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现代生存

现实世界中富人财富增长的秘密正是如此：更有钱是因为已经很有钱。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都是平庸的，而且最好的东西还都挤在一起。

想要提高效率，就得不公平
假设让你来模拟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分配财富。你必须按照什么原则分配，才会得到一个与真实世界差不多的结果呢？
首先，你不可能均匀分配，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你可能会考虑随心情分配，今天看到这个人心肠好就给他多分点儿，明天看到那个人太可怜再给他多分点儿。但谁都能找到个需要钱的理由对吧？或者你干脆搞随机分配，让世人完全凭运气获得财富。可是这样也不对。根据统计学，如果你是随机分配的话，那么人群的财富应该是个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就好像身高和智商一样，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但是特别高和特别聪明的人是极少的。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抽奖结果完全随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反复抽中头奖。
可是财富不是这样，非常有钱的人有很多，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差异要比身高的差异大得多。身高是正态分布的，财富却是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的。
1.幂律
下面这张图表现了正态分布和幂律分布的区别。

图中我们用横坐标代表每个人的财富，纵坐标代表有这么多财富的人数。两种分布最大的差异在于横轴上距离原点很远，也就是财富特别多的地方：在这里，幂律分布预言的个体个数比正态分布要多很多。
咱们再说得更直观一点。人的身高是正态分布的，所以世界上最高的人的身高，并不会比世界上最矮的人高10倍。但是因为财富是幂律分布的，世界上就有很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我记得有统计说千万富翁的人数大约是百万富翁人数的1/6，而亿万富翁的人数又是千万富翁人数的1/6。这就是幂律分布的特点，整体是一个数学上的“分形”结构：百万富翁看千万富翁，就如同千万富翁看亿万富翁。
要怎么分配财富，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呢？
答案是，看谁钱多就给谁多分一点。
等到他的钱更多了，你就再给他分得更多。
这当然就是所谓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现实世界中富人财富增长的秘密正是如此：更有钱是因为已经很有钱。真正让人进入富豪排行榜的不是按小时计费的高工资，而是投资创办企业。越是有钱的人，越容易在投资中赚到更多的钱，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从一万赚到十万很难，而从一亿赚到一亿零十万元则根本就不算赚钱。
幂律分布，最早是在1897年被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发现的，他正是在考察人群中财富分配情况的时候发现这个分布的。他当时就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布，是正反馈造成的，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
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东西是幂律分布的：公司的大小、城市的大小、病毒感染的人群、商品畅销程度，等等。甚至有些自然现象也是如此：地震强度、油田大小等。
那这么多符合幂律分布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看了很多文献，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正反馈过程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分布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分配非常不均匀！
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34%的财富。Netflix一家公司的在线视频服务占据了美国每晚35%以上的网络下行带宽。1726年—1800年间发表的全部数学和力学论文中的1/3，是莱昂哈德·欧拉一个人写的。
时至今日——科学研究已经不怎么讲英雄主义的时代——大多数重要科学发现也是由少数精英科学家做出的，85%的科学论文从来没被引用过，只有1%的论文在发表后一年内能被引用5次以上。很多人号称给维基百科和自由软件做过贡献，但大多数页面、大多数代码，是极少数人完成的——一半以上维基百科的编辑行为是0.7%的用户（大约500多人）做的。Kindle用户读书时可以高亮标记自己喜欢的句子，亚马逊统计，所有图书中被高亮最多的前100名句子中，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占了29句。
如果你觉得世界上的资源分配很均匀，那只不过因为你所见的范围太小。我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哈尔滨时感觉很激动，特意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想写点日记。结果我的笔记本上只写了一句话：“原来中国大部分土地是田野，城市只不过是田野中的孤岛特例啊！”
其实中国也是个特例，中国人均占有可用耕地数值很低，有人希望下辈子不要生在中国，但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很不错了，随机选择出生地的话，可能结局差很多。地球上大部分区域是海洋，陆地是个特例。放眼宇宙，能有这么一个适合生存的地球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如果你知道暗物质和暗能量，那由可见物质构成的这一切东西，又是极少数……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都是平庸的，而且最好的东西还都挤在一起。
有了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既然世界上的资源分配这么不均匀，我们就不应该“公平”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东西。
2.“80/20法则”
学术上的叫法是幂律分布，民间的叫法则是“80/20法则”。这个名词可能来自IBM公司。1963年，IBM公司发现，用户在一台电脑上所花的80%的时间，是在使用其20%的功能。这跟我们现在的经验很吻合：买个什么花哨的电器，时间长了就知道其中大多数功能根本用不上。功能和功能之间的使用率是不平等的。
所以IBM公司的做法就是立即重写操作系统，让那20%的核心功能更好用。
这就是“80/20法则”的关键：重点照顾好那20%。
比如，一个公司80%的利润可能来自20%的客户，只要服务好这20%的客户，公司的利润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而对这其中一个具体客户来说，把他所有需求中20%最重要的需求解决好，就能得到他80%的满意度。
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把所有客户都当成上帝平均用力，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好那20%的关键客户上——在服务这些客户的时候，又要服务好他们那20%最关键的需求。
当然不同场合的数值肯定不一样。也可能是90%对10%，也可能是70%对30%，但这个思想是一样的。
投资也是这样。假设有两个投资方向，A方向投入100块钱能够赚120块钱，B方向投入100块钱能赚200块钱。如果你手里有200块钱，要怎么分配呢？当然是应该把钱都投到B方向上去。我们应该在最可能获利的方向上集中投资，而不是在每个方向上都投。大公司在很多方向上投资，是为了分散风险。但是对个体来说，手里只有这么一点钱，到处都投的话还不如把钱直接存银行拿利息，应该重点研究一两个方向，在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再去投资。巴菲特说，“我这辈子挣的绝大多数钱，都是来自少于10个决定的”。
做事最关键的战略，就是做好最关键的。
不管是当初做 Mac 电脑还是后来做 iPad，乔布斯的做法一贯都是首先用一个小的精英团队秘密开发核心功能。选拔年轻的天才，激励他们每周工作90个小时，只专注于最关键的部分，把细节留给将来，让大团队去慢慢补充。
