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
所谓“数字化”,是指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组成的“数字综合体”。结合所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我谈谈在“数字化”背景下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
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一)云计算
云计算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系统硬件,一个具有巨大的计算能力、网络通信能力和存储能力的数据处理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简称IDC)。数据处理中心本质上是大量服务器的集合,数据处理中心的功能、规模是以服务器的数量来衡量的。
比如,2015年北京市有2 000多万部手机、2 000多万部座机、七八百万台各种各样上网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以及七八百万台家庭的电视机机顶盒。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电信公司处理所有北京市的上述信息的后台服务系统和数据处理中心拥有的服务器共计25万台。上海差不多也是20多万台。谷歌处理全世界的互联网大数据且需要进行智能化处理,它需要多少服务器呢?据悉,谷歌有150万台服务器分布在全世界七八个地方,现在正在建设的服务器还有100万台。
云计算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数据信息的存储能力方面,服务器中能存储大量数据。第二,在计算能力方面,每个服务器实质上是一台计算机。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相比,当代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更强、占用空间更小。第三,在通信能力方面,服务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是互联网、物联网的通信枢纽,是网络通信能力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数据处理中心、云计算的硬件功能,具有超大规模化的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赋予其虚拟化、灵活性、伸缩性的特点。服务商以IDC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为客户服务的接口,向客户提供数据服务。就像居民通过水龙头管道向自来水厂买水一样,各类客户以按需购买的方式,利用IDC资源购买所需的计算量、存储量、通信量,并按量结算费用。资源闲置时也可供其他客户使用,这样就能够有效、全面、有弹性地利用云计算架构中的资源,既能同时为千家万户服务,又能使大量服务器不发生闲置。
(二)大数据
大数据之大,有静态之大、动态之大和运算之后叠加之大。数据量之大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数据量大,例如大英博物馆的藏书能全部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
第二是实时动态变量大。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数据都在产生变化。全球70亿人约有六七十亿部手机,这些手机每天都在打电话,每天都在计算,每天都在付款,每天都在搜索。所有的动态数据每天不断叠加、不断丰富、不断增长。“量变会引起质变”,就像累积60张静态照片可以形成一秒钟的实时电影,大量静态数据的存放也会不断更新、累积,形成新的信息。
第三是数据叠加处理后的变量之大。人们根据自身的主观需求,对动态的、静态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综合挖掘,在挖掘计算的过程中,又会产生复核计算以后的新数据。这种计算数据也是数据库不断累计的数据。
总之,所谓大数据之大,一是静态数据,二是动态数据,三是经过人类大脑和计算机处理、计算后产生的数据,这三者共同构成大数据的数据来源。
大数据若要转化为有用的信息、知识,则需要消除各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数据在计算机中只是一串英语字母、字符或者阿拉伯数字,可能是混乱的、无序的。数据应用一般有三个步骤:数据—信息,信息—知识,知识—智慧。
第一步,数据变信息。任何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本身是无用的、杂乱无章的,但数据经过分析去除随机性干扰以后,就变成了有指向的信息。数据变信息的处理过程用的工具有滤波器、关键词,滤波以后提炼出相关的信息。
第二步,信息中包含的规律,需要归纳总结成知识。知识改变命运,但知识不简单地等于信息。如果不能从信息中提取知识,每天在手机、电脑上看再多的信息也没用。
第三步,有知识后要运用,善于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才是智慧。综合信息得出规律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有的人掌握了知识,对已发生的事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实干就傻眼,这是没智慧的表现。所谓智能,实际上就是在信息中抓取决策的意图、决策的背景等相关信息,最后在“临门一脚”时能够做出决策。信息和知识是辅助决策系统,它们帮助人做出决策,人根据机器做出的决策实施,这就是智能化的过程。
所谓大数据蕴含着人工智能,就在于把杂乱无章的数据提取为信息,把信息归纳出知识,通过知识的综合做出判断,这就是大数据智能化所包含的三个环节。
(三)人工智能
第一,人工智能如何让数据产生智慧?大数据之所以能够智能化,能够决策,能够辅助决策,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或计算机操作过程中有四个步骤:一是采集、抓取、推送,二是传输,三是存储,四是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
第一步,在大数据中不断地过滤出有一定目的意义的信息,也就是采集、抓取、推送。
第二步、第三步是传输和存储,内涵不言自明。大数据之大,不是在抽屉里静态的闲置大数据,而是在云里存储、动态传输的大数据。
第四步是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关键技术在于算法。算法是辅助人类在非常繁杂、非常巨大的海量数据空间中,快速找到目标、路径和方法的工具。
第二,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在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中产生智能的关键在于大数据、算法以及高速度的计算处理能力。没有数据和大数据的长期积累、重复验证,有智能管理也没有用;有了算法和大数据,没有高速度的计算能力也没有用。算法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它变得“有灵气”需要用大数据不断地“喂养”,不断地重复和训练。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如果没有算法,就没有灵魂,就没有大数据处理的真正意义。
但是如果算法没有大数据来“喂养”,即使数学家想出好的算法,智能也未必有效。以柯洁与阿尔法围棋的人机大战为例,阿尔法围棋中的算法是来源于人类各种各样的棋谱、高明棋手的下棋步骤。人工智能工程师将这些数据全部放入谷歌的算法中运行,运行了几万次、几十万次。因为有网络深度学习的模块,每运行一次就聪明一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学习的过程。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这些要素有关,转化为真正人工智能的时候,一靠大数据,二靠算法,三还要靠高速度。人类对工具使用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计算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农业社会,中国人曾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发明了算盘。算盘一秒钟两三个珠子拨动,每秒计算两三下。到了工业社会初期,电被广泛运用。20世纪20年代,以继电器作为基本器件的计算机问世。继电器计算机震动频率非常高,每秒抖动几十次,比算盘快10~20倍。到了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子管问世。电子管计算机每秒可计算几万次,是继电器计算机的1 000倍,运算速度非常快。到了20世纪60年代,半导体问世,以三极管、二极管为元器件的电脑,一秒钟能运算几十万次到几百万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芯片问世,集成电路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到达每秒几千万次甚至几亿次。中国的超算在10年前达到了亿次,2015年前后到了10亿亿次,最新推出一个超算系统已经超过100亿亿次。但是,超级计算机不是一个芯片、一个电脑的运算速度,而是几千个电脑、几千个服务器组合而成一个矩阵和一个算法。超级计算机能够做到一秒钟10亿亿次、100亿亿次,但单个芯片难以达到每秒运算10亿亿次。
我们为什么非常重视一个芯片每秒能计算10亿亿次呢?在2012年出版的《奇点临近》一书中提到,大概二三十年后,人造机器的计算速度将超过人脑。作者提出,人脑的运算速度是每秒计算10亿亿次。当计算机到了每秒计算10亿亿次以上时,其运算速度将超过人脑,拐点就会到来。大家讨论人工智能最终能不能超过人类智能,人是不是会被人工智能圈养,各有各的说法。从科学的角度讲,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不断增强,是人对工具使用的智慧不断发展的结果。强大的计算能力、大数据、算法连在一起,超越了几千小时、几万小时、几十万小时,人无法等待的时间,使得大智慧逐步发展。
第三,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软件植入在云计算厂商提供的数据处理中心硬件中,对客户形成三种在线服务。云计算的云是一个硬件,是一个具有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基础设施。云中除了存放大数据之外,同时提供各种各样的算法作为一种服务软件处理。大数据公司往往在搜集、组织管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后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服务,形成一个大数据的服务平台。所谓的人工智能公司,往往是依靠大数据平台支撑提供算法服务,算法软件也是一种服务。它们共同形成了“数字化”的三大功能:第一个是IaaS,是基础设施作为使用的服务;第二个是PaaS,是大数据的平台作为使用的服务;第三个是SaaS,算法软件也是一种服务。这三个词组代表了“数字化”三兄弟,三种功能不同的软件。
当然,“数字化”也离不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一句话解释就是,互联网的时代是PC(个人电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是手机加笔记本电脑的时代,物联网时代就是万物万联的时代。
(四)区块链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数据库,它打破了中心化机构授信,通过数据协议、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点对点地传输到这个区块中的所有其他节点,从而构建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可验证的数据库,建立一种新的信任体系,这种信任体系表现为五个特征。
一是开放性。区块链技术基础是开源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数据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接口查询区块链上的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
二是防篡改性。任何人要改变区块链里面的信息,必须要攻击或篡改51%链上节点的数据库才能把数据更改掉,难度非常大。
三是匿名性。由于区块链各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必须遵循固定的、预知的算法,因此区块链上节点之间不需要彼此认知,也不需要实名认证,而只基于地址、算法的正确性进行彼此识别和数据交换。
四是去中心化。正因为区块链里所有节点都在记账,无须有一个中心再去记账,所以它可以不需要中心。
五是可追溯性。区块链是一个分散数据库,每个节点数据(或行为)都被其他人记录,所以区块链上的每个人的数据(或行为)都可以被追踪和还原。
按照目前的应用场景,区块链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是公有链。主要指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读取、发送信息(或交易)且信息(或交易)都能获得有效确认的,也可以参与其中的“共识过程的区块链”。
二是私有链,也称专有链。它是一条非公开的链,通常情况,未经授权不得加入(成为节点)。而且,私有链中各个节点的写入权限皆被严格控制,读取权限则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
三是联盟链。联盟链是指由多个机构共同参与管理的区块链,每个组织或机构管理一个或多个节点,其数据只允许系统内不同的机构进行读写和发送。
就当下而言,区块链涉及四大技术领域。
一是分布式账本技术。人类社会发明的记账技术先后有四种。早在原始社会时,人类发明了“结绳记账”,农业社会时发明了“记流水账”,工业社会时发明了“复式记账”。复式记账的平衡表使账目一目了然,适应了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但它避免不了经理人与会计可能从原始数据源头造假。分布式账本是一种在网络成员之间共享、复制和同步的数据库。分布式账本一起记录参与者间的数据行为(如交易、资产交换行为等),这种技术所内含的防篡改、可追溯特性从源头上杜绝了造假的可能,而共享机制降低了“因调解不同账本”所产生的时间和成本。
二是非对称加密技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是公开的,但每个账户的身份信息是高度加密的。单个账户只有在拥有者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访问到,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和个人隐私。
三是共识机制技术。开发者必须首先考虑用怎样的技术可以使更多人对一种规则达成共识,同时还要考虑通过多少个特殊节点的确认,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对数据行为的验证,从而完成一笔交易。一般而言,区块链技术需要若干利益不相干的节点对一笔交易进行确认,如果确认就认为达成共识,认为全网对此也能达成共识,这样才算完成一笔交易。
四是智能合约技术。基于大量可信的、不可篡改的数据,可以自动化地执行一些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和条款,比如彼此间定期、定息、定额的借贷行为。
区块链技术属于信息技术、记账技术。从应用视角来看,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无论是公有链、私有链,还是联盟链,其首要目标是确保信息数据的安全、有效、无法篡改。目前,区块链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场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金融已经数字化了,所以这是区块链应用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目前,在国际汇兑、信用证、股权登记和证券交易所等领域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区块链技术,区块链在金融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人们的探索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金融领域是否可以“省去中介环节”,实现点对点对接,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更加快速地完成交易。例如,利用区块链分布式架构和信任机制,可以简化金融机构电汇流程,尤其是涉及多个金融机构间的复杂交易。
