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生若以百年计，忽忽然，我已走过近半生。回首向来萧瑟处，端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努力的，不过是别把平凡的人生活成平庸的人生。

因为工作的性质特别，这些年，我得了些许薄名。然于这薄名，我常心怀惴惴，唯恐名不副实，这一行太容易让人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光环套在自己身上，以致飘飘然，进而昏昏然。

做这一行，我没有耀目的外表，也没有异于常人的天赋，有的，只是不甘人后的那点儿好强。

年轻时，满心仰慕的都是天纵英才、仿佛生下来就带着使命的极致人物。年岁渐长，倒更加敬佩起那些平凡但一直努力让自己不平凡的人，比如刘德华。当年四大天王时代，刘德华虽不缺拥趸，但评价却不高。人人都说他没天分，歌不如张学友，舞不及郭富城，样貌也比黎明少了几分清贵之气，演技因靠着“耍帅”而总有一点现在人们常说的“油腻”。那时候，要显示自己品味的卓尔不群，连李宗盛都嫌俗了些，四大天王自是入不了我的法眼，更遑论样样平庸的这位了。

而今，回头看只会哂笑自己青涩时的浅薄。事实是，直至今日，无人会再轻易嘲笑刘德华的歌喉、舞姿，因为他已用一次次高水准的演唱会证明了只要够努力就一定有光彩；无人会再轻易质疑刘德华的演技，因为他已用一个个扎实的角色证明了只要够用心就一定有成绩；无人会再轻易认为他可以随时被超越，因为他已用一项项远超演艺范畴的社会贡献证明了只要够坚持，他就是永远的刘德华。他就像赛场上的一名全能运动员，也许每一个单项都不是冲在最前面的，但每一个单项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在每一个单项上他都努力地保持着专注与水准，于是，作为全能运动员，他便王者无敌。

其实，他又哪里是没有天分？他最好的天分就是这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头。这样平凡却又努力不平凡的人生，或许才是大多数人可参考的人生范本。世上的天才能有几个？我们大多是女娲抟土造人疲惫时随手甩出的泥点子吧？但落地为人，只要更多地投入自己的生命里，那些被精心创造出来的和那些被随手甩出的，都一样，都同样拥有给自己做主的权利。

若论起天分，我便是那平凡中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在人生的赛场上、职业的赛场上，想不甘人后，也只有努力地去试每一个选项，在每一个选项上都能及格，在及格之上再努力，也许就能再站上一级台阶。一项一项，才能给自己拿到一个高一点的平均分。

年近知天命，天命何为，我仍不敢说尽知。唯一已了然的，就是天道酬勤，这个世界从没有不劳而获。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在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与国度，可以选择，可以努力，可以好好书写自己的人生。

“别人家的孩子”

一

如果说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确实属于一种夸奖的话，那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确实常常得到这样的夸奖。

妈妈曾不止一次地拿我和姐姐对比，说我从小（指从婴儿时起）就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姐姐会彻夜啼哭，而我只要吃饱了一定酣睡至天亮；姐姐会隔三岔五地闯祸，我只要坐在那儿就不会轻易乱动。

有一个常常被妈妈用来证明我小时候是多么乖的一个例证：有段时间爸爸总出差，有一天妈妈加班到挺晚，忙着赶去托儿所接我，又担心姥姥在家带着姐姐还要做饭忙不过来，更是心急火燎。到了托儿所，妈妈发现门锁了，往里瞅瞅，黑灯瞎火，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妈妈怕了，赶忙去找托儿所的阿姨，问怎么回事。“我们家的孩子是被别人接走了还是仍留在房间里？怎么就关门了呢？”阿姨一脸无辜地拿着钥匙去开门，边走边解释：“我是看着家长都把孩子接走了才关灯锁门的，临走还去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还有孩子在啊，要不怎么也得有点儿动静啊。”进了屋，开了灯，妈妈直奔我睡的那张小床，看到我裹在小被子里睡得别提有多香了。因为被子盖得实在严实，托儿所的阿姨来来回回巡视，愣是没发现我，倒也真是情有可原。我后来一直质疑妈妈的记忆，我得是被瞌睡虫纠缠成什么样才会睡得那么悄无声息？！大概妈妈为了向别人证明她的儿子有多么乖，多少有些故事化的加工吧。

不过，乖并不等于腼腆。妈妈也会时常忆起，我在夏天的傍晚会定时站在院子里的一个石桌上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唱革命样板戏，据说我能把词记得一句不差，没少让大人们竖大拇指。说实话，我仍然不敢完全相信妈妈的记忆，也许，那只不过是大人对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能在娱乐并不丰富的生活中带来一点茶余饭后的乐趣的肯定吧。只是这种活跃仅仅持续到小学阶段，青春期的来临让我一下子变得羞涩与不自信，尽管仍然有机会站在台上给别人表演，但心底里总想躲在一个角落里，特别害怕自己成为被众人盯着看的中心。那个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的自己会因为工作而成为经常露面的一个人。直到今天，在众人面前得体且滔滔不绝地讲话，都只是我的工作状态，只是我的生活中占比并不大的一部分。脱离这个工作状态，我会马上回归人群，躲在人后，不被瞩目的状态才让我觉得更安全。

