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跨年演讲

1.长大以后有多少责任和烦恼？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你看，这里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过去的很多年里，这堆糖果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览馆里。它是一个艺术作品。创造这个作品的人，叫冈萨雷斯。

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是79.4公斤。这是个什么重量呢？这是他的爱人生前的体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堆糖果。
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那也就意味着来参观的人，可以随意拿走一些做纪念，吃了也行，带走也行。但是，每一天的展览结束，冈萨雷斯都会给这堆糖果重新称重，然后补齐被拿走的部分。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这堆糖果的重量，始终是79.4公斤。
冈萨雷斯想表达什么呢？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但生命终会流逝，就像糖果总会被人拿走。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这个故事像极了过去一年间武汉人所经历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见证了爱的力量。在这里，向你们，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
还要致敬的，是当时的那些逆行者。今年年初的那场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来到这里。有人发了一个截屏给我，有一位护士长当时许下一个愿望说，想带着家人来看今年的跨年演讲。
此时此刻，我要特别欢迎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护士长、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晓静女士和她的家人。欢迎你再次回到你曾经为之战斗过的大武汉，欢迎来到跨年演讲。
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这儿有多么的不容易。大家坐在这儿，正在看今天的直播，正在感受今天的氛围。可是你们并不知道一个秘密：在此之前，我们为跨年演讲准备了一个后手，一个B计划，你们想知道吗？
在整个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们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场馆活动仍然不能开放，你的跨年演讲还办不办？怎么办？是不是一个人拿一手机直播就算了？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办，肯定得办，而且肯定还是在体育馆里办。哪怕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体育馆讲完全场，也要办。
因为今年我们太需要一点确定性了。
我们同事还开脑洞了，说为了避免我一个人站在场里太孤独、太悲壮，我们可以在现场每个座位上摆一棵金橘树。远程参与这场跨年演讲，愿意留个纪念的，我们还可以把座位上的这棵金橘树，就这一棵，快递给你。
连这些树的名字都起好了，去年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词，叫“躬身入局”吗？这些金橘树，就叫“躬身入局橘”。
还好，今天还是有些人能来到这里，不是金橘树。欢迎你们。

之所以跟大家说这个B计划，是因为这特别像我们2020年整体的感受。2020年，有多少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去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
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压力测试，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线思维。 我们想不到，我们买一只口罩都曾经那么难。 华为想不到，有人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买一颗芯片都那么难。 留学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难。 家长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个学期，孩子去学校上个学居然会那么难。 中国的电影院想不到，开个门会那么难。它们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场。 日本人想不到，这个夏天会那么难。2020年东京奥运会居然要推迟到2021年，而且可能还叫2020东京奥运会。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 美国人巴菲特想不到，炒个股会那么难，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断。 过去这一年，这张见证历史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很长。
世界从此不一样了。今年，我们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我下面这段话，不带任何情绪，但是今天开场，必须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2020年中国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实——
这40多年来，他们说全球化好，那我们就改革开放，一步步拥抱全球化。然后，他们说要脱钩。
他们说要产业升级，我们以世界工厂的姿态承接了那些落后产能。然后，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老跟在他们后面学，我们努力了很久，真创新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有威胁，不卖芯片给我们。
这就好比，他们三缺一，叫我去陪他们打麻将，我认认真真打，也就刚和了两把，他们说他们三个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让我上桌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我看，原因其实就四个字，我们拿来作为今年演讲的主题：
长大以后。

中国现在有多大？
我们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90%的电脑。
这么大的体量，确实很难让别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来看我们。
长大以后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其实都有体验。今天我在光谷，在武汉，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
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来武汉上大学。就在距离我们演讲现场5公里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

我爸问了我一个问题：“明天你就要正式报到了，你就是大学生了，你知道今天这一晚对你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就是上大学了呗。”
他说：“对。那上大学意味着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打明儿起，社会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今天，你说错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出面，说一句孩子还小，不懂事。明天，你成了大学生了，你说错了话，那你就是说错了，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负责。”
当时我同时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说不清什么理由的豪迈，终于是自己做主了；另一种是很明显的恐慌，感觉世界变得很严厉。
我还是那个我，但是别人对我的期待，对我的态度，一夜之间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为长大。
你看，长大以后就是这么大区别，一夜之间，就有这么大变化。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因为长大，别人看待我们的目光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常说，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很多问题把规模做大，自然就解决了。但是，很多时候，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长大了，很多问题都是新的，我们要独自面对。2020年弥漫着一种情绪，就是觉得世界变了，此前的经验没用了。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熟悉吧？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感受，就好像脚下一路走过来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却是波涛万顷的汹涌大海。
我倒是觉得，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有了这样的2020年，世界的确定性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关于确定性，我先跟你说个事，请你也感受一下。 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我跟他并不认识，但是辗转听到了他的故事。他筹到了一笔钱，想搞扶贫。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我们都知道，金丝楠木是极其珍贵的木材，但是长得特别慢，需要几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过去只有人砍，没有人种。即便是在金丝楠木的故乡，中国四川，野生的金丝楠木现在也非常罕见。 王益和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短期内你不许卖。这些树苗的直径每年长一公分，几十年后，可以成材。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这么100棵，几十年后，怎么也值几十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该干嘛干嘛，不用为这些树操心。 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的。你想，我们这代人总是被告诉一句话，世界是不确定的。明天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我都不知道，何谈几十年？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
你干什么事儿几十年后能有这样确定的收益？但是，再看这些金丝楠木，这个世界上居然就有这种事，只要你肯等，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那个长期确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
好了，我知道刚才讲的金丝楠木已经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问题：咱得琢磨琢磨，这是咋回事？是什么类型的事具有这样的特点？不用操心，时间越久，价值越大。
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就是学校啊。进入一所学校，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是校园的硬件设施？图书馆的藏书？老师教的知识？离开的时候拿到的那一张毕业证？那确实是收益。
但是，它是最主要的收益吗？年纪越来越大，活到我这岁数就明白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学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学。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上学。当时一看周围，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十几岁的毛孩子，“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是，毕业之后，将近30年，大家分头奋斗。
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哇，我的同学们都成长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至少在他各自的那个单位，他一定是个人物啊。大家互相帮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
其实不光是我自己，年长一点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平时不联系的同学，到一定岁数，突然就成了你成事的助力。你可以呼叫他的帮助，他帮助你的能力也在增强。这种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
你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同学，他们的成就是他们的奋斗所得，与我何干？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们成功带来的光芒，而且这件事还是确定的。
当然我的奋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好奇怪，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这跟刚才那些农民能够分享到金丝楠木的未来价值是一样的效应。请问这个效应是什么？
这个效应就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个词来命名吧，就叫“时间的朋友效应”。
什么是“时间的朋友”？说白了，就是在时光里，我也在长，你也在长，咱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大家分头努力，各自向好。这说的不就是同学的关系吗？第二，我们彼此认同、守望相助。认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这说的不就是母校吗？只要做到这两点，“时间的朋友效应”就会出现。

这种“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不信你看这张照片。著名的索尔维会议的合影，摄于1927年。这张照片里面有谁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曾经惊叹，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但是现在我其实明白了一件事情，他们开会的时候，其实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什么样的群体当中。

就拿我们所在的武汉来说，2017年武汉市启动了百万大学生留汉工程。今年年初，提前完成计划，就在三年间，把109万大学生留在了武汉。也就是说，今天你走在武汉的大街上，十多个人里就有一个这三年留下来的大学生。
我不知道，未来几十年他们每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在这片地方上大学的人里面，曾经走出了雷军、易中天、陈东升，也走出了张小龙、孟晚舟，等等等等。这留下来的109万人中，20年后会涌现出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一定有。
说到这儿，你其实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对不对？转头一看，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也生活在这样的年代。
这才是身处大历史中的人真实的处境。你身边其实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现在，你还不知道它的样子。
此时此刻，我有一个建议，在今天武汉光谷的主会场，和全国的分会场，请各位看看你身边的人，也许是个陌生人，没关系，跟他们打个招呼，记住他们的样子，交换个联系方式。这个时代的英雄，也许就在我们中间，多年之后，也许我们就是校友。
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此时此刻，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时间的朋友。
这里是由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深圳卫视和爱奇艺全球同步直播的，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今年是第6场，也是倒数第15场。欢迎回来，时间的朋友。
还记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也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生命生长，是有声音的。

噼噼啪啪，喧闹得很，我知道，那是长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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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规模中国还有什么优势？

