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精装增补版）》

内容简介
本书的第一版获得了“2014中国好书”和“第十届文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作者万维钢擅长以“理工科思维”为导向，以前沿的科学视角解读生活，涉及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方法，破除了认知上的重重迷思。根据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延伸、修订和增补，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不仅有趣，还十分有营养。

科学作家的理想
作为一本讲解科学思想的非虚构类书籍，《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受到了读者超乎寻常的欢迎，我受到了很多热情鼓励，感到受宠若惊。
从2014年出版至2019年，《万万没想到》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已经超过40万册，还在韩国被翻译出版，而且在台湾地区出了繁体中文版。这本书一出版就得了好多奖，包括“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等，在豆瓣上被读者打了高分。
但是这些成绩跟我的理想相比，是非常微小的。
我的理想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我希望中国能来一场现代科学的启蒙运动，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的主流见识，还处在蒙昧状态。
我在《万万没想到》中使用了一个概念叫“理工科思维”，这不是一个学界通用的词汇。“理工科思维”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文科思维”而言的。
“文科”是个现代中国才有的概念。一般提到“科学”，我们想到的是宇宙起源、克隆生命、深海探测之类跟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的东西，有些人会把建造火箭的工程技术当作科学，而像小孩应该怎么教育、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企业家的成功经验这些知识，我们则通常认为是“文科”的内容。
这种观念非常落伍，可以说落后了将近100年。我们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学生分成文科生和理科生，以至于让那些畏惧数学的人去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结果一个个都把学习当作死记硬背，把研究当作以某种思想为指导的文字游戏。
事实上，科学无处不在。教育学也好、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这些学科要想做严肃研究，就必须使用和物理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方法，包括使用并不简单的数学。
我在这本书中详细解释了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并不神秘，它们不是“有西方特色”的方法，不是某些学科所特有的，更不是什么权威人士的特殊规定。科学方法，是我们探索未知世界、取得可靠答案的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自然科学家使用这些方法，社会科学的学者使用这些方法，包括现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的报告、媒体的分析报道，乃至中学生的论文，都得使用这些方法。
只要你想讲“理”，你就得尊重科学方法。
但是中国传统的“文科”套路，虽然号称就是专门讲理用的，却未从根本上讲求科学方法。我们的语文教科书讲写议论文的所谓“四大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这些不但不是科学方法，而且几乎是科学方法的反面。
一个传统文人完全可以通过举几个身边亲友的例子、引用几句先贤的名言、把现代白领和古代名士的生活做一番对比、再来几个生动的比喻，去论证“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可是这样的议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一文不值了。
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发达国家科学、严谨的文章或论文，你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写的。想要说明金钱跟快乐的关系，你必须引用科学研究结果才行。通常这样的研究必须针对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统计。更高水平的研究，还可能要搞主动的随机分组实验。
想说一句有关真实世界的判断，你就得有这么硬的支持。
这不是写作水平的差距，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而你一旦使用科学方法去探索，就很可能会发现真实世界的情况跟你原来设想的非常不一样。我们日常的观察、固有的观念常常都是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万万没想到”。
你手里这本新版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常识思维”说明我们当作常识一样的很多传统智慧其实是错的。我们提出了“理工科思维”这个概念，我们列举了人脑的几个思维误区，我们反对阴谋论，而我重点想给你讲讲概率论的思想，这才是现代人必备的常识。
第二部分“成功学的解药”可能会对你非常有用。我们反对那些不靠谱的成功学，我们要说的是经过科学研究验证的、提升自我的方法。我们会讲到意志力、专注力、记忆力、竞争和“人脉”的学问。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则是创造力、发散思维和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一万小时刻意练习”——请注意，“刻意练习”这个名词，好像就是我第一个告诉中国读者的。
第三部分“在现代生存”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如何理解贫富差距呢？穷人跟富人相差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甚至还可能是基因。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只有正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让世界变得更公平一点。我还希望你能从这部分内容里获得拼搏的勇气和平等的气度。
第四部分“霍金的答案”有点烧脑，但是并不枯燥。这部分讲的是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研究本身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你能把这部分内容啃下来，你会掌握一套特别硬的功夫，你将来再听说什么观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审视的眼光。如果你把科学当作一套方法，这里是演练这些方法的好地方；但如果你把科学当成一面旗帜甚至一个门派，这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会让你火冒三丈。
《万万没想到》第一版已经出版5年多了。这几年中我从一个以等离子体物理学科研为生的物理学家变成了一个全职的科学作家。我在罗辑思维的“得到”App上开设了《精英日课》专栏，写了很多新文章，又出版了《智识分子》（2016年）、《高手》（2017年）、《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2019年）三本新书。
时代思想进步的速度往往比书籍更新快得多。电子工业出版社和我认为《万万没想到》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推出了现在的精装增补版。在这一版中，我删除了10篇旧文章，增加了16篇新文章。这一版的内容绝对比第一版更好。
“万万没想到”是个特别有意思、有情趣的感叹。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对寻常的东西提出质疑，遇到不寻常的东西能保持冷静，面对权威不必仰望，发现规律又能主动寻求科学验证。
有句话说：“伟大的头脑谈论想法，中等的头脑谈论事件，弱小的头脑谈论人。”我希望我的读者的头脑里充满各种有意思的，而且最好是科学的想法。我们总是先有想法才能改变世界。
“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喊了100年，现在完全有理由喊出更高的水平。最后让我们用一句鲁迅先生41岁时写下的话共勉：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而来的，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反常识”思维
芦山地震时，有人批评媒体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人们普遍觉得日本NHK的灾难报道非常的理性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列举了一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300
万名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2/3
的人口，也就是400
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诺奇亚（Rokia）的7
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得更好一点，也许你的捐款能帮助她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第一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则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与之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且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我们愿意把钱借给一个窘迫不安且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的本能使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观察人脸和对方的情绪对一个人做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分辨不同的面部表情，6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1/4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的本质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教练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不是数学计算能力，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里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美学不可能是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的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而来的，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参加社交活动、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最基本的一个结果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后的时间读书，就不能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去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取舍思维，英文有一个形神兼备的词可作为解释：“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这个，来换取（trade）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后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而撒切尔夫人说她“从不转弯”——可能是因为选民爱听这个，不过她的确不爱转弯。
不懂得取舍，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人口的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18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连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当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其实代表利益集团，是故意拿道德作为借口，但这种不重知识重姿势的谈话氛围仍然令现代人震惊。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把人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前者自动起作用，能迅速对事物给出一个很难被改变的第一印象；而后者费力而缓慢，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复杂的计算，甚至我们在系统2工作的时候连瞳孔都放大了。系统2根本不是计算机的对手，没人能在百万分之一秒内计算111.61872的平方根。然而系统1却比计算机强大得多，直到2012年谷歌用了1.6万块处理器，才让计算机学会识别猫的脸——而且它肯定还不会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分辨表情。系统1这么快，显然是它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缘故。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不会算数，甚至不会清晰地逻辑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坏，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得不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他才会有大麻烦。文人思维显然是系统1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维则是系统2的产物。
“tradeoff”要求量化输入和预计输出，这也是理工科思维的最根本方法。但人脑天生不适应抽象数字。伦敦奥运会组织者给运动员准备了15万只避孕套，竟在开幕仅仅五天之内被用完。腾讯请来梁文道、蒋方舟和阎连科三位文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计较道德，专门谈审美，甚至还要做一番技术分析。梁文道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的。蒋方舟说拥有优秀基因就会花心。阎连科说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个疏通渠道。三人说的都挺有意思，可他们怎么就不算算一万名运动员五天用掉15万只，这是每天三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大部分避孕套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据运动员说，奥运村还真没到性晚会的程度。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们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听作文的不如听论文的。以下这四件事是许多人想要的：（1）用纯天然方法种植的有机农业；（2）保护环境；（3）取消人口控制；（4）让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可是这四件事不可能同时做到，你必须放弃一个。有机农产品上的农药残余的确更少，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有机农业的低产量，其生产一单位食物所消耗的水和地都比化肥农业高很多，综合起来的结果是有机农业更破坏环境。产量低是个致命缺点。事实上，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类养活不了很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怎么大声疾呼有机农业也没用。
“好吧，”这时候有人说，“我有钱我自己吃有机食物，这总可以吧？”可以，但根据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内医学年鉴》的一份针对过去几十年两百多项研究的总结报告指出，有机食物甚至并不比普通食物更健康。
现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时候了。传统的文人腔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一篇正经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总要做点计算才说得过去。