很客观地讲，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老师眼中理所当然的好学生，同学家长眼中理所当然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毕业，值日去打扫校荣誉室，室内满墙的奖状、锦旗，我看了看，几乎每一项都有我的参与；初中毕业，我的中考成绩排在全市的前五名，几所重点高中随便挑；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也是不出意外地好，惹得班主任直后悔不该为了双保险把能加分的市级三好学生给我，如果给了别的同学还能再提高一点升学率。几乎每次开家长会，爸爸妈妈总被问及：“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通常，他们会一边故作矜持地谦虚几句，一边绞尽脑汁地编几句所谓教育经验，以防有故意不与人言的嫌疑。但其实，父母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学习，在他们看来，我似乎是那种天生不必操心的小孩。

但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未必看到了我在努力满足成年人的期待，同时在偷偷固守自己的小世界。今天，我更想回忆并记录下的，反而是一个带引号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不太合格的“别人家的孩子”。

二

不写作业、装病不上学、请假出去玩、帮着别人作弊……这些理应是“坏学生”的劣迹，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干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没有像现在这样逆天，可每天抄写字词、演算习题，这些重复工作在一个小孩看来，仍旧是可怕至极。我经常一边抄写一边腹诽：“这些我写两遍就已经学会了的东西，干吗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有时候当天留的作业有不少和前一天的作业内容重复，于是，我会仗着自己在老师心中的“永远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印象，偷偷把作业本上前一天有老师批改打分痕迹的那一页（通常都是作业的最后一页）撕掉，保留前面与今天作业一样的部分，只写最后一页，第二天当作新的作业交上去，竟数度成功，从未露馅。不知道是我改头换面的技术真的高超，还是老师从未料到如我这般的好学生也会有如此的小动作。 :::info 偷偷省力气，太可爱了 :::

小学三年级奖状已一大摞，表情已很成熟，哈哈！

也许就是因为对我而言功课实在没什么压力，所以对于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我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收音机是我的最爱，对于电台哪个时间段有什么节目，我一清二楚。有时候头一天预告了第二天上午要播我最喜欢的电影录音剪辑，我会在早上装作肚子疼，混得半天病假逃避上学，待爸妈上班去、姐姐上学去，我便优哉游哉地抱着收音机享受我的美丽时光。可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有一次想如法炮制，妈妈大概担心我最近总肚子疼，不由分说带我去了医院。不知道是不是心虚紧张所致，肚子竟然真的疼了起来，且一来二去地检查，居然查出了各种病症，那一次真的休了好几天病假，弄到最后我自己都担心跟不上功课，发誓再也不装病了。

可一遇到心动的事情，脑袋瓜里还是忍不住转转鬼点子。电影是我的最爱，是小时候最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只要进电影院，就是我的节日。如果有场电影没看成，那真如百爪挠心。我不止一次以功课都做好了为由向老师请假，不上最后一节自习课，跑去看电影，仰仗的无非还是老师对我这个好学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爸妈单位发了电影票，又是下午的，我熟门熟路地向老师请假，果然不出所料地被应允。我收拾书包正准备出教室，老师随口问了一句：“看什么电影啊？”我老实回答：“《冷酷的心》（一部墨西哥电影，讲的是一对姐妹与一对兄弟间的爱恨情仇）。”老师显然知道这部电影的内容，当即改口：“这么小的孩子，看那种电影干吗？不适合，别去了！”唉，我到底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啊。那节自习课，我灰溜溜地什么也没习进去。

大概每个“好学生”都被派过这样的任务，和“差生”做同桌，要“一帮一，一对红”。我被派去帮助过好几个留级的同学，他们除了功课差一点，其他什么都挺好的，体育好（这是我自小最羡慕的）、动手能力强、讲义气等等，不一而足。我唯一要帮助他们的就是提高成绩，平时讲个题、提醒上课听讲、下课督促作业，这些都不在话下。到了考试的关键时刻，我会把做好的试卷特意往旁边挪一挪，以便有人临时需要“参考”一下。这可是关系到成绩出来之后，这些“差生”会不会被老师请家长的大问题，现在不两肋插刀，更待何时？所以，被我“帮助”的同学成绩总会提高一点，老师很满意，还表扬我们。如果那时候知道成绩是这么“帮”出来的，老师估计会气歪了鼻子。

三

在平坦也平淡的初中阶段，除了些许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外，我还是那个按部就班的“别人家的孩子”。少了些小学时蔫蔫的淘气，倒并不是因为有多懂事了，只是觉得小时候的那些营生已太过幼稚，何时才能经历些不寻常的事呢？