不知道各位怎样，反正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还会持续增长。
我的反方，一个假想的怀疑主义者，说这事儿未必，有点看不清。
我坚信中国未来会好，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你去年的跨年演讲我听了，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
你说中国经济未来好，你看看人家印度：人口13.8亿，增速比中国可快多了；印度人平均年龄才29岁，而中国是37.4岁，比中国可年轻太多了；印度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1/3，可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便宜太多了；而且2020年，这世界上还有人要威胁和中国脱钩，印度可没这问题。
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
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那么多人对印度抱有期待，毕竟中国漏出去了那么多。
那请问，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
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那中国流出的这部分低端制造业，被谁接住了呢？是越南、印尼、孟加拉这些国家，没有印度。
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咱们中国厂长一看，这是人才，得赶紧提拔。结果提拔之后就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为什么？
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
后来，公司没办法，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这已经算是降职了，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
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
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未来印度不论表现得多么自信，不论拥有多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他是我们跨年演讲的老朋友了。他发下大愿要持续跟踪中国发展30年，每年为中国写一本书，每年为得到用户出一份中国经济年度报告，这已经是第三年。
今年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上。
所以，他把今年的主题命名为“本土时代”。换句话说，他是要追问：中国这片土地，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没错，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何帆老师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我们都想把桥修大。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就在距离我们此刻演讲的武汉光谷体育场2.5公里外，就是联想的武汉工厂，这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请注意，武汉正式解封，你在新闻上听到的是4月8号。我们对那之前武汉的印象，是空荡荡的大街。没有想到吧？就在那个时候，居然有如此忙碌开工的万人工厂。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求可不低啊。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这是因为联想的招工能力强吗？
不只如此。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
以往这些工人可能在华东、华南地区打工，今年因为疫情，就都留在了湖北。联想工厂一招工，这群工人正好就来了。
齐岳厂长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政府从各地调派人员提供帮助，有人引导，有人登记，有护士服务取样，企业压根就不用操心。
同样是给全体员工做核酸检测，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件事都需要企业自己想办法。

所以齐岳厂长就跟我感慨，在国外，你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还有第三点，工人进了厂，防疫怎么抓都行。但是工人得下班，得回家，得回到自己住的社区。回到社区万一感染了，第二天再来上班，这工厂的防疫系统不就形同虚设吗？
但是在武汉，这家工厂的一万多工人住在大邱、凤凰等很多个社区，社区的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请注意，可不是这一家工厂啊，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了就追平了，三季度猛涨，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武汉正在从“风暴眼”变成“风向标”。
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经济发展能力背后，其实是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啊。

就在元月1号和2号，刚刚我说的这家工厂会暂停生产，把自己变成一个展览，供大家体验。所有在武汉的朋友都可以预约参观。
何帆老师《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的新书发布会就要在这家工厂举办。何帆老师告诉我，他对这场发布会非常期待。
说到这儿，我要隆重地推出2021“时间的朋友纪念礼盒”。我们把何帆老师的这本大作《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香帅老师的《香帅财富报告》这两本新书，都收入了这个礼盒。限量5万套，此时此刻我们宣布，全球首发。
我敢说，这会是开年很多中国人优先阅读的两本书。《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讲的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未来，《香帅财富报告》讲的是每个人的未来。
现在下单，你将会是全世界第一批拿到《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香帅财富报告》的人。我们还在这个礼盒里放了一点小惊喜，希望你喜欢。

从这家工厂的例子当中，你体会到什么？就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

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
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疫情期间，她手里有多少个人呢？12个人。她要解决多少问题呢？
她所在的社区有12765个居民。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不可能啊，12个人解决12765个人的问题，管不过来啊。
别着急，陶久娣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里的商业服务人员，比如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各尽所能。
人还不够用怎么办？志愿者，疫情期间，有72人也加入了她的网络。
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那再不够呢？没关系，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你看，一个居委会，它就是靠这样一层一层的网络，担当起原本12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
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我之所以要从一个居委会讲起，就是想破除一个误解：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
再给你举个例子。今年，我的一位朋友，《读库》的创始人六哥张立宪，把库房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经常跟我说，当地政府给他们的服务太好了。
但是请注意，这个“好”，并不是给钱、给地、给资源，而是利用当地的网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没有边界，但是给资源，那是有边界的。
举个特别小的例子，2020年6月6号，我说明一下啊，六哥特别喜欢6这个数字，凡事都得赶个6，所以6月6号在南通开业大吉。
有个嘉宾起哄，说6是读库的幸运数字，读库这个新仓库，怎么能不是6号库，是2号库呢？于是有人开玩笑说，南通开发区的服务这么好，不就是个牌儿吗？能不能帮个忙，发个话，把2号改成6号啊？
如果你对地方政府有刻板印象，是不是觉得这事特别简单，2号改6号，随便来个领导大手一挥就行。没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唐进华局长一下子就严肃了：“我怎么服务都行，但这个园区的产权不是开发区政府，是人家企业的。
我得查一下合同，应该是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标牌管理，可不能胡来。”六哥当着所有的客人，立即竖大拇指。你看，服务归服务，边界归边界。这是一个多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样子。
我们回头来看这几个例子，无论是武汉的居委会陶久娣书记，还是南通的开发区干部唐进华局长，他们做事的方式都和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样。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在做资源分配，他们拥有权力嘛。
但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政府更像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他们在做网络连接。地方政府，不是在聚积资源分配的权力，而是在培养网络连接的能力。
再给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前几天我吃了一顿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饭，不是饭菜本身好，而是在座的人厉害。出席的院士就有两位。很骄傲，这两位是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邵新宇院士和校长李元元院士。
邵书记是机械制造领域的专家，李校长是金属材料领域的专家。你猜两位院士在饭桌上聊啥？没想到啊，他们居然在合计着怎么把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出产的茶叶推销给湖北省政府作为接待用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对口帮扶对象。
这也改变了我的刻板印象，现在的帮扶可不是给钱给物，说实话，书记校长，他们也不能把学校的钱直接给帮扶对象。他们要想方设法，把帮扶对象接入到更大的网络中去。
像我们学校，先是给技术。华科大先是让生命科学院和机械学院联手，给临翔区生产茶叶的厂家研发了一套数控式的熟茶发酵生产装置，帮茶厂提高了生产效率。就在当天的饭桌上，他们又琢磨着，怎么帮忙扩展销售网络，主意都打到了隔壁的湖北省政府身上。
这个场景，让我觉得院士特别可爱，同时也特别感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啊，大家如果需要茶叶，请认准华中科技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出产的茶叶。谢谢大伙！
上面说的几个故事，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投资家李录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李录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实是 “总部式服务”。这个词可精彩了。
“总部式服务”什么意思？
你就想，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创办一家企业，你是从零开始的吗？不是啊。你就像是在一家有总部的公司里干活，总部把你派到某个地方，你不会单枪匹马，从零开始，你可以随时向后方总部呼叫弹药。
对啊，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在这样干活儿，他们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那样，为你提供土地，修桥造路，六通一平，组织劳动力，优化税收制度，甚至购买你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长的活儿干好，把业务做大，给当地多解决就业，多贡献税收。
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家是从零开始的，咱们都是在享受这个网络基础设施。
这个场景，即使你不办企业，你也想象得到，就像你到办公室，把电脑插到插排上就可以开始干活；就像你到一个陌生城市，找到一家酒店式公寓，拎包入住。
就拿此时此刻来说，我们跨年演讲办到武汉，大家想想，得有多少事需要准备和协调？可是，武汉光谷的汪祥旺书记跟我说：“咱俩分好工，你的责任只有一个，把你那四个小时讲好；其他的事，交通啊、安保啊、防疫啊、疏散啊，所有这些事儿，是我们光谷的事。
你啥也不用管。”对我这个外来户来说，这不就相当于找到总部了吗？我们一起谢谢武汉光谷吧！
我这也不是给光谷写表扬信，这是今天中国网络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正在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以后跨年演讲办到其他城市，我希望认识各地的汪书记，享受你们提供的总部式服务。提前谢谢你们！
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瞬间：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在机场，正埋头匆匆地向外赶路，他突然指了一块牌子跟我说：“这块牌子，老外要是能理解得了，才算真的理解了中国。”我一抬头，是这五个字：“党员先锋岗”。

对，很多老外不理解中国。咱们不妨给他出一道题，假如在中国的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银行、邮局出现这样一块牌子“党员先锋岗”，请问中国的老百姓是更愿意在这里排队，还是更不愿意？
我不知道老外会怎么回答，但是咱中国人面对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思考，当然是愿意啊。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党员先锋岗”这五个字，意味着这块牌子后面的那个服务者的技能更高，服务态度更好。这块牌子是个品牌，这个品牌背后是解决问题的枢纽，是可信赖的网络。
回到我们开头提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提到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比如说规模大。
站在中国外部看中国，很容易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树状图。科长被处长管着，处长被局长管着，局长被部长管着。
但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中国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
你要看不到中国是这样一张网，你就无法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多么纵深的社会，你也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灵活地应变，以至于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立即脆断，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信心和底气的由来。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张对外开放的网络。
我们是全球网络的枢纽。你看，每年接入到咱们这个枢纽的是什么？10亿吨铁矿石、5亿吨原油、3亿吨煤。那输出的呢？中国2019年向世界输出价值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7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1200亿美元的服装、540亿美元的家具、530多亿美元的钢材。
你看，长大以后，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规模，而且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不仅是一个网络，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很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的网络。不仅自己是一张网，而且是一张开放的网。

回到我们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感受。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邻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国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样，希望经济发展，希望安居乐业。
如果你觉得网络这个词还有点过于新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句老话，2500年来，我们一直都相信这四个字：吾道不孤。