本文引用了几个最新的研究结果，但这其实是一篇一百年以前就能写出来的文章。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远不止是“鬼火是磷火”之类的少儿科普。它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它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它更是有时候简单到“tradeoff”的一种并不“自然”的思维方式。（编者按：作者的另一本新书《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对“tradeoff ”有更多精彩的论述。）

别想说服我！
霍金的《时间简史》和《大设计》这两本书，都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第二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这两本书能够畅销，我怀疑霍金本人的贡献也许仅仅是他的名气，因为公众其实并不真的喜欢科学知识——哪怕是霍金的知识；而霍金也深知“每一个数学公式都能让这本书的销量减少一半”。如果真有读者能在这两本“霍金的书”中获得阅读上的乐趣，很可能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蒙洛迪诺。从他独立完成的《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Subliminal
）这本书来看，蒙洛迪诺是个非常会写书的人。他完全了解读者想看什么。
看完《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我也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了。在书中蒙洛迪诺讲了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徒来到天堂门口想要进去，他跟守门人列举了自己的种种善行，但守门人说：“可以，不过你还必须能够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哪个单词？”“上帝。”“GOD.”“你进去吧。”
一个犹太人来到天堂门口，他同样被要求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守门人考他的单词仍然是“上帝”。这个单词非常简单，所以他同样拼写正确，于是也进去了。
故事最后，一个黑人来到天堂门口，他面临着同样的规则。但是守门人让他拼写的单词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我们根本不看。我的门槛就相当高，谁想向我说明一个科学事实，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学术论文。比如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对中医的存废和转基因的好坏这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关注相关的论文。然而就算是论文也有好有坏，要知道有的论文根本不严谨，所以我对一篇论文质量的好坏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达到我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严谨的好论文。
如果这篇论文是说中医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写“上帝”。如果这篇论文是说转基因无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写“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样的毛病。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有人拿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做了个实验。研究者根据某个容易引起对立观点的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枪，伪造了两篇学术报告，受试者只能随机地看到其中一篇。这两篇报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写法都完全一样，只有数据对调，这样其结果分别对一种观点有利。受试者们被要求评价其所看到的这篇报告是否在科学上足够严谨。结果，如果受试者看到的报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对这篇报告的研究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是他反对的观点，那么他就会给这篇报告挑毛病。
当初方舟子大战韩寒，双方阵营都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寻找证据，写了各种“论文”，来证明韩寒的确有代笔或者的确没有代笔。有谁看到过有人说本阵营的论文不够严谨的吗？他们都认为对方的论文才是胡扯。这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反对一个结论而你支持，那么当我看一篇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文时，就会不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就会认为这个论文不行；而你，因为支持这个观点，则会认为这个论文很好 —— 如此一来，我不就认为你是弱智了吗？于是两个对立阵营都会认为对方是弱智。这一切都可以在潜意识中发生。
认为别人是弱智和被别人认为是弱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体也参与到观念的战争之中。
如果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那么媒体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中立”，因为没有人爱看客观中立的东西！媒体应该怎么做呢？技术活动家约翰逊（Clay Johnson）在《信息食谱》（The Information Diet
）这本书里，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时期，媒体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有感于当时媒体只知道报道政府的负面消息，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护政府的新闻系统”。然而事实证明福克斯新闻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拥护政府——它只拥护共和党政府——而在于艾尔斯有最先进的新闻理念：
第一，有线频道这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你只要迎合一个特定观众群体就可以了。
第二，要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福克斯新闻一定持强硬的支持态度，如果有谁敢提出质疑，他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哪怕在其网站上转发一篇美联社消息，福克斯新闻都要做一番字词上的修改来取悦保守派，比如《选民对经济的担心给奥巴马带来新麻烦》这个标题被改成了《奥巴马跟白人妇女有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参加物理系毕业典礼时，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使用一个叫作多变量测试（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在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新闻台。因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在北京奥运传递火炬期间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很多人认为CNN是个有政治色彩的媒体，其实CNN算是相当中立的——这也是它的收视率现在节节败退的原因。据2012年《经济学人》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的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现在的收视排名第二，CNN只排在第三，而这两个台的收视率加起来也比不上福克斯。乔布斯于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时，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我们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剌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得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剌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作“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一旦你有了某种偏见，你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埃·默里大学教授韦斯顿（Drew Westen）发现，对于那些已经强烈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的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被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未来乱语》（Future Babble
），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得准不准确。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概况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们更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会陷入确认偏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观判断。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两极分化。
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全球变暖。过去十几年来，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报道和专家评论，这些报道可以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不采取激烈手段限制生产，未来的气候就会不堪设想；另一派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复杂问题，现有的模型并不可靠，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些争论所影响。而《信息食谱》告诉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分歧最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的人。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如果你想看看这个争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可以去看《经济学人》一篇报道的读者评论。这篇文章说，尽管过去几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继续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温度却并没有升高，且远低于科学模型的预测。文章下面的评论水平跟新浪网足球新闻的评论不可同日而语，敢在这说话的可能没有高中生。评论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各种论文链接和数据，然而其观点仍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就连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够不够合理，都有巨大的争议。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择了一边就会为自己的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两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的关注和激动的专家的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个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1976年的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所述，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两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梅西埃（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搜索引擎会自动根据你的喜好为你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言过其实，我认为绝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怎么办？我会果断地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受吗？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鉴于此，约翰逊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Consume deliberately.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有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亲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后，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我建议把上面那两句英文刻在iPad上。不过我发现最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脸谱网的朋友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与跟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的，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地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推特网（Twitter）的一个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推特网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见，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无论如何，确认偏误是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特性牟利。错误的观点一旦占了大多数，正确的做法就可能不会被执行。既然改变那些已有成见的人的观念如此困难，也许双方阵营真正值得做的只有争取中间派。2013年的《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虽然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对全球变暖学说有强烈看法的人的观点，但是可以用亲身经历来影响那些对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成见的人，而这些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5%。一个策略是可以告诉一个中间派，你爱去凿冰捕鱼的那个地方，现在每年的冰冻期比19世纪少了好几个星期，来吸引其注意力。
这个真不错。当然，在我这个坚定的全球变暖学说质疑派看来，那些看见自己家门口的池塘不结冰了就认为全球变暖的人太天真了。

真理追求者
我们这帮人都有个可爱的毛病。我们往往会为一些与自身眼前利益不是特别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美式民主制度是否适合中国，超弦是不是一个好的物理理论，阿根廷队是否能获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类问题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的，大家各持立场，很少妥协。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事不对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争论过程中是真诚的。是吗？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e，这篇论文堪称传世之作。它指出，如果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两人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
这是一个有点令人吃惊的结论。我先把奥曼的原话抄下：
If two people have the same priors，and their posteriors for an event A are common knowledge，then these posteriors are equal.