于是进了高中，倏忽间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能做主的大人了，对父母的唠叨、老师的要求，答应得痛快，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愿意，总觉着按自己的想法来才是好的，无限期盼着有机会能自我放飞。终于，高二的下学期，八九个同学纠集在一起，策划了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老师、家长带着的，完全独立自主的“走向远方”。

期中考试前，我们就计划最后一科考完当天就去登泰山，一览众山小，多么意气风发！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和家长报告的是“大队人马集体出动，完全没有安全问题”。整个期中考试，我们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最后一科是数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早交了卷，打起背包就出发。从石家庄到泰安，一夜火车倒也顺利，早上到达的时候，天气好极了。我们从山脚下的岱庙游起，走走看看，从清晨到傍晚，终于登上了南天门。迈上最后一级台阶，背包一扔，回首向来踏过处，顿觉人生得意不过如此。那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程徒步登泰山，如今即便再有机会，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脚力了。第二天一早，日出东方，我们雀跃着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摄影的技术很差，万道霞光的背景上，每个人的脸都黯淡模糊得一塌糊涂，但青春朝气还是止不住地透出来。泰山的日出虽不像黄山日出那么可遇不可求，但初次登临就能赶上，不禁会想这份好运气是不是将伴着我们走完全程呢？

按照我们的计划，早上看完日出，中午前下山，正好可以坐从泰安到济南的一班火车，再换乘从济南到石家庄的火车，时间刚刚好。那时候可没有网络订票，都得到火车站排队去。下得山来，我和另一个同学因为是班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了临时领队，也理所当然地要负责买票。一进泰安火车站小小的售票处，我们就傻眼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哪里还有队？全凭挤了！我们只计算了车程，根本没想过买票难！

几个外国人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人潮，一会儿被挤出来，一会儿又被挤进去，如巨浪上一叶无助的扁舟。眼见着离火车开动的时间越来越近，错过了就不能按时回去，不能按时回去就……我们只好逐浪潮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插队加塞，也不知道是人太多挤的还是心里忐忑吓的，脸涨得通红。人生在世，总有要拉下脸皮的时候吧，我不断这样安慰自己。总算接近了售票窗口，那是一个仅容一只手伸进去的狭小格子，我终于把攥着钱的右手与他人的另两只手一起塞进了窗口，剩下的就是大声喊：“我要去济南的×××次车，××张！”一个外国女士，挤在窗口前已经欲哭无泪，继而对我这样的加塞者报以狂怒，她使劲地用一支笔戳着我的手腕，嘴里说着不知哪国语言，但肯定是不雅文辞的抱怨。我想躲，可前后左右都是人，哪里动得了一寸？只有厚着脸皮继续冲小窗口里大喊：“我要去济南的×××次车，××张！”我感觉到手里的钱被拿走，继而又被塞了一把纸状物，哪里顾得上查看，在外国女游客持续的声讨中落荒而逃，逃出售票处才赶紧检查，在这一片混乱中居然车票和找的零钱分毫不差，我在心里使劲夸了一下未见其人亦未闻其声的售票员。再一看，快开车了，急忙招呼同去的同学，再会合上其他同学，冲进车站里。火车开动了，同学们才反应过来，个个惊诧我竟然还会加塞儿。

高二的下学期，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的“走向远方”——登泰山

有惊无险地到了济南，省会毕竟是省会，我们无比顺利地买到了回石家庄的车票，虽然只剩下了站票。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精力旺盛的少年们三三两两地去周围闲逛。我这个临时领队周到地叮嘱大家按时回来，也兴致勃勃地溜达去了。按着说好的时间回来，才突然发现，自以为周到的我出了个大纰漏，只说了集合的时间，没说好在哪儿集合，时间到了，可还有人不知在哪儿等呢。那可是没有手机、微信的年代，我只好在进站的必经之路上来回搜索，像捡孩子一样一个个把同学们集中起来。生生地起大早赶晚集，等我们凑齐了跑进车站，几乎最后一个人踏进车厢的同时，火车“况且况且”地开动了。

气喘吁吁的一行人明显蔫了，怕再丢了谁，约好一定集体行动。草草吃了口东西，我们顺着餐车和卧铺车厢的接合处蹲了一排，从一大早折腾到晚上了，就算是精力旺盛的少年也疲倦了。可毕竟还是年少，没一会儿，不知经谁提议，我们玩起了咬耳朵传话的游戏，就这么嘻嘻哈哈地一直到了终点站石家庄。我们意犹未尽同时哈欠连天地出了车站，已近深夜，惊讶地发现爸爸妈妈们都等在那里，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他们是怎么掐着准点守候在那儿的呢？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爸妈们可没表现出什么温情，基本都是劈头盖脸地一通埋怨，紧接着就是问：“吃饭了吗？”

