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讲波普尔

197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期间，一批左翼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入侵”。他们所谓的“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大概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说波普尔哲学带有右翼的自由主义色彩，其二是说它属于和欧洲大陆哲学相对立的盎格鲁一萨克逊哲学传统。这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虽然波普尔的大部分著作是用英语写成，但他的思想却是在一个德语国家——奥地利的文化沃壤中萌芽的。1976年，波普尔出版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早在1919年左右，当他还是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学生时，波普尔便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波普尔始终没有离开他青年时代就业已成熟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哲学园地中的一株幼苗是如何长成为参天大树的。

第一节 家庭环境

卡尔·莱芒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于1902年6月28日出生于奥地利。他的家庭有犹太血统，但皈依了基督教。他的父亲西蒙·西格蒙德·波普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个拥有自己事务所的律师。同时，老波普尔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当时还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济会成员，他热心从事管理孤儿院和收容所的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欧洲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对立的格局之中，老波普尔是代表了激进自由主义主张的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他又是一个涉猎广泛、多才多艺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在历史学研究中颇有造诣，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波普尔家中有一个收藏甚丰的图书馆，里面既有从柏拉图到马赫的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也有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波普尔的母亲燕妮出生于音乐世家，擅长钢琴。儿童时代的波普尔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满屋书香和音乐的气氛之中。据他在自传中所说，他8岁时就开始想到有关空间无限性的问题。从12岁开始，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的哲学书籍。先后读了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著作。虽然小波普尔对这些著作似懂非懂，但他已经接触到了哲学的真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波普尔才是12岁的孩子。在举国上下的好战的狂热气氛中，他也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进行正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通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奥地利理应在战争中失败。他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倾听了他陈述的理由，和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表示同意儿子的立场。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他15岁时。当时他按照父亲的建议，读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伯格的自传。这本书始终强调词的意义的重要性。波普尔觉得这种过分的强调近乎蒙昧主义。但是，当他向父亲解释自己立场时，他却不得不澄清自己所用的词句的意义。结果双方都为语言纠缠不清，讨论毫无结果。波普尔把这场争论称为“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他由此领悟出一条终生都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决不要纠缠于词和意义的问题。这条原则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格格不入。因此，波普尔即使在成名之后，在英美哲学界都有落落寡合之感。

第二节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奥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维也纳充满着饥馑、骚乱和通货膨胀。但是，维也纳同时也是各种创造性思想的摇篮。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政治学理论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波普尔其时年方16岁，中学里讲授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于是在毕业前离开中学，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旁听生。维也纳大学的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活跃。这段时期的生活给波普尔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1]
波普尔称1919年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决定他终生思想的两件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一是与爱因斯坦结下不解之缘。
波普尔通过他的幼年朋友昂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昂特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者。昂特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向当时才十岁的波普尔讲解马克思的理论，还带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是，昂特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责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政治舞台上，左派阵营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反对右派势力。波普尔参加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且一度信服了共产主义。然而，1919年的一天，他目睹一群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血腥镇压。波普尔的结论是：这件事验证了昂特对共产党人的评价，即，共产党的策略是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用激起统治者镇压的手段来诱发阶级革命。波普尔对任何可能引起流血和恐怖的手段感到厌恶，这导致他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来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他在自传中写道：“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2]

:::info 这段波普尔批判 弗洛伊德 和 阿德勒 的一段真的百读不厌。
其实这一段不光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批判，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比如传统祖国医学理论 :::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有着特殊含义，它特指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1919年记载着相对论的辉煌胜利。191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根据这一理论，爱因斯坦推断说，由于引力造成的空间弯曲，光在引力场中沿曲线传播。他还计算出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斜的曲率。在正常情况下，太阳附近的光线是无法观察的。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英国爱丁顿爵士率领考察队在全球的两个不同地点，观察到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的轨迹，观察结果和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合。这一发现震撼了科学界，波普尔也为之倾倒。他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讲演会，并从一个学数学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相对论的要点。其中最使他着迷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在自己的预言尚未被验证之前，爱因斯坦便坦率地说，即使以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如果观察与自己的预言不符合，那将确定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不能证实，但却能证伪与此事实相关的理论。波普尔说：“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3]
1919年左右，波普尔还接触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他还在阿德勒本人开设的儿童心理诊疗所做过一些无报酬的义务工作。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爱因斯坦理论相比较后说，前者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并且，这些解释是不可证伪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水去，弗洛伊德会作出这般解释：损人者的行为是他的性意识受压抑所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溺水者救了上来，弗洛伊德也可作出另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救人者的行为是他那被压抑的性意识“升华”的结果。同样，阿德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说，用自卑感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现象：损人者试图证明自己敢于犯罪，救人者则证明自己乐于施惠；两种行为是对下意识的“自卑感”的克服。波普尔对这些故步自封的学说有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说，一个病例不能用自卑感理论加以分析。阿德勒却武断地回答：这一病例不会与他的理论相矛盾，“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波普尔不禁反唇相讥：“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1001次经验。”[4]
波普尔说，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三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学说不作任何预言，但却宣称能够解释一切有关意识的现象，它与形而上学、巫术、乃至点金术一样，属于“前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针对某一特定现象作出精确的预言，并且承认，符合预言的事实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但不符合预言的事实却能证伪这一理论，这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介于两者之间，马克思作过预言，比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可以被事实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种种辅助性的特设，把马克思的结论修订为不可证伪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一修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伪科学。
波普尔说，1919年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性的一年，他在这一年里萌发的对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酷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的再认识，分别成为他后来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两大基础。一个年方17岁的少年其时已经找到了供他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之源，这既令人羡慕，也使人担心。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既可以解释他的哲学的优点，也可以解释它的弱点：其优点是刻意创新，明晰尖锐；其弱点是偏执一端，不求深刻。两者都是一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似的少年的思维特点。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的写作