这段话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比如什么是“priors”，什么是“posteriors”，什么是“common knowledge”，都需要外行学习一番。奥曼在文中非常谦虚地说：“我为发表这篇文章感到不好意思（diffidence），因为其中用到的数学实在太不值一提了。”我从来没在任何一篇其他的学术论文中看到有人使用“不好意思”（diffidence）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是猛吹自己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实际情况是，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很难看懂此文。
借助于一篇后来人写的综述，我大概可以解释一下奥曼的意思。如果你跟我对于一般足球理论的认识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梅西对阿根廷队很重要，这就可以说我们的“priors”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理性的人就好比两台计算机，如果给我们完全相同的输入，我们可以计算出相同的结果来。
下面为简单起见，假设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队对意大利队。在决赛前夜，如果我向你宣布，我认为阿根廷队将获得世界杯冠军。而你向我宣布，你认为意大利队将获得世界杯冠军。这样一来我们两人的观点就被亮出来了，不但你知道我的观点，而且我知道你知道我的观点，而且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的观点……以此类推下去，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是“common knowledge”。
奥曼的数学定理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不必告诉你我为什么相信阿根廷队夺冠，你也不必告诉我你为什么相信意大利队夺冠，我们两人就可以最终就谁夺冠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我们的争论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我：我认为明天的决赛阿根廷队将夺冠。
你：了解。但我认为意大利队将夺冠。
我：收到。但我仍然认为阿根廷队夺冠。
你：意大利队。
我：阿根廷队。
你：意大利队。
我：好吧，意大利队。
我们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这个争论过程有点像古龙小说的情节，但并不好笑。当我第一次说我认为阿根廷队将夺冠的时候，你应该了解，我一定是掌握了某些赛前信息才敢这样说的，比如我深入研究过双方的实力对比。而当你听到我的观点之后却反对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掌握了更强的信息。也许你有内幕消息，知道梅西伤情严重上不了场。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信息，但我可以从你此时的态度判断这个信息一定很强。而我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仍然坚持认为阿根廷队将夺冠，你就得进一步了解我所掌握的更强的信息，比如我知道裁判向着阿根廷队。以此类推，直到几次往返之后我发现你仍然坚持意大利队将夺冠，那我只好认为你刚刚从未来穿越回来，于是我决定赞同你的意见。
所以，两个理性的人只要进行古龙式对话就可以达成一致。据我最近看《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The Big Questions
）这本书介绍，更进一步，经济学家吉纳科普洛斯（John Geanakoplos）和波尔马卡基斯（Herakles Polemarchakis）证明这个对话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最后一定会达成一致。再进一步，计算机科学家阿伦森（Scott Aaronson）证明，如果对话双方都是诚实的，那么这种对话可以在不太多的几步内结束。
有人可能会提出，前面说的一致的“priors”，是一个特别强的条件。毕竟生活中的理性人并非都学习过足球理论。也许两个人对梅西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不同看法”也是可以通过古龙式对话达成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两个真诚而理性的人会提出，前面说的一致的“priors”，是一个特别强的条件。毕竟生活中的理性人并非都学习过足球理论。也许两个人对梅西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不同看法”也是可以通过古龙式对话达成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两个真诚而理性的人应该对事情有相同的看法。如果争论不欢而散，一定是有人不诚实！
我做了一点小调研，说明这个理论有很多推论。比如说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如果他认为其他人也是理性的，那么他不应该买股票。为什么？如果他买一只股票，就必然有人卖这只股票——这就意味着两人对这只股票的升值前景（不一定是确切的预测，可以是一个概率）有不同看法。可是奥曼已经证明理性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不同看法。
这个定理中所假设的理性的人，被学者称为“真理追求者”（truthseekers）。如果我们是诚实的真理追求者，我们终将能够达成一致。
*
最后一点题外话。很多人认为搞科研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但真正的科研工作也包括人与人的斗争——不是官僚主义或办公室政治，而是科学家跟科学家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开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往顶级学术期刊投稿跟打仗差不多。所谓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也就是编辑找几个跟你在同一领域也是搞科研的人来审查你的文章。一个最可怕的消息是，这帮人有时候跟你一样，常常以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在这个期刊上发文章。如果他们直接说你的结果不够重要所以不适合发表，那你基本完了；但如果他们说你的文章错了，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因为很可能是他们错了。
你要做的是写一个答辩状，证明是审稿人错了。然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也许只有在学术界才能发生的奇迹：审稿人将承认错误，改变想法，允许你的文章发表。
生活中的成年人如果不被“双规”，很少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场争论之后没人会说“我以前想错了，原来是这样”，但是科学家可以。科学家也会拉帮结派，也会有各种偏见，也会以证明别人错了为乐，但是所有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优点：他允许你改变他的想法。这种允许别人改变思想的氛围可以刺激人在审稿的时候采取更为大胆的态度。
为什么？因为科学家是真理追求者。实际上，搞科研的一大乐趣就是被别人改变想法！
最简单概率论的五个智慧
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学点概率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概率论比万有引力公式和基因的复制机制都重要，它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必备的知识。现在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其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是否理解概率，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开化”程度。当不懂概率的人大惊小怪的时候，懂概率的人可以淡定自若。
大多数人在中学就学习过概率，但掌握概率的计算方法不等于真正理解概率。实际上，概率论中的几个关键思想，是多数数学老师没有讲明白，甚至根本就没有讲的。理解这些思想甚至不需要会做任何计算，但是它们能让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思想的逻辑都很简单，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概率论中得到五个智慧。
1.随机
概率论最基础的思想是，有些事情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
这个思想对我们的世界观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人没有这个思想，认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可能都是有目的的。人们曾经认为世界像一个钟表一样精确地运行。但真实世界不是钟表，它充满不可控的偶然。
更严格地说，有些事情的发生，跟它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没有因果关系。你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它一定发生，也不能让它一定不发生。
如果一个人考上了好大学，人们会说这是她努力学习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事业成功，人们会说这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可是如果一个人买彩票中了大奖，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这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总会有人买彩票中奖，而这一期彩票谁中奖，跟他是不是好人，他在之前各期买过多少彩票，他是否关注中奖号码的走势，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有一个人总买彩票，他中奖的概率总会比别人大点吧？的确。他一生之中中一次奖的概率比那些只是偶然买一次彩票的人大。但是当他跟上千万个人一起面对一次开奖的时候，他不具有任何优势。他之前所有的努力，对他在这次开奖中的运气没有任何帮助。一个此前从来都没买过彩票的人，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同样大的可能，在某一次开奖中把最高奖金拿走。
中奖，既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上天”对他有所“垂青”；不中，不等于任何人在跟他作对。这就是“随机”，你没有任何办法左右结果。这很容易理解，对吧？
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却都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偶然和必然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人们经常错误地理解偶然，总想用必然去解释偶然。
体育比赛是最典型的例子。球队赢了球，人人有功，记者帮着分析取胜之道；球队输了球，人人有责，里里外外都要进行反思。但比赛其实是充满偶然的事件，你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争取胜利。哪怕你准备得再好，总有一些因素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运气。我很少听到记者把输球或赢球的原因归结于运气，人们被随机性所迷惑，狂喜狂怒从不淡定，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实际上，现代职业化竞技体育中参赛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往往并没有天壤之别，决定比赛结果的偶然因素非常大。强队也能输给弱队，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魅力所在。如果强队一定胜利，比赛还有什么悬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比赛看的就是这个随机性。这就难怪《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黑天鹅语录》（The Bed of Procrustes
）一书中说：
Sports are commoditized and，alas，prostituted randomness.
