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决定》明确，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到2035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机制运转高效，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

今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实施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生育支持的政策，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10年前开始解冻。2011年11月，中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政策属于长期政策，但在二孩政策完全放开5年多后，中国就实施全面三孩政策，政策调整可谓时间短、力度大。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生育政策上的一次急转弯，从过去的限制生育完全转向鼓励生育。

对于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调整生育政策？

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在人口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前段时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暴露了中国人口再生产和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不断走低，发展下去将使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

“七普”数据显示，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六普”数据）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照此趋势，中国人口在不久之后将会出现负增长。

第二，中国的老龄化浪潮扑面而来，挑战极为严峻。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

“七普”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中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约2.64亿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3.5%（约1.9亿人）。中国老龄人群逐渐庞大，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将使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处于危险境地。

中国政府对三孩政策赋予了三项重任——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

那么，“全面三孩”政策会显著刺激生育吗？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看，对三孩政策刺激生育的效果恐怕不可过于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因此，国家统计局认为，二孩政策“效果显著”。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2016年、2017年的出生人口增加，有二孩政策放开后的叠加效应（即多个育龄阶段的夫妻集中生二胎）。但这一波热潮一过，每年出生人口数量迅速下降，2018年、2019年、2020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来源 | 国家统计局，制图 | 安邦智库（ANBOUND）

客观来看，在新的背景下，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生育率下降并不能看成是生育放松政策的失败，因为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和城市化程度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华盛顿大学教授沃尔塞特（Stein Emil Vollset）的研究团队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刺针》（The Lancet）发表最新论文，基于对全球195个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所做的分析，沃尔塞特预测，全球生育率将持续下降。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在2017年已下降至2.4，该研究预测，这一数字在2100年会跌至低于1.7。该报告还预计，中国人口在2100年减半至7.32亿，跌至第3名，被印度和阿尔及利亚超越。

很多人会从经济角度看生育率降低，城市化带来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抚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增加，也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愿望。比如，在中国城市中背负的高昂住房成本，会使普通年轻人对生育孩子心生畏惧。

不过，经济因素只是影响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人口问题还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城市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带来的人的观念转变和选择增多，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比如，随着女性的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在工作场合开始受重视，使得很多女性选择少生孩子，而注重自身完善和生活质量。另外，更多有效的避孕方式也导致生育率下降。

从多方面来看，生育率下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都不高，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明显差异，就很典型地说明了生育率与社会进步的问题。

我们还反对一种在国内很流行的片面化的观点，即把提高生育率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看法认为，为了刺激消费，为了经济增长，就要多生孩子，就要增加人口。

我们认为，这种从纯经济需要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社会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有毒理论。人口下降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是安邦早在1999年就讲过的问题。现在我们想强调的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随着经济的繁荣，一个国家很难摆脱人口下降的阴影。

这个结论似乎为生育政策浇了凉水，但反映了社会事实。比如男人可以享受工作、享受生活，为什么受过教育、同样有工作能力的女人就不行？所以，造成家庭不愿意多要孩子，有很多的原因，不是单纯一两个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是在很多国家经过了实证的必然结果。要知道，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国民多生孩子，不只是把生育权还给百姓，还提供了远比中国多得多的真金白银的刺激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扭转生育率走低的结果。

结 语

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三孩”政策，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调整中国的人口结构，使中国能持续保持人口资源优势，这是未来国力的重要基础。不过，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降低是一个难以轻易摆脱的世界性趋势。对这一点，中国的政策部门尤其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