二是供应链和物流。区块链在物联网以及物流单据管理领域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企业通过区块链可以降低物流单据管理成本,可以监控和追溯物品的生产、仓储、运送、到达等全过程,提高物流链管理的效率。另外,区块链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也被认为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上下游之间的直接交易可以加大透明度,提高信任和效率,如果区块链中包含供应链金融,那将大大提高金融的效率,同时降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成本。
三是公共服务。区块链在公共服务、能源、交通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领域也有较为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目前由于信任缺失,中心管理者有时无法确定民众反映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性问题还是共性问题,但使用区块链技术之后,这个问题可能瞬间就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四是认证和公证。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比如,最近,腾讯推出了“区块链电子发票”,成为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爆款”。
五是公益和慈善。区块链上分布存储的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天然适合用于社会公益场景。公益流程中的相关信息,如捐赠项目、募集明细、资金流向、受助人反馈等信息,均可以存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块链上,透明、公开,并通过公示达成社会监督的目的。
六是数字版权开发。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对作品进行鉴权,证明文字、视频、音频等作品的存在,保证权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作品在区块链上被确权后,后续交易都会进行实时的分布式记录,实现数字版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可为侵权行为的司法取证提供技术保障。
七是保险。在保险方面,保险机构负责资金归集、投资、理赔等过程,往往管理和运营成本较高,但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尤其在理赔方面,通过区块链实现“智能合约”,则无须投保人申请,也无须保险公司批准,只要投保人行为触发符合规定的理赔条件,即可实现当即自动赔付。
八是信息和数据共享。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平台在大力整合,目的是使各个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有效共享,节约存储空间和提升使用效率。在实现技术上,如果能够利用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既可以打通监管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破除“数据孤岛”,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还能提升公众调取政府公开资源的效率,减少资金浪费。
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使离散程度高、管理链条长、涉及环节多的多方主体能够有效合作,从而提高协同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二、“数字化”的“五全基因”及其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关于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体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成了孤魂野鬼;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成形了。而区块链技术既具有人体中几万年遗传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的基因特性,又具有人体基因的去中心、分布式特性。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为什么“数字化”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数字化”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面向用户)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面向企业)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账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三、“数字化”对人类社会的五个方面影响
(一)颠覆全球个人支付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成。2002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18家城市(区域)银行卡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速,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方式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经覆盖14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在空间、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9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 800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经全球领先。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付。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下商户门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移动支付使个人的资金往来信息沉淀下来成为信用数据,使企业在业态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是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共享业态能够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基础。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再需要卖掉所有权,而只需要卖掉某一个时段的使用权。未来,共享家具、共享工具、共享智力等各类共享业态在移动支付的助推下,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转账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结算网络,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接口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处理信息,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息传递及处理效率。
但是,在新的支付方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人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性。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部分商家开始热衷于“无现金”,拒收现金的现象也随之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人民币。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同时,由于移动支付的基础是电力设施、数据中心、网络系统,一旦发生意外如地震、断电、人祸导致移动支付无法使用,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二)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SWIFT成立于1973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万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5万亿~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 000万亿美元。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1970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九成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系统和CHIPS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SWIFT系统和CHIPS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系统和CHIPS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从历史上看,美国借助SWIFT系统和CHIPS系统发动了数次金融战争。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系统和CHIPS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多数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系统是过时的、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T系统成立50年以来,技术更新缓慢,效率已经比较低下,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SWIFT系统通常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说,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的SWIFT系统和CHIPS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下,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24个国家政府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90个跨国企业加入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SWIFT系统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它,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际行动绕开SWIFT系统和CHIPS全球支付体系。
(三)改革全球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或铜币等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20世纪80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借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今日,以比特币、Libra(脸书推出的虚拟加密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通过美元垄断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
在数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挑战主权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本人不相信Libra会成功。对主权国家来讲,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最好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挂钩,与国家GDP、财政收入、黄金储备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DC/EP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人民银行对于DC/EP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我认为已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四)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赋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还务必要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抓住两个关键点。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70多亿人口已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了人与人跨时空的即时互联,这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可能,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连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智慧城市正是以此为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科学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融合,否则,很难有大的突破。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步,首先让城市的物能说话,其次让物与物之间能对话,再次让物与人能交流,最后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分为四个版本:
1.0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
2.0版是网络化,就是通过网络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交互共享;
3.0版是智能化,就是在网络传输的基础上实现局部智能反应与调控,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