体育是商品化，甚至是卖淫化了的随机性。
所以对智者来说偶然因素是不值得较真的，这场输了下场可以赢回来，只要输少赢多你还是强队。
理解随机性，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情发生就发生了，没有太大可供解读的意义。我们不能从这件事中获得什么教训，不值得较真，甚至根本就不值得采取行动。比如民航客机非常安全，但再完美的交通工具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你会因为极小的事故概率而不坐飞机吗？我们只要确定事故概率比其他旅行方式更低就可以了——甚至连这都不需要，我们只要确定这个概率小到我们能够容忍就可以了。为偶然事件大惊小怪，甚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幼稚的表现。
管理者有个常见的思维模式，一旦出了事就必须全体反思，制定相关政策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但极小概率事故其实是不值得过度反应的。哪怕是因为员工犯了错而引起的，也没必要如此。37signals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弗莱德（JasonFried）和汉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2010年出了一本书《重来》（Rework
），讲公司创业和管理之道。在我看来此书一个亮点就是它强调不要一看有人犯了错就为此大张旗鼓地制定政策来纠正错误。那样只会把错误变成伤疤，而且会让公司越来越官僚主义。正确的办法是告诉犯错的员工这是一个错误，然后就完了。
偶然的错误不值得深究，成绩也不值得深究。现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之一雅各布·伯努利，甚至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基于一个人的成就去赞美他。用成绩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来决定是否让他入学、是否给他升职加薪，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做法，对此人人都服气，童叟无欺非常公平。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问题在于，成绩可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失败者没必要妄自菲薄，成功者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成功中是有侥幸的。
2.误差
既然绝大多数事情都同时包含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我们自然就想排除偶然去发现背后的必然。偶然的失败和成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根据必然因素去做判断，这总可以吧？
可以，但是你必须理解误差。
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家曾经不承认实验可以有误差，认为所有的测量都必须是精确的，把任何误差都归结于错误。后来人们才慢慢意识到偶然因素永远存在，即使实验条件再精确也无法完全避免随机干扰的影响，所以做科学实验往往要测量多次，用取平均值之类的统计手段去得出结果。
多次测量，是一个排除偶然因素的好办法。国足输掉比赛之后经常抱怨偶然因素，有时候是因为裁判不公，有时候是因为主力不在，有时候是因为不适应客场气候，有时候是因为草皮太软，有时候是因为草皮太硬。关键是，如果你经常输球，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你是个弱队的结论。
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是根据各国球队多次比赛的成绩采用加权平均的办法统计出来的，这个排名比一两次比赛的胜负，甚至世界杯赛的名次更能说明球队的实力。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国际足联的排名就是各个球队的“真实实力”。这是因为各队毕竟只进行了有限次数的比赛，再好的统计手段，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偶然因素全部排除。
即便是科学实验也是如此。科学家哪怕是测量一个定义明确的物理参数，也不可能给出最后的“真实答案”——他们总是在测量结果上加一个误差范围。比如最近的一个重大物理发现是用实验证实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物理学家说希格斯粒子的质量是125.3±0.4（stat）±0.5（sys）GeV。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质量是125.3，但其中有±0.4的统计误差，还有±0.5的系统误差。真实的质量当然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数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它可以是这个误差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数字。事实上，真实质量甚至可以是误差范围外的一个数字！这是因为误差范围是一个概率计算的结果，这个范围的意思是说物理学家相信真实值落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所以“真实值”非常不易得，而且别忘了科学实验是非常理想化的事件。大多数事件根本没机会多次测量。既然如此，我们对测量结果的解读就又要加一层小心。如果只能测一次，那么对这一次测量的结果应该怎么解读？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者别处、别人的类似案例，来估计一个大致的误差范围。
有了误差的概念，我们就要学会忽略误差范围内的任何波动。
中国只有一个，任何关于中国此时此刻的统计，都只能测一次。2014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新闻报道说：“该数据虽较2012年0.474的水平略有回落，但仍显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这个“回落”有多大？0.001。从统计角度来说其实没什么意义，可能你的测量误差就大大超过0.001。
考试成绩也是如此，假设一个同学考了两次才过英语四级，第一次57分，第二次63分。他说这是略有进步，我说你这不叫进步，叫都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
3.赌徒谬误
假如你一个人在赌场赌钱，比如玩老虎机。你一上来运气就不太好，一连输了很多把。这时候你是否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很快就该赢了呢？
这是一种错觉。赌博是完全独立的随机事件，这意味着下一把的结果跟以前所有的结果没有任何联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会影响未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瓶子里装着六个球，上面写着1到6，作为每一次的中奖号码。每次抽奖的时候，你要从六个球中随便拿一个，而这六个球被你拿到的机会是相等的，都是1/6。现在假设前面几期抽奖中6出现的次数的确比2多，那么这一次抽奖的时候，你是否就会有更大机会抽到2呢？不会！这些球根本不记得谁曾经被抽到过，2号球不会主动跑过来让你抽。它们被抽到的概率仍然都是1/6。
概率论中的确有一个“大数定律”，说如果进行足够多次的抽奖，那么各种不同结果出现的频率就会等于它们的概率——对上面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你抽取足够多次，你得到“2”的结果数应该跟得到“6”的结果数大致相等。
但人们常常错误地理解随机性和大数定律——以为随机就意味着均匀。如果过去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不那么均匀，人们就错误地以为未来的事情会尽量往“抹平”的方向走，用更多的“2”去平衡此前多出来的“6”。但大数定律的工作机制不是跟过去搞平衡，它的真实意思是说如果未来你再进行非常多次的抽奖，你会得到非常多的“2”和非常多的“6”，以至于它们此前的一点点差异会变得微不足道。
我曾经看到有自以为懂概率的人写道“比如号码2已经连续出现了3期，而号码6已经连续出现了5期，则再下一次号码中2再出现的概率明显大于6”，这完全错误。下一次出现号码2和6的概率是相等的。这是一个著名的错误，被称作“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全世界的赌场里每天都有人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这个错误在生活中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比如有个笑话说一个人坐飞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颗炸弹，他认为这样就不会有恐怖分子炸飞机了——因为一架飞机上有两颗炸弹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小！再比如战场上的士兵有个说法，如果战斗中有炸弹在你身边爆炸，你应该快速跳进那个弹坑——因为两颗炸弹不太可能正好打到同一个地方。这都是不理解独立随机事件导致的。
4.在没有规律的地方发现规律
理解了随机性和独立随机事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独立随机事件的发生是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