1922年，波普尔通过入学考试，由旁听生转为正式大学生。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他不得不自谋生计，半工半读。他当过木匠、保育员、小学教员。在学校里，他广泛涉猎各门课程：数学、理论物理学、历史、心理学和哲学，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尤感兴趣。1928年，他递了题为《论思维心理学中的方法问题》的博士论文，通过考试，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他又提交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通过了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考试，取得中学数理教师的职位。
其时的维也纳，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策源地，一群科学家和哲学家集中在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石里克周围，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波普尔从来没有参加过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活动，但他参加了该学派一些外围团体举办的讨论会，结识了学派成员菲格(H. Feigl)、克拉夫特(V. Kraft)和魏斯曼(F. Waismann)等人。波普尔曾与菲格通宵达旦地交谈。菲格赏识波普尔的新鲜思想，鼓励他著书立说。波普尔按照这一建议，于1932年写成《研究的逻辑》(Logikder Forschung)一书。
波普尔在这本书中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以及科学方法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手稿的题目是“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波普尔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科学的标准是证伪，那么，科学的进步不能依赖归纳法，科学的方法就应当是一种以批判为目标的演绎推理。波普尔把这种方法称为试错法，其过程是这样的：先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说和猜想进行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不怕淘汰、修改和更新原有的假说和猜想。他断言，能够一劳永逸地证实一个假说和猜想的归纳过程是不存在的，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便不是科学的理论。
波普尔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针锋相对。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是区别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试金石；证实的过程主要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的过程。即使如此，维也纳学派成员对波普尔的意见也十分重视。因为波普尔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石里克(M. SchilHZ)、卡尔纳普(R. Carnap)、纽拉特(O. Neurath)、弗兰克(Ph. Frank)和汉恩(H. Hahn)等人都阅读过波普尔著作的原稿。石里克和弗兰克同意在他们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的丛书中发表。但出版商嫌原稿太长，坚持要作大幅度删节才能出版。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只有原稿的一半篇幅。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人并没有看出波普尔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还以为波普尔也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第四节 《开放社会》的写作

《研究的逻辑》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波普尔因此声名鹊起，收到了来自欧洲各国请他去讲演的邀请。1935至1936年间，他对英国作了两次长期访问，在剑桥、牛津以及伦敦经济学院作了多次讲演。在这些讲演中，他一方面解释了《研究的逻辑》中科学哲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开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当时欧洲紧张的政治局势迫使他不得不深入思考他在少年时代想到的一些政治观点。如前所述，他在17岁那年就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当时左派和右派进行搏斗的关键时刻，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帮助右派。相反，他钦佩维也纳的工人运动，为这一运动的失败感到惋惜。他指责共产党应为这一失败负责。他认为，共产党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诉诸暴力，其后，当资产阶级极右派——法西斯攫取政权之后，它又放弃反抗，以为法西斯统治比资产阶级温和派的统治更容易激起人民的反抗。波普尔说，这种政策基于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信仰，这一信仰造成了欧洲的灾难。他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信仰称为“历史主义”。反对历史主义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点。
1936年，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批判历史主义讲演，演讲稿刊登于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题为《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当该著作于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发表时，波普尔在书的扉页写了一段题词：“为纪念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历史命运不可抗拒之规律的信仰而牺牲的各国、各民族的无数男女。”他为什么要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呢?他的理由是：虽然两者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但它们的理论基石却都是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一条决定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是不可避免的，人为的努力可以加速或延缓其实现，但却不能创造或取消它。根据历史主义的信念，社会成员被分成两部分：历史规律的推动者和阻拦者。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两部分人的斗争史。斗争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推动者随着历史规律的实现而成为社会的主人，阻拦者则如同挡车螳螂一般地被历史车轮所碾碎。波普尔进一步说，历史主义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历史规律被理解为“天命”或“神意”。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选民”与“弃民”、信徒与异端之间的斗争史。在现代社会中，历史主义换了新的形式。法西斯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是种族之间优胜劣败、强食弱肉的铁则，社会发展表现为高等种族淘汰低劣种族的历史。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典型的历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发展规律是历史规律，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主人。
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与他对科学哲学中的证实原则一脉相承。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的认识总是可以证伪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服从证伪原则。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被揭示了的永恒的历史规律。由此可见，证伪原则是波普尔思想的核心。
1937年，德国法西斯势力已经蔓延到奥地利。具有犹太血统的波普尔为着逃避迫在眉睫的种族迫害，不得不申请国外的教职。他的申请书得到了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等第一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推荐。他同时收到了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书。为了援助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他把剑桥大学的职务转让给魏斯曼，自己于1938年前往新西兰。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新西兰执教。教学之余，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以下简称《开放社会》)。
据他自己说，《开放社会》是比《历史主义的贫困》更为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波普尔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考察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都被描绘成历史主义的奠基人。历史主义进一步被说成是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社会所依赖的理性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所有倡导和拥护历史主义的哲学家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重点批判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他们都是“错误的预言家”。波普尔抨击最有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严密、最精巧的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受不住理性的批判，那么，其他形式的历史主义自然也都站不住脚了。波普尔说：“《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会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操纵主义’)的思想影响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对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5]
恰如波普尔所说，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之后，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成为西方国家抵御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武器。由于这一现实作用，这本书获得美国政治学协会颁发的大奖，广泛流传于学术界和舆论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波普尔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的逻辑》。可以说，虽然波普尔的处女作是科学哲学的著作，他的成名作却是政治哲学的著作。