3.谁能跳出数字化系统困境？

刚才那一段，讲的是国家，下面我们来谈谈个人处境问题。2020年，我有一个感受，其实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国家的未来，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个人的未来感到担心。
原因有很多了，2020年个人遇到了很具体的挫折，技术变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等等。
今年流行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叫“困在系统里”。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这句话，没听说过没关系，我来给你描述一下。
假设你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表面看，你骑着自己心爱的小摩托，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有一个很有古典美感的称呼，叫“骑手”。曾经有这么一个外卖平台的招聘广告，说：“假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骑车在春天的风中，很暖和。”
但实际上，外卖小哥都知道，你能接到什么单，系统会告诉你。到哪取餐，系统会告诉你。取什么餐，系统会告诉你。送到哪，系统会告诉你。怎么走，系统会告诉你。胆敢超时一分钟，会面对什么处罚，系统会告诉你。
而且，处罚不只是你一个人来承担，而是整个团队来承受。你会在何种程度上拖累别人，系统也会告诉你。假如你轻松完成任务，系统会知道，给你的时间，给多了。系统就会自动优化，以后再派单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扣出来。
2016年，中国外卖小哥三公里送餐平均时限1小时。到2017年，这个时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38分钟。这就是系统和你的真实关系。
其实这样困在数字化系统里的，何止外卖小哥？还记得年初疫情的时候，那些在家办公的日子吗？在家线上办公，不用上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自由了吗？
不，意味着早上起来，你还没洗漱利落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消息就开始轰炸了，一直到晚上都不会消停。其实老板们也不堪其扰，以前老板对自己的时间说了算，现在线上系统里的一份文件流转到你手里了，没及时批复，被你耽误了，你的下属都看得见。
你看，每个人，包括老板，所有人不仅困在家里，还被困在系统里。
这个系统叫，数字化。

让我们再重新打量“数字化”这三个字，过去，数字化代表的是更清晰、更透明、更高效。但是，现在，它已经多了另外一种味道，代表着紧张、压迫、身不由己。
那么，哪副面孔才是数字化的真实面孔？来，我们请出金融学者香帅，这已经是她第二年撰写《香帅财富报告》。她在这份报告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把香帅老师的这本大作和何帆老师的《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都收入了这个时间的朋友纪念礼盒。
在今年的这份报告里，香帅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洞察。
第一，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而且被疫情大大提前了，至少加速了6年时间。第二，也是今年这份报告中最让人惊心动魄的结论：数字化的未来，是一个分化的未来。
有的人就是会被困在数字化系统里，甚至会被系统替代掉。而有的人，则会因为数字化系统而变得更强大。
那问题来了，这个分化的分水岭，是什么？
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香帅老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数字化对你来说是蜜糖还是毒药，只取决于你是对人负责，还是对事负责。
这话听着特别抽象，甚至很难分辨清楚这二者。但是今年，我听到了一个绝佳的故事。你听完之后，马上就能深深地理解这句话。
过去两年的跨年演讲，我们这大屏幕上都出现了这位，北京十一联盟总校的校长李希贵老师。今年让我大开脑洞的事，还是他带来的。所以今年只好把他老人家又请来了。
作为一个名校，十一学校当然有很好的图书馆。但是，李校长上任后，把十一学校图书馆大部分的书搬到了教室。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是为了方便老师和孩子们看书。但李希贵校长告诉我，其实，他做这项改革的起点，是想改造一个职业，那就是：图书管理员。
李希贵校长刚到十一学校上任的时候，他就问了图书管理员一个问题：假设有学生因为太爱看书，把书直接给拿走了，你会怎么办？

图书管理员说，这不是违反校纪吗？性质很恶劣，一定得严肃处理。
校长说，我想提醒你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你觉得这是在对你的工作负责，但是，你却因为负责，站到了一个爱看书的孩子的对立面。你不觉得这有点荒谬吗？
接下来，他提了一个灵魂拷问，下面这句话可是在我脑子里嗡嗡响了一年：身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你到底是对书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你要是对书负责，那当然，书得要干干净净的，不能在上面乱涂乱画乱折页，最好别碰，甚至干脆别看，这书最干净。你对书负责，实际上是对图书馆的管理规定负责，不管你看没看完，规定的时间学生必须把书还给我。在你捍卫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最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图书管理员，那么你做这些事需要的职业技能，在你上岗以后，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完全掌握，然后一辈子就用这一点技能混日子。那请问，你不困在系统里，谁困在系统里呢？那个数字化的系统，不代替你，代替谁呢？
好，我们再看十一学校后来是怎么做的。大量的书被送到班级，这绝对不只是给书换了位置。你再去琢磨那个图书管理员，这时他变成了谁？其实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
因为他服务的不再是书，而是每一个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我们算算账，就这么一个图书管理员，他每天要面对多少变量：
不同的班，上着不同的课；不同的老师，推荐着不同的书。为了能配合好每个老师，这个图书管理员需要不断地跟所有老师交流，动态调整这些书。
这堂课市面上还有哪些好书新书？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怎样到货更快？怎么优化登记流程，让新书第一时间送到教室，正好赶上学习进度？不用的书、撤下来的书，怎么处理？外面捐赠来的书怎么办？
你看看，从此以后，这位图书管理员就忙起来了，他再也没有一刻安生日子了。他面对的是无穷的变量，这个变量是谁带来的？是人，是大活人的需求带来的。听起来残酷吧？听起来挑战大吧？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从此就被掀开了吗？因为他每天在服务具体的人，他面对的，是无止境的需求。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业，会不断地找他索取创造性。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几年打磨之后，会变成什么人？
我们知道，用图书管理员这个概念，再也无法描述他。他只是在用书这个载体，来服务他人。在学校里，他不只是管书的，他可以成为专业的阅读指导老师。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凭这门日渐精进的本事，去创个业。比如开个书店，甚至是创办一个出版机构。
你看，人生的天花板不就掀掉了吗？他还会困在这个数字化的系统里吗？不，所有的系统，都成了他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帅老师的这句话：你到底是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我们每一个感觉多多少少被困在系统里的人，都应该拿这句话来问自己。
就在前几天，薄世宁医生刚刚发布的《医学前沿报告》这门课程里，我看到一个信息。
2020年，一款颅内肿瘤诊断软件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上岗。这可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啊，它看片子的能力有多强？准确率超过90%，完胜大多数人类医生。这就是个趋势啊。你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医疗数字化趋势下，一个医生，如果只会看片子，只会对病负责，而不会对病人负责，那数字化对他当然就是一种威胁啊，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啊。

同样是在医院，护士原本好像没有医生那么厉害。但是，今年我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因为出国回来，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和外面一切的交流，是隔着玻璃的。
那天来了个护士，拍了拍窗户，举起一张A4纸，上面写着：“你今天有没有不舒服？”我的同事摇了摇头。于是护士又把那张纸反过来，纸上什么也没写，只是画了一张笑脸。
这个笑脸她可以画，也可以不画。但这位护士画了，她在表明：我关心你，我希望你开心些。
一听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位护士不会被淘汰，不会被困在数字化系统里。做护士，她会是个好护士；不做护士，不论是做幼教、做销售，开个店，她都会是挺出色的一个人。
去年，我在跨年演讲上提到了一个职业：保险代理人。我说，他们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身怀绝技。我当时觉得，这本来是挺中性的一句话。但是我万没想到，过去这一年，甭管我走到哪儿，只要遇到保险代理人，他们都很感激，他们都激动万分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
很多人跟我说，他们这一行当中，也在大分化。那些天天盯着手头那点销售任务，只想着对那些数字负责的人，干不好，也留不下。而高水平的，都是有意识对人负责的人，他们不仅能在这一行里迅速成长，收入也高。
我确实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的保险代理人经常在朋友圈里为我们得到App代言。其实也不光是为我，她的所有客户，她都是这个态度，谁的公司、谁的家里，但凡有点值得宣扬的事，在朋友圈里说得最起劲儿的就是她。
她告诉我，介绍她的客户和客户之间产生合作，是她给自己定的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就问她为啥？她说，就是你说的那个原因啊。她清晰地意识到，她的前途不在于对保险这个生意负责，而在于对相信她的那群人负责。
平安人寿在内部有个说法，让每一个保险代理人都成为客户的007。什么叫007？就是什么任务都能完成啊，多难的任务都能完成啊。
不仅能为你做保险服务，还能为客户操方方面面的心。平安人寿的朋友提醒我：“罗老师，你要是买了平安的保险，你就应该把你的保险代理人用足。比如说，咱爹咱妈要是病了，你要是没空去，你能信任谁代替你陪爸妈去医院？用你的保险代理人啊。
两个原因，第一，他未来要挣你好多年的保费呢，你们之间有长期的信任契约。这个长期信任契约保证了，他只要去，就肯定尽心尽力。第二，保险代理人，他干这一行，他当然对医院，对医疗系统，比你熟啊。
陪爸妈去医院，交给他们，没准比你自己去，效率更高。我们平安培养的队伍就是要有这个意识和能力。”