“彩票分析学”是深受彩民喜爱的一门显学。这门学问完全合法地出现在各种晚报、新浪网、搜狐网甚至人民网上，认为彩票的中奖号码跟股票一样，存在“走势”。它使用“双色历史号码”“余数走势”“五行码”等五花八门的数字曲线，使用“奇偶分析”“跨度分析”“大中小分析”，帮助彩民预测下一期中奖号码。彩票分析师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中奖号码，最起码也能评估最可能出现的号码范围。
这些分析学跟赌徒谬误不同。赌徒谬误是认为前面多次出现的号码不会继续出现，而彩票分析学则认为中奖号码存在“走势”，分析师相信这里面有规律——所以近期多次出现的组合可能会继续出现，或者按照这个趋势可以预测下一个号码。
但是我们知道中奖号码是纯粹的随机现象，根本没有规律。没错，有时候赌场里的某个赌具可能存在缺陷，使得一个号码中奖的可能性略高于其他号码，如果你能发现并利用这个缺陷的确可以因此获利。但要想发现这个缺陷必须统计成百上千次开奖，要想利用这个缺陷也必须玩上成百上千把。而且这个缺陷是简单的：无非是某个特定号码出现的可能性略大一点，完全谈不上什么复杂规律。
明明没规律，这些彩票分析师到底是怎么看出规律来的呢？也许他们并不是故意骗人的，而是很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找到了彩票的规律。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课上讲到“素数”这个概念。老师列举素数，班上一个同学突然非常兴奋地举手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老师就问他发现了什么规律，他说：“你看素数3、5、7、13、17、19……它们的结尾都是这几个数字！”他发现的这个“规律”其实是除了2以外的素数都是奇数。这的确是一个“性质”，并不是真正的“规律”，因为你无法用它去预测下一个素数，比如9和15都是奇数，符合这个“规律”，却都不是素数。
发现规律是人的本能——春天过后是夏天，乌云压顶常下雨，大自然中很多事情的确是有规律的。有一种逻辑题，给你几个数字或者图形，让你发现它们排列的规律并指出下一个出现的数字或图形是什么。比如这道题：1，2，1，2，__，任何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下一个数字是1。我儿子在连10以内加减法都算不顺溜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善于做这种题了，根本不用教，一看就会。
我们的本能工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明明没有规律的地方也能找出规律来。人脑很擅长理解规律，但是很不擅长理解随机性。发现规律任何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下去，而理解随机性却是只在现代社会才有意义的一个技能。
在没有规律的地方硬找规律是个相当容易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忽略所有不符合你这个规律的数据。9和15不是素数？那叫意外！你完全可以说你的理论是科学但更是艺术，只有神秘的经验才能告诉你忽略了哪些数据——别人用这个规律预测不准那是因为他们功夫不到家——再者，毕竟连天气预报都不敢保证一定准确，不是吗？
如果数据足够多，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我们想要的规律。比如说圣经密码。有人拿圣经做字符串游戏，在特定的位置中寻找能对应世界大事的字母组合，并声称这是圣经对后世的预言。问题是，这些“预言”可以完美地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等到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的成绩了。关键在于圣经里有很多很多字符，你如果仔细找，尤其是在借助计算机的情况下，总能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在这个精神下我建议搞一个“毛泽东密码”，在标准版《毛泽东选集》中寻找中文字词的排列组合，也许会“发现”他早就预测了中国后世发生的所有大事。
彩票无规律，圣经密码是无稽之谈，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地震发生的年份有规律吗？
地震不是彩票，并不是完全的随机事件。有些地区地震会比较频繁，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平均每隔若干年就会发生一次。但是这样的“规律”是非常模糊的，就算是地震高发区也有可能连续好几年都不地震，不常地震的地区也可能一年内发生好几次地震。地震不会精确地按照一个特定的数字顺序发生。
可是，有一门学问却认为地震和各种自然灾害会严格按照某种数学规律发生，甚至用研究数学——确切地说是做数字游戏——的办法去预测地震。这个方法叫作“可公度性理论”，它的创始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翁院士早年在石油勘探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而根据互动百科，他曾经多次预测了国内外的地震。
我对“可公度性理论”持非常怀疑的态度。这个理论跟地震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简单地把一些年份数字进行加减组合。有记者拿着翁文波所著的《预测学》一书给中科院物理所院士何祚庥和研究员李淼看，二人均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李淼说：“感觉就是把东西堆砌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逻辑之间也没有连续性。”何祚庥说：“说白了就是没什么道理的。”方舟子和新语丝网站则更直接地指出翁文波的理论是伪科学。
事实上，就算我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机制在左右地震，且这个机制可以纯粹由数学决定而与地质学无关，“可公度性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理论根本就没有一个自洽的操作规则，对一次具体的预测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数字组合非常随意。假设让两个最好的学生同时使用这个理论去预测，他们将有极大的可能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就如同你从《圣经》的字母排列组合里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一样。
未来是不可被精确预测的。这个世界并不像钟表那样运行。
5.小数定律
现在，我们知道，在数据足够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找到任何自己想要的规律，只要你不在乎这些规律的严格性和自洽性。那么，在数据足够少的情况下又会如何呢？
如果数据足够少，有些“规律”会自己跳出来，你甚至不相信都不行。
人们抱着游戏或者认真的态度总结了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各种“定律”，比如一个著名的定律是“巴西队的礼物”——只要巴西队夺冠，下一届的冠军就将是主办大赛的东道主，除非巴西队自己将礼物收回，这一定律在2006年被破解；另一个著名的“1982轴心定律”——世界杯夺冠球队以1982年世界杯为中心呈对称分布，也在2006年被破解。还有一些定律是没有被破解的，比如“凡是获得了联合会杯或者美洲杯，就别想在下一届世界杯夺冠”。中国的职业联赛也有自己的定律，比如“王治郅定律”——只要王治郅参加季后赛，八一队就必然获得总冠军（已破解），以及“0∶2落后无人翻盘定律”（尚未破解）。
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定律，你会发现不容易破解的定律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王治郅和八一队都很强，0∶2落后的确很难翻盘，而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别说同时获得联合会杯、美洲杯和世界杯了。但不容易发生不等于不会发生，它们终究会被破解。那些看似没有道理的神奇定律（正因为没道理才更显神奇），则大多已经被破解了。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其纯属巧合。世界杯总共才进行了80多年，20多届。只要数据足够少，我们总能发现一些没有被破解的“规律”。
如果数据少，随机现象可以看上去“很不随机”，甚至非常整齐，感觉就好像真有规律一样。
如果你曾经被河南人骗过，如果你恰好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也被河南人骗过，如果你进一步发现网上也有个人被河南人骗过，你是否会得出结论说河南骗子多呢？如果去年有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被查出来抄袭，今年又有个清华大学教授被查出来抄袭，你是否会得出结论说清华大学纵容抄袭呢？
即使考虑到河南是个人口大省，而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的媒体曝光率比较高，这两个地方的坏消息似乎也比相同量级的省份或相同知名度的大学高了一点。所以，结论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如果骗子是在中国各个人口大省随机分布的，如果抄袭者是在中国各个名牌大学随机分布的，那为什么恰恰是河南和清华大学“脱颖而出”？
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先考察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当时伦敦在德军V2导弹的攻击下损失惨重，报纸公布标记了所有受到轰炸地点的伦敦地图之后，人们发现轰炸点的分布很不均匀。有些地区反复受到轰炸，而有些地区却毫发无损。
难道德军在轰炸伦敦的时候故意放过了某些地区吗？