iPhone推出后一鸣惊人，但是连最起码的复制/粘贴功能都没有，而iPad甫一推出居然不支持多任务工作。也许市场上的每一台智能手机都有复制/粘贴功能，每一台电脑都支持多任务工作，可它们全都没法跟苹果的产品相提并论——因为在iPhone和iPad上能做其他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事。乔布斯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先把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东西。
数年前我在某国家实验室当博士后，研究中遇到一个小问题，问老板是否需要花时间专门搞一下。老板给我回复了一句霸气的话：“让别人去关心这种没意思的现象吧，我们要专注于有意思的大问题！”那是我科研生涯中特别愉快的时刻之一。
所以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无小事”。事情当然有大小之分，无小事就是无大事。
质量控制无小事吗？“80/20法则”最早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质量控制。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电气工程师和一位统计学家发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来源，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于是他们先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列出来，然后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优先解决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结果解决了第一个，就已经排除了很多质量问题。然后有多余精力，再去解决第二个。按优先级处理，结果事半功倍。这个方法影响深远，留传至今，而记录了这个方法的著作成了管理学经典，那就是《朱兰质量手册》。反过来说，那些对所有问题可能都平等对待的公司，反而什么都没解决好，产品质量远远不行。
所以说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不公平。
人与人之间当然应该平等相符，“看人下菜碟”非常不好，可是我们的直觉经常要求我们对“事”也平等对待，我们倾向于把资源均匀分配，那就不对了。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学会“不平等对待”。
那怎么在个人生活中实践“80/20法则”呢？
3.极简主义
有一个给要做的事情分类的著名方法，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把事情分成四类：重要而紧急，重要而不紧急，不重要而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要先做重要而紧急的事，最后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80/20法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事呢？应该追求只做“重要而不紧急”的事！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谈论的所谓“极简主义”的生活哲学。整天被一些所谓紧急的小事推着走，疲于奔命，这种生活最没效率。一个忙于琐事的CEO不会对公司长远发展有什么洞见，一个被老板支来支去的员工干不了什么大事，一个永远在准备下一次考试的学生成不了什么大器。
要事优先，尽量只做最重要的事，少干或者不干那些不重要的事，才是出类拔萃的关键。
要做到要事优先，第一，你得有自由意志，知道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不能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要强调主动性；第二，你得学会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第三，你还得有勇气、有能力拒绝自己不想干的事，敢跟人说“不”。
比如读新闻，你可能觉得这个也重要，那个也必须读，订阅了一大堆公众号，在微博上关注了一大堆人，每天被江湖风云牵着走，实际上那大都是没有用的。你应该有所侧重，勇于删除和忽略不重要的信息。正确做法是以我为主，变被动为主动，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方面的事情下功夫研究透彻。
现代社会中有很多“完美主义者”，他们多是不懂轻重缓急的“焦虑症患者”。他们关注各种细节，经常能指出别人的小错误。比如给他们看个PPT，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上面有哪些标点错误，却不知道你说的核心观点是什么。这其实是种特别浪费时间的性格。
衣着考究整洁，东西摆放井井有条，对什么事情都有记录存档，这样的作风并不值得学习，这种人设定了错误的优先级。达到这样的状态势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做些更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从未错过航班，那么说明你在机场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你从未丢过东西，那么说明你在整理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你从未做错事，那么说明你做的事不够大。
有个新闻报道说，一位北大毕业的“虎妈”，为自己9岁的孩子制定了一个很强硬的作息时间表，一天有18个小时在学习，内容包括跆拳道、游泳、钢琴、拉丁舞、英语、围棋、奥数、古文、练字，以及看《新闻联播》。网上对她的批评意见，都说孩子学习的时间太长，没有玩和休息的时间了。我认为这些批评没有说到重点，重点并不在于时间长，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都想要。
人的精力有限，什么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想培养人才，“全面”发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天赋树”不能乱点。“极简主义”要求我们培养核心的竞争力，在他喜欢的东西上加大力度学习。用20%的时间就可能实现这个小孩80%的天赋开发，剩下80%的时间几乎都是浪费，还不如让他去玩。
玩很重要。“极简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把最关键的事情做好，省出来时间去玩。这也符合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说的“杠铃原则”：做事要注重两端，不管中间。——我要么做最难的事，要么玩或者什么都不做。
我没时间做简单的事。

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一种理性
中国文化一向推崇勤俭持家，非常看不起那些及时行乐，有点钱就全花完的人——而科学家完全赞同这一点：所有研究都表明，能够从长远打算和推迟享乐，是通往长久幸福生活的必备素质。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呢？
大概很多人听说过一个“棉花糖实验”。研究者给小孩们一人一个棉花糖，说我现在要出去一下，如果你能等到我回来再吃这个棉花糖，我就会再给你一个。所有小孩都喜欢棉花糖。有的小孩能克服暂时的欲望，等一会儿得到更多，有的小孩忍不住就把棉花糖吃了。结果过上若干年后再看，那些当初忍住没吃棉花糖的小孩，不论学习成绩还是生活质量都比那些忍不住的小孩要好很多。
据此，美国有的学校甚至专门给学生印发T恤衫，上面写着：“别吃那个棉花糖！”
连个棉花糖的诱惑都抗拒不了，那些小孩有毛病吗？有的NBA球星赚了很多钱，退役后居然没几年就把万贯家财全部败光，这些人天生都是非理性的吗？
大多数人只知道别吃那个棉花糖，而我要说一个更有意思的道理：为什么有人会吃那个棉花糖。
两个进化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和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写了一本书，叫《理性动物》，这本书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很多行为看似非理性，其实是理性的，自有一番道理。
进化心理学中有个“生命史”理论，研究个体怎么分配有限的资源。简单地说，每个动物一辈子其实就干两件事：积累和花费。所谓积累，就是补充营养，锻炼身体，充实自己——相当于人类攒钱；所谓花费，就是通过性关系把自己的基因传播出去，争取有多个后代——相当于人类花钱。
生命史理论说，动物们的积累和花费有两种不同的策略。
