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文《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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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校工作，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也是学校心理咨询师，临床心理学博士。我在高校除了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之外，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所以我接下来的话题可能有一点沉重。

我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空心病”的问题，这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当然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似乎有权力去发明一种新的疾病，这种疾病跟每个人大概都有关系。

不是学生空心了，是整个社会空心了

首先我想从今年发生的事情开始。今年7月，我和太太、女儿在毛里求斯度假，大约是北京时间14时，我的一位高校的学生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内容是：我现在手里有一瓶神奇的药水，不知道滋味如何。

他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所以我赶紧回复。我问他这是什么水，他告诉我是氰化钾，十秒钟致命。这是我开展过的最长距离的危机干预，当然这个孩子救回来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今年5月，有一天我正在上晚课，一个校外的心理咨询师打来电话，他说有个来访者是学生，现在好像在宿舍服毒自杀，我问清事情原委，启动危机干预程序，在宿舍里找到这个同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回来。

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入校时他非常优秀。进了北大后第一个学期的成绩是学院第一名，但是就在那个学期，甚至在那个学期之前，他就有尝试自杀的经历。

他原本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可以做很好的学术和科研的孩子。过去四年，我们心理咨询中心，他的父母还有院系的老师都竭尽所能想把他引回正轨。四年了，住院、吃药，所有治疗手段都用尽了，他还是了无生意，最后他的父母决定让他放弃学业，退学回家。

我见过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现在所有说的学生在大学都是特别好特别优秀的学生。

有一个理工科的优秀博士生，在博士二年级时完成了研究，达到了博士水平，这是他导师告诉我的，他屡次三番尝试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当时两次住院，用了所有的药物，所有电抽搐的治疗方法。出院时，我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精神科医生很幼稚，可笑。我表现开心一点，他们以为我抑郁就好了。

我要讲的是，他不是普通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新情况，我把它叫做“空心病”，我不认为只是学生空心了，整个社会空心了，才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出了问题，大概家庭和老师都有问题，孩子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是我的来访者，我得到他们的许可，他们将亲身感受写出来告诉我。有个高考状元说，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时不时感觉到恐惧。19年来，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来没有活过，所以他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学习好工作好是基本的要求，如果学习好，工作不够好，我就活不下去。但也不是说因为学习好，工作好了我就开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头。”
……

什么是“空心病”？

我先简单说一下什么叫空心病。

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如果到精神科医院的话，一定会被诊疗抑郁症，但是问题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效。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个拿手的杀手锏，就是任何抑郁症患者如果用电抽搐治疗，他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但是电抽搐治疗对空心病都没用。

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当然也给我们机会把他救回来。

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普通现象是什么？有几位学生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这种情况并不是刚刚产生的，他们会告诉我，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了，直到现在我才做了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传统的西方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他们都没有效果。

对于一个危机干预者和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我们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我们同样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我们内心当中有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么给到他们？

学生躲到网吧打游戏，是教育的失败

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

我用了一个焦虑经济学的词。我确实觉得能够让人去花钱，去盲目花钱的方式会把人搞焦虑，搞崩溃，搞恐惧，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00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人患有精神障碍，而这个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7.5%，在座有1000个人，我们在座的应该有180人需要去安定医院，都应该看病了，而且未必能看好。

中国人精神障碍是怎么变得那么糟糕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得了什么生物性疾病，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发病率始终是保持不变的。在过去30年当中，什么东西变大了，焦虑和抑郁，焦虑症和抑郁症。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焦虑症的发病率，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概1%到2%的样子，现在是13%，我现在用的数据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在最高诊级医学刊物上，全国流行病院调查的数据。

目前，至少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13个人是焦虑症患者。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抑郁症障碍发病率。我做了20年精神科医生，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精神障碍，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12年的时间增加了120倍。这是个爆炸式的增长，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荒唐的事情。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我们这样发病率，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高速发展，发生了什么？

数据显示：美国人比我们更抑郁，他们的抑郁症发病率是9.5%。我为什么要谈到美国，是因为好像过去30年我们受美国特别大的影响，当然我们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教育，对不起，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要得罪各位，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

大约从2000年开始，每当寒暑假的时候，大量的学生会来住精神病院，他们网络成瘾，焦虑，强迫，他们和父母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问题，父母有勇气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去，可见真的没有办法收拾了。

我们的处理问题方式是什么呢，把他们送到网瘾学校，让他们接受电击的惩罚，这是教育吗？这是推卸责任，本身父母和教育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不看到自己的根源，只看到他躲到网吧去打游戏，他为什么要躲到网吧打游戏，是因为教育的失败。