对英国军方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V2导弹的精度比预想的要高得多，以至于德军可以精确地选择轰炸目标。而伦敦居民则相信，那些没有遭到轰炸的地区是德国间谍居住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开始搬家。
然而事后证明V2导弹是一个精度相当差的实验性质的武器，与其说是导弹还不如说是大炮——德军只能大概地把它打向伦敦，而根本无法精确地控制落点。也就是说，伦敦各地区受到的轰炸完全是随机的。一直到1946年，有人从数学角度分析了轰炸数据，把整个可能受到轰炸的地区分为576个小块，发现其中229个小块没有受到任何轰炸，而有8个小块受到了4 次以上的轰炸。这些数据虽然不均匀，但完全符合随机分布。实际上，科学家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办法得到更多“看上去很不随机”的随机结果。
问题的关键是随机分布不等于均匀分布。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应该是均匀的，殊不知这一点仅在样本总数非常大的时候才有效。当初 iPod（苹果公司推出的便携式数字多媒体播放器） 最早推出“随机播放”功能的时候，用户发现有些歌曲会被重复播放，他们据此认为播放根本不随机。苹果公司只好放弃真正的随机算法，用乔布斯本人的话说，就是改进以后的算法使播放“更不随机以至于让人感觉更随机”。一旦出现不均匀，人们就会认为其中必有缘故，而事实却是这可能只是偶然事件。
如果统计数字很少，就很容易出现特别不均匀的情况。这个现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戏称为“小数定律”。卡尼曼说如果我们不理解小数定律，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大数定律。
大数定律是我们从统计数字中推测真相的理论基础。大数定律说如果统计样本足够大，那么事物出现的频率就能无限接近它的理论概率——也就是它的“本性”。所以，如果抽样调查发现一个地区某种疾病的发病率较高，我们就可以大致认为这个地区的这种疾病发病率真的很高。
而小数定律说如果样本不够大，那么它就会表现为各种极端情况，而这些情况可能跟本性一点关系也没有。
哪怕一个硬币再完美，你也可能会连投4次都是正面朝上，这个结果看似有点怪，但跟连投10次都正面朝上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口很少的小镇发现对某种疾病有较高的发病率，跟一个大城市有同样大小的发病率，不应该引起同样的重视。一个只有20人的乡村中学某年突然有2人考上清华大学，跟一个有2000人的中学每年都有200人考上清华大学，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你的统计样本不够大，你什么也说明不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只凭自己的经验，哪怕是加上家人和朋友的经验去对事物做出判断。我们的经验非常有限。别看个例，看大规模统计。有的专栏作家听说两三个负面新闻就敢写文章把社会批得一文不值，这样的人非常无知。
所以，理解随机现象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再轻易地大惊小怪了。

一颗阴谋论的心
你相信“巧合”吗？
当然相信。世界非常大而且非常复杂，每天要发生很多很多事情，绝大多数事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可是正如人很善于在本来没有规律的地方寻找规律，我们也非常擅长在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中发现联系，并且用一个简单的理论对这些事情进行解读。
我的理论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而且我也不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看似“自然”其实“不自然”的事件，我发现其背后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解读，就是阴谋论。
美国的阴谋
比如，2014年3月马航MH370航班事故发生之初，整个事件还在被定性为“失联”期间，互联网上就充斥着各种阴谋论。其中有一个理论说，马航失联其实是中美“两个大佬”较量的结果，而且中方目前稳操胜券。这篇奇文把近期的国际形势（包括乌克兰局势、日本右翼政府的态度软化、朝鲜半岛的微妙变化、西方阵营出现的裂痕和泰国局势未能朝预期方向发展）和国内形势（改革进展、两会前金融波动、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和河南隧道爆炸事故）通通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全盘考虑这些因素，还要结合“三年前发生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人质事件与奥巴马即将在四月展开的访问活动”，才能理解一架客机为什么会失联。
如果你觉得这个逻辑太不可思议，那是因为你不经常上网看时事或军事论坛。有人专门写这种文章。他们旁征博引，无所不知，从国际政治讲到国内形势，最后归于两点：第一，所有坏事，都是国际敌对势力故意针对中国搞出来的；第二，所有好事，都是中国政府巧妙安排的。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跟美国下一盘很大的棋。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真正的老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我曾经兴冲冲地买过一本《货币战争》，而且真的被书中的阴谋故事所吸引，一直看到罗斯福才把书扔了。
中国流行国际大棋论，美国则流行专门针对美国政府的阴谋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针对以下6个最流行的医学阴谋论对1300个美国人进行了调查：
1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了医药公司利益而禁止自然疗法。
2
.政府明知手机致癌而不作为。
3
.CIA
（中央情报局）故意让美国黑人感染艾滋病毒。
4
.转基因食品是削减人口的秘密手段。
5
.医生和政府知道疫苗会导致孤独症。
6
.公共饮用水加氟是化学公司排污的手段。
结果发现，49%的美国人至少相信其中一个，18%的美国人相信三个。这是一个人们普遍相信阴谋论的时代。
相信阴谋论很可能是人的一个思维本能。人们总是希望能给复杂而混乱的世界找个简单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怀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控制一切。肯特（Kent）大学的几位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相信一种阴谋论的人，往往也会相信其他阴谋论，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阴谋论。越相信戴安娜其实并没有死（假死）的人，越容易相信戴安娜其实是被谋杀的——反正政府有些事没告诉我们！
所有这些阴谋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不承认巧合，不承认有些事情是自然发生的，认为一切的背后都有联系、有目的。
这种思维有道理吗？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阴谋，不可能所有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是无辜的，但是阴谋是有限度的。根据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上的一篇文章考证，以下这9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是真实发生了的：
1
.禁酒令期间，美国政府曾经故意往工业酒精中加入某些化学品使其不能被转化成可用于兑酒的普通酒精，这些化学品是致命的，而且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
2
.公共卫生机构打着治病的旗号征召了感染梅毒的黑人来做研究，却从未真正给人治疗。
3
.超过一亿美国人使用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被一种病毒感染，有研究认为这个病毒会导致癌症，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4
.导致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的“北部湾事件”中的某些冲突其实并未发生，是美国故意夸大以作为战争借口的。
5
.军方曾经计划在国内搞恐怖袭击嫁祸古巴——未能实行，但的确计划了。
6
.政府曾经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做毒品人体实验。
7
.CIA
曾秘密在太平洋上打捞一艘苏联潜艇，其上有三颗带有核弹头的导弹。
8
.美国政府曾经违反禁运协议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钱用于资助尼加拉瓜武装。
9
.海湾战争前夕，一个15
岁的科威特女孩在美国国会作证，说她目睹了伊拉克士兵把婴儿摔死在地上。事后证明这个女孩是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整个作证是公关公司导演的。
跟前面那6个最流行的（仅限与医学相关的）阴谋论相比，这9个真正的阴谋坏到了什么程度？光难度就至少低了一个数量级。
正如林肯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想要完成一个阴谋非常困难，而且就算完成了也有很大的曝光风险。一个整天在军事论坛看阴谋论的人，如果看了这些真实发生了的阴谋，可能会觉得美国政府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事实上，维基解密网站曝光了一批美国政府的外交密件之后，《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反而提高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说：