像大象这样的动物，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天敌，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好几十年，所以它的策略就是“慢策略”：花很多时间积累，花费很少。大象生育的孩子不多，但是它会精心呵护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它追求的是养育质量。
而绝大多数动物没有这么幸运，它们一般很早就性成熟，之后马上就开始繁殖生育，然后可能很快就被捕杀，寿命很短就死了。它们所采取的就是“快策略”。它们没有条件追求质量，只能以数量取胜。
这两种策略都是对的。环境好当然可以慢慢享受生活，少生优生；如果环境险恶，自身寿命短，不早生多生行吗？不用“快策略”基因根本传不下去。
更进一步，生命史理论认为，在同一物种之内，也有“快策略”和“慢策略”的区别。人类就是这样。
在稳定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青春期来得晚，结婚生子也晚，寿命更长。而如果家庭环境不好，家庭成员不稳定，这种家庭出生的女孩青春期往往来得早，会很早生育。
而那些采取“快策略”的人又会吸引同样采取“快策略”的人，他们很随便就生孩子，生了孩子也未必结婚，就算结婚了也很容易离婚。现在让美国低收入人群无法脱贫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单亲妈妈太多。
如果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中，有个单亲妈妈和若干个不同父亲的兄弟姐妹，生活很不稳定，今天运气好，得到一块糖，你会把它留到明天吗？
对这样的人来说，现在不享受以后就没有机会享受了。他的糖可能会被抢走，他甚至可能活不到明天。拳王泰森13岁之前就已经入狱好多次了。
立即吃掉棉花糖，是这些人的生活习惯。
后来有人重新做了一遍“棉花糖实验”。这一次实验人员还是跟孩子们说，如果你不吃，等我回来就再给你一块糖——而不同的是，这次有的分组里，实验人员回来说，哎呀对不起，我搞错了，没有第二块糖了。经历了这种失望的孩子，再给他做一遍“棉花糖实验”，通常连3分钟都等不了就把糖吃了。
换句话说，孩子能不能推迟享乐，不仅仅跟孩子自身有关，也跟孩子生长的环境有关，而且孩子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
后来又有人拿猴子做类似的实验，发现如果小时候妈妈总能从固定的地方得到食物，猴子长大后就能推迟享乐，做决定做得很好；如果小时候食物来源不确定，即使仍然能获得食物，长大以后它的自控能力也不佳。既然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这一顿肯定要任性猛吃。
我们通常认为细水长流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而有人追求的就是那短暂的灿烂，而且他们是有缘由的。
身处全民追求稳定的中国社会，对这个理论的体会可能没有那么深。如果你生活在美国，同学中有个女孩16岁就怀孕，高中没毕业就退学回家带孩子了，你可能会对这个生命史理论有更深的体会。
一些其他的研究表明，对于行为策略的选择，基因跟环境的作用大概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家长是“快策略”类型的，他可能天生就有“快策略”的倾向。不过从前文中我们看出环境也有用，甚至可能自由意志也有用，所以绝对不能说采取哪个策略是固定的。至于像某些NBA球星，环境很好了，还是退役几年就破产，我们只能说他未能战胜自己的基因。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说战争时期的飞行员都很花心，很少打算跟一位女性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这就是因为此时飞行员的死亡率非常高。
这个理论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代人都自动晚婚晚育了——因为所有人的环境都变好了。
由此可见：
第一，教育小孩一定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偶然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不寻常的东西也不要一次吃完，要分几次慢慢吃。高兴了不要连着几天光玩不学习，不高兴了也不要连着好几天不让玩。
第二，看似荒唐的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表面上人人有自由意志，其实身上都不知道背着什么基因和环境的枷锁——有的人能战胜这些枷锁，他们就是英雄。

贫困病
我们说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贫困。能读到本书的读者大概没有人是深陷贫困的，大家都对富裕比较感兴趣，对贫困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我认为这个内容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要说的是科学家对贫困的一个最新理解。了解这个内容，你的世界观可能会发生一点点改变，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好——至少是更明智的人。
这个最新理解就是，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条件，贫困还是一种生理疾病。
有个金融界的名人叫克里斯蒂安·H.库珀（Christian H.Cooper），曾经担任过投资银行的经理，现在管理某个基金，经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还涉足政治。库珀40岁的时候年薪就超过了70万美元，但是他不敢要小孩，因为他总觉得钱还没攒够——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有这样的收入和地位，竟然还被不安全感左右，常常自我质疑，充满焦虑，这不是有病吗？
没错。而且库珀非常了解这一点。2017年，库珀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说明了自己的病。库珀本人就有生物学的背景，他做了大量关于贫困对人的生理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里学到东西。
库珀这个病，就是贫困病。
1.什么叫贫困？
咱们先说说什么叫贫困。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今天中国恐怕还有很大比例的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但绝对收入并不能说明问题。几十年以前，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绝对收入都很低。现在三四十岁的许多人，大概小时候有过物质贫乏的经历：好吃的不常吃，新衣服很少买，游乐场没去过……这些，都不叫贫困。
虽然家里有冰箱，但是食物储备只够48小时的，2天之后吃什么还没有着落，这个才叫贫困。本来有手机，但是因为欠费停机了，结果没接到电话耽误了工作，然后连锁反应导致失业，这个才叫贫困。
贫困，不在于一个人享受的物质水平不高，而在于他的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本书前面有篇文章叫“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一种理性”，说的就是真正贫困家庭的小孩，因为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规划未来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什么好东西应该马上享受。
几年前有一本书叫《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说的不是经济学上的稀缺，而是物质贫乏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结论是贫困会让人陷入一个思维陷阱，不能自拔。
这就是说，贫困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陷入贫困的思维模式，才是真正的贫困。
但这只是以前的理解。现在的科学家最新的理解是，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给穷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落后的思维模式，更是生理上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生理问题。
2.生理疾病
过去10年以来，各方面的研究表明，贫困会减少人的大脑的表面积，会增加得肥胖症的可能性，会让人更愿意冒不必要的风险，还会缩短人体细胞的线粒体端粒——而这意味着寿命缩短。这些就是贫困病。