今年某个时刻，我劝我的朋友买保险。我就跟他说，保险产品我不懂，但是，你真的应该认识几个高水平的保险代理人。为什么？因为在未来，他们将是一群高价值的社会节点。我们应该认识几个这样的枢纽型的人。
你看，剧烈的分化在保险代理这个一千多万人的大军中也正在发生。平安人寿让我给大家带句话：如果你想切换一个职业发展赛道，试试保险代理人这一行，而且是想成为为人负责，因此有更广阔前途的那一拨保险代理人，欢迎加入平安人寿。想挑战一下的，一定要去他们微信公众号去报名。
他们的“繁星结点”，也就是他们的保险代理人大军，会把得到App推荐给他们自己的用户。我们的技术团队，一直在后台统计这个数字，到跨年前，我们会公布这个数字。我们一起期待吧。
当然我知道，对于平安人寿的这支力量来说，这当然不是纯粹给我们帮一个忙，在给得到做广告这么简单。他们是在编织一个网，把一部分客户那里有价值的资源，拿来服务另一部分客户。他们是拿得到的知识产品，来把他们自己也变成知识服务者。
你看，当一群人深陷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中，只会对事负责的时候，总会有另一群人觉醒过来，能跨越出自己的社会分工，对人负责。
刚才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现在我们换个角度，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系统的嘴脸，真的那么狰狞吗？
其实20多年前，类似的故事早就发生过。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这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23年前，他输给了超级计算机深蓝。但是，那又如何？他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是人类的胜利。
就在第二年，他又杀回来了，而且还发起了一种新的比赛形式，就是把机器变成人的辅助，一个棋手带着机器，对战其他的棋手和机器。你觉得这是什么新发明吗？其实也不是。
就像以前，是人和人赛跑，后来汽车跑得比人快，那又怎样？人会沮丧吗，会说我怎么跑不赢汽车吗？不会呀，一定是发明了一种人加汽车的比赛，叫赛车。
还记得王朔小说里那个名场面吗？
“谁敢惹我？”
“我敢惹你。”
“那谁敢惹咱俩？”
你看，遇到这类问题，我们人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叫背靠系统，面对人。系统只是我背后的支撑，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才是目标。

比如，公司里的办公软件，是标准的强大系统吧？就像我们公司用的企业微信，现在已经服务了4亿人。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你在职场，或者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就在这样庞大的系统里。那你说，我怎么能不被这个系统困住，而能背靠系统面对人呢？最近，我们公司就有一些实践，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你就想，如果你是我们公司新入职的一个编辑，要接手服务某个老师。但是，你这工作可是从别人手里交接过来的啊。课程进度好交接，但是其他的、跟人相关的细节呢？
比如说，老师是习惯上午写稿还是晚上写稿啊？爱喝茶还是咖啡啊？拖稿不拖稿？一般拖几天？什么招对这个老师催稿有用呢？这些跟人相关的东西，太细碎了，没法交接。
但是，在现在的数字系统，比如说企业微信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功能，比如一键继承。上一个同事服务对象的所有关系、细节，都可以用接口全套转交给你。
这就相当于你和公司的所有同事共享了一个超级大脑，它能够记住公司服务过的每一个人。你说这个能力有多强大？我们还只是一家小公司，还只是用来服务老师的，你的企业要用这套系统来服务自己的大客户，那对人负责的能力，是不是就飞涨？
再往前发展，像这样的系统，可以把每一个分散的个体的努力、成功的经验，集中起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义分析，筛选出最佳话术。当你要回答客户一个问题的时候，企业微信会把整个系统中三个以往的最佳答案，推到你的面前，供你参考。
我是搞知识生产的，我深深地知道，萃取知识有多难。尤其是那些在日常的经验里通过漫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知识，过去几乎不可能被传承，被结构化、显性化，所以它才叫“经验”嘛。而现在，这些办公系统居然能实现这件事。这样的系统，就真的是具备了对人负责的能力啊。
你意识到了吗？我们其实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过去，没有强大的数字化系统，我们是人找知识，而未来，数字化系统会把知识根据我们的需求，推到我们的面前。那个时候，就是知识找人。这是人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重大进步啊。
关于系统，我的朋友，数据科学家吴明辉，给我开了一个脑洞，他说：未来数字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看这张图。不严谨地说，这叫把你在单位的人缘可视化。严谨地说，这叫社会网络数字化。也就是说，你在你公司用的系统里正常工作，你肯定会和不同的同事交流、互动。只要这些行为发生在系统里，你老板面前就会呈现出这样一张图。
这中间有一个人叫张三。老板一看这张图，他可以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会知道，这人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这个团队的其他人都跟他有密切的交流，这个人虽然职位不高，他跑动积极，成了一个网络超级节点，显示出他很有领导力。老板心里知道，这得提拔啊。
我们再看一个人，李四。哎，老板发现，他对内交流只占40%，对外交流占60%，他对外交流的比重，比他同部门的同事要高好多。那老板心里就有数了，这个人对公司很重要，因为他对外承担了公司的脸面。
你看，一个职场人，过去你想升职加薪，想让自己的价值被看见，你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通过自己的业绩，要么是获得直接上级的赏识。但是，在未来的数字化系统里，一个人的价值，你的友好度、协作度和建设性，是能够随时随地被所有人看见的。不是有心理学家说过吗，一个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见。好的系统，让人真的被看见。
过去一年，很多人都在说，被困在系统里。我觉得香帅老师的这番分析，对我的启发特别大，她提醒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必须学会和系统协同进化。
再看一眼康德这句话吧，这是在大分化时代，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4.为什么这一代理科生机会特别好？

2020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年产17亿台手机，3.4亿台个人电脑。我们可是占了全球半导体需求的一半以上。
但是我们能生产的芯片，不过是全球份额的5%。所以人家当然就有能力说，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卡我们的脖子。也不单是芯片的事啊，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等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呀，那生产怎么继续呀？出口怎么维持呀？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来还在不在啊？
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到底严重不严重？
反正我自己这一年，遇到相关的人士，我是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的，那就是：中国芯片被卡了脖子，我们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吗？
我四处打听得来的答案，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虽然好多人觉得特别担忧，但是在行内人看来，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就两条：第一，挺难的；第二，肯定行。

其中最有意思的角度，是清华大学的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芯片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所谓科学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提出来，哪条路能通？不知道。甚至，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有没有解？也不知道。比如说，中国就有个实验室，在地下2400米，寻找宇宙里的暗物质。
这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结果？有了成果有没有用啊？不知道。这叫科学问题。

而所谓的工程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技术路线也是清晰的，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这叫工程学问题。
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知道它确实就在那儿，你也知道有人就去过，但你现在既没钱，也没地图，你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个工程学问题。
对，高端芯片就是这样的工程学问题。堆够了时间和资源，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
今年，我请教行内人，得到的答案，大体就是这样。但是，毕竟我不懂芯片，未来的事情，别人说得再斩钉截铁，再说芯片问题不会被卡脖子，我也只好将信将疑。
作为文科生，我们想问题倒是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而类似的事又是什么结果。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那我就问了，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啊？一个强权，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过封锁，把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驱赶出全球化体系，干所谓的“脱钩”。请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呀？
你还别说，我就找着这么一位：拿破仑。200年前的一位霸主。

很多人都知道，拿破仑那个悲惨的结局。1812年，他率领大军远征俄国。结果，他的60多万大军，长途跋涉近千公里，最后大部分都葬送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荒原里。这是拿破仑败亡的开始。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没有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拿破仑为什么要打俄罗斯啊？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国和俄国之间是签了和平条约的。拿破仑和俄国沙皇，四舍五入，也算是盟友啊。那为什么还会翻脸？还会有1812年的这场远征呢？
我听到过历史学界的一个说法：这就要说到拿破仑当时的一个心思了。拿破仑是战神嘛，打遍欧洲无敌手，几乎已经靠武力搞定了整个欧洲大陆。
放眼四望，只剩

5.为什么你要建成自己的“黄鹤楼”？

2020年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数字化“。2月3号，也就是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一天。那么多人转到线上上班，以至于腾讯会议的服务器都被挤爆了。腾讯持续扩容八天八夜，追加了10万台云主机、百万核的服务器资源才搞定。
请注意，后来疫情缓解了。但是线上的趋势可没有随之退潮。所有的数字化平台，今年业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真是我们熟悉的那句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他们都指着数字化的方向。

今年，无数人跟我说，罗胖，还是你们好啊，得到App的业务在线上啊，不受影响啊。我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一笑，外表十分淡定，内心慌得一塌糊涂。你们无法理解一个“年近半百的过气网红”的感受啊。线上世界的残酷，只有我们线上世界的人懂。来，看这一屏，就问你心里慌不慌？
我们动不动就说，所有行业都值得用什么新平台重做一遍。但是重做一遍的方式呢？好像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在新平台上开个号，然后攒粉丝，等待遥遥无期的变现。然后，等待下一个新平台出现，再开个号，再攒粉丝。
可怜我老汉一把年纪，真的追不动了。线上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都懂。来得快，去得也快；价值成长很快，但是沉淀和固化很难。更重要的是，一代平台，除了头部玩家，大多数的人都是吃瓜群众。
好吧，新时代那么多平台来来去去，老汉我跑不动了。望着远去的马拉松队伍，我找了个花坛坐下来，突然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来自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因为那真的可能会是剩下的唯一还带有个人特色的东西。这真令人兴奋。另一方面，无论你对此感到兴奋与否，都不要紧，反正它都会发生。”
我一想，提醒得对呀，音乐这个产业，这么多年，被数字化按在地上摩擦。就在过去几十年，他们为版权，打了多少次官司，那些明星骂了多少次街。最后演化出来的状态呢？就是鲍伊说的呀，线上的音乐真的像自来水和电一样，既方便，又便宜。那是什么在为音乐人挣钱呢？换句话说，什么是真正为音乐产业创造价值的环节呢？反而变成了线下。
过去40年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400%以上。今天的这些全球摇滚巨星80%以上的收入来自演唱会。有了演唱会，还怕什么呢？线上不管出现什么数字化平台，该怎么传播怎么传播，线下的确定性还是在的。
对，这事儿对我启发挺大的。所以今年我们做了一点反方向的尝试，来，我来跟大伙儿汇报汇报。我们没有顺着数字化方向走下去，而是往线下跑，搞了一个《启发俱乐部》。
就在这里，这个小玻璃房子是北京SKP商场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每周三晚上8点，我在这儿讲一场，线下卖票，线上直播。你懂的，这个现场很小，只能坐不到100个观众，这规模是怎么也扩大不了的。作为一个生意，它啥也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干呢？刚开始，我只有一个朴素的直觉，我在这儿一直讲，讲十年，也不止是周三我一个人讲，我的目标是每天晚上都有老师在这儿讲，把它给填满。那十几、二十年后，它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景观。
你想啊，北京SKP，什么所在？今年可成了全世界销售收入最大的商场。我们这帮人要在这个全人类消费文化制高点的门口，偏偏搞出这么一个课堂。一直在这儿讲，咱就成了个学习钉子户，我想想也挺兴奋的。
我就喜欢看你，明明想要买包包，却不得不和我一起终身学习的样子。