4.0版是智慧化,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到了这个版本,智慧城市才算基本建成。
这四个版本,前一版是后一版的基础,但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但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五)医疗保健的根本性变化
人类的智慧使自己更加长寿。250万年前,非洲猿人迁移到世界各地。真正进化成跟现代人差不多的智人是在一万年前后。猿人的平均寿命是十几年,史前的智人、原始社会的部落人群的平均寿命延长到20多年,翻了一倍。到了农业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能够到40岁左右,所以那时的古语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到工业社会寿命又翻一番,现代社会人的平均年龄在70多岁,接近80岁。未来,人类的平均年龄正在往100岁、120岁延长,《奇点临近》里提出,人类身上的每个元器件正常的生物学寿命是150岁,为什么活到六七十岁就死了,是因为某一个部件出了问题,带动了整个身体死亡。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生命特征、生物特征的微观智能器件可以替换人的五脏六腑。什么零件坏了就换什么零件,最后,人的平均年龄可以上升到120岁,到那个时候,遇上150岁的长寿老人也不稀奇了。
“数字化”会给人类的医疗保健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类有免疫系统,有1/3的疾病其实不治疗也会自愈;有1/3的疾病即便治疗了也不能痊愈,医生没有能力治愈它;还有1/3的疾病不治疗就不会好,治疗了才能痊愈,所以正常的医疗体系应该在这1/3治疗了才能痊愈的方面发挥主体功能。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远程诊断的作用,把不治疗也会痊愈的疾病和治疗了也无济于事的疾病处置清楚。这其实就是人类医疗技术的进步,既能节约大量的医保经费、社会保健费用,又能够使人类最终延长生命。
人们常说,农业化使人活下来,工业化使人强起来,智能化使人聪明起来。这一说法大体确切,但不精确,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不断地聪明起来。人类智能的不断提高,使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从农具时代发展到机器发动机时代,才有了使用工具的不断进步;人类智能的不断提升,使人类从史前利用自然雷火到钻木取火,再到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风力、水力、核能等能源的能力不断提升。
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本质特征是大脑智慧的发育、发展**,
由于智能的提升,人类产生了语言、文字。
因为有了语言、文字,人类的智慧知识有了交流、传递和积累,所以产生了迷信图腾或宗教信仰,抑或是理想信念、价值观的信仰;
因为人类有了语言、文字和智慧,所以产生了人类社会和组织。
正是人类智慧的发展,产生了人工智能,产生了“数字化”时代。
总之,人类在创造和驾驭工具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在智慧的光芒中发展人工智能,不用担心人工智能的智慧发展超越人类。人类智慧的发展史证明,人类一定会在工具的智能化发展中变得更智慧。
四、“数字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数据价值时代,数据就像传统资源、能源一样有价值,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标志。大数据能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精确,大大提升工作效率;能告知我们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让我们在不明确因果关系时了解事物间的相关性,从而增强预测性;能帮助企业把握全流程、全场景、全产业链、全样本信息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抽样调查的信息;能使工业制造由客户选择定制产品,使电子商务更加智能,使产业链金融、贸易支付、信用媒介更加安全,付款周期更短,货物周转成本加快下降。数据挖掘形成的智能特性,不仅能帮助人快速找信息(搜索引擎),也能帮助信息找人(推荐引擎),具有机器懂人的智慧,从而主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做好人们该做但还没想到的事情。就产业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工业4.0:“数字化”背景下的工业制造业
在大数据、云计算的背景下,产业和企业的特征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方面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制造业,即“工业4.0”。能被称为“工业4.0”的企业,一般具有互联、数据、集成、转型四大特点。企业的仪表、生产线、车间、管理部门、供应链、研发、运营、产品、客户、消费者的数据和信息互联互通,并实时集成、反馈,使整个工厂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向个性化定制,实现生产过程柔性化、个性化。具有这种功能的“工业4.0”企业,充分利用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机器视觉数据采集器、智能物流、网络安全等信息技术。“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是有了电动机、发电机,有了电以后的电气化时代的工业;“工业3.0”是自动化时代;“工业4.0”是智能化时代。
最经典的“工业4.0”的案例是现在的集成电路的制造厂。生产12寸芯片的企业,其投资额小则70亿美元,大则150亿美元,占地面积差不多一平方千米。150亿美元投资一座芯片厂,100万平方米的厂房划分成几个车间,面积非常大,里边的机器设备布置得满满当当。但是整个厂区里面看不到多少人,厂内全是机器人在运转。10多年前,我们参观集成电路厂车间还有很多穿着白大褂的人,一个车间至少可以看得到几十个人,整个集成电路厂内各个车间有几百人同时上班。现在,150亿美元投资的一个大型集成电路企业,一个盘片从投入制造到流水线出来变成芯片,需要24小时在机器人的搬运操作下不断地运转,周转几万道工序,共20多天,才能变成产品,从流水线上下来。社会上每一个客户需要什么样的芯片,只要客户一下订单,芯片的样图设计,原材料、辅助材料的供应,以及下游封装测试的去向定位,都在电脑里安排好了。信息都是连接的,配送好就送进了工厂。工厂里面的机器人流水线全部协同运作。
关键是,每一个芯片的尺寸看上去只是一个点,非常小。但是它内含着非常复杂的图形,一放大开来,这个图纸堆起来一叠像一座房子,非常复杂。每一个芯片的图纸都需要归档,一个12寸的硅片一般可以做几百、几千个芯片。一个大型芯片厂一个月消耗15万张盘片,一年消耗180万张盘片,做出来的芯片数量是几亿、几十亿个。每个芯片的档案都在云计算数据库里存放着,任何时候都能调取,信息终身留存。了解芯片工厂就能知道“工业4.0”的特征——各种资源配置都能够互联互通、集成运作。
因此,“工业4.0”是当代人类社会机器人运作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有三个特征。一是车间里几乎没有人,全是机器人,机器人代替人进行高精尖的运转。二是整个车间、整个工厂可以算成一个人。整个工厂大脑自动地决策思考怎么操作,怎么运算物流,可以把整个工厂当成一个人在自动化地运转。三是跟整个市场密切联系。产品的需求,市场的定制需求、个性化要求,都在事先设计之中。在流水线中运行的芯片不是批量生产,不是按同一批次、同一种芯片生产,而是每一个盘片所对应的芯片都是有不同要求的,输入指令后,机器人能够进行非常高速度的运作和个性化的生产。
(二)产业链集群:“数字化”背景下的加工贸易集群化转型
在“数字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加工贸易、来料加工的转型升级,也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心是加工贸易,即来料加工。它的运作特点是从外国进口零部件、原材料,在中国沿海加工,加工后产品销售到全世界,所以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它的原理是,制造工业进入了水平分工阶段,一个整机产品中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制造,包括物流,不能由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大包大揽,这是成本最高的方式,而应该把每个环节分包给最能干这个业务的企业。外包的过程就可能是把一个电脑一千个零部件分包给七八百个企业。让这些专业化的企业专业生产这些部件,产品质量又好,成本又低,规模又大。按照这个原理,就出现了大进大出,零部件、原材料在全世界,组装基地在中国内地。
传统加工贸易的缺点是什么?一是全球性布局上、中、下游产业链体系的物流成本偏高,二是产业链黏合度较脆弱。物流过程中总会遇到刮风下雨,总有延误。同时,物流当然会有物流成本,全球性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太高,绝不会因为石油能源价格低了,运输就没有成本了。时间也是成本,运输能源也是成本,还有各种各样的运输事故损耗带来的不测也是成本。所以,这个世界是平的,也是不平的。哪个地方适合发展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基地?一是销地产,在大规模的市场销售地搞基地。二是在原材料、零部件体系配套的地区搞基地。一个成功的、有竞争力的基地往往物流半径、原材料半径、服务半径在一两个小时的半径内形成集群,这样才是最有效率的。这种产业链垂直整合的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并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首先是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链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如果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游零部件产业的70%~80%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集群。其次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其他同类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因此,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只要产业整体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也能健康发展,从而能避免一个地区的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大起大落。最后是围绕制造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任何一个产业领域都会有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多个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造成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要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群化。
总之,企业三大集群的发展方式,实现了现代产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种理论的完美结合。企业不可能“大而全”“小而全”。为此,过去龙头企业及品牌企业抓住品牌、研发和销售结算体系,把各种零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以水平分工分包给各类最有投资效率的企业,这种分工对一个龙头品牌企业来说,是合理的,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形成良性的竞争力。但对一个地区来说,如果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产业链,重点招引的组装等制造环节可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除了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太高的附加值。同时加工基地很不稳定,随时可以拎包走人,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形成国际化主打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在全产业链上下功夫,以垂直整合的方式,把研发、材料与零部件制造、物流、仓储、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和整机组装制造集于一地。这样既实现了成百上千个企业与龙头企业的水平分工,又实现了上中下游产业链在地区的垂直整合,推动制造企业在行业内、产业链内、地区内互联互通。
三大集群的发展模式,既符合水平分工,又符合垂直整合。这样的集群模式,还符合“工业4.0”中的个性化定制。任何一个产品,一旦可以个性化定制,留存资源配置就能很快提升。这种资源配置,如果需要在全球运输,各个方面就无法控制。但如果70%~80%的零部件基本上都在一个地方,定制系统、信息通信系统等各种物联网的系统就能在产品定制要求产生后的一两个小时内,进行决策、配送,完成产品的定制。这样就形成一个放大了的“4.0工厂”,实际上是一个“工业4.0”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集群是很有战斗力的。
特朗普说美国工业再造,美国制造业要重新发展起来,要让海外的美国企业搬回美国去,其中难点在哪儿?代工企业、龙头企业要搬回去并不难。但要把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涉及的成百上千的企业集群化的体系一起搬到美国去,非常难,没有五年布局做不起来。特别是这个体系已经按照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按照“工业4.0”的定制体系形成了一个有灵气的、有灵魂的组合,要把这个系统都搬回去很难。企业不会因为增加点关税就搬回去,或者是减一些税收就搬回去,它要么不搬,要搬就要搬一个集群体系。
传统的加工贸易很容易搬走,但是近几年,中国内陆、沿海按照“工业4.0”、物联网的构架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是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是不容易搬动的。中国制造业今后真正的竞争力就靠三个。一是科研驱动、创新驱动。在战略性的、基础性的科技开发上,能自主发展。二是全产业链的集群,这非常重要。全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就会有集群竞争力。三是按“工业4.0”的要求,形成物联网的、智能化的运转,这也很重要。
(三)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背景下的供应链发展转型