以前有句话叫“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大概是说贫困对人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贫困对人的影响其实也包括生理上的。人穷不但志短，而且端粒也短！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贫困病，还有一种可遗传的机制。
贫困会导致人的压力增大。如果人持续处在高压状态，他的DNA的甲基化水平会受到影响。甲基化水平会影响基因表达，基因表达决定了一个人身上有哪些特性能发挥出来，哪些特性发挥不出来。也就是说，也许你的基因里有绘画天赋，可是你的基因表达不到位，结果你的绘画天赋就发挥不出来。
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因为贫困而持续处于高压状态，他的基因表达受到影响，那么他成年以后，哪怕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他还是会继续感到压力太大。说白了，就是他的身体已经得了贫困病。这个病不是外部环境好就能治好的，这是一个生理问题。
这还没完。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在持续进行中，但已有证据表明，基因表达是可以遗传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后代，一出生就有贫困病——哪怕他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
实验室里已经发现，从小缺乏母爱的老鼠和斑马，不但自己负责处理压力的荷尔蒙水平异常，而且他们的后代——两三代之内——这个荷尔蒙水平都异常。
对人的研究当然要复杂得多，但是这种研究也有。荷兰近代历史上发生过严重的饥荒，结果科学家就发现，经历了那次饥荒的荷兰人，他们后来所生的后代，遗传了他们的心理高压。
当然，所有这些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结论也有争议。也有人认为这个遗传机制不是通过表现基因遗传，而是通过“细胞型”（cell subtype）效应遗传，我不是生物学家，对这些也说不好，但是总结来说，有两个结论现在看来比较有把握：
第一，贫困带来的压力有一种生理作用，可以持续一生；
第二，这种生理作用是可遗传的。
什么叫压力遗传？压力遗传就是这个人天生就容易对生活中的困难反应过度。他无法考虑什么长远打算，特别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事情上。
咱们想想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最近网上一个热点，说很多女大学生，为了买手机、买化妆品跟人攀比，会去借利息高到离谱的高利贷，不惜用自己的裸照做抵押。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想，这些人脑子有问题吗？现在看来真有问题，可能就是天生的生理问题。
3.人真的能凭自己的努力脱贫吗？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到非常难受了。穷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现在科学家居然又给他们扣上一个遗传了贫困特质的帽子。难道有的人天生就该受穷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个更让人难受的答案——如果你坚持认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你可能更对不起穷人。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受穷是因为他努力程度不够，你就犯了美国普通人常犯的错误，你就是被“美国梦”这种神话给洗脑了。
库珀是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出生在经济落后的田纳西州，家乡贫困到什么程度呢？上课都没有老师，也没有课本，校长发下来几张复印笔记让学生自学！
可是库珀现在生活得很好啊，这难道不是穷人奋斗的典型吗？库珀说，你千万别觉得我是典型。我的成功完全是一系列好运气的结果——我的确也很努力，但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好几个贵人的帮助——这些好运气完全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库珀说我能举出20个例子，来证明我当年的好朋友们跟我一样努力，一样积极主动，但他们现在境遇都很差。
所以根本就不能、也不应该指望穷人靠自己奋斗摆脱困境。美国所有城市里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的学生，能跟上自己所在年级水平的比例，都不到25%。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错吗？所以库珀呼吁，让陷入贫困的人摆脱贫困，政府必须帮扶。
如果贫困真的是一种可以遗传的生理疾病，这对我们思想上的冲击就太大了。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很多老人被骗，以为交10元钱报名费，然后自己到北京鸟巢体育场就能领到5万元，结果全国各地很多老人就真的去了，怎么辟谣都没用。
做出这种明显不理智的行为，是不是早年贫困的经历给身体留下的痕迹造成的？还有一些贪官为官时巧取豪夺，被审判时，辩解说是“穷怕了”——这是不是贫困遗传的结果？
好在表现基因遗传未必能永远传下去，也许两三代就能终止——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一代人，会比现在强得多？
这个“脑洞”还可以开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往上看一代。中国过去是非常贫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之中，也有很多格局宏大、气度恢宏的人呢？我想这得感谢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应该感谢父母。
上一代人苦是苦，但是他们总是尽量给孩子创造一个稳定和温暖的环境。别忘了我们前面说的贫困的定义，压力大和不确定性高，才是真贫困。也许这些人的父母一代，把自己变成了“防火墙”，没有让压力和不确定性影响到他们。
依照一些美国人的思维，要脱贫必须有政府干预。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再厉害，也没有带“防火墙”的中国父母厉害。
由此可见，贫困的本质是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贫困带给人的坏影响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而且新研究似乎表明，这种影响能够遗传。
让下一代人摆脱贫困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物质供应，更在于提供一个稳定而又温暖的家庭环境。

低收入者重视集体，高收入者强调个人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疏远了一些。过去两个人关系好，能好到不分彼此，干什么事都要在一起。现在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乃至邻里和亲戚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已经很少了。过去还有结拜异姓兄弟、认干爹干妈的事，现在也几乎没有了。
还有很多过去的谚语现在也不说了。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谚语，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个朋友多条路”“远亲不如近邻”，现在可能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不用，这些句子显得太老、太土了。
我有个感觉，中国社会正在变成个人主义越来越强的社会。
最近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者有一项研究，跟这个现象很有关系。他们想知道穷人和富人都会出于什么原因捐款。
研究者对富人的定义是个人年收入在9万美元以上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6万美元。个人年收入9万美元，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收入的2～3倍左右。这差不多是高科技行业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的收入水平，要是在其他行业则是管理层的收入水平。