欢迎全国所有城市的有志地产商，有类似的好地方，跟我们联系。这一代中国繁华城市的学习地标，就靠你们了，也靠我们了。
问题又来了，虽然我们刚才说，20年后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景观，但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为一个景观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当天，我听说有一对观众是一起来的，那是一对父子，而且那天是孩子的生日。孩子是个初中生的样子。
我很开心，就问那个爸爸，您是我们得到App的重度用户吧？
结果爸爸回答，其实不是。App刚装上。
然后我就问那个孩子，那你是我们的重度用户吧？
孩子说，我是跟我爸来的，我也不是。
你看，这事儿就搞得好尴尬啊。我说两张门票也不便宜啊，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来这里呢？
那个爸爸说，我就是想让孩子看看，一个人好好读书，而且能把读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是个什么样子。他指的就是我。
那个孩子说，我爸爸特别希望我来，而且我生日这天，我也想和我爸一起聊聊。
在这个场合，你发现点什么没有？当天，我迎来了两位消费者。1760块钱的GDP，真实地被创造出来了。但他们消费的，并不是我，甚至都不是我当天讲的内容。我提供的只是一个工具。他们用这个工具来定义、巩固和强化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孩子生日这一天。
当天这个场景让我看到了一些真相。SKP门口的得到学习中心，和里面的《启发俱乐部》，提供的其实就是个罐儿，是一个意义的容器，但是，请注意，是只有我一个人往里面放东西吗？
不。它是一个意义的存钱罐。
我往里面存了一点意义，被南来北往的人看到了，他们也跟着往里存自己的意义。意义越聚越多。意义越多，这个存钱罐就越显眼，就能汇集越多人的意义，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我只是这个存钱罐的发起者，并不是拥有者。

这个价值扩展的过程，是坚定的、可持续的，甚至，它是可以超越一代人的生命限制的。你就想，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件事做成了，100年之后，假如SKP这个商场还在，这个玻璃房子也还在，路过的人也许会想：“100年前那代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居然在灯红酒绿的大商场门口办课堂。
我带孩子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个景点我得去看看。”你看，即使我们不在了，那个存钱罐也还能继续吸纳社会的价值，100年后游客的到访，还能让它继续长大。
顺便感谢奥迪。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启发俱乐部》能不能成的时候，大品牌一汽-大众奥迪就确认了跟我们的合作。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赞助我们？因为他们相信线下的价值，我们每场都会接触到最真实的用户，而奥迪扎根中国这三十多年来，最让他们自豪的，也是拥有了600万线下用户，他们太知道这个价值是什么了。所以，让我再次感谢一汽-大众奥迪今年对我们跨年演讲和《启发俱乐部》的大力支持。
我也特别喜欢他们那句口号：“做更强大的自己。”
这里，是法国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文艺青年都知道，这就是萨特、波伏娃、加缪那一代人讨论问题、写稿子的地方。今天很多到巴黎旅游的人，都会要去看一看，喝杯咖啡。虽然萨特和波伏娃早就不在了，但是每一位新到访的游客，都会在这个存钱罐里多存一笔意义，让这个存钱罐越长越大啊。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太理解这种效应了。岳麓书院、西湖、泰山，都是这么被造就的线下场景。就拿距离此地17公里的黄鹤楼来说，三国时期，这个意义存钱罐就已经立在这儿，当然刚开始往里存东西的人很少了。直到唐代，来了一个人大储户，大诗人崔颢，往里面存了一句千古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然后李白来了，看了这一首诗，觉得写得好啊，服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你看，他虽然没写诗，但同样往这个意义存钱罐里存了一笔。
李白出去转一圈，又不服了，接着回来又存了更大的一笔：“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一互动，这个头一开，可就不得了了。这一千多年，来过黄鹤楼的诗人，走过路过，怎会错过？一句一句的诗写出来，一代一代地传颂下去，一个一个的孩子在私塾里、学校里，一句一句地把它们念出来，这都是在往里面一笔一笔地存啊。一直到它成为中国的文化地标，成为著名品牌。它的价值就在滚动放大。
意识到“意义存钱罐”这个效应，可以打消我们心里的很多傲慢。在数字时代，价值创造，不仅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一个好主意，然后在数字世界里拼命地传播、扩展、增长、破圈的过程，它更需要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意义容器。
在真实世界里，制造一个容器，让走过路过的人能把自己的意义放进来，包括那些喜欢你的、无视你的，甚至是讨厌你的人，那个最初的价值才会被固化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意义容器，价值就会随风飘散。炒作没有价值，就是这个原因。
你就想，一个画家，画了一幅新的作品。那是不是把这幅画放在自己的画室里，邀请那个最有钱、最识货的收藏家来看看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事就成了？买卖双方只是买家和卖家，这事儿就成了？
当然不是。
一幅好的作品，必须交给画廊，画廊必须去办画展，画展必须开放给成千上万买不起这幅画的围观群众，来参观，来打卡。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宣布，某某藏家收藏了这幅画。那请问，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看似没必要的环节，比如那些买不起的围观者，贡献了什么价值？更进一步地问，那个藏家花一大笔钱，他买下来的究竟是什么？
你会发现，一幅画的价值链条里，赞叹的人、批评的人、哀叹自己买不起的人、拍下来发朋友圈打卡炫耀的人、写文章赚稿费的人，所有这些参与了但是最后没有买的人，都通过画展这个“意义存钱罐”，对这幅画的价值做了贡献。而最后那个藏家，是把这一切价值打包买走，可不只是买走了那幅画本身啊。
一套价值的创造过程，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参与，不只是线上，更有线下的社会参与。
2020年，挺难的，很多做线下生意的人有点灰心。其实我说这段，就是想给大家打打气。你看，我也参与到线下来，线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别停留在这个结论上，不能我说线下价值很大就完了，那这就是纯粹的安慰。毕竟咱们处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咱们不能对线上的价值视而不见。怎么办呢？到底是做线上还是做线下？
有些人就会陷入到做线上还是做线下的纠结中去。
不是有句话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长大以后，我们说，我们都要。

那怎么要呢？今年我有一个启发时刻，来自小红书的创始人瞿芳。我就问她，和其他的线上社区相比，小红书有什么区别呢？
瞿芳告诉我，小红书和其他线上社区不一样，它不是希望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那个数字的世界里，而是希望小红书里面的内容，可能是某张照片、某个小视频触动你之后，你能产生一个愿望，离开数字世界，放下手机，回到真实的生活。
你看，这几年，小红书带火了两个词，一个叫种草，一个叫拔草。种草，是在数字世界里对某个东西、某个场景产生向往，不管它是一个餐厅、一个咖啡馆，还是一家书店。
而拔草呢，是回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里去，亲自体验，去吃饭、去打卡、去买书，然后把自己的体验在数字世界继续记录、标记，用自己的方式对它再定义一次。我们看，这个过程，不就是从线下到线上，又返回线下的过程吗？正所谓“拔草复种草，春风吹又生”。
比如，小红书简直是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现象，就是它带旺了一种新的旅游目的地，叫民宿。以前，咱们都是先决定到哪儿玩，然后再找个地方睡觉。
但是小红书呢，它的用户把一家家特别有氛围的民宿，用图片、短视频，配上美好的音乐给你呈现出来，在你心里种了个草，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去住一住。
然后，你终于出发了，这家民宿，本身就是你的目的地。
然后，又一个循环开始了，你把自己拍的图片、视频，配上美好的音乐，发到小红书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种草，吸引更多的人拔草。这是不是“拔草复种草，春风吹又生”？
我从小红书这个案例里找到了一个词，叫“生活观”。什么是“生活观”？就是给一种生活方式赋予意义，它就变成了意义的存钱罐啊。在这里，不管是你观看别人的生活，还是把你的生活展现给别人看，都是在往这个存钱罐里增加意义。
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观”这个词：还记得电影《哈利·波特》里面的一个场景吗？

在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之间，有一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它是连接魔法世界和真实世界的通道。在那边，是巫师的世界；在这边，是麻瓜的世界。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想做成一件事，而不只是吸引眼球、放个烟花，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像小红书这样的平台，或者其他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让你能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反复穿梭。