第五节 后期思想

1946年，波普尔来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任高级讲师，开设“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课程，但因这方面的课程不设教授席位，波普尔即使已经拥有国际声誉，但却一时不能成为教授。直到1948年，由哈耶克提议，校方才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的席位。1950年，波普尔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波普尔出版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of Scientific Discovery)，把德文版中压缩的内容补充进去。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跋》，但却没有随书同时发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跋》的三卷分成三本单独的书发表，其中：《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1983)是《跋》的第一卷，《开放的宇宙》(The Open Universe,1983)是第二卷，《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Quantum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1982)是第三卷。1963年出版论文集《猜想与反驳》(Conjunctures and Refutations)。
1969年波普尔辞去教职，居住在白金汉郡的潘恩镇，专事研究著述。1972年发表论文集《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上卷中的“思想自传”的修改版后来以《无穷的探索》(UnendedQuest)于1984年单独出版。1977年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The Self and ItsBrain)。
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波普尔自幼养成的思维习惯使他不愿纠缠于词语意义之争。因此，他的思想在英美职业哲学家的圈子里显得不合拍。误解、贬低，甚至压制他的思想之事屡有发生。早在1936年，波普尔第一次访问英国，应邀在剑桥的亚里士多德学会上发言，当他对归纳法提出批评时，全场听众如同在听笑话。20世纪40年代，他把《历史主义的贫困》稿件寄给英国权威性哲学杂志《心灵》(Mind)遭到拒绝。《开放社会》一书脱稿之后，被寄往英国，也曾被一位权威人士判为“不宜发表之作”。1946年10月，波普尔到剑桥大学做讲演，认为哲学问题不是伪问题，而是真实的。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要他举出哲学问题的例子。波普尔举出的例子都被维特根斯坦当作逻辑和数学问题一一排除。最后维特根斯坦挥动着火钳(当时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对波普尔说：“举一个道德准则的例子！”波普尔应声回答：“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来访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冲出会场，嘭地一声掼门。[6]据另外一个传说版本，罗素赶去把维特根斯坦拉回到主席座位上，对他喊到：“维特根斯坦，这是你的不对!”
波普尔与分析哲学家的分歧是两种哲学观的交锋。分析哲学家主张哲学和科学的区分，强调哲学自身并不能增加人类知识。波普尔却强调，哲学是科学方法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具有指导作用。波普尔反对把哲学变成脱离科学和社会现实的“纯”理论。而在以语言分析为职业的哲学家的心目中，波普尔的哲学缺乏思辨性和理论深度。然而，波普尔哲学却因其与科学和政治的密切联系赢得了很多读者。为表彰他的贡献，他于1965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称号。
晚年的波普尔不满足将自己的哲学局限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科学成果的系统的世界观。他的理性批判主义不再囿于科学方法论，而变成了一种独立于物理世界和个人意识世界的客观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知识世界发展的动力，扎根在人类的本性之中。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到今天，并且将有更为美好的明天。
1976年7月1日，波普尔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一名参加第一次登月活动的太空人，在回到地球之后曾说过一句简单而又充满睿智的话：‘在我一生中，我总算看到了另外一些星球，不过地球却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这句话不但闪烁着智慧，而且闪烁着哲学的光芒。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上面，为什么在这里会有生命。生命把我们的星球点缀得多美啊!对此，我们唯有怀着一种惊喜交加之情。这就是说，地球的美好在于生命的美好，而生命的美好在于理性批判力量的美好。至于为什么我们会具有如此美妙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谜，一个值得为之惊奇而又无法解开的谜。”
正是这一无穷的奥妙，吸引着这位哲人做终身的探索。波普尔于1994年9月17日逝世，享年92岁。
综观波普尔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经历了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他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同一个中心思想：理性的批判是科学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是民主的保障，是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是宇宙的精华。本书的结构按照波普尔思想发展的三阶段，对他的理性批判主义作重点介绍。
[1]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2]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3]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4]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5]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6]波普尔：《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