我们教育的最大成就似乎就是学生做试卷，有句流行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你知道吗？我做心理咨询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同学这样的价值观扭回来，你周围的同学是你的敌人吗，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啊！我们的课堂是什么样子，不断暗示孩子自杀，为了好的成绩可以不惜生命。

整个国家自杀率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小学自杀率却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孩子已经等不及进大学，他们在中小学就开始有自杀行为了。

我们来看看有些学校应对的措施是什么？所有的走廊和窗户都装了铁栅栏，我在精神病院里面工作，精神病院是这样子。我的博士论文在监狱里做的，监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居然有本事把学校变成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只要看住这些孩子，让他们考上大学，然后让他成为我的来访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会让大家更加沮丧。在一个初步的调查中，我对出现自杀倾向的学生做了家庭情况分析，评估这个孩子来自于哪些家庭，什么样家庭，父母是什么样职业的孩子更容易尝试自杀——中小学教师。

这是一个38名学生危机样本，其中50%来自于教师家庭，而对照组是没有出问题的孩子。教师家庭还是很成功的，其中来自教师家庭的占到全部家庭的21%，问题是为什么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一切向分数看，忽视甚至对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他们完全认可这样的教育观，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可能是导致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主要原因。

当教育商品化以后，北大钱理群教授有一个描述和论断我觉得非常准确，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制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如果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家长和老师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向我们学习。我们为了一个好的科研成果，有时候会数据作假。我们为了能够挣到钱，可以放弃自己的道德伦理底线。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可以收红包拿回扣。有些老师上课不讲知识点，下班时在辅导班里讲……

教育究竟是为什么？

教育究竟是为什么，学校究竟是为什么？大学究竟是为什么？我先引用一下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新上任时做的演讲，他对此做了一个回答。他说北京大学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国家和民族需要北大做什么？这是北大的使命。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全场800多人掌声雷动。

但是我们好像早就抛弃这些了，我们认为崇高的东西不值一提，我们需要的是现在能挣到钱吗？但是学生已经不认可了，因为他们不缺钱。这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能够挣到钱才是人生更大的赢家。

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退学的原因是，学习经济管理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他高考填志愿想学历史的时候被所有人嘲笑，说脑子进水才会学历史。后来这个同学尽管经济学得很好还是要求退学。

十一假期，我带学生们去了万安公墓，因为我要和学生一起找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公墓当中看到了一个很独特的衣冠冢，这上面是一个老师叫尹荃。尹荃老师1970年在文革时含冤去世，她没有子女。

19年后她的学生为她在公墓买了墓地，写了这样的悼词：40年来，循循善诱，陶铸群伦，悉心教职，始终如一，无辜蒙难，备受凌辱，老师一生坦荡清白，了无点污，待人诚恳、处世方正，默默奉身教育事业，终生热爱教师生涯，其情操其志趣足堪今人楷范。

请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教育工作者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会对你有这样的评价或者肯定。我要说的是，教育本身是非常神圣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把教育只是当作一个谋生的工具，当作获得金钱的一个手段，或者实现自己其他目标的话，当然这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似乎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在这儿还想提一个问题，这是我经过这些事情以后的思考。我跟那些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没有能够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这个大概是根本原因。

我想问大家也问我自己，我们尊重自己吗？我们尊重自己的职业吗？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是一种使命和召唤，去体会其中的深切的含义。这是个买椟还珠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扔掉了很多东西。

我们像婴儿一样，只追求即刻的满足。当我们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挣钱上，没有给孩子最好的陪伴和爱，这时候孩子不出问题才怪。所以作为一个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科医生，我呼吁：真的要救救孩子！他们带着严重的问题进入高校，进入大学，他们被应试教育，被掐着脖子的教育摧残了创造力。

有一位研究生导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一个学生做研究老出问题，是非常小儿科的问题。这个导师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学生是笔试第一进来的，他说：“老师，那我把我犯的错误重抄一百遍。”一个研究生，用重抄一百遍的方式改正他的错误。我们这些孩子根本没有长大，还在小学阶段。

教育干什么去了？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去做值得学生和孩子尊重的人，我们要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我们要给他们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金钱，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和幸福，请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人生！

沈艳《真有那么多大学生“空心”了吗？》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副主任
官方来源：https://www.nsd.pku.edu.cn/sylm/gd/258220.htm

最近，《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一文引起很多关注，文中徐教授对年轻人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作了生动的刻画。但不少公众号用“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意义”的标题转载，并在“什么是空心病？”一节，加了这样一段话，“我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徐教授的原文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演讲中有提及。无奈，网络更愿意用博人眼球的标题传播。