前几年,经济脱实就虚,各种金融机构“小而全”“大而全”,银行做信托的工作,信托做证券的工作,金融企业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很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也热衷于跨界运作,很努力地搞金融牌照,但搞金融牌照不是为自己的产业链服务,而是在与本公司业务不相干的金融市场中找业务。因为金融系统利润高,大家跨境经营都去做金融业务,以至于金融业虚火上升、脱实就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目前,金融领域正在按中央要求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管业务、跨界业务的整顿。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产业链金融。最近几年,那些不务正业搞金融的企业很多都赔本。比如,重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营企业,规模几百亿元。前几年,它也热衷于搞金融、搞小贷。它搞小贷不是围绕自身企业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小贷融资,而是向陌生企业、群众放贷款。由于没有经验,借出去的30亿元中坏账就有20多亿元,企业也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那么,产业链金融应该怎么搞?第一,作为龙头企业,可以将供应原材料的上游企业作为客户,搞一个小贷公司。看起来是小金融机构,但就把几千个以本公司为中心的、供应链中的配套企业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供应链下游的企业。龙头企业发送货物之后,使用产品的下游企业要付款。这里面也涉及供应链,也涉及金融。不管是小贷、保理还是租赁,业务信息是全产业链的,是有背景的,是可靠的。例如,在上游企业为大企业供货的过程中,如果大企业延迟三个月后才付款,就会造成上游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如果有小贷公司或者是保理公司,在上游企业供货时,一旦大企业拖延付款,可以先用保理解决。保理的钱一般不会形成坏账,过了三个月大企业还货款的时候就可以把保理的钱抵扣回来。这是一个安全的封闭运行体系。总体上看,互联网金融也好,产业链金融也好,它都有全产业链的信息背景,能帮助企业把金融信用做得很好,杠杆做得合理,风险降到最低。总之,一个运行得法的保理公司或者小贷公司,可帮助完成整个产业链上几百亿元融资过程,既能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增强核心大企业与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协同性,又能赚取几亿元的利润。
“数字化”不仅对制造业企业、产业链运行有革命性的提升,在物流、贸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面,也能产生催化剂作用。中国的物流费约为GDP总量的15%,每年的物流费用约十几万亿元,包括交通运输、仓储转拨、金融支付等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中还包括企业之间在途货物互相拖欠的货款的成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各样物流方式没有做到无缝对接造成的效率损失,还包括因为安保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货物损失。
如果有了万物万联的物联网,有了一个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的物流管理平台,就可能提升各种运输方式无缝对接的效率,确保物流运输过程的安保到位,加快货款资金周转效率,降低货物支付结算成本。供货方不再是等到货到达对方公司的厂区仓库里才拿到货款,而是可以在货一发送,集装箱送到港口、火车站时,就可以拿到货款。那么,谁给钱?游戏规则不变,最终还是由收货人付,但提前由一个主办银行或保理公司、小贷公司来垫付。
这类公司付款以后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可以由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在整个物流过程中,物联网平台公司已经算好了上架的集装箱几天以后到哪儿,最终这个集装箱会送到哪儿,全过程物流信息一目了然。在整个过程中,供货方因提早收回货款而受益,买方也没有提早付款,有小贷公司、保理公司或者银行提供贷款给发货的公司。保险公司和物流平台公司发挥了信用管理的功能,最终物流速度也加快了,成本下降了。金融、保险和物流降低成本后产生的大额利润由贸易双方分享,部分分摊给各个平台,大家都受益。
三、“数字化”时代要遵循的十条基本原则
“数字化”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基本的经济规律和金融原理,各类互联网商务平台以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资讯平台、搜索平台或金融平台,都应在运行发展中对人类社会规则、经济规律、金融原理心存敬畏,并充分认识、达成共识。
第一,对金融、公共服务、安全类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监管。凡是互联网平台或公司,其业务涉及金融领域,以及教育、卫生、公共交通等社会服务领域和社会安全领域三方面的,必须提高注册门槛,实行严格的“先证后照”,有关监管部门确认相应资质和人员素质条件后发出许可证,工商部门才能发执照,并对这三类网络平台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第二,落实反垄断法,尤其要防范市场份额的垄断程度达到整个国家80%甚至90%的企业。要及时纠正和制止网络平台公司以“融资—亏损—补贴—烧钱—再融资”的方式扩大规模直至打败对手。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类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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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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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限制互联网平台业务混杂交叉。要像美国谷歌、脸书那样,严格要求资讯平台、搜索平台和金融平台之间泾渭分明。做资讯的就不应该做金融,做搜索的也不应该做金融,做金融的不应控制资讯平台、搜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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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现实,比如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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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障信息数据的产权。要约束规范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的行为方式。有些平台采集数据,明明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地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的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流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触犯了法律。要像尊重知识产权那样尊重信息数据产权和版权,不能认为经过企业平台的数据都是企业的资产。数据信息是一种资源,产权是客户的,不是平台的,平台公司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将客户的信息数据资源对外交易买卖。
第五,确保信息数据安全。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各类大数据、云计算运营公司,要研发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保护网络安全,防止黑客攻击,防止泄密事件发生,不侵犯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绝不允许公司管理人员利用公司内部资源管理权力窃取客户数据机密和隐私。
第六,确保各种认证技术和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近几年,网上许多认证,包括网上实名制在内,由于安全性差而遭到黑客轻易攻击,造成隐私泄露、社会混乱的情况,亟须改进。最近一段时间,又有许多创新,如生物识别、虹膜识别或者指纹识别。这一类创新看似很先进,但是所有这些生物识别都是黑客可以仿造的,如果一个黑客仿生物特征人的虹膜、声音、指纹,就是很难进行监管的。这些识别在线下常规情况下是准确的、唯一的,但是在线上就可以被仿制,根本就搞不清。所以,现在美国、欧洲根本不允许在线上做生物识别系统。
第七,凡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事,一定充分听证、逐渐展开;要新老并存、双规并存;要逆向思考、充分论证非常规情况下的社会安全,绝不能由着互联网公司率性而为。比如,这几年我国在货币数字化、电子钱包、网络支付方面发展很快,人们把手机当作钱包,衣食住行几乎离不开移动支付,一些商店甚至不能使用人民币。但是应当认识到无现金社会在面对战争、天灾时毫无可靠性,庞大的社会电子支付体系会瞬间崩溃,总之要三思而后行。
第八,互联网平台公司具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功能性后,一旦出事,后果严重。互联网公司因其穿透性强、覆盖面宽、规模巨大,一旦疏于管理,哪怕只有一个漏洞,放到全国也会有重大后果。比如,经营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服务,因为互联网服务体系要覆盖全国,它的规模可以达到几百万辆。如果由于公司管理体系不健全,出现了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停业整顿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处罚的问题。常规情况下,一个出租公司有几百辆车,出了事罚3~5倍的款,罚几十万元。美国的优步出事,非死亡事故就赔了几千万美元,不是因为公司大赔偿数额也巨大,而是因为社会影响大,这一赔偿让企业损失惨重,倒逼企业彻底改正,绝对不再让员工犯这类错误,影响公司的前程。所以,在这方面要打破常规,不能用常规的管法。常规出租车出了事要赔款,正常的工伤死亡赔偿是60万元,事故死亡赔3倍,即180万元。对于大规模的网约车绝不可以这样,至少应该加10倍。
第九,防止互联网公司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观念,使网络上失信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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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怎么活下来?资本的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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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规范和加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税务征管。最近几年许多百货商店关门了,有一些大城市1/3的百货商店都关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网上购物分流了商店的业务量。而实体店无法与网店竞争的重要原因,除了房租、运营成本之外,就是税收。对百货商店征税是规范的、应收尽收的,而对电子商务系统的征税是看不见的,这就有违不同商业业态的公平竞争原则。
未来数字货币发展展望
“数字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遍及各行各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货币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形态,在功能、应用场景、支付效率上都有着独特的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币值波动、支付可用性、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关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探索、深化。
一、数字化时代货币的三个“变化”
“数字化”对人类货币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货币的维度、辐射空间和价值源泉。
(一)货币的维度变化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现在的数字化时代,货币的维度形态也从多维进化到三维、两维再到一维。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此时货币的维度是多维的。到了农业社会,社会上的基本商品越来越多,物物交换开始难以维持较高的支付效率,黄金、白银或铜等标志性的贵金属开始作为货币中介,此时货币的维度变成了三维的贵金属货币。到了工业社会后,商品的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此时货币的维度主要变成了二维的纸质货币。到了20世纪80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货币本质上成了存储器中的一串符号,货币的维度有了新的展现形式。而到了今天,以比特币、Libra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出现,货币开始迎来了一维的时代。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几万年史前社会的货币是多维的;几千年农业社会的货币是三维的;几百年工业社会的货币是二维的;几十年来的货币电子化及数字货币是一维的。
(二)货币的辐射空间
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基本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部落范围内。农业社会不同的国家发行自制的金属货币,流通局限在国家的疆域范围内。比如,东周列国或者战国时期的秦、赵、齐等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工业社会后,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拥有了自己的纸币,跨国贸易带来了各国纸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流通,货币的辐射面大幅拓宽。到了数字时代,非主权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一旦产生就是全球化的,无论是海关还是政府边界管制,很难从走私的角度、关卡的角度控制它的流动。比如,比特币加密、匿名、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它可以摆脱银行网络、SWIFT运行,可以被不法分子用来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但比特币这种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不适合作为人类的流通货币。
(三)货币的价值源泉
货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货币锚”。“货币锚”是指货币发行的基础或储备,具有支持和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的功能。早期的物物交换时期,充当货币的“物”如皮毛、贝壳的价值来源于人类付出的劳动时间或物质的稀缺价值。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广泛应用“金、银、铜”等金属作为货币,是由于黄金、白银、铜币开采不易,再加上这类金属性质稳定,因此适合作为货币,同时产量的自然增长难以通过人为进行操控,也能很好地保证币值的稳定。但“金本位”或“银本位”也存在天然的缺陷,由于金银储量有限且开采不易,一旦出现金银大幅增加或者外流,金银的价格就会大幅波动,导致经济出现通胀或通缩。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货币实际上没有以任何实物作为储备,仅仅是因为国家法律规定而具备了货币的功能,因此也被称为“法币”制度。货币的价值来源变成了与国家主权、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但因为缺少实物储备和明确的约束机制,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超发。