以前有很多研究发现，富人，通常是比较自私的。如果你有个爱心项目需要募捐，你最好找收入不是特别高的人。不但富人不愿意为了爱心捐款，连富人家的小孩都比别的小孩更不愿意捐款。
2015年有人在幼儿园里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者给孩子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小孩做了些事情，挣到了一些代金券，这些代金券可以用于购买非常好的礼物。研究者问孩子们，另外还有一个孩子，生病了，在医院里躺着，不能参加这个活动，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挣到的代金券分给生病的小朋友一点呢？结果家庭富裕的孩子捐出来的代金券反而更少。
所以千万别对富人的爱心抱太大幻想。富人真要捐款也可以很大方，但有很大可能，不是出于爱心，而是为了自己。
那如果你想让富人掏钱捐款，话应该怎么说呢？
研究者做了几个实验，结果非常一致。其中一个实验是跟一家救助孩子的慈善机构合作，在他们的捐赠网站上测试两句广告词：
1
.让我们一起来救一个孩子
2
.你 = 救命者
结果是对于那些年收入9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来说，第二句广告词的效果大大好于第一句广告词。这个结果很有深意。
一般搞捐款活动，我们直观的想法，都是众人合力去做一件好事，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可是你要想说服高收入者捐款，说“共同的目标”他根本不感兴趣。你得强调这个捐款行为是他的一项“个人成就”。
换句话说，高收入者救孩子不是为了那个孩子，而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项“曾经救过人”的成就。
还有一个实验是在美国一所非常著名的商学院进行的——没有透露到底是哪个商学院——募捐的对象是商学院的校友。测试的广告词也是两句：
1
.向前一步，开始你的个人行动
2
.让我们支持一个共同的目标
可想而知，第一句广告词大获全胜，它得到平均每个人的捐款数比第二句广告词多了150美元。
所以你看，哪怕是募捐，都得给用户赋能啊。
这项研究结果不是孤立的。研究者之前还做过别的研究。让一些受试者回顾，自己曾经在经济上获得过的一次重大成功是怎样的？比如获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或者说挣了一大笔钱。那次成功，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是因为家庭的因素，还是教育的因素？
结果发现，越是高收入者，越强调成功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好，现在关键来了。高收入者之所以不喜欢为了爱心捐款，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自私和小气。研究者说，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者的思维模式跟低收入者不一样——
低收入者更愿意依靠集体的力量，更愿意互相依赖；高收入者更愿意靠自己解决问题。
比如说搬家吧。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者，你搬家肯定得请亲朋好友过来帮忙。这意味着，下次朋友搬家的时候，你也得去帮忙。这也就意味着，你为了将来有人来帮你，就算现在还没有搬家需求，看见别人需要搬家，你也应该去帮忙。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朋友之间本来就要互相帮助，哪有那么多算计？但是也许，或者说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理性行为，是为了未来依靠别人做一个人情储备。
但如果你是个高收入者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用钱来解决搬家问题。想搬家，直接请一个专业搬家公司就解决了。你平时就没必要处心积虑地积累什么“搬家的人情储备”。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研究者说，在做捐款实验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教育这些高收入者，你们也应该为了集体的共同目标做贡献啊！但是研究者的说服工作都失败了，高收入者根本不买账。高收入者就是只相信自己。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有人做过深入研究，发现高收入者教育孩子时更强调个人：孩子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低收入者更强调集体，让孩子把集体需要放到一个更优先的位置。
听说了这两种心态的教育思想，我心里面真有点不是滋味。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应该把集体的需求放到第一位，人应该具有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咱们中国人从小都是受这个教育长大的。而现在居然有人说，这样的教育是低收入者的特征？
可是你仔细想想“搬家”这个例子，也许还真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因素。当一个人说愿意为集体做贡献的时候，可能他完全出于一片公心，但是也许有些人就是有一些理性的考虑，今天我为集体做贡献，将来我有需求的时候，集体也会来帮助我。
这种算计，在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熟人社会中很有效，但是对于流动性很大的陌生人社会就不起作用了。如果经济不增长，流动性越大的人群越需要用亲密关系建立安全感，比如说跑江湖的最爱拜个把兄弟，离家在外的人最爱弄个同乡会。而如果经济增长快，这些就没必要了。
中国这些年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疏远了一些，也许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进步。当一个人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他就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过去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那么近，是因为那是一种互助关系。而现在更多的是合作关系，尤其是跟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我有个想法，“人脉”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我大胆说一句：“人脉”其实是弱者“意淫”出来的概念。人们幻想高水平的人也是靠今天我帮你一个忙，明年你帮我一个忙这种“人情账”的逻辑办事。
这个逻辑在现代根本不存在。现代社会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能够迅速建立互信的社会。如果这件事对咱俩都有利，那咱们根本不需要积累什么“人脉”关系，以前不认识现在可以认识。如果这件事对我有利，对你不利，那我怎么忍心让你做呢？
什么“人脉”，什么人情储备，其实是没有明确权益的账，不但不利于良好合作，还污染了真诚的友情。表面上温情脉脉，背后却是可耻的算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反感这些所谓的人情往来。
把利益瓜葛都排除在外，轻装上阵地交往，这样的亲情和友情，难道不是更值得追求的吗？
想明白这些就会认同，高收入者的独立精神，可能就是更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基石。要么是真诚的友谊，要么是公平的合作，实在不行干脆就谈交易，搞什么“人脉”啊。

优等生、奇人和猛人：斯坦福商学院都招什么人？
现在“多样性”这个词是越来越流行了。我们希望人才应该不拘一格，最好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说公司招聘，就应该像职业足球队买人一样，不但要全面考察，而且得招不同类型的人，千万不能只看单一指标。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又是如此难以操作。比如大学生考研吧——中国目前的考研制度，就基本上是只看总成绩这个单一指标。
所以我想介绍一种更先进的做法。咱们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斯坦福商学院的研究生院的招生。
美国私立大学的录取标准往往不对外公开，你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固定标准。私立大学，没有义务“为国家培养人才”，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性。哪怕有的学生纯粹是因为他爸爸给学校捐了几千万美元而被录取的，外人也无话可说。没有分数线，没有什么一定好使的“考研攻略”，甚至有点像是暗箱操作，这就让申请者非常困惑——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才能进名校呢？