第二天上课，课间趴倒一片的同学都是“走向远方团”的成员。几天后，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我们几个人的数学成绩，齐刷刷地没及格，很明显，答题的时候心思早飞越千山向东岳了。老师望向我们几个，特别是望向几个“好学生”的目光，简直痛心疾首。我垂头丧气了没一会儿，转眼心底那点儿窃窃自喜又冒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完成了一次“壮举”，特别是我，这可是人生头一回出门在外自己处理了各种突发的事情，我真觉得那两天长大了。

四

高中时，我还创造了一项自己的人生纪录，只是如果放在档案里，那恐怕要算个污点。那是1988年，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尔举办，那时候，首尔还叫作汉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出征奥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大放异彩，自然使国人对汉城奥运会寄予了厚望，我们这群正值花季的少年更是热血沸腾。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上午10点左右开始，很多同学早就计划一定要看电视直播，可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高三了，要旷课去看电视？简直是天方夜谭。当天一早，年级主任就在各班巡视，严防死守学生溜号。可学校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们反叛的劲头，越是一定要达到目的，甚至把这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斗智游戏。现在我已记不清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我们“胜利大逃亡”！

当大家聚集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为Hand in hand的旋律激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迎接我们的将是何等严厉的处罚。下午，一到学校，班主任就宣布，所有旷课看电视的同学必须写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在全班宣读，通不过就不允许上课。我至今仍记得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大概他很难相信如我这般的“好学生”竟然也如此大逆不道。于是，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检讨书。为了过关，在纸上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可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没错，对奥运会的关注难道不是比一两节课更重要的教育吗？它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关心的范围更广而不仅仅着眼于书本。当我为奥运欢呼喝彩的时候，我可是在领略全人类的宝贵精神啊。

这份检讨书最终还是没有派上用场。也许因为当天旷课的同学太多，法不责众；又或者学校也觉得与其责罚不如教育引导。我就此更加认定了自己的“正确”，并把关心奥运会当作每天除却功课之外的第一要务。只是没想到，那一年中国体育会是惨淡的“兵败汉城”，李宁从吊环上踉跄落下时的落寞眼神是我对1988年最为深刻的记忆，自然也有“旷课等来的却是这样结果”的不甘。不过，也就是从那一届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开始学会更理性、更准确地看待奥运，学会更加注重奥运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金牌，这个国家也在成长，就像我们这些少年一样。

五

比起少年时代这些所谓出格的事，真正出格的是我高考时的选择。

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广播学院，是姐姐的一个高中同学暑假来我家串门时说起的。他比我大两岁，暑假过后就是大二的学生了，他上的正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电视编导专业。在他的描述中，广院简直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最好的一所大学，如果广院称第二，那没有哪个学校敢称第一，而电视编导专业更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专业。从小喜欢电影的我，那时对电视的认识格外肤浅：就是一个小型电影院，于是我被他忽悠得心向往之。临走，这位“准师哥”还没忘了嘱咐我：“考我们专业要报艺考，提前考试，准备准备啊。”尽管当时被忽悠得不轻，但没两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到了高三不得不真的考虑高考报什么专业时，我完全没有方向，忽然想起这个“准师哥”的建议，要不然就试试这个吧？

但我们高考那年，北京广播学院在河北省只招播音专业的学生（当年北京广播学院隶属广电部，每年招生均委托各省广播电视厅代招本省学生，尤其是艺术类专业的提前考试），一直关注着广院招生信息的我看着“播音专业”四个字，脑子里闪过的是：“播音专业？《新闻联播》? ”可巧，不久前我们学校举办首届文化艺术节，因为是全市中学里的独一份儿，河北电视台专门拍摄了一部专题片，导演很有创新精神，决定不用电视台的播音员解说，而是从学校找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给片子配音，这样更有中学生的特点，最后我被选中了。

其实高中三年，我在众人面前表演的次数两根手指就可数过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发掘出了这种特长。时至今日，我已经想不起那会儿是怎么准备、怎么走进电视台的录音间、怎么稀里糊涂地录完的，好像并没有感觉多么新奇与兴奋。播出时在电视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只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人，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似的。极其莫名其妙的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有一句解说词，是配合画面中生物实验小组在做实验，“瞧，这是家鸽的气囊薄膜”，天知道我为什么对这句话如此刻骨铭心。也正是有过这么一次“触电”，让我感觉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可以一试。

我起初真没太当回事，主要原因是初试时就被吓着了。报名的人有不少是已经在电台、电视台工作的，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嗓音浑厚，我只觉得自己是来凑热闹的。一进考场，我念了没两句就被叫停，“回去等通知吧”，更让我觉得没戏了。不过我倒也无所谓，本来就是试试嘛。什么时候开始把它当回事了呢？一是竟然接到了复试通知，这么说我还行？二是我们班的一位平常就是文艺活跃分子的女同学也去考了，当时班里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她一定考得上而我一定落榜。这种舆论让本来有一搭无一搭的我焕发了斗志，心底暗暗较起了劲，仿佛一下子变成要破釜沉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就这样经过了复试，某一天下午，自习课上，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一个陌生人带来一纸通知。“你专业考试通过了，跟我去做体检，之后就好好准备高考的文化课吧。”我通过了？我胜利了？我满脑子只有终于可以扭转班上舆论的兴奋，这种兴奋似乎远盖过了考试通过应有的那种兴奋。