无论是欧洲和拉美的左翼人士，还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右翼人士，长期以来都一直近乎肯定地认为，美国人关于其外交政策的一切公开说辞，只不过是在为某种秘密议程打掩护。该议程可因兴趣而变，或者为了照顾大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
）！］的利益，或者为了颠覆某个左翼政府，或者为了削弱对手国家。无论美国的秘密议程是什么，它肯定是存在的——只有那些天真到愚蠢的人才不这么认为。
……
然而，经过长达两周的曝料，维基解密非常充分地揭示出，美国在任何特定问题上所持的公开立场，通常与非公开立场并无两样。目前仍有许多电报尚未曝光，或许其中还潜藏着一些惊人的事件。但是，过去两周曝光的文件罕有证据证明，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耍两面派或背信弃义之处。世界各地的阴谋论者对此一定非常失望。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股市中。我们看讨论各个股票的论坛，股民们非常喜欢把股价的任何波动归结于庄家的操纵。但实际上，给一只股票“坐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仅限于市值和交易量小的冷门股。像苹果这样的高市值公司，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它的股价，你想来个震仓、吸筹、拉高出货可能吗？要知道世界上并非只有一家投资公司对苹果的股票感兴趣，就算你的钱多到可以震仓和拉高苹果的地步，你又怎么能保证你震仓的时候别人不跟你抢筹，你拉高的时候别人不趁机出货？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人们就是忍不住要怀疑庄家。有人做实验，拿着一个随机生成的股价波动图给股评家看，股评家也能从中看出庄家的操作来。
合理性与可能性
想要对任何事情的真伪都给以正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合理地评估每件事情的可能性。阴谋论之所以不足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应该质疑政府——每个人都有权质疑政府——而是因为其成立的可能性很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总结了人的种种认知偏误，其中有一个偏误，在我看来非常适合说明阴谋论思维的错误。卡尼曼说，假设有一个叫琳达（Linda）的单身女性，31岁，直率而聪明。作为哲学系学生的她曾经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并且参加过反核游行。根据这些情况，请你评估以下对琳达的种种描述之中，各自的可能性大小，并给出一个排名：
· 琳达是个小学老师。
· ……
· 琳达是个银行出纳员。
· 琳达是个卖保险的。
· 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
结果，几乎所有受试者都认为“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比“琳达是个银行出纳员”更高。但这是不对的！A和B同时成立的可能性小于等于A成立的可能性，这是概率论的常识啊！
如果你答错了，不要自责，因为这个问题就连斯坦福大学决策科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都有85%的人答错。卡尼曼最后干脆把其他选项都拿掉，就问受试者“琳达是个银行出纳员”和“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哪个可能性更大，仍然有85%到90%的本科生答错。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搞不清“合理性”（plausibility）和“可能性”（probability）的区别。“热衷于女权运动”增加了对琳达描述的合理性，但是却降低了可能性。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这样的：
1
）明年北美会发生一场淹死一千人的大洪水。
2
）明年加州地震，导致一场淹死一千人的大洪水。
2）比 1）更合理，但是显然，它的可能性更低。增加细节也许可以增加合理性，但是一定会减少可能性。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谈阴谋论了。以下两个论断中，哪个可能性更高？
a
.昆明恐怖袭击过后不久，又发生了马航失联事件。
b
.大国博弈，导致昆明恐怖袭击过后不久，又发生了马航失联事件。
加上一个“大国博弈”的解释，表面上使得离奇的事件获得了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却让离奇事件变得更加离奇。
目的与科学
世界非常复杂，很多事情似乎简直不可理解。为什么明明准备得很好的比赛也会输？为什么一个好人偏偏死于车祸？阴谋论可以让我们对这些事情至少找到一个理由。我们不但找理由，我们还找目的。
近代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说，在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他的世界观会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animism”，万物有灵。他认为每个物体都是活的，比如汽车之所以不走是因为它累了需要休息。更重要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意愿，比如“太阳在跟着我们走”。另一个是“artificialism”，人为主义。他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人出于某种目的造出来的。比如为什么会有太阳？太阳是人用火柴造出来照亮用的。
由此，在儿童的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随机现象，一切都是有目的的。生物学家路易斯·沃伯特（Lewis Wolpert）有本书叫《反常的自然科学》（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他在此书中指出，想要摆脱童稚状态搞科学，就必须首先抛弃目的论。
科学的标志，是对世界的运行给出一套纯机械的机制。风怎么吹、石头怎么落下来，并不是它有什么目的、背后有什么精神力量，而是物理定律决定了它就会这么做。有些事情发生就发生了，纯属自然，并不是谁“想让”它发生它才发生。比如艾滋病毒在黑人中传播最多，你可以去分析它的传播机制，但是这种传播并不一定有什么“目的”。
很多人研究为什么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这本书中说，中国之所以没有自然科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认为天道是有目的的。我们认为上天有道德观，它降下自然灾害是对皇帝的警告，或者是对坏人的惩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话什么意思？苦难是老天想训练你。
一般人可以含糊地把孟子的话解释成“我们可以把苦难当成上天对我们的考验”，而回避“上天是否真的会故意考验人”这个话题。但杨绛先生拒绝回避。在《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的第八章开头，她写道：大自然的神明，我们已经肯定了。久经公认的科学定律，我们也都肯定了。 牛顿在《原理》一书里说:“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不必要的，就是徒劳无功的。”（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The more is in vain when the less will do
。）（参看三联书店的《读书》2005
年第三期148
页，何兆武《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哲学家从这条原理引导出他们的哲学。我不懂哲学，只用来帮我自问自答，探索一些家常的道理。
大自然的神明，我们已经肯定了。久经公认的科学定律，我们也都肯定了。牛顿在《原理》一书里说：“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不必要的，就是徒劳无功的。”(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The more is in vain when the less will do。)(参看三联书店的《读书》2005 年第三期 148 页，何兆武《关于康德 的第四批判》)哲学家从这条原理引导出他们的哲学。我不懂哲学，只用来 帮我自问自答，探索一些家常的道理。
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那么，这个由造化小儿操纵的人世，这个累我们受委屈、受苦难的人世就是必要的了。
杨绛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天生万物的目的是为人，苦恼的人世是为了锻炼人。可是我不得不说，杨绛先生和何兆武都把牛顿的话给理解错了。牛顿的话出自《原理》中“Rules of Reasoning in Philosophy”这一节，原文是：
Rule I.We are to admit no more causes of natural things than such as are both true and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ir appearances.