有本书叫《混沌冲动：概率和扰动如何推动创新、效率和成功》（书名为中文直译），这本书的作者和斯坦福商学院的一位招生负责人是多年好友，我从这本书里得知了一些有趣的内部信息。
斯坦福商学院招生的方法，跟咱们中国的研究生录取的办法完全不同，更像是一个球队在招兵买马。
基本上，斯坦福商学院录取四类人。
第一类是优等生，占招生总数的50%～60%。这类学生需要优秀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得是名校本科毕业，比如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之类。他们可以先学习自由技艺（liberal arts），毕业后还得有2～4年的知名企业工作经验——比如高盛那样的投资银行或者麦肯锡那样的咨询公司，他们的大学成绩单和GMAT成绩必须出类拔萃，他们还得有有力的推荐信，证明他们不但成绩好，而且具有优良品质……用句单田芳的话说，这些就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拣了又拣”出来的人。
优等生给商学院提供安全感。如果招生是买股票，录取优等生就相当于持有低风险的绩优股。名校毕业，成绩好，还有过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品学兼优，这样的人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第二类是特长生，占招生总数的5%～15%。特长生给商学院带来天赋。
如果你的成绩没有优等生那么好，那你最好具备某种“特别突出”的专长。什么叫“特别突出”呢？如果你的特长是拉小提琴，那必须是世界级水平；如果你的特长是体育，那必须拿过奥运金牌；你也可以是个物理天才，比如斯坦福商学院就曾招收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箭科学家。
第三类是“提供多样性”的人，占招生总数的25%左右。所谓“多样性”，就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管你是来自新兴经济体，还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还是信仰一个非常奇特的宗教，你都能提供多样性。
这些人存在的目的之一，是让斯坦福的学生学会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把一批想法一致的聪明人聚在一起，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你还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根本不知道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有了多样性，你才能学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最后一类被称为“秘密调料”。这部分人的数量不多，但都有极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可能这个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执行过特殊任务；可能这个人是一位单亲妈妈，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完成了一项难度非常高的工作；可能这个人来自一个非常冷门的行业——比如说钢铁行业——而不像其他同学那样都来自投行和咨询公司。这些人，提供的是特别的视角。
对后面这三类人，并非没有学历和考试成绩要求。他们必须也有很好的成绩——否则怎么证明你的学习能力足以完成研究生的课程呢——只不过不必像优等生那么突出。你的GMAT成绩没必要比99%的人强，但也得过硬。
我们可以想想，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回来还在GMAT考试中取得了不错成绩的女生……这都是什么人才能进斯坦福商学院。
把这帮人聚在一起，就非常有意思了。
书中举了个例子。比如课堂上讨论一宗收购案。如果学生都来自华尔街，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就都是站在大公司的立场上，去研究怎么和小公司谈条件。但如果学生中有一些来自边远地区或者冷门行业的同学，他们就可以提出小公司是怎么想的！他们能提醒其他同学，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他们经常能说出一些连教授都想不到的观点。
斯坦福商学院的招生负责人说，他其实是在构建一个社区。学生们在这个社区里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可能几个学生吃午饭的时候一商量就开了家公司或者非营利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去斯坦福商学院不是冲着老师，也不是冲着文凭去的，而是冲着同学去的。
当然，多样性归多样性，录取过程中有一个价值观却必须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所有人都得愿意为母校和同学服务……换句话说将来你发达了，别忘了回来捐款。
关于多样性的好处可以专门写一本书。在此咱们先说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个优等生，在斯坦福商学院这种地方，你是希望身边都是跟你一样的优等生呢，还是希望有不同背景的同学？
可能坐在你身后的那位大哥学习成绩很差，但人家是沙特王子，你平时把作业借给他看，下次说不定他老爸的公司就能和你做生意。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你也许能从坐在你左边的单亲妈妈那里学到一些生活的智慧。这样的学习经历，是不是比和一帮好学生在一起整天研究怎么应付考试有用得多呢？
我有两个感慨。
第一个感慨是为什么很多人抱怨，说华裔学生正在被美国名校排斥呢？为什么一个华人孩子的各项成绩都比一个黑人好，可是名校不要他，非得录取那个黑人？这是歧视吗？
中国一直以来的考试文化，让我们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被名校录取，是社会对我们辛苦学习的回报和奖励。我做到了，你就得给我，不给就不公平。
但是美国名校，并不是什么公共的政府机构，它没有义务给你回报。其实在我看来，就算是政府公共机构也没有义务因为你学习好就给你回报——你学习好都是为了自己，你为别人做什么了，凭什么要别人给你回报？
大学录取你，不是给你发的回报，而是对你的投资。
我有个朋友的儿子，现在自己创业了，但是当初一度想去斯坦福商学院。他和负责招生的人聊天，对方跟他说：“名校有个很奇怪的特点——如果上名校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我们就不愿意录取你；如果上名校对你来说无所谓，我们反而更愿意录取你。”
如果你拿名校当光环，你可能就配不上名校；如果你自己很厉害，不拿名校当回事儿，名校反而更把你当回事儿。这和中国的高考和考研，是不是完全不同呢？
我的第二个感慨是咱们中国有些“优等生”的格局不行。比如说，你可能经常听说，有一个中国女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一路上名校，结果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然后辞职做了家庭主妇。你当然不能说她对社会毫无贡献，但这种贡献是不是有负于名校对她的栽培呢？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女生可能成绩稍微差些，但她曾经只身前往阿富汗当志愿者，或者当过战地记者，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有勇有谋！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女生将来一定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学校带来更高的声望。名校当然更愿意录取她。
学业上的差别，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你不就比别人多背了几个单词吗？在标准化考试上多考了几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公司招人，名校录取，怎么做才叫公平？在只看分数的时代你可以谈公平；在强调个人能力的时代，你只能谈价值。

哈佛商学院是门特殊生意
说完斯坦福商学院咱们再说一个哈佛商学院的事儿。其实这两个商学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这次要说的事儿正好落在哈佛商学院头上。