原本不想写什么。但昨天看到一篇学生的文章用了自我诊断为“空心病人”的语气，这让我体会到数据的现实威力。有多少年轻人会在读完这类文章后，问自己是否厌恶学习、人生是否有意义；然后默默给自己打上“空心病人”的标签？这样看来，数据和分析是否准确，就不是小问题了。

首先究竟什么是“空心病”？这并不是一个规范的病名，大抵是徐教授用以描述学生厌恶学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一种状态。但是，在一次问卷中表达自己不那么热爱学习、没觉得人生有意义，是否就得了“空心病”呢？我所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劳动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调查问卷抑郁数据时，会很小心地区分按照抑郁量表度量出的“抑郁症状”和“抑郁症”，就是因为单次调查数据本身并非诊断，不能因此判断受访者是否患病。因此问题是，一时抒发自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是否就是”空心病人”？

对于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我们不能低估，但也要谨防高估。高估疾病比率，就意味着原本不应接受治疗的年轻人将被视为心理疾病病人。由于焦虑症抑郁症这一类心理疾病一旦确诊，病人不是终生也要长期服药，因此高估就意味着一批人的一生会被无辜改变。而造出一种没有诊断标准的新的形象化疾病名称，为年轻人贴标签，这种做法的影响究竟如何，也值得探究。

虽然“空心病”不是病，但既然媒体广泛当疾病来传播讨论，我们姑且来讨论问卷调查结论的准确性吧。在这个例子中，问卷调查可能高估疾患比例有几个原因。

第一，每年八千多的新生不可能每人都回答问卷，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学生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不能强迫学生回答问题。

第二，问题的问法可以影响结论。问“你觉得生活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本身，会不会激起一些同学的反感、一些同学的不以为然？问题的问法不清楚，也就难以判断结论的可信度。

第三，调查的时点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期末考试后考得不好的同学如果那时答问卷，更容易选厌恶学习。

最后，选“没意义”怎么解读？就可以诊断为有“空心病”吗？事实上这些问卷甚至为年轻人的行为艺术提供了机会。此文初稿在朋友圈流传之际，一位小友评论，“选没意义，才显得自己酷啊！” 选择有意义，落俗套又装吧？都没觉得空虚茫然过的青春，是不是白活了？问卷调查设计者需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被这些答案嘲弄的可能。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博文多见，抑郁量表什么样、怎么评估，很可能早知道了。会不会依照他们的心情，高兴就选个光明的答案、不高兴就选个暗黑的答案？

简而言之，计量经济学常提及的“选择性偏误”会导致高估心理问题的比例：那些看了问卷，觉得要抒发年轻的自我、不甩现在的教育体制和人生观灌输的人，更愿意表明—我厌恶学习、觉得人生没意义；而那些忙着为自己的意义奔忙的人却无暇也没兴趣回答问卷。

当然，一些年轻人的痛苦和迷茫是真切的。但大多数时候，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感受啊—活着原本就不该是容易的，感觉空虚和焦虑是人生常态。生物老师让写关于“Plant Earth”的观后感，女儿写道：

“每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而这都不容易，即使是最顶端的捕食者也有时需忍饥挨饿。如果在自然界中坚持不住或不够耐心、不够机敏的话，那答案只有一个——死。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最有韧性的物种。同时，对于捕食者来说活着就意味着一次次的失败；有时还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以短尾猫为例：片中的短尾猫尝试了各种方法捕食，又一次次地出丑；由于雪太厚而一头栽进雪地里，在岩石上跳来跳去，有时还会不慎失足。甚至为了捕猎，进到猫最讨厌的水里。在它一瞬间冲到六米高的树上抓松鼠时，我被它感动和震撼了。而这一切的努力换来的却只有一只小得可怜的松鼠。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它却不气馁。”

感谢女儿的老师，因为他帮助孩子们在十二三岁的年纪就看到，挫败是许多动物生活的常态。事实上，体验到挫败感恐怕是成长的特征—因为你还活着，还有失败的资格。对已经放弃挣扎的、死去了的，就无所谓失败了。

在北大教书十余年，我的观察是，固然有同学有心理疾病需要医治，但大部分学生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忙于做各种事情而不是回答自己是否觉得生活没意义的问卷。他们是激励我不断学习的泉源。这些年轻的面庞理应被温柔对待。走在前面的成年人可以给年轻人范例，让自己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不气馁的姿态，给他们在选择道路时有切实的参考。这恐怕比担忧那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生活没意义更有建设性。

关于问卷调查还想说一点。对于我们希望了解和研究的群体，问卷调查只是一个途径，但能不能了解到真相，由很多因素决定。最低限度，如果没有成为年轻人的朋友、假定他们对于问题的答案用途一无所知、以为他们会完全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回答问题，只怕差之毫厘， 缪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