有人会说，数字世界那么好，你和任何事物之间的距离都是一键可达的，任何资源的存在都是无始无终、天长地久的，为什么一定要穿梭到现实世界呢？为什么不仅得有线上的灵魂，还得有线下的肉身呢？
数字世界有千般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丰富了，以至于这种富足感，让人丧失了选择的动力，意义就被稀释了。而回到线下，你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边界，选择的动力就回来了。
凡是选择，你就要给自己一个理由。每一次给出理由，都是在为自己创造意义。同时，你也把你自己的意义放进了那个更大的意义存钱罐中去。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歌星，现在这个时代，你的歌在数字世界里随处可见，如果只有这个，你红的时间可能很短，因为你的价值是被稀释的。
但如果你有能力到各个城市开演唱会，你的歌迷就开始面对选择：要不要去？买什么价位的票？跟谁一起去？他们都得做选择。你看，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歌迷就给这场演唱会、这个歌星，赋予了他自己的意义。
更好的例子其实是奥运会。刚开始，它也只是头脑中的一个观念。比如，现代奥运会的发起人、法国教育家顾拜旦，他的初心是想传播一个观念，一个带有强烈的十九世纪色彩的观念——“将全世界的年轻人召唤到运动场上竞争，而不是到战场上拼杀。”这个观念，后来又演化成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
仅凭一个观念的传播，即使有了数字化的工具，你也都能感受到，它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奥运会怎么办？每隔四年，它都要下凡，就是来到现实世界真的闹腾一回。它带来了一系列的边界，既有时间的：四年一回；又有空间的：这一届只在某个城市。
好了，所有人都要选择了：运动员要选择，要不要在这一届冲刺金牌；观众要选择，要不要去看比赛和旅游；城市要选择，怎么借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主办国要选择，怎么推广自己的文化；各大品牌要选择，怎么做广告；最新科技要选择，怎么利用奥运会来展示自己；等等等等。
你看，人人都在做选择。一百多年，每四年发生一次的线下聚集，让当初的一个念头，滚动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事实。
你看，我们的跨年演讲也是这样。我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给了你们在12月31号这个晚上，把你自己的意义放进来的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来今年的武汉？你是来主会场还是来我们各个城市的分会场？你是在家看直播，还是约谁一起来现场？这都是你的选择，也都是你的意义。
既然说到分会场了，我在这儿就要正式感谢一下9个官方分会场，和很多在自己家门口张罗观看的朋友们。他们分布在各地，总人数比我们现场的人还多。
我要为此特别感谢飞鹤奶粉。飞鹤的冷总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他们今年对我们跨年演讲全国9个官方分会场提供了大力支持。
我常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叫“结硬寨，打呆仗”，说的就是飞鹤这样的企业，不耍滑头、不抖机灵，用长期主义的精神做产品。扎根于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上，一干就是59年，而且保持了59年安全零事故的纪录，成为持续成长的中国品牌。它就是时间的朋友。
据我所知，现在每年有超过1亿罐飞鹤奶粉成为中国妈妈的选择。2020年，飞鹤市场占有率强势增长至17.2%，高端销量更是遥遥领先。祝贺飞鹤，感谢飞鹤。
你看，连我们这样一场跨年演讲，也在完成一会儿数字世界一会儿现实世界的穿梭。
回到我刚开始的那个疑问，在这个数字化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又想上车，又怕被撕得粉碎，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得不同时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学会利用那些已有的意义容器，收获自己的价值；第二件事，我们必须考虑，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新的、可以留传后世的意义容器。
这其实也是一个长大以后的问题。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只需要关心怎么成长，速度越快越好。但当长大以后，我们是成人，我们就必须考虑安身立命，必须考虑切实和长远的价值。
长大以后，我们得为世界创造新的意义容器。

简单地说，做任何事，我都要问自己，你能够通向线上世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在哪里？你现实世界的肉身，你的黄鹤楼又在哪里？

6.山村小学的豆腐课到底在玩啥？

2020年，有一个很新的挑战，摆在我们所有做事的人面前。过去我们都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做手头的事，资源不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调用远方的资源，乃至全球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但是今年呢？我们突然意识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城市内，甚至是一个小区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将来疫情过去了，2020年也是给我们出了一道挺有意思的思考题：我们能不能以资源有限为前提去实现目标？

今年，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就在她的《全球教育报告》里讲了一个精彩的案例。我激动地跟着沈老师，干脆去了一趟。
这是一所山村小学，坐落在北京怀柔区的深山里，叫九渡河小学。请注意，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学。
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山村小学，要说硬件，其实并不差。山村小学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好的师资力量。整个学校原本只有23个老师，都是当地的老师。可想而知，要把一个外地毕业的大学生，把一个名师派到山区去教书，留在那里，有多难。如果名师才是学校资源的话，那九渡河小学这样的难题就无解。
那九渡河发生了什么呢？话说，2020年1月17号，来了个新校长，于海龙校长。他干了一件事，在周边的几个山村贴了很多告示，招辅导老师。
告示贴出来，一周时间，80多人报名。你可能会有点奇怪，村里能有什么辅导老师呢？
有，他们是剪纸的、做豆腐的、做灯笼的、养蜜蜂的、养鱼的、养蚕的、榨油的、厨师，等等。
你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村民，大家有的，无非就是平日里农家谋生的本事。听到这儿，你可能有点泄气，以为于校长能搞什么创新呢，搞了半天好像也就加了几门兴趣课。学会磨豆腐倒是没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家长，送孩子来学校，不是为了让他长大磨豆腐呀，孩子将来可是要凭本事考学的，学会磨豆腐，文化课咋办呢？这不解决问题呀！
精彩的来了。于校长要求孩子，不仅要把豆腐做出来，还要卖出去。你看，做豆腐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下，学校里原本的各种文化课程就能被融进来了。
怎么把豆腐做出来？科学课的内容就进来了。怎么把各项成本核算清楚，把各项收入记录明白？算术课的内容基本上就涵盖进来了。别忘了，这些豆腐还要卖掉，卖给其他学校的食堂和周边的餐馆。那么就要写文案，打动人，语文课的内容也就涵盖进来了。

现在你明白了，豆腐课的引入，只是引入了一个壳，一个挑战，而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那些知识点，被于校长装进了这个壳里。孩子能学到的东西，甚至比课程标准要求的还要多。比如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孩子六年级要学百分数。
但是磨豆腐需要计算黄豆和水的比例，所以孩子们提前就学会了。百分数对孩子们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经验。国家课程标准规定，三四年级科学课要让孩子们了解重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学会使用仪器测量质量、体积和温度。这些内容，孩子们一边做豆腐，一边就全都掌握了。

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木工课、烘焙课、瓷器课、传统手工课、养殖课、蔬菜栽培课，等等等等。你看，这些课提供了一个挑战。知识的来源，可以是课本，可以是网络，可以是身边的辅导老师，这些课提供的只是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问题可是学生们自己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带着真问题，去满世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学习本来该有的样子。
没想到吧？在这个山村小学，它真切地实现了。
在九渡河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还吃惊地发现了另外一件事，这里居然不教汉语拼音。奇了怪了，我们当年都上过小学的，第一堂课当然是从汉语拼音教起。我就问班上的老师，他告诉我：“学汉语拼音，学写字，别着急。
让孩子从口头作文开始，让他先学会表达清楚一件事。之后，他自然就要寻找把事情记录下来的工具。好了，他急着找工具了，那时候再教写字。写字有困难，再跟孩子说，有一个可以帮助你写字、认字的工具，叫汉语拼音，你要不要学啊？孩子自然就会愿意学汉语拼音。从挑战开始，再递给孩子解决工具。客观效果呢，就是自始至终，学习热情都不会被扑灭。”
我的老同事、少年得到的张泉灵，做了一个《泉灵的语文课》。她告诉我这个产品有一个很神奇的效果，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可以很快学会500字以上的口头作文。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能完成100万字的阅读，做出人物分析。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但是，直到我真的去了九渡河小学，我才明白张泉灵对我讲过的那句话：教育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帮孩子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就结束了吗？其实，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刺激不在这里。仅仅是学校在周边的村子里找到了资源吗？不。你想想看，四周的那些村子有没有获得什么东西？
磨豆腐、做木工、种菜、养鸡，这些事对于村民来说，原来只是维持生计和获取收入的手段；而现在，九渡河小学的一个邀请，让他们成了老师。“我一个磨豆腐的，成了老师唉。”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命被这个新身份点燃了，他们享受到了乡土社会的一种荣耀。
这位是豆腐老师杨坤全，这位是剪纸老师屈广英，这位是木工老师韩建鹏，这位是灯笼老师白凤莲。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他们跟我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这门手艺。你看，不仅是学校有了资源，周边的村子，周边的人，也因此被照亮，有了光彩。学校和村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改善了。
我自己虽然不是农村孩子，但我在一个小城市里长大。我们家门口有一条巷子，巷子里总有小孩子跑来跑去，所有大人都能把孩子叫过来，训两句；孩子爸妈不在家，大人们也会随时叫这些在街上乱跑的孩子们回自己家吃顿饭，让他们不至于饿着。就像有一句非洲谚语说的那样：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这是在说什么？是说学习成长这件事，和周边的环境、和社区是一体的。
过去我们总觉得，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得有资源。比如，要提高教育水平，就得有大量的师资。但是，九渡河小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孩子在社区里长大，整个社区滋养着孩子，而孩子给社区带来希望。这个良性的教育图景，我们在九渡河和它周边的土地上看到了。
我在九渡河小学大门口，看到了墙上写的校训，其中有两句：“脚下有根，眼里有光。”为什么眼里有光？因为孩子在解决具体的问题，眼里的光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找答案。根在哪里？根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在附近的人那里。
所以教育专家沈祖芸说了这么一句话，教育资源其实无处不在。资源就在你身边。