可真到了这个阶段，支持我上广院读播音专业的人却没几个。首先老师们几乎众口一词：“这算个什么专业啊，这也要学四年吗？”“北京广播学院？怎么听上去像电大呀？”“这个专业以后就业面太窄了，还是选一个别的吧。”同时，父母也犹豫不决：“我们家没有搞文艺的，要干这个，这以后全都得靠你自己奔了。”“当播音员能干一辈子吗？是不是选个能长远做下去的专业啊？”还有，班上的不少同学也并未因为我跌破了他们的眼镜就对我竖大拇指。而面对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我那股子执拗的劲头又上来了，你们说的也许都有道理，但那不都是未知的未来吗？焉知未来不可以有好的发展？我的人生应该由我选择！唯一支持我的，是教过我们语文的李忠本老师，他说今后做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开阔眼界。至今，我都很感谢李老师的这番话，他护佑了一个少年迈向成人世界的那份单纯的勇气。 :::info 人潮人海，我在其中 ::: 自供了这许多，但回想起当年，我还是一直在努力做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只是不想让这个光环变成枷锁，不想丢掉一点自我的小快乐，不想未来的人生都由别人来规划和书写。况且，那时候我便隐隐觉得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有很多毛病，被夸奖多了难免骄矜，被纵容惯了难免自私，被期望高了难免失意。幸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有如许斑斑劣迹，它们平衡了我的成长，没让我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广院断章

2019年是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65周年校庆。我应邀回校拍摄新版校歌的MV，距上一次拍摄校歌MV，又已经过去15年。我在上一版校歌的MV中讲过：“从来没有想过要以说话为职业，是广院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还是习惯称呼我的大学为“广院”，广院与“中传”虽然是同一所学校，但显然又有着代际的区别，以至于所有2004年前入校的人（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中国传媒大学），恐怕都跟我有着同样的顽固。

不过坦白讲，我对广院的感情远不及很多同学深刻，他们时常近乎依恋般地回忆起广院，用情之深每每令我汗颜。我努力地回想着四年的校园生活，试图给自己理出一条完整的大学轨迹，但到底力有不逮，只余一些断章存于记忆中。但也正是这些断章，让我越发清晰地确认，广院于我，纵非刻骨铭心，终有血肉关联。

一

尽管入学经历了我从未想象过的波折，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仍然令我兴奋与期待。可踏进广院，第一感觉却是大失所望。我虽从未奢盼广院的校园能如清华园、未名湖、珞珈山一般疏朗阔大，但也绝没想到竟是如此弹丸之地，穿过主楼，向前不超过几百米就是围墙，这分明是个扩大版的中学嘛。

入学后紧接着是军训，在北京郊区怀柔大山里北京卫戍区51117部队一个月的军营生活，填满了我对大学最初的记忆，校园的日子，仿佛还那么遥远。

回到学校，第一学期是没有专业课的，每天排得满满的必修课，似乎也和高中时差不多，新鲜感被迅速磨蚀。有所变化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要自己安排了。

甫进广院，我就得了个外号“旧社会”，起外号的是班里的女同学，因为她们看到的我永远是一张严肃的脸，仿佛苦大仇深。比如，被老师指定做班长的我去女生宿舍通知事情，站在门口面无表情把事儿说完，扭头就走，这在其他男生看来等于白白丧失了在女生宿舍盘桓的机会，简直是不省人事！再比如，周末进城，公共汽车上几个女同学聊得眉飞色舞，与她们直线距离不到一米的我将头扭向窗外，眼睛不知望向何处，就是不会和她们搭讪。于是，女生们认定我就是这么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装酷架势。天晓得，我其实只是天生慢热，完全没有自来熟的能力，每到这样的时候都紧张得不得了，所谓的装酷，纯属是面对女孩子而不知所措的社交恐惧，尤其是面对播音系这些口齿伶俐的女生，与其面红耳赤地搭讪，不如干脆假装冷漠。就这么撑了几个月，直到大家慢慢都熟悉起来，我才卸下了那副自己也讨厌的面具，可这个外号一时半会儿是丢不掉啦。 :::info 高冷直男，可爱可爱！ :::

大学时期和同学一起学小虎队摆pose

二

据说，人老了的标志之一就是喜欢回忆，而且以前的事情比眼前的事情记得更清楚。照这个标准，我庆幸还不算老，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于以前的记忆，很多都是模糊的。现在如果让我回忆十八岁那一天，我是怎么过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回忆于我，实在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唯一明确的是，十八岁，是在广院的校园里度过的。