2010年以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典型如比特币及脸书的Libra。前者通过真实“挖矿”产生,它的锚是挖矿的“算法”,需要挖矿机、矿场设备、电能等成本,“价值”可以折算为对应生产矿机、建矿场、供应电力等的劳动时间。但此类货币没有固定的发行方,没有资产进行背书,发行规则基于特定的算法,发行数量往往是恒定的,难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量扩大发行规模,其币值的波动导致无法承担支付使命,仅仅能作为避险货币而存在。而后者Libra,锚定的是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本质上类似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但脸书在全球拥有超过20亿用户,一旦实施,Libra将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与货币主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Libra类似的稳定数字货币发行,各国监管机构的态度极为慎重。
二、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主流将是央行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顾名思义,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货币的价格尺度、价值存储和支付交易等货币职能。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的区别在于,一般而言,数字货币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类似于现金的货币,可以实现点对点的匿名交易。而电子货币是建立在银行账户基础之上的,需要通过银行系统实现交割。
从发行主体来进行区分,当前数字货币可以分为CBDC(央行数字货币)及私人数字货币。虽然近年来私人数字货币逐渐放弃锚定“算法”的发行方式,通过锚定主权货币为其价值背书,但其面临的发行主体可信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纵观货币发展历程,货币要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至少要包含三个要素。第一,要有政府主权背书。第二,币值大体上要维持稳定,除非发生严重危机。第三,不能伪造或不容易伪造。货币发展到数字货币阶段,也需要满足这三个要素,数字货币必须由国家发行,由国家信用进行担保。任何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只能作为投资的证券,不能作为流通中使用的货币。货币的价格必须保持稳定。市场商品价格是通过货币来衡量的,而各类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分配的指示器,因此清晰、稳定、可靠的货币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石。
此外,货币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货币主权方面都经历了血泪历史的洗礼,来之不易的货币主权不能轻易让渡。以Libra为例,其发行和流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成为超主权货币。而这种超主权货币一旦形成,不但会影响“铸币税”收入,阻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诱发资产外流,甚至还会削弱货币本身的权威性,在一些弱势货币国家也可能出现对本币的替代。失去了货币主导权,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严重削弱,将沦落到任其他国家支配的地步。
因此从短期来看,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很难构成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挑战。未来各国央行将成为数字货币的主导者。
三、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五个“动因”
自数字货币蓬勃发展以来,世界各国央行对CBDC的态度逐渐从谨慎保守到积极探索,很多国家均已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展开广泛工作,中国、瑞典、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已进入测试、实验等阶段。央行大力探索CBDC,主要有以下五个动因。
(一)替代纸币,进一步降低货币发行和流通成本
虽然近年来,我国现金支付由于移动支付的发展而持续低迷。但从规模上看,2019年末我国M0仍然有7.7万亿元。根据测算,7.7万亿元的M0大概对应纸币约4 000亿张。而平均一张纸币的生产设计、防伪、存储、流通、销毁等成本约为1.2元。假如央行数字货币全部替代纸币,纸币的全套流程变成了数字运算,整体的创造、流转、维护成本将大幅度降低,预计能够节省几千亿元。另外,由于数字货币通过密码算法等多重机制实现防伪,央行数字货币的防伪成本也将大幅度降低。
(二)促进普惠金融,提升支付多样性、便利性
账户是传统电子支付的核心,几乎所有的金融活动均与银行账户有关。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仍然有约50%的成年人没有正式银行账户。而基于代币无账户的CBDC设计,可以使更多人享受到支付的便利,从而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全球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旗下的支付机构在支付市场中的份额逐年提升,甚至开始取代传统商业银行成为支付市场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某种支付方式的垄断有可能带来系统性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引入多种支付方式可以有效加强市场竞争,方便老百姓在消费结算过程中自主选择支付方式,促进支付方式不断创新。尤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不管是在境内贸易还是跨境支付场景中,小微企业多了一种收付款的方式,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结算成本,提高结算效率。
(三)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在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结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和CHIPS系统。但SWIFT近年来逐渐沦为美国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挑战。CIPS上线后,有利于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为境外银行和当地市场提供流动性。但CIPS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为此,境外银行需要有人民币业务,境外企业和个人需要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而DC/EP只需要拥有DC/EP钱包,这个要求比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低得多。DC/EP可以借助CIPS系统,在有效提升CIPS功能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尽管DC/EP能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货币可自由兑换、币值稳定、深广的跨境贸易场景、境内金融市场成熟且开放程度高、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等。这已经超过了DC/EP的设计能力。因此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不在于央行数字货币走向国际化,而在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逐步展开、法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候,人民币的数字货币才能够成为国际货币。
(四)应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
自加密货币推出以来,加密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以及潜在的财富保值就吸引了大量的人。虽然加密货币由于种种内在缺陷而无法成为主流货币,但其潜在的优异特性已引起了各方的重视。2019年6月,脸书宣布推出数字货币Libra。Libra完善了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存在的“通缩”“波动大”“交易费用高”等内在缺陷。脸书在全球拥有20多亿用户,且业务范围涉及跨境支付,一旦大规模推广开发,将给各国货币带来巨大的冲击。基于此,各国央行开始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探索基于主权背书的数字货币能够抵抗私人数字货币的冲击,捍卫数字货币主权,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五)提升监管效能,抑制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
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和可编程性可以让央行追踪和监控数字货币发行后的流转情况,从而获取货币全息信息,实现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观测,有利于实施更有效的宏观货币政策。另外,经过设计的CBDC具有可追溯和标记特性,可以保证交易流程可追溯,在保障用户部分匿名性要求的同时对监管机构信息实名,从而帮助监管机构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行为,有效抑制犯罪活动。
四、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注意的四个“问题”
数字货币有利于降低现金成本、提高金融包容性和支付系统的稳定性、提升监管效能,但在发展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借助银行、非银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投放
理论上,数字货币无须银行账户即可投放。但央行直接投放数字货币后,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一方面,直接面向用户投放数字货币容易脱离“货币锚”的控制,引起货币超发。当前,央行的数字货币的发行是由货币M0进行置换的,商业机构需要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在这种二元运营模式下,央行数字货币没有脱离原有的货币体系,也没有凭空创造出来新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仍然遵守货币发行纪律。
另一方面,央行直接投放数字货币有可能导致金融脱媒。商业银行的业务运作是建立在银行账户之上的,在账户的基础上开展存贷汇等业务。一旦数字货币直接大规模面向公众投放,等于绕过了银行、非银等金融机构,这些中介机构无法获得用户的金融交易数据,就无法提供与之风险相匹配的金融服务。因此,数字货币短期内仍然需要遵从二元发行结构,通过商业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发行,以降低对金融中介的影响。
(二)央行数字货币不对持有者支付利息
从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上来看,央行数字货币是M0的替代,相当于老百姓手里的现钞或硬币,所以这笔钱放在数字钱包中,银行并不对持有者支付利息。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央行数字货币一旦计息,可能导致大量寻求安全的资产向中央银行转移,从而导致银行的存款流失。其结果是,银行要么面临负债端的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损失,要么提高存款利率水平。数字货币一旦开始计息,央行与商业银行就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降低数字货币对银行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只能充当现金的替代物,不能替代M1、M2。
(三)央行数字货币实施中要考虑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在满足企业和居民需求的同时,由于其是现有货币体系内全新的货币形态,不可避免地将对现有的货币体系产生影响。央行数字货币在投放时,由于流通性更强,所以市场上流动性增加。为了避免市场上M0过多,未来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少于替代的纸币。因此,从货币乘数来看,由于分子不变,分母变小,整个货币乘数会在一定幅度上增大。当前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模式将会因为乘数的波动而加大测量和控制难度,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数字货币的推动应当循序渐进,小心验证,使之在此过程中完善与现金的融合对接,验证其对金融中介和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弱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真正成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手。
(四)在发展数字货币的同时,也要保留现金支付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现金在日常的使用中呈现下降趋势。未来随着数字货币发放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现金的替代性将更为明显,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数额将进一步减少。
但中国各地区间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突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用户对数字货币的接受度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数字货币的发展。在推动数字货币的同时,不能强迫所有人使用电子化支付手段。即使未来现金支付已经接近消失,也要保留民众选择使用现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经济伦理的要求,也是为了规避在极端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不可抗力导致的电力中断、数据丢失等情况。
五、面向未来的数字货币