你会发现，干事的人，经常殊途同归。我问你个问题，假设你是青海一个光伏电站的厂长，因为当地风沙大，经常有小石子被吹起来，造成光伏板破损率比较高。作为厂长，你怎么把这个指标控制好？
青海塔拉滩光伏电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怎么防止风沙呢？解决方案是种草。你想啊，在土地上撒上草种，耐旱的牧草就能牢牢抓住土壤。这样，草一长出来，光伏电板容易破损、报废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但大家都没想到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光伏板得定期清洗，水流到了板子下面的草上，光伏板又遮蔽着阳光，给牧草创造了完美的生长环境，牧草疯长，甚至遮蔽了光伏电板。你看，新的解决方案带来了新问题。
这下怎么办？人工除草？电站很大啊，54平方公里，成本太高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工作人员想的办法是，既然是草，那就放羊入场吃吧！就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发电站，入场了2000多只羊。效果很好，除草的效率非常高，羊吃得也很开心，胖乎乎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羊群总是专在一个地方吃，眼见土地又有被吃秃的趋势，于是工作人员规划出了放羊路线，请牧民来到光伏电站放羊，羊吃不到的地方就请牧民手动除草，工资另算。
好了，原本这里只是一个高科技光伏发电站，结果因为发生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又带来新的问题，接着解决问题，顺便改善了荒漠化，又发展了当地的养殖事业，还给牧民扶了贫，一举四得。
所以你看，还是前面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别忘了，资源可能就在你身边。
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我们得到大学成都校区5期的一个同学，他叫蔡平。几年前，他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一名边境警察。他所在的亚热边境派出所仅有13个人，却管着相当于六万七千多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边防警察嘛，要执行公务，要制止偷渡、走私、越过边境线的情况，那么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当地牧民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去团结牧民呢？挨家挨户地说服？搞激励政策？且不说文化隔阂非常严重，双方连语言都不通。
那怎么办呢？边防警察的办法竟然是种树！他们一群边防警察，想尽办法，在青藏高原上种活了两棵树。
你可能会想，种两棵树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那可是在海拔5300米的青藏高原上，全是高山冻土，很多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一棵树。

为了种活树，他们要从几百公里外运来土壤，要一年四季做好保温，像呵护一个孩子一样呵护着树苗，还要反反复复试验树种。这树一种，就是四五年，四五年都失败了。树经常是夏天活着，冬天就死了。终于在第五年的夏天，他们发现，在众多试种的树苗里，有两棵种在扎东寺的高山柳树没有死！
扎东寺是前往阿里神山朝拜的必经之路，老百姓现在只要一进庙里，就会看到这两棵树。
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啊。这些边防警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能在自己生命当中，实现奇迹的人，当然，就有了威信。
树种活不久，就开始有牧民自愿加入边防警察的防护队伍，警民一同破获了很多起偷越边境和走私的案件。
你会发现，正如投资家苏世民所说的那样：“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
你解决了身边的人的问题，他们就成了你解决自己问题的资源。

带着这个思路，这几年我们干了一件还挺让我们骄傲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创办得到大学。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干事儿的人，平时都沉浸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中，如果你遇到了难题，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世界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学校、一个老师，给你讲一门标准化的课程，就把你的问题给解决了？不可能啊。
那怎么办呢？得到大学的打法就是不向远处找答案，而是把这个城市里各行各业的实干家都找到，让这些实干家聚在一起，彼此贡献问题，彼此互为解决方案。
请注意，得到大学不是一个小部分成功者的俱乐部，它是一个正在干事儿的人的共同体，是把这个社会正在做事儿的人汇集在一起。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同学的多样性。你在自己的班级里，大概率会遇到这样的同学：公务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创业者、设计师、医生、律师，等等。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平均年龄35岁，都正是干事儿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得到大学已经为你聚集了9300名校友。来，想加入这个共同体的人，现在就打开得到App报名加入，加入这个解决问题的网络，成为这个实干家共同体的一员。
得到大学，终身学习者的俱乐部欢迎你们。

刚才我讲的这三个故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共同点？
对，这三个创新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内核：不远求。
我们这代人，往往习惯于把目光投向远方，做一个宏大的计划，然后用四面八方海量的资源去堆出一个奇迹。但是，2020年，一场疫情来了，逼着我们把注意力收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一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花了更多的心思尝试在一个小区里解决问题。我们发现，原来体育馆可以变成方舱，原来汽车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就在身边。
这也许是“长大以后”才会有的视角吧。
大人的责任，就是不论资源多么有限，摆在面前的问题都得去解决。那句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何帆老师在今年的《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那本书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提醒，当你真的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想象为“变形金刚”。
没错，当挑战清晰地出现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你自己就是“变形金刚”，资源就在你的附近，甚至就在你的身上。资源的变形可能无限多。资源的创新空间无穷大。

7.2060“碳中和”跟你有多大关系？

距离2021年还剩最后半小时，我们还是回到这场演讲的主题吧：“长大以后。”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一个趋势，当它刚冒头的时候，特别不起眼。但是，当它真的长大以后，很多人又后悔没有上车。还记得十年前劝你买房的人吗？如果你当初爱答不理，那你现在可就是高攀不起。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这代人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是不是反复在发生？
那我们就来利用2020年这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身边现在有没有这种看起来很小，将来会变得很大的新变量。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可能今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条新闻，中国向世界宣布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简单说，就是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这片国土上，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下降，即使有排放，排出的部分，也会被植树造林之类的手段消化掉。

乍一看，这件事特别遥远。这条新闻在很多人眼前可能一飘也就过去了。毕竟，2060年，40年开外啊，谁知道40年之后怎么样。但是，为了准备跨年演讲，我还是专门找学者打探了一下，这个目标是咋算出来的？靠谱不靠谱？没成想，这一问，问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
专家说了，这不是算出来的，这是定出来的，这就是一个战略决心。
先定目标，再拆任务，再看怎么干。
在中国，你说是算出来的靠谱，还是定出来的靠谱？至少，2020年发生的几件事都在告诉我们：在中国，先定目标，再拆任务，是一个更靠谱的途径。
比如，今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成功带回了月球的土壤样本。咱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总之，都是中国人，跟着高兴呗。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有人翻出了16年前的一张报纸。结果发现，整个探月计划，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叫“绕”、“落”、“回”三步走。
但是，假如你回到16年前，看到这个新闻，你怎么想？16年，好遥远啊。谁知道这16年里会发生什么？还有多少技术需要攻克？充满了不确定。而且整个计划也太简单了吧，就三个字，绕、落、回。感觉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分三步，打开门，装进去，关上门。
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此后的16年里，整个计划被严丝合缝、半点不差地执行着。今年，完成了。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三个字，绕、落、回。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坚定。
还有一个事，今年我们跟着庆贺了一把。2020年，中国打赢了扶贫攻坚战。这事我们都知道，挺伟大，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从历史进程中去看这件事，也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视角。
要知道，定下2020扶贫攻坚战打完这个目标，是哪一年？不过是5年前，2015年啊。那一年，中国仍然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谁都知道，剩到最后的，一定是最难啃的骨头。但是5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就做到了。
你看，中国人做事，往往就是这样。先定一个难度极高的目标，高到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一旦实现，就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红利。有了这个超大目标之后，再汇集一切的资源、人才、精力，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把它实现。万维钢老师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括。他说这叫“奇迹业”。

好，我们带着“奇迹业”的视角，回头再来看看“碳中和”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远在40年后的目标，它是我们这代人生命当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变量。
你信不信它会发生，这会极大地影响你在未来几十年的很多选择。现在，我请求各位，你想想你自己面对的那些命题。不管是职业选择、投资选择，还是你孩子面对的专业选择，等等。你带着这些选择，听听我下面这段话。你来感受一下，未来40年的变化，将在何种程度上，让你的选择发生偏转。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么，核能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5倍，风电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12倍，而太阳能装机容量会是现在的70倍。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打开了。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燃油车，都将退出历史。那么大的汽车产业，将完全换一套产业链、换一套规则和玩法，重来一遍。你说这会带来多大的机会？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的森林一年生长量要达到10亿立方米，这比现在翻了一倍啊，森林覆盖率要稳定在26%以上，中国的生态环境会发生一次飞跃。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整个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会成为最主要的能源输出地之一。中西部地区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角色，会被重新定义。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会摆脱对外部能源进口的依赖。那么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也就是能源运输卡脖子的问题，将不复存在。那么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也会迎来一个新局面。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能源产业将从资源属性切换到制造业属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制造业啊，那是中国人的基本功，到了咱们的主场啊。凭借制造业那个可以不断优化、持续迭代、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的特性，将释放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你就想去吧。你信，还是不信？
请注意，这是一副摊在桌上的“明牌”。我们这代人全部都在牌桌上。听着好像特别远，但是你算算账：我今年47。2060年，40年之后，我87岁，我其实挺有信心我还能看到这一天。而今年出生的孩子，那个时候正当40，风华正茂。他们这一生，注定会被这个新变量影响。
除了“碳中和”，我们身边这样的变量到处都是。比如，自动驾驶，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实用技术？再比如，数字货币，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普及？
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些变量都对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产生山呼海啸般的影响。你要是让我选择，我选择信。我选择坚定地想象一个变量长大以后的样子。