十八岁以前，我对十八岁有着某种特别的憧憬，因为歌里总唱“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十八岁，似乎可以拥有一切，包括某种特殊的权利。十八岁，呼吸的似乎都是更加自由的空气，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兴奋呢？不过，当十八岁到来的时候，我兴奋了吗？我感受到无比的自由了吗？或许有过，但我真的忘记了。记忆中，十八岁，那曾经被认为会是人生重要节点的日子，其实就那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刻骨铭心。

十八岁，那是北京漫天黄沙的春日，那是校园里到处飘着姜育恒《驿动的心》的日子，那是日记中常常无端地冒出一丝感伤的日子，当然，那也是永远觉得明天的太阳会更明亮的日子。

十八岁，开始知道人生充满选择，开始学习如何选择。

十八岁到底还是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点与广院有关的重要印记。大一终于开始了专业课，第一课就是学习汉语普通话的标准语音。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枯燥、机械、折磨人的训练！每天，对着解剖图一般的“舌位图”，摆弄着自己的舌头在口腔里的位置，念着“a o e i u ü……”放假回家，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脸崇拜地问我：“大学里都学什么？”知道答案后，一脸鄙夷地给了我一句：“我们幼儿园里都学过了。”更痛苦的还在于，努力没有成果，我的语音总是不过关，每堂小课（专业课的一种形式，一位老师带几个学生，逐个辅导），我都是最后被老师留堂的那一个，a，不对！o，不对！e，不对！每堂课的最终，我都近乎崩溃（也许老师同样崩溃）。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我开始想是否该放弃。

很多次，熄灯后，在黑暗中，我都练习着转天去向系里提出转系申请时的措辞。很多次，起床后，觉得昨晚想好的话漏洞百出，今天还要硬着头皮去接受又一次崩溃。

但奇怪的是，就在这一次次的反复中，我已不记得是哪一天，或者只是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忽然通晓了一切，过去每堂课的煎熬忽然都变成了享受，甚至在第一次全班的语音测试中，我拿到了唯一的满分。我开始可以相信自己，我做得到。我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在那一次次的煎熬和崩溃中，我至少还在努力，至少没有真的放弃。

十八岁，请忽略我那“卡哇伊”的T恤图案

于是，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十八岁时的广院”会告诉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当然，如果十八岁，我放弃了最初的选择，也许今天会另有一番天地。谁知道呢？人生本来不就该充满各种可能吗？

三

大一有一门很特别的课程——莎士比亚剧作导读。

特别之一，教这门课的吴辉老师，长发飘飘，知性温婉，妥妥的女神级别的人物，引得一起上这门课的文艺编导专业和播音专业的男生几乎从不翘课；特别之二，这是为数不多的选修课，要求没有那么严格，顿时觉得友好了许多，比如期末结课的方式，吴辉老师要两个专业各展所长，文编的同学写一篇莎翁剧作分析，播音的同学排练一段莎剧对白，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结伴完成。

这大概算是我们这些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学生在学校里的第一次艺术实践，同学们都跃跃欲试。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旧社会”也能收到女同学的合作邀约。王静文，来自上海、祖籍山东的女生，爽朗又细腻，有着极佳的声音可塑性。那么，排练哪一段呢？那时也真是年轻无畏，我们好像压根儿没考虑过自己的理解、表现能力究竟有几分，直奔高难度而去。最终决定，一起完成《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和王后那段著名的母子对话。

不过，要说完全是胡打乱撞，也冤枉了我们，选这段的原因，是内容、台词相对熟悉，特别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当年翻译制作的莎剧王子劳伦斯·奥利弗的那部《王子复仇记》，我们都看过不止一遍，孙道临和张同凝的配音珠联璧合、无与伦比，让我们有了模仿的最好参照。而且，比起朱生豪、卞之琳先生那古雅却也难免拗口的译本，上译的台词版本更适于口语表达。同时，真是年轻无畏，我们自认为我的声音清亮，她的声音厚实，还挺接近孙道临和张同凝的音色。

经过昏天黑地的背台词过程（直到今天，我都无比佩服那些莎剧演员，能把那么多台词记下来，真是神一般的存在），我们踌躇满志地开始了第一次排练。可我一张嘴念出台词：“母亲，有什么事情”，俩人同时笑场到不可自抑。这可不行，于是，背对背，不看对方，专注地把词顺了一遍。之前听电影录音数十遍，自以为熟悉至极，照猫画虎总该有个模样。可真轮到自己张口表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哪是哈姆雷特母子对话，这简直就是哈姆雷特讽刺的那种“爱直着嗓子喊，宁可找个叫街的来”的蹩脚演员。沮丧的我们只能彼此鼓励：至少，词没错。看来，只是一味模仿远远不够，还要有自己的体会、感受才行。我至今没有问过静文她是如何找到人物感觉的，我完全没有方法、不懂技巧，只有最笨的法子：去想象，去努力在自己的个性中去寻找与人物相通的部分。虽然我无法化身为那个丹麦王子，但他的忧郁，他的彷徨，他的愤怒，他的悲伤，他的冲动，他的犹疑，他的期冀，他的绝望，我都能想象。少年时所感受过的种种不如意，如今回首时变得那么轻飘可笑，但当时的心绪可是实实在在地难以平复，尽管与哈姆雷特的复杂不可同日而语，也尽可拿来培养情绪。只要找到一点感觉，我们就继续排练，一次次的磨合过后，那些台词慢慢地不是从脑子里背出来的而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哈姆雷特：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心不是石头做成的。