在工业社会,大部分法定货币的锚实际对应GDP增长率、税收能力、通货膨胀率等指标,这些锚是和当前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未来全球必然进入数字化社会。这个时候,货币的锚也可以根据数字时代的经济特征,选择一种全新的锚定物。在确定锚定物时,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这种锚定物是全人类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普遍需求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与人类的核心需求密切相关。
第二,这种锚定物一定是有具体价值的,而非某种算法。
第三,这种锚定物无须任何中心化的体系背书。
第四,这种锚定物能够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能够持续满足货币供给。
第五,这个锚定物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实际上,能够同时满足上述需求的锚定物在现实中很难找到。曾经充当锚定物的黄金以及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国家信用都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货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与当时的核心生产资料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2/3。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产量也接近世界产量的90%。在拥有当时社会生产中必需的能源的主要定价权后,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霸权货币。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东地区产油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通过与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使美元成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美元也成了大部分货币的名义锚。通过上述总结可以看出,谁能够将自己的货币与当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谁就往往能够在世界货币的竞争中确定领先地位。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新引擎,已是全球共识和大势所趋。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数字经济越发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了30%,位列全球第二。
在数字化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不仅仅是石油、煤炭,这些能源未来可以被可持续能源——太阳能、风能、电能取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大数据、计算设备、技术人员等一系列数字生产核心要素组成的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能力强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可以认为,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锚定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数据、计算设备、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综合体。可以将上述一揽子的数字化生产资料整合形成一个数字化指数。将数字货币锚定这个指数,通过测度全球或国家的数字化指数,来确定数字货币的发放量。数字化生产资料,不仅是全人类当前需要且未来持续需要的,而且本身蕴含价值,还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可以说是未来数字化社会中最合适的货币锚定物。
总而言之,在当下发展数字货币的过程中,既要大胆设想,也要充分认识到它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未来人类货币的形态、产生方式、锚定物还将进一步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发展,货币也可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字化能力——作为一种全新的锚。通过锚定这种全人类未来共有的生产资料,数字货币就有了良好的运行基础,还能进一步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5G背景下金融科技的特征和发展路径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消费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这值得探讨。
一、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产业互联网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有什么形态的产业链,就会有什么类型的供应链金融,相伴随的也会有相应的金融科技发展生态。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有关材料报道,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如果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 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 000亿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有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一)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国内C端流量增量即将耗尽,行业主动求变
当前我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增速持续下降,互联网增量红利消退,市场出现互联网下半场的声音。一方面,行业向上游拓展或国际化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头部互联网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需求迫切,因此提出产业互联网概念,这也是产业互联网金融的产生背景。
中美互联网行业对比,美国产业互联网公司占据美股科技前20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但美国产业互联网科技股市值为中国的30倍,国内尚无领先的产业互联网巨头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具体方面,可以认为产业互联网综合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手段,深入企业生产、研发、销售等内外各个环节,力图将每家企业都变成信息驱动型企业,并进行互联,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率。
(二)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联系与区别
表4.1 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区别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见表4.1)。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产业互联网的这些特点,正是金融科技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可以这么说,消费互联网金融只是科技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产业互联网金融才是科技金融的高级阶段主战场。
二、金融科技发展的主体是产业互联网金融
什么是产业互联网金融。产业互联网金融目前没有行业标准定义,我认为产业互联网金融具体指的是机构基于产业互联网发展,通过金融科技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统称,当前主要为基于产业互联网服务的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产品(如微业贷)、助贷超市等形式,随着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形式。
产业互联网金融与消费互联网金融的联系与区别主要为:产业互联网金融是消费互联网金融向上游产业端渗透,以企业为用户,以生产活动经营为场景提供贷款服务;消费互联网金融以个人为用户,以日常生活消费为应用场景提供贷款服务。
(一)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有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的专利发明,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在经济发展中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中国小微企业有9 318万家,占比88%。小微贷款余额33.5万亿元,占企业贷款37.6%,金融资源分配不够合理,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有望改变这种状况。
供给上,我国传统银行业不能完全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134家城商行及1 427家农商行,提供了13.22万亿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且贷款规模发展迅速,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11.67万亿元,是小微企业贷款的主力。但与此同时,行业不良率也在持续走高,农商行行业不良率最高触及4.29%,高企的不良率迫使银行收缩信用,放缓小微企业贷款发放,农商行及城商行不能完全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需求上,2018年起实体经济企业金融需求分层,呼唤新金融供给解决痛点问题。2019年12月,我国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达17.4万亿元,同比增长4.5%,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同时由于信用分层,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严重。小微企业属于金融业长尾客户,由于存在抵押品不足、信用资质差、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短等问题,银行通过传统手段进行风控的成本很高,造成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需的不匹配,这是产业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基础。
(二)各类因素叠加金融科技技术储备迭代,产业互联网金融产生
2016年前后,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被应用到金融行业,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当前市场上传统商业银行、互联网银行、供应链金融平台、产业互联网服务商等机构试水C端风控技术在B端的有效性,诸多因素叠加导致产业互联网金融产生,并且在快速发展,不断丰富。
产业互联网金融依托产业互联网,价值来源于金融赋能产业能力提升。产业互联网金融依托产业互联网服务,基于B端经营融资需求,行业价值来源于金融赋能产业能力提升,这一点与C端消费金融满足个人超前消费需求的价值逻辑不同。产业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供给体系的优势在于将企业服务数据与金融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信息流转带动信用流转,从而解决传统金融供给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产业互联网金融有五类基本构成要素
产业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构成要素分别为产业链、中小微企业、产业互联网应用、金融科技及金融服务机构。我国未来产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重要节点在产业互联网应用与金融科技这两个部分,这一点类似C端的消费金融。(见表4.2。)
表4.2 五类基本要素构成产业互联网金融
(四)产业互联网金融服务商相比传统金融机构有四方面优势
中小微企业天然具有生命周期短、业务规模小、抵押资产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过去我国采用城商行及农商行服务当地的做法,效率并不够高,不能完全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产业互联网金融相比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可以有效解决获客成本、信息孤岛、智能风控、审批效率等四方面问题,具有明显的优势。(见表4.3。)
表4.3 产业互联网金融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痛点问题
产业互联网金融的服务目标将专注于中小微企业金融市场。一是产业互联网金融可以有效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不足。二是大型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一般采用本地化策略,产业互联网提供商提供定制化服务,产业大数据不好采集。三是中小微企业预算有限,偏好低价甚至是免费软件,一般愿意接受标准化服务,服务商可以获取大数据。四是大型企业信用好,融资手段多且成本低,已经被银行服务覆盖,中小微企业则因为风控原因,仍为蓝海市场。
金融科技能力是产业互联网金融行业亟待验证解决的问题。由于B端企业法人和C端自然人的巨大差异,同时中小微企业固有的生命周期短、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目前行业最成熟的解决方案是用核心企业弥补中小微企业信用的供应链金融。脱离核心企业信用,仅以金融科技为基础的大数据风控,目前行业正在进行可行性验证,部分龙头企业已取得了初步的发展(如微业贷),未来完全依靠金融科技的产业互联网金融模式,还有待时间验证。
(五)区块链是解决资金方信任中小微企业底层信用的新桥梁
过去,中小微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是行业的主要问题。区块链的产生,可以为中小微企业底层信用与金融机构添加一座新桥梁(如解决票据流转、仓单重复质押等问题),有效解决资金供需双方的矛盾,目前在政府的引导下,各类基于区块链的跨境金融平台、贸易融资平台发展迅速。
SaaS、PaaS、IaaS是辅助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手段。产业互联网金融在风控问题验证得到有效解决后,获客问题会逐渐出现,由于B端客户使用产业互联网应用具有排他性,所以行业前期的优质客户积累很重要。产业互联网金融将产业互联网服务融合到产业链中,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产业大数据,能有效解决信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而精准找到中小微企业中“合格的借款人”。
(六)以供应链金融为基础升级的产业互联网金融基础最好