提起哈佛商学院，那是令世人仰望的地方，很多很多有能力的人，削尖了脑袋都想从那里拿一个MBA文凭。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哈佛商学院有多牛，也不是怎么获得哈佛商学院水平的教育，我想说的是咱们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充满精英感的地方。
咱们能不能不仰望，改成平视，甚至是俯视。
现在我们中国人对国内的商学院有时候并不买账，但是对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这样的地方大概还是仰望的。而在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这些所谓的精英俱乐部是持批评态度的。哈佛商学院也好，哈佛大学也好，它们的光芒并没有“亮瞎”所有人的眼睛。
商学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是个学本领的地方？这是天真的说法。
是个拿文凭毕业以后好找工作的地方？这是“草根”的说法。
是个混圈子的地方？这才是精英的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既然是平视和俯视，那就有另一个说法——哈佛商学院，其实是门生意。
2017年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爆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料。这期杂志全文刊登了一份哈佛商学院内部只给高级教职员工看的保密的备忘录，还给起了个题目叫《从卓越走向优秀》（From great to good
）——这是一个调侃，把“从优秀走向卓越”这句俗话给反过来说了，意思是哈佛商学院正在堕落。
这件事的背景是当年4月底出了一本新书，书名直译成中文叫《黄金护照：哈佛商学院、资本主义的局限和 MBA 精英的道德堕落》。这是一本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书，认为哈佛商学院已经背离了创立者的初衷，成了一个加剧社会不平等、让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利益集团的代表。
而《经济学人》刊登的这份备忘录，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商学院内部管理人员写的战略分析。备忘录是怎么被捅到媒体上来的，后面有什么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备忘录的内容非常直白，可以说是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1.声望的价值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除了财富和关系，还有声望。而像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真正经营的东西就是声望。声望，是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变现的。
备忘录列举了哈佛商学院的收入来源，咱们看看声望在其中的作用。哈佛商学院现在的年收入是7亿5000万美元，而且年增长率高达8%，总资产更是高达50亿美元。在这些收入中——
17%来自学费。哈佛商学院总共有大约2000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高达71635美元。你交这么多学费，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读书，更是为了加入哈佛校友的社交网络。
23%来自面向企业家的短期培训班。备忘录说得很实在，企业家们从这些培训班里获得了两个好处——一个是让头脑获得一点“适当的刺激”，一个是……从此可以自称是哈佛校友了。
29%来自版权。哈佛商学院卖很多书，还有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但最重要的版权收入来自商学院教授们编写的“案例分析”。这是哈佛商学院首创的 MBA 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真实的商业案例学习实战经验
31%，也是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捐款。
哈佛校友的牌子、哈佛出品的案例，更不用说捐款，这些背后都是声望。短期培训班的学费收入比正规军学费收入高，教材版权收入比短期培训班学费收入高，捐款收入则是最高的——看来在金钱、关系和声望这三个资源中，真是金钱不如关系，关系不如声望啊。当然也只有顶级名校才谈得上“经营声望”，一般的办班授课，别人只会问你我能学到什么干货。
以前我写过一期专栏叫《有一种声望很值钱》，说了顶级学术期刊怎么靠声望赚钱，但是哈佛商学院把用声望赚钱玩到了更高的高度。
2.捐款的门道
咱们就说这占31%的捐款收入。本书前面说了，富人给名校捐款、给博物馆交款，和普通人资助失学儿童，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普通人捐款是出于爱心，富人捐款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私心——或者叫“理性”。给著名大学和博物馆提供巨额捐款，是你，甚至包括你的家族，进入上流社会的标志。捐款是门票，慈善拍卖会是富人联谊会。
对比之下，国内的大学做得就很不够了。比如我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每次向校友募捐，都是搞些特别实在的项目，比如说定点资助一名贫困大学生、给优秀教师设立一项奖金之类。这些事才能收到多少钱？
那美国的学校和博物馆是怎么做的呢？它给你提供一个社交网络，甚至还提供社会地位。只要你捐了钱，你就是“朋友”；如果你捐到一定的数目，你就是“合作伙伴”；如果捐得再多，还可以享受“创建者”待遇，有发言权。当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给名校提供巨额捐赠的人的子女，将来是一定可以进入这个名校学习的。
当然，按中国大学的道德观，这应该叫腐败。不过如果是私立大学，你不好说这算什么。
但这些还都是常规的，而哈佛商学院却将接收捐款玩到了一个新高度。有些捐款的目的，是对商学院编写的那些“案例”施加影响，比如，我们企业有个大好事儿，我希望你们写进案例里；你们有个案例说的是我们企业的一次失败，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说那件事儿了。
哈佛的案例很权威，全世界都要用，都要买，这是用声望赚钱。哈佛案例的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别人要“捐款”请你修改案例——这是用“声望的声望”赚钱。
可是声望如果这么卖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
3.声望的危机
备忘录说，哈佛商学院现在面临三个战略问题，需要请各位资深教授一起想想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是利益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捐款人的利益和哈佛商学院声望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你的案例都是由某某公司赞助播出的，谁还在乎你的案例呢？
第二个问题是哈佛商学院在学术上的领先地位正在遭遇竞争。过去几年内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商业经济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是隔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写的。硅谷边上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发展得如火如荼。如果最厉害的人物不在你这里，最厉害的思想不是出自你这里，你的声望生意怎么办呢？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对哈佛商学院的批评声音的确不能不重视。人们认为你是个精英俱乐部，校友都是只关心赚钱，一心想往上爬，不关心国家进步和百姓疾苦的人，你的“校友会”盛行裙带主义。
备忘录说，因为这三个问题，现在哈佛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微妙了。哈佛商学院并不“隶属于”哈佛大学，财务和教学都是独立的。哈佛大学给哈佛商学院的其实就是“哈佛”这个牌子，而哈佛大学从哈佛商学院得到的则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既然自诩是哈佛校友，将来就可能会直接向哈佛大学捐款。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哈佛大学内部也对哈佛商学院持有批评意见，并且至少在名义上，有可能对哈佛商学院采取措施。