王后：到底什么事，你敢这么粗声粗气地对我？

哈姆雷特：干的好事啊，你玷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王后：到底什么事？

哈姆雷特：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幅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副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为选出来向全世界恭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王后：哦，哈姆雷特，别说了，你使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哈姆雷特：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儿糜烂了！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地淫乱！

王后：哦，哈姆雷特，别再说了，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好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盗位的扒手，从衣服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王后：别说了！

哈姆雷特：一个耍无赖的——国王！

终于，有一天，在这段台词过后，空旷的教室里突然一片静寂，我只觉耳边嗡嗡作响，血已冲上头顶，我似乎真的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存在于我的心里，我的身体里。转身看到的静文，也是一种恍如灵魂出窍的样子。那一刻，我们都知道，可以交作业了。

结课的那天，我们近乎轻松地完成了表演，虽然并没能达到我们曾达到过的最好效果，但吴辉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肯定了我们的表现。大概比起静文，我的成就感更多一些，因为以我这样个性的人，能努力把自己投入到另一个灵魂中去并当众表现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堂特别的课，也再一次鼓励了我，一切的未知，一切的不可能，都尽可以去试一下。

多年之后，同年级的文编同学王峥做了《艺术人生》的制片人，因为记得我大一课堂上的莎剧片段，便邀请我参加一期节目，嘉宾为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先生，并让我在节目里配了《哈姆雷特》最著名的那段“生存还是毁灭”。多年之后的我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对着高山仰止的前辈，与其说是表现，不如说是致敬。我很感谢王峥，她给了我为回忆再添上一笔的机会。

静文毕业后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后来辞去公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如今她早已是沪上知名的配音演员。我则没敢触碰配音这一行，因为自知在声音的可塑性上远不及格，抑或总觉得做新闻工作，需要的不是成为别人，而是自我的理性与清醒吧。

四

学校主楼后面，是小礼堂。广院时代，那里是北京高校最恐怖的舞台，当然，从不自谦的广院人会说，何止北京高校，小礼堂是全世界最艰难的舞台。

恐怖、艰难，都源于广院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起哄。广院人对起哄描述道：“不等你上场，全场观众整齐的嘘声就已经响起，像合唱长音一样，还没开口，全场就已经开始喊叫：‘下去！下去’，此起彼伏，一刻不停，要的就是吓退一切表演者。”“在所有广院人眼里，不管台上是谁，只要站上去，待遇都一样：往死里哄。”

第一次目睹小礼堂漫天的纸飞机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扔上台的东西，并且听着震耳欲聋、明显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起哄声，我着实被吓傻了。旁边师哥师姐们的眼神犀利地穿透了我的薄脸皮，那意思就是：是广院人吗？这就是试金石。可我这样的小白兔到底也没变成大灰狼，让师哥师姐们痛心疾首。说实话，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能完全接受这种怪异的校园文化，毕业之后才后知后觉，这看似没礼貌和不尊重背后的门道。广院的起哄就是早期的弹幕，而且比弹幕更直接地对准表演者。在小礼堂里，观众真的是上帝，从一开始就给台上的表演者设定了极其苛刻的标准，如果你恰巧没达及格线，台下的人会产生极大满足的快感，让你下不来台。但如果你超过及格线甚至带来了惊喜，那些起哄声也会瞬间变成“爱如潮水”的尖叫与欢呼。在广院人眼中，你既然敢上台，那就拿出最牛的表现来！别跟我说什么你的感受、你的面子、你的玻璃心。表现好会绝不吝惜地夸，表现差，也会毫不留情地哄。很多成名的腕儿之所以在广院的台上遭遇过平生首次滑铁卢，都是因为走了音或者没拿出最棒的水准又或者假唱了，总之，站在那儿，你就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广院文化有其极端独特的印记，就如同一种带有特殊味道的食品，乐之者甘之如饴，恶之者退避三舍。起初或许不大好接受，但凡接受便一生受用。我一向不算是个标准的广院人，大学四年里与这种文化也始终有些格格不入，反倒是现在，越来越喜欢当年那样恣肆、灵动、神采飞扬的广院，它让你不惧怕任何未知的挑战，让你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与探寻，让你的心足够大。 :::info 特殊的公司，站在中央，展示自我，幽默风趣 ::: 回到起哄上来，起哄的形式固然粗鲁，但对台上的人来说，却是最有效的磨砺。所以才有了“能在广院舞台上站一分钟，就能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一个小时”的说法，虽然这个说法实在有些夸张，但它也说明了站上这个舞台就是一种历练。不可想象，我这么容易害羞的人居然上过小礼堂的舞台，还不止一次。