金融的底层逻辑是信用,传统供应链金融本质是通过核心企业信用弥补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信用,但现实情况中四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流)合一很困难,制约了行业发展。
由于供应链金融行业存在时间较早,行业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已经较为成熟,已有不少核心企业、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平台在探索金融科技,因此发展基础最好。
图4.1 传统供应链金融借助产业互联网及金融科技升级为4.0版
图4.1以供应链金融为例。近三十年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1.0版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2.0版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3.0版是数字金融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3.0版才是这一领域金融科技的新生态。供应链金融4.0版是以产业互联网生态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金融,是今后最具备想象空间的发展趋势。以产业互联网服务生态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金融最诱人之处在于未来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将企业法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像自然人一样建立画像,提供金融服务,最终形成供应链金融的4.0版本。
供应链金融升级产业互联网金融的标志在于风控方式的转变。供应链金融在风控中一般关注三个点,分别是贸易的真实性、资金的自偿性及交易的可控性。根据机构调研,当前我国供应链金融的风控方式仍以传统风控手段为主,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风控技术应用仍然较少,我认为行业转型升级的标志在于风控手段的转型。(供应链金融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见表4.4。)
表4.4 供应链金融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三、金融科技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和模式
(一)金融科技有两个基因,并不改变金融的传统宗旨与安全原则
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地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金融科技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行业的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用、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带来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原则,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办法。不能“无照驾驶”,不能15%、20%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地乱放高利贷,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的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堵校门和朋友圈乱发信息等恶劣行为。
(二)消费互联网金融和产业互联网金融合理的发展模式: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有机结合
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 000多亿元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
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数字化平台是完全不同结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数字化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
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务,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脸书、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有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三)形成明确的各方多赢效益原则
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
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和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地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同样,与网络数字平台合作的金融企业,也可以通过四种优势为合作项目取得效益和红利。一是低成本融资的优势。金融企业获取企业、居民的储蓄资金和从人民银行运行的货币市场获取资金的低成本优势。二是企业信用判断的优势。网络数字平台对客户信用诊断相当于是X光、是CT(计算机体层摄影)、是核磁共振的身体检查,代替不了医生临门一脚的诊断治疗。对客户放贷的实际净值调查信用判断以及客户的抵押、信用、风险防范,本质上还要金融企业独立担当,这方面更是金融企业强项。三是资本规模的优势。网络数据平台尽管可能有巨大的客户征信规模(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但资本金规模往往很小,要真正实现放贷融资,自身至少要有相应的融资规模10%以上的资本金。只有银行、信托、保险等专业的金融公司有这种资本金规模并与时俱进的扩张能力。四是社会信用的优势。不论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习惯,还是老百姓存款习惯,企业投融资习惯,与有牌照、有传统的金融企业打交道往往更放心、更顺手、更相通。在这方面,专业的金融企业比网络数据平台更为有利。基于上述四项分析,网络数据公司与专业的金融企业的合作确实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是最好的发展模式。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五个平衡与五个关键
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赋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
一、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有三重意义。
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智慧城市以智慧的理念规划城市,以智慧的方式建设城市,以智慧的手段管理城市,以智慧的策略发展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运行,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从而有效缓解“城市病”。
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智慧城市是“创新2.0”时代的城市形态,它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系统,促进城市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优化升级,推动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全面创新,从而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三是创造高品质生活。智慧城市通过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互动,极大地增强城市信息获取、实时反馈和随时随地服务的能力,可以有效解决民生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公平等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建设智慧城市的意义,还可以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的方向是无可争辩的,智慧城市的发展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二、建设智慧城市,要做好五个方面的结构性平衡
从基础性和根本性层面思考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人口、土地房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就业岗位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上,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思路,做好五个方面的结构性平衡。
第一,城市功能定位的平衡。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依托城市群来发展的。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代表着城镇化发展的主体方向。考察世界主要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一般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最高不超过1∶0;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通信畅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我们建设智慧城市,必须在城市群层面思考谋划,合理确定自身功能定位:是建设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是金融贸易中心城市还是工业物流基地城市?总之,要科学设定城市定位,彰显特色、有机联动、协调发展,绝不能各自为政、盲目建设。
第二,人口的供给平衡。人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以人为本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当前,制约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城镇化率刚刚达到60%,国民经济的人口红利却已逐渐淡出,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2.8亿多农民工没有真正市民化。一般来说,城镇职工20岁左右参加工作,60岁退休,一生工作近40年。而农民工因为户籍问题,往往到了45岁就不会被企业招聘而返回农村,这就损失了人生1/3左右的工作时间,加之农民工每年候鸟式迁徙,春节前后回家探亲用掉约两个来月,两者加起来,1/3+1/6=1/2,农民工一半的工作时间就耗费了。欧美国家一般城镇化率超过70%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我国城镇化率刚到60%左右就遭遇了用工难,农民工的人口红利50%的浪费是重要原因。我们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关注那些“高大上”的东西,还必须“接地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城市、扎根城市,为城市提供人力资源供给,让农民工共享城市机遇。
第三,土地房屋的供应平衡。以智慧城市促进城市“精明增长”,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配置好土地房屋资源。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城市建成区面积,土地配置一般是每人100平方米、每万人1平方千米,100万人口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是100平方千米。再如,住房面积,人均大约40平方米,1 000万人口的城市建设4亿平方米住房是合理的。又如,商业设施面积,一般每2万~3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铺,每2万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写字楼。在城市土地房屋资源配置中,如果大手大脚,房地产总量供过于求,势必出现“空城”“鬼城”;如果土地长期供应不足,则会造成土地稀缺、房价畸高。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基本面需求的“度”。
第四,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平衡。基础设施是城市的脊梁骨。我们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出发点是想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但是,在总体不平衡的基础设施上增加再多的智慧元素也解决不了问题,前提还是要做好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平衡。这里也有一些比例关系。比如,国家规定,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要达到8千米/平方千米,新建住宅配建车位要达到1∶1。再如,城市人群每人每天综合用水0.3吨,产生0.25吨污水和1千克垃圾,城市供水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应按此配建。又如,一个城市每100平方米土地,应有55平方米用于铁路港口、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仓储物流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才能满足需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首先要让这些基础设施达标,满足城市基本运行需求,这是绕不过去的硬指标。
第五,产业布局的平衡。只有产业集聚,人口才能聚集,政府才有收入,智慧城市建设才有基础。这方面要做好两个平衡。一是就业总量平衡。一座100万人的城市,扣除未成年人和老人,起码有五六十万人需要就业,城市产业必须能够提供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并适度超前布局,这样城市才有活力。二是结构平衡,就是城市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要保持平衡,上中下游产业链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要平衡,并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就业需求。做好了这两个平衡,智慧城市建设所依赖的创新才会有雄厚的产业根基,智慧城市发展才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上述五个方面是城市建设的常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对智慧城市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大智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锦上添花地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可以说,智慧城市的建设,首先就是以城市要素供给有效和结构平衡的理念来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用有效供给的策略发展城市,从而提高城市的效率和活力。