To this purpose the philosophers say that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and more is in vain when less will serve； for Nature is pleased with simplicity，and affects not the pomp of superfluous causes.
这里“more is in vain when less will serve”的意思是说，如果很少的理由就能解释自然，那么再列举更多的理由就是多余的了。整段话的意思实际是，解释自然界的一切，应该追求使用最少的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很简单，就足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所以就没必要认为每个物体的每个运动背后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理由！而杨绛先生和何兆武在这里把它解释成了大自然是有“目的”的，他们把它理解成“大自然不会平白无故地让一些事情发生”了。
自然没有目的，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往往也没有什么目的。几年前，一个非常流行的阴谋论观点是电动汽车之所以迟迟没有出来，是因为石油公司的故意打压。现在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电动汽车正在慢慢流行开来，他们受到过石油公司的打压没有？没有。电动汽车的难点可能包括电池技术和充电桩的普及，这两个难点很厉害，而石油公司没那么厉害。
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运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原子在电磁场中运动，个人意愿能改变的事情很少，绝大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但即使所有人都随波逐流，复杂的系统也会出现非常激烈的“事件”。有人用计算机模拟发现，哪怕没有任何消息输入，仅仅是交易者之间的简单互动，也可能让股价产生很大的波动。这些波动发生就发生了，并没有什么目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有阴谋论者站出来说这是谁谁为了某个目的故意制造的，但事实上，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手段非常有限。在正经的经济学家看来，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归罪于索罗斯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认为凡事都有目的，是普通人思维区别于科学思维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家有科学思维，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脑子里有时候也会冒出目的论来。有研究人员曾经搞过一个目的论测试，拿100个句子让受试者判断正误，其中有些句子是目的论的，比如“树生产氧气是为了让动物呼吸”。普通人会答错50%的题目。让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理学家来做这个测试，如果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思考，科学家的答错率只有（或者说“高达”，取决于你的严格程度）15%。但如果规定必须在3秒钟内做出判断，科学家的答错率就会上升到29%。
既然最理性的人也有一颗阴谋论的心，我们就完全不必责怪中国文化、孟子和杨绛先生了。

健康的经济学
工作重要还是健康重要？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问题，而是经济学问题。据统计，我国大城市白领中因为经常加班而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其亚健康的比例高达76%。每个人都知道加班可能会损害健康，然而大多数人在工作和健康之间仍然选择了工作。某些心灵鸡汤派人士对此显然持鄙视的态度，难道你们不知道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吗？这些人难道集体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都想挣钱却不要命了吗？
如果每加班1小时都一定会使寿命减少5分钟，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加班了。但工作时间与健康并不是一个确定关系，而是一个概率关系。比如一项历时11年、跟踪考察了7000个英国人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比8个小时就下班的人高67%。这个结果听起来并不那么可怕，因为正常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本来也不高。有很多人一生劳累奔波，最后仍然长命百岁。而且统计表明那些工作很轻松、生活无压力的人反而不如努力工作的人长寿。但无论如何，超时工作的确会带来更高的健康风险。
即便如此，那些为了工作而宁可冒这个险的人也可能是相当理性的。事实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强调工作优先。60%的白领处于过劳状态？中国企业家的过劳比例是90.6%。美国的一项统计说，如果你手下有一两个人，你大概会有9%的可能性为工作而主动错过一次体检；如果你手下有三四个人，这个可能性就会变成30%；而如果你手下有11个人以上，可能性则是41%。越是有钱的人，他们的健康就越值钱，所以他们就越有可能用健康换钱？
只要换得值。我们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妓女。哪怕媒体再怎么宣传避孕套对防止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意义，哪怕避孕套变得非常便宜而且很容易获得，很多妓女仍然会在一些性交易中选择不用。这并不是因为妓女居然愚蠢到听不懂关于艾滋病的科普，而是因为她们比一般人更了解艾滋病——她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做出了理性的计算。
避孕套是妓女的一个重要讲价手段。据伯克利的经济学家保罗·格特勒（Paul Gertler）等人针对墨西哥妓女的一项研究，如果“客人”坚持要求使用避孕套，那么他就必须在谈好的价格基础上多付10%；而如果他坚持要求不使用避孕套，则必须多付24%。那些被认为更有吸引力的妓女可以因为不使用避孕套而多获得47%的收入。
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这个风险不是无限大的。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谁赚走了你的薪水》（The Logic of Life
）这本书中提到，平均每800个墨西哥人中，才有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即使是妓女，这个比例也只有1%。哪怕一个妓女运气差到正好跟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不使用避孕套的性交易，她因此而被感染的可能性也不会超过2%；而如果双方都没有其他性病，这个可能性甚至低于1%。这么算的话，她在一次不被保护的危险性交易中染上艾滋病毒的概率大约是万分之0.125。考虑到她因此而多得的收入，经济学家计算，墨西哥妓女平均每损失一年的健康生命，可以额外获得1.5万到5万美元，相当于她年收入的五倍。
五年收入换一年生命，这就是墨西哥妓女健康风险的价值。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交易根本不值，但中国煤矿工人很可能还拿不到这个价。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出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所以对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确态度，不是一味地强调某一端，而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计算。
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里，更高的风险必须给人更高的价格。而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人的议价能力连墨西哥妓女都不如，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自己健康的价格。这时候你能指责他们愚蠢吗？
某些事业会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计算，人们为了完成这个事业可以什么都不顾。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辐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选择亲自去查看核弹碎片。橄榄球是一项高风险但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3年3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9·11”事件之后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更低利润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了阿富汗。
经济学大概解释不了邓稼先和蒂尔曼的行为，而且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工作是做了计算的。有人参加美军去伊拉克服役只不过为了一家人的医疗保险。日本核泄漏事故，前往清理福岛核电站的全部志愿者的年龄都超过60岁。人们把这些志愿者视为英雄，他们的确是英雄，但他们是有理性的英雄。一个志愿者跟记者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大概还有十几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很可能还是这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