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底，我国将完成全面脱贫攻坚战，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以当时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年纯收入200元来看，我国的贫困人口高达2.5亿，占农村人口比例（贫困发生率）高达31%；到了2019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只有551万，贫困发生率只有0.6%。2020年是扶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按照计划，到了今年年底，最后剩余的551万贫困人口也将全部“清零”。
中国的扶贫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当前全球仍有十多亿贫困人口，全球扶贫之路还面临着巨大挑战，那么中国到底是怎样在几十年时间里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样的道路选择对于全球扶贫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呢？
将高达数亿贫困人口全部“清零”，中国的扶贫之路注定了挑战重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复杂阶段，每个阶段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中国的扶贫都做出有针对性的道路选择，最终实现了数亿贫困人口“清零”的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用制度改革的红利消除贫困
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伤害，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当时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高达2.5亿，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合理的计划经济所致。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对当时落后的制度作出改革，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村经济，大规模消除贫困现象。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此起航。当时改革的重点原本是国有企业，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那一轮国企改革并不成功，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农村释放。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兴起。
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部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行之有效，更现实的意义在于，极大地改善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消除了大量贫困人口。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对农民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激励机制，抛弃了以前的“大锅饭”体制，取而代之的分配方式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农村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提升，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改善。198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为216元，到了1990年，上升到990元，十年时间增长了近4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
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棉花增长74%，油料增长176%，肉类增长8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贫困人口每年减少近18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推进，在农村带来了更多的连锁反应，最大的效果就是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之后，消费需求随之上升，同时，土地制度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而且为中国后来的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减贫的第二大推动力。邓小平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4，到了1987年，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为农民增加收入起到了关键作用。1978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工资大概为300多元，到了90年代末已达4000多元，比1978年翻了4番，农民收入的增加有1/3通过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收入而实现。
当时农民收入的提高，除了轰轰烈烈的制度改革之外，国家政策扶持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城市工业，为了扶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农产品价格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压低，工农业价格的巨大剪刀差对农民利益形成了较大伤害。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改变农业为工业过度输血的局面，从1979年开始，政府对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大幅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民收入。
从这个阶段的减贫来看，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减贫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5年，仅仅用了7年时间，2.5亿贫困人口就“消灭”了一半，看上去也似乎是减贫最容易的一个阶段。政府并没有将减贫作为一个专门的目标去刻意实现，但是最终减贫的效果却事半功倍。
这个阶段的减贫之所以效果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对过去不合理的体制进行纠错。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量贫困人口，可以视为一种制度性贫困，所以，只要将农民从不合理的机制中解放出来，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在大锅饭体制下毫无生产积极性，加之农业为工业输血做出的巨大牺牲，农村经济一片凋零。改革开放之后，过去不合理的体制被逐渐纠正，长期被积压的积极性和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需要政府给予太多的扶持，只要给予农民一个合理的机制，就可以激发出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自己就会成为减贫的最大推动力。
当前全球还有很多地区的贫困属于制度性贫困，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段经验，其实可以为很多贫困地区所借鉴。不过，最大的难点在于，当年中国有足够的勇气解放思想，打破不合理体制的约束，推进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这样的改革开放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对于全球很多贫困地区而言，之所以长期难以摆脱贫困，这可能是最难借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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