三、建设智慧城市,还需抓住五个关键点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还务必要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抓住五个关键点。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70多亿人口已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了人与人跨时空的即时互联,这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可能,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连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智慧城市正是以此为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科学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融合,否则很难有大的突破。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步。首先让城市的物能说话,其次让物与物之间能对话,再次让物与人能交流,最后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分为四个版本:1.0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2.0版是网络化,就是通过网络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交互共享;3.0版是智能化,就是在网络传输的基础上实现局部智能反应与调控,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4.0版是智慧化,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到了这个版本,智慧城市才算基本建成。这四个版本,前一版是后一版的基础,但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但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总想着一步到位,往往只会事倍功半。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自下而上、由点到面地推进。智慧城市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很难先有一张“施工总图”,然后照图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只能是自下而上,成熟一个推一个,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现实需求,区分轻重缓急,逐一构建城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智慧子系统,如智慧制造、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先把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搭好,再添砖加瓦、封顶竣工,这样才能根基深厚。智慧城市建设中,尤其要避免热衷于搞“大规划”“大方案”却不务实功、不做细功的倾向。
第四,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市场导向。智慧城市意味着高效率,而效率能够产生效益,这就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比如,物流领域,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占GDP的1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通过发展智慧物流,把物流成本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会节约4万亿元,这部分就可以成为包括工商企业、物流企业、金融企业,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平台等各类企业的收入。再如,停车问题,目前我国缺近2亿个停车位,但又有约8 000万个停车位平均空置率超过50%,如果通过智能停车将空置率降到10%,按每个车位每年收费2 000元计算,也有640亿元的收益。可见,智慧城市建设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丰厚的投资收益。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导向,以物联网平台及其受益企业的活动为中心,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绝不能仅靠政府力量强推,那往往是缺乏智慧、烧钱而低效的,也容易搞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第五,智慧城市建设要法制化、标准化。智慧城市是复杂系统,也是新生事物,其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标准。要统筹协调,加快构建包括信息技术标准、城市建设标准、信息应用标准在内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确保有序建设、高效集约。二是安全。这是智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础。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和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发展网络安全技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三是扶持。政府要带头打破“信息孤岛”,出台鼓励社会参与的政策措施,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智慧城市营造良好宽松的发展环境。
总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战略上要坚定,战术上要灵活,要尊重规律、尊重市场、尊重创造,把准方向、少走弯路、不走错路,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加以推进,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全球贸易的数字新趋势
关于全球产业和贸易的新格局、新趋势,我有如下看法。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目前的格局是冰火两重天,一半是冰河,一半是火焰。一方面,近五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仅2%~3%;另一方面,与战略新兴制造业有关的产业则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则以15%~20%的速度增长,而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在内的颠覆性数字产业则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如何顺应战略性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发展趋势,抓住产业发展新机遇,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是每一个现代企业、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考虑和规划的事。
二是在企业和产业运行模式上,全球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支柱产业逐步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伴随这种制造业内部协调,产业链集群化会形成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以及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和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当然,这种分布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枢纽化结构,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跨国公司一般选择一个低税率、零壁垒的自由贸易地区作为枢纽地。
比如,我国加工贸易产生的大量金融结算业务流失境外。我国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是离岸金融结算,由于境内条件不许可、不适应,这1.8万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中,中国香港有3 000多亿美元、新加坡有4 000多亿美元、爱尔兰有4 000多亿美元,还有一些在中国台湾及韩国、日本。
这方面,只要我们的离岸账户能够允许开放,并有与境外自由贸易区相同的税制,就有可能促使跨国公司将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量回流,相应会产生相当体量的银行收入、就业和税收。总之,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一靠技术,二靠资本,三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化运作能力。这种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正是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是以产业链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模式要求国际贸易规则也发生相应变革。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一种产品生产分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逐步变成全球范围内跨国分工完成,形成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个产品生产由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生产,变成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它们分布在最终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变化会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全球价值链对传统经贸规则提出新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因此,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三零”规则凸显。全球价值链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措施,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跨境贸易迅速增长,降低了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了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营商环境公平透明、政府服务便捷务实、海关通关不重复关检,以及实施“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
四是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不仅要求产品标准趋同,而且对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一体化提出更高要求,原先各国单方面自主制定、执行的规则,如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国有企业行为、竞争中性等规则都受到国际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要求做到公平公正不歧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要求把国际投资、服务贸易、劳工和技术标准、国内管制、中间品贸易都纳入谈判议题中。由于贸易、投资和服务的高度关联性,制定统一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成了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五是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时代,统计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预计今后1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呈2%左右的增长,服务贸易量有15%左右的增长,而数字贸易则是25%左右的高速增长,20年后世界贸易格局将形成1/3货物贸易、1/3服务贸易、1/3数字贸易的格局。数字技术不仅对货物贸易有利,还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业态。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创新思路,挖掘和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数字服务出口,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包括云服务等。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集群。要发挥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并以“数字化”的颠覆性功能,提升推动智慧城市、“工业4.0”体系等方面的发展。
数字贸易领域的接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招商引资方面,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使用境外的邮箱和交流软件不太方便,影响跨国资料和数据交换。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走向世界有很多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问题,比如国际上互联网平台公司不跨界垄断、不搞金融,以及网络交易交税、网络支付与信用卡体系竞争问题、涉及共享经营平台发展的约束规则等都与我国国内发展的状况不同。为此,应深入研究解决数字贸易的市场集中度、隐私保护和安全威胁等国际规则。一是加强国际数字贸易合作,确保网络开放、自由和安全,支持国际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捷化。二是确保双方数字经济政策处于全球合理共识之中。三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确保构建坚实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总之,全球产业和贸易演变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方式,主动拥抱产业发展新浪潮,努力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