而这个备忘录说的也很是有意思，说万一不行，干脆我们就从哈佛大学脱离出来，办一个价值50亿美元的实体公司算了。我对他们这个想法不太理解。没有了哈佛的声望，你一个“波士顿商学院公司”，还能有多少人买账呢？
哈佛商学院未来的命运如何我完全不在乎，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点这个世界运行的道理。
哈佛商学院完成了一个每年7亿5000万美元的大生意，这说明顶级大学的声望很可能比公司的品牌更容易变现。当你仰望的时候，你只是个声望的消费者，只有平视甚至俯视，才能让你看清这个生意。
拥有名校校友资源的MBA们当然是一股很厉害的力量。但我们一旦平视甚至俯视，就知道这股力量其实也不值得被高估。

权力带来的脑损伤
咱们先来做个小测验。假想你现在是跟一屋子人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一个字母，要让彼此都能看见各人头上的字母是什么。
你要在自己额头上写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E”。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的实验，你不用真拿笔写，自己用手指比画一下就可以。现在给你3秒钟时间。
好，写好了。
这个“E”，其实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用自己的视角看，那么“E”的那一竖就写在你的左手这边。另一种写法是考虑到别人的视角，那么那一竖就要写在你的右手边。你是怎么写的呢？
如果你用的是第二种写法，说明你非常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一个可贵的品质。我们知道，能够考虑他人的观点，跳出自己的视角，恰恰是有智慧的特征。
但如果你用的是第一种写法，那可就厉害了，可能你是个“有权力”的人，也许是个领导。2006年一项研究发现，感觉自己有权力的人，按照自己视角写“E”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3倍。
但是你先别高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最新的研究表明，权力感，可能会给人带来脑损伤。权力，哪怕仅仅是一点“权力感”，都会妨碍我们大脑的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
对别人的情感和想法感同身受，是人的一项重要社交能力。比如给你看一张照片，你能不能判断出照片里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你主持一个会议，你能不能猜测同事们会怎么理解你说的某一句话。有这样的能力你才能把人协调好，你显然也更适合当领导。
可是问题在于，等你当上领导，获得权力以后，你就会慢慢失去这个能力。下面这张照片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场景，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到现场观战。他展示了一面美国国旗，表示自己非常爱国非常自豪——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他把国旗拿反了。身为总统，小布什只考虑了自己的角度。
这就是权力的傲慢——或者从脑科学角度来说，这是权力的愚蠢。
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及一些鸟类的大脑中，有一种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大脑中模拟别人的行为。比如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他，在大脑里假想自己也做相应的动作。
镜像神经元是我们能对别人的遭遇、情感感同身受，以及互相模仿学习的关键。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痛苦我也痛苦，你做一个什么技术动作我看一遍也会了，这些基本上就是心理学家说的“共情”。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良好地合作。
但是权力感会损害这个能力。有人做实验，事先把受试者分两组。第一组受试者先回忆各种自己说了算的场景，第二组没有这个回忆过程。然后让全体受试者观看一个人用手挤压一个皮球的视频，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第二组受试者的镜像神经元工作正常，他们大脑中做挤压球动作的相关区域有强烈活动——请允许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你看一段色情视频，自己大脑中的相关区域也会有反应一样。而第一组，也就是事先调动了“权力感”的这一组，就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请注意，这两组人在实验之前并无区别，分组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哪怕仅仅用回忆唤醒自己的有限的权力感，都能妨碍我们共情能力的发挥。
如果一个人长期拥有权力，他的大脑就有可能受到决定性的损伤。《大西洋月刊》记者尤西姆据此举了个例子。2016年，美国富国银行的前任CEO 约翰·斯顿夫（John Stumpf）因为纵容员工制造假账户，被叫到国会作证。面对多个议员的质询，这位 CEO 完全没有表现出歉意和懊悔，也没有表现得特别自信和傲慢，而是一副……很茫然的表情。他好像根本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这种情况一点都不罕见。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说，权力会让我们不再关注别人有什么微妙想法。当然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须的，你要做的是大决策，肯定要忽略一些无关的信息，正所谓“杀伐决断”。但是时间长了，你可能就什么信息都听不进去了，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你会越来越冲动，越来越盲目，做决策不顾风险。
前面那位 CEO 斯顿夫，要求员工给每个银行顾客做8个账号——因为“eight”和“great”押韵！这不就是中国暴发户们喜欢的“8就是发”的美国 CEO 版吗？
说白了，“当官当久了会让人变傻”。
那怎么才能避免这个脱离群众的情况呢？我能不能既拥有权力，还明察秋毫呢？
这比较困难。加强一下思想政治学习，提醒自己时刻不忘本色，似乎根本没用。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特别提醒受试者镜像神经元的重要作用，让受试者主动体察别人的想法，但实验结果并无好转。只要你有权力感，你就会有相应的毛病。
想要有敏锐的感知，你就必须去掉权力感。
一个办法是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无助时刻。比如说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小时候经历过生死攸关的自然灾难，身边有人死了而他幸存下来的人，一旦当上 CEO，做事会更谨慎一些。不过另一项研究更有意思——如果你经历过灾难，但是没有什么人死，那你当上 CEO 之后反而会更愿意冒险！
最好的办法，是身边能有一个人时刻提醒你，你只是个普通人。
百事可乐的一位女 CEO 说，当年她第一次进入公司董事会，非常自豪，赶紧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结果她一进门，妈妈看见她这一脸得意的样子，说：“家里没有牛奶了，你去买桶牛奶回来。”她灰溜溜地去买了牛奶，回来妈妈跟她说，别把你那个王冠带到家里来。
罗斯福总统有个幕僚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别人都管总统叫总统，他坚持对总统直呼其名，叫他“富兰克林”。丘吉尔的提醒者是他老婆。大权在握的丘吉尔表现出一点傲慢无礼，老婆就给他写信，说：“亲爱的温斯顿，我注意到你的举止越来越坏，不像是以前那么好的你了。”
我们平时观察，有些领导的决策简直不可理喻。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他这么做肯定另有深意，是我们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发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想一出是一出，有多少反对意见都置之不理，逼急了还跟你直接对抗。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是这人的脑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