺治，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中渐行渐远。“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维系着庞大帝国的运转，缓慢，却倨傲。而荷兰人开创的现代金融体系，却成了真正开启“新世界”的钥匙。

为什么我们会和现代金融告别？为什么是在那么稚嫩脆弱的滨海小国（荷兰）产生了现代金融的萌芽？顺着金融的本质特征，我尝试着去理解和回答自己的问题。 现代金融与传统借贷的一个区别在于以流动性为核心的信用创造。通过（金融）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线状的借贷关系被发展成网状（或者更复杂）的“金融关系”，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信用的再生和传递。一切金融交易和创新都是基于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稳定生态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有二：一是清晰的产权和产权保护；二是产权保护的法律能得以顺畅执行。

从国家建立伊始，商人阶层就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产权保护的要求一直是立法和政权最基本的诉求。另一方面，联省共和国的各个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独立和平等，一直处于极度松散的政治体系之下，也因此就容易达成一种制衡的国家立法体系，不会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时不时有贵族特权势力将均衡打破。

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因缘际会，中央集权与王权的趋势正在走向巅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产权，更无从谈及产权保护，没有了产权保护，交易和信用都是奢侈品，即使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足以支持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

清朝中后期钱庄也曾兴盛一时，然而，由于缺乏金融生长的土壤和基因，钱庄最终没能脱胎成真正的现代金融机构，

◆ 客途秋恨：极简香港经济史

“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客途秋恨，也许恰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说起来，香港也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约1104平方公里土地、700余万常住人口的狭长半岛，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

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

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国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

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一些渔民和村夫

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家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  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在这个小岛上埋下了种子。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两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

。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亦谐亦痞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

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能与外资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不少殖民地式的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新生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

“大上海”顿时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沉沦叹息。

纺织品和成衣占本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港。

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来港。

港人的勤奋搏命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的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与细腻，以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

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

香港为什么那么香？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从转口港成功转型为出口加工制造加贸易航运中心。

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正式开幕。这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证券交易所，打破了外资在证券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以此为起点，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四会时代”：1969年成立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

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产成了新兴的商业活动。除了银行信贷业务外，按揭服务又成为新的金融业成长点——不断攀升的房屋价格反过来再刺激投资的需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形成正向的螺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香港从制造业迅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

1973年，香港解除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内地快速复制了香港模式，出口加工业从珠江三角洲向广袤的内地拓展，最终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各大国际企业和金融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

1986年4月2日，香港证券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合并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同年9月22日，联交所获接纳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

“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雏形浮出水面。金融业和相关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支柱行业。

从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

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岁月，香港人跑马、跳舞、喝下午茶、说牛津腔英语、出国旅游……样样透着矜贵和纸醉金迷。

作为典型的港口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可比性。截至2014年，香港土地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新加坡领土面积大约707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两者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从简单加工贸易转型为金融服务业。

，新加坡这些年经济增速超过香港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上海。自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使得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

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逐渐缩小。

2001年本港大学毕业生（入职）月薪为10000元港元左右；2014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港岛5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从195万上涨到650万港元左右

和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命运一样，他们长大后发现被生活的空间和“鸽子笼”压得喘不过气，日日奔忙，承受压力，却终于成为“负资产”的“失败者”。纵向比是本港的黄金时代，横向比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令人目眩的增长，而自己极目四望，发现高昂的房价、多年如一日的薪资和乏力的经济增长已经像低垂的天幕，纵然如何努力，也压垮了上升的通道——苦闷和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在香港社会的底层和中层。

这个话题说起来如此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香港也不例外。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

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

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是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

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到2014年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

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之外，都背靠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

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和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和内地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

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

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

于是深圳特区的经验便进入视野，把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从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权的名义将地租赁给开发商。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路径。

日用之道：世俗理性的原则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轻易以一己之见来做普世真理。

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马歇尔认为市场资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哈耶克论述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价格计算系统”来设计经济运行，而市场价格则是通过汇集各种不同信息，来实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人类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沟壑，古老的东方政治哲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融、相通在一起。

哈耶克有一个词叫作“致命的自负”，用来描述计划经济“中央设计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

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的精英理性要来得实在、可靠。

社会生活的实践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丰富和深刻，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领导层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

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世俗理性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他以一己之力，打下了长江三角洲高等教育的基石。

和所有中国的传统士子一样，张謇笃信的是“家国天下”，其政治抱负远超过经商热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顽固僵化，从清王室的保皇党，转变为立宪派，再转为民国的民主派（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其路径虽长，却可以归结为简单一句：“民生”为第一要务。凡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府、政策、举措都是可以权宜处理的。

戎马也罢，入仕也罢，从商也罢，无不为此。然而时局大势颓废，民族工业式微，张謇也终究没有能扛过时代车轮的碾轧。

一代民族工业的拓荒者、立宪运动的领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60岁后再跃马扬鞭，以一个坚定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在一片荒凉的泥泞之地上，留下中国改革最传奇的拓荒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

◆ 历朝商界风云，何处安放马云？

你看人家范蠡，帮越王勾践雪耻之后，怕功高盖主，改了名字，带着美人西施云游四海（“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最后定居在山东定陶（属于齐国）。做国际贸易，把越国的蚕桑、秦国的铁器、赵国的木器在各国之间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发了财之后做做慈善，最后青史垂名（“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汉朝进入大一统时代，开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士、农、工、商”的排名从此之后不可撼动，商人敬陪末座。

元朝搞种族制度，淮河以南这些原来南宋辖区的汉人被统称“南人”，是社会最底层，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被玩死的地位（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那些较早被征服的汉人）。

宋朝的商业环境也挺宽松。宋太祖就颁布过系列“恤商”的法令，宽待商人。

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