刚才的三个多小时，我们梳理了这么多长大以后要完成的课题。

1. 长大以后，我们变成一张开放的网。 2. 长大以后，我们和系统协同进化。 3. 长大以后，我们把卡脖子清单转化为机会清单。 4. 长大以后，我们为世界创造新的意义容器。 5. 长大以后，我们从身边获得力量。 6. 长大以后，我们从未来看现在。
   作为一名知识服务者，别的忙也帮不上，得到的使命是“让知识成为每个人的力量”。所以，在这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代表得到App送给大家一份礼物。
   我们公司的CEO脱不花为大家做了一门课程，叫做《怎样成为高效学习的人》，这门课把我们这几年从各路高手身上看到的那些高效的学习方式做了一个归纳，希望对你有用。免费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转送给你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只要打开得到App，就可以领取、下载。
   
   各位，在2020年的最后几分钟。让我们再看一眼，我们此刻的中国。再去感受一遍，那些一直在发生的，缓慢而坚定的改变。
   这里是中国的制高点，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2亿4000万年前，这片高原开始崛起。而就在今年，我们又重新测量了它的高度：8848.86米。这不是静止的群山，这是一股一直在向上生长的力量。
   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北，就到了新疆。当年的丝绸之路从这里通过，今天的中欧班列也从这里通过。就在今年，中欧班列就发车了12656列。这一代中国人，重新让这里成了国际运输的大动脉。
   从新疆往东，这里是腾格里沙漠，而现在，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光伏电站。是这一代中国人，让洒向这片沙漠的阳光，转化为澎湃的电能，向周边汹涌而去。
   再往东，这里是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它即将消失。是咱们这一代中国人，把沙漠改造成了良田。
   一路向东，再南下，这里是大上海。是咱们这一代中国人把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000万箱。2020年，上海取代了伦敦，成了国际最大的航空枢纽。
   由此继续向南。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今年深圳刚刚在这里庆祝了特区成立40周年，是咱们这一代中国人让这里成了世界上发明专利最集中的区域。
   由此向西，本来是安静的西南边陲，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连接东南亚的交通枢纽。这一代中国人，正在这里建设一个又一个的基础设施奇迹。
   从西南，顺长江而下。就来到了我们此刻所在的武汉，九省通衢，天下之中。
   武汉拥有很多名号。今天，这里已经是“设计之都”，大量的顶级道桥工程都是由这里的工程师设计的。
   今天，这里还是世界光谷。每天申请的专利数量高达70项，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光纤光缆，都来自这里。
   你看，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每一个所在，都值得我们重看一遍。
   因为，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重新定义它的价值，在改变着它的模样。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2021，值得期待。

   8.为什么不能随便当“过来人”？

   2021年已经到了，夜已经深了。
   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今年我特别受启发、受震动的时刻。
   先说第一个，我是有个习惯，有些看不懂的现象，要定期向朋友们请教请教。今年，有很多消费领域的商业现象。比如，螺蛳粉突然“蹿红”。我就好奇呀，这是为啥？我就去跟一位朋友，投资人李丰请教：今年螺蛳粉为什么这么火？它们是不是有什么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他说，嗨，这事要真分析起来，原因可多了。你可以说，是因为螺蛳粉原产地，柳州市政府的长期努力，产业链工业化成熟了；你可以说，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想吃点跟店里差不多、还原度高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是因为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想吃点新鲜的、奇怪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原因更有解释力？这两年，外卖补贴取消了。
   外卖补贴取消意味着什么？一顿外卖，从十几块变成了二三十。而对消费者来说，你要么吃二三十的外卖，要么吃三五块钱的方便面。这就导致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空白区间，也就是那些价格在十块左右，品质又能媲美外卖的产品。一盒螺蛳粉大概十几块钱，刚好满足这个条件。
   说白了，螺狮粉的崛起，也许只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板块扰动”，突然裂开了一个空间，给它机会，让它长了出来。也许就这么简单。
   和李丰的这次谈话，提醒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事：看待一个现象的时候，对因果关系的追寻，要保持谦卑。世界足够复杂，不是用单一因果关系能描述的，所以，很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也许，每当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结论，我都应该问自己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今年我的第二个启发时刻是跟中国大妈有关的。过去提起中国大妈，很多人只想到广场舞，各地旅游景点的拍照狂人。但是今年，媒体界的前辈，张力奋老师，给我开了个脑洞。
   有一年，他陪父亲在欧洲坐游轮观光，碰到健身房里有一群60多岁的中国大妈正在摆弄跑步机。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一位大妈突然从跑步机上摔下来。张力奋老师赶紧跑上前，想扶她起来。
   但是，大妈只是拍了拍衣服，马上站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热情地招呼同伴上去试一试。那真叫天地无畏。旅行中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中国大妈，你会怎么看？是不是还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张力奋老师换了个视角，他这样描述中国大妈：“少年时学业荒废，年轻时经受磨难，下乡插过队，中年刚过下岗失业，承担家务，养儿育女，赡养老人。她们生存力极强，甘冒风险，甚至不知风险为何物。与丈夫相比，她们霸气、强悍，将埋怨与坎坷炼成了无所畏惧，神经粗壮，超常乐观。她们文化虽低，不通英文，却是到外面世界看看愿望最强烈的中国人。”
   
   怎么样？你有没有从中读出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大妈？我知道，这仍然只是一个侧面。她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更动人、更令人惊喜的模样。
   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它时刻提醒我，每当我对事情有一个负面看法，可能只是因为我缺乏一个建设性的视角。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启发时刻来自我的一个同事，马想，他是我们公司的COO。有一天，他突然悄咪咪地跟我说，他要结婚了，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恭喜啊。结果，他愁眉苦脸地说，其实我没想好要不要结婚，我还年轻，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压力，这婚好像不结不行了。
   我一想，这不行啊，作为同事、哥们，作为老大哥，我难道不得搭救他一把吗？于是，我赶紧就扑上去一个劲儿地劝他：“马想啊马想你得想啊，没想好就千万不要结啊，婚姻对人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大，一定要慎重，不能被迫……”我劝了半个小时，最后，我给了他一个这辈子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建议：“我的经验是这样，你不要想对方的优点，你得想想对方的缺点，你想想，如果那个缺点，她这一辈子都改不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再做决定。”
   他眉头紧锁地说，这姑娘的确有缺点。我赶紧问，啥缺点？马想说，缺点就是她对我太好了。
   
   草率了，幼稚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凡尔赛文学”这个词儿。气得我摔门而出，特别崩溃——好嘛，我掏心掏肺说半天，原来你是来给我撒狗粮的。
   我越想越气，大半夜我给脱不花发了一条微信说，以后你要再发现我在别人没有明确求助的情况下，主动给别人提建议，你就抽我。这事儿你们听起来挺搞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每当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过来人的时候，就得想想人家让我过来了吗。
   好，三个启发时刻都讲完了，其实说的是一回事。第一件事说的是，不要给别人轻易下结论，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螺蛳粉吗？第二件事说的是，尤其不要随便给别人下负面结论，还记得我刚才说的中国大妈吗？第三件事说的是，就算带着纯然的善意，也不要轻易对他人下结论。还记得我刚才说的马想吗？
   这是一个人长大以后才会有的反思。但是，长大也不意味着失去了锋芒。我今年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姿势，长大以后该有的姿势，那就是：“我有一个启发。”
   “我有一个启发”，它意味着，你把力量指向自己，你带着自己的问题找寻自己的答案，你跟世界是和解的，但你并没有饶过自己，你在不断地给自己出题。
   其实，它的关键点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每天都在给人出卷子，而我们做的这张卷子上，有没有我给自己出的题目？
   过去一年，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每一觉醒来都要感慨：“今天又见证了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投放在了发感慨、作结论上面，成了一个一惊一乍的吃瓜群众，成了一个狂热的新闻消费者。那我们自己的题目呢？没有自己的题目，我们怎么可能受到启发呢？
   2020年终于过去了。
   如果跳到20年之后，再来回看这一年，一定会发生一个有趣的视角翻转。去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那些事件，会往后退，成了一面生命的背景墙而已。而那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才决定了我们生命中2020的样子。也许是我们的某项手艺精进了，也许是我们和某些人的关系发展了，也许是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也许是我们在自己关心的事业中的贡献增长了。
   此时此刻，我知道我的卷子上，就有好多题目：
   明年我的女儿就上小学了，我怎么能帮我的女儿做好上学的准备？
   我今年48岁了，怎么能再多带几个学生，让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这一行？
   这一次我给你讲了九渡河小学，下一次我再站到台上能告诉你什么样有趣的创新？
   我去年植发了，今年要不要把近视眼手术做了？这事儿得跟家里人抽空讨论一下。
   2021，我们都知道，必然还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一年。不知道世界会给我们出一张什么样的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有自己的题目。
   是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在造就时光中的我们。
   当我们把所有”我辈中人“的题目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样子，也是我们这代人面对世界的方式。
   用什么心境开始我辈中人的202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卷子。这让我想起了作家E·B·怀特的那句话，这句话特别简单，但是当我们面对大变局的时代，这句话可能表达了一种最佳的态度：面对复杂，保持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