我戴着上下眼线和叶蓉主持“广院之春”

记得某年的“广院之春”（校园歌手大奖赛），我和同班同学叶蓉做主持人。平生第一次要化妆，完全不得要领的我上台前在临时充当化妆间的宿舍传达室里，把自己的脸放心地交给了班里的另一位女同学刘红。没有镜子，妆罢，看着她满意的表情，我想象着自己该是怎样玉树临风。到了后台，在一面镜子中骇然看到我如熊猫一般的黑眼圈！原来，刘红只会化女妆，被隆重托付的她一项程序没敢落，也给我化了粗重的上下眼线。擦掉是来不及了，我就这副尊容上了那个最恐怖的舞台。好在台下的观众根本无暇顾及我的眼线，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儿。快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来那天我在台上究竟怎么站到底的，我被哄了吗？当然，即使被哄我也不可能逃脱。我被狠狠地哄了吗？好像没有，否则我一定不会忘记。我听到掌声了吗？好像也没有，否则我也一定不会忘记。但是我至今记得那天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大学时，再次登上小礼堂恐怖的舞台

印象中，我还在小礼堂唱过歌、表演过配音片段、参加过校园主持人大赛，在那个最恐怖的舞台上，好在我没在起哄声中逃跑过。如今，和任何一个广院人回忆起校园，我都能特拔份儿地说一句：“我可是在广院的台上站过的。”

如今在中国传媒大学，起哄的文化已经没有了，也许师弟师妹们早已经划定了另一种评判表演品质的标准和方法。据说，有一次中传的“广院之春”决赛（这个名字竟然还保留着），现场站起两个三四十岁的老哥，对着台上绵软无力的歌手大喊：“小白兔，白又白……”周边的学生都安静地转过头看着他们，无人响应。尴尬之下，二人环顾四周，缓缓坐下。

广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五

我所在的89级播音班，在广院播音系历史上被称作传奇，其实不免夸张了，所谓传奇，只是毕业时我们班直接分配到中央三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如今合并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作的人加起来有12位之多，这个纪录迄今未被打破。中央三台毕竟是这个行业的最高业务平台，即便去掉毕业找工作的运气成分，在某种程度上仍可以证明我们班的整体素质是很好的。

时光如流水日夜不歇，2019年已是我们入学相识的第30个年头了。如今，我们中还有很多人在专业岗位上坚持着，早已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也有转行的，同样风生水起、业绩昭彰。同时，我们也痛失了一位同学，以至于从此，我们班再也不可能团圆了。

冥冥中仿佛早有预示一般，我们班自始至终没有一张全班同学都在的合影。大一军训回校，我们班的第一张合影，缺了我一个。原因说起来可笑极了，当时英语课是分班上的，我和大部分同学不在一个班里，那天下午，下了课我就回了宿舍，优哉游哉地躺在床上看闲书，还一直琢磨：今天那个班怎么拖堂这么久？结果同宿舍的同学回来说：“合影你怎么没去？”可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个安排，而我居然还是当时班主任指定的班长，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出现？直到现在还是一桩未解的谜案。大四毕业照，王雪纯缺席，她当时已被央视《正大综艺》录用，好像是跟着拍外景去了，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工作大于天”。2003年，毕业十年的聚会，好几位同学也是因为工作离不开未能参与，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说，下次聚会一定一个都不能少。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中已经有一人与大家天人永隔，有两位去国万里，还有几位因着各种原因断了联系，想要一个都不少地团聚，已是再不能了。

大一军训回校，我们班的第一张合影，缺了我一个

大学毕业照，还是少了一人

也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聚散本就是人生常态。无论如何，我们之间都因为广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康辉：21℃，不多不少，刚刚好

2002年采访/中国传媒大学 翁佳

采访康辉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件事了，因为我和他是本科时代的同班同学，那时，他是我们班班长和学习委员。前几天在一个小饭馆，我正独自吃喝，听得邻桌有几个人喝爽了酒，大声聊天，说是有四种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一是一起扛过枪的，二是一起下过乡的，三是一起负过伤的，四是一起同过窗的。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我们北京广播学院89级播音系的所有同学都会觉得康辉是个值得信赖和敬重的朋友。

他律己甚严，待人却宽，人缘好、功课好、专业好、综合素质好，从不迟到早退，没有不良嗜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眼中的好伙伴。缺点呢？就是有点“闷”啦，外加不喜爱体育锻炼。

康辉自己也颇知道自己的缺点，于是在一年级结束时找到班主任张景绪老师，说是不想当班长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组织班级活动、活跃班级气氛。张老师沉吟了片刻说：要不，就当学习委员吧。

学习委员可当得不含糊，康辉上课时永远手持一支粗大的黑色硬笔书法钢笔，把笔记记得条分缕析，整整齐齐。到了期末，他的笔记本转辗于各个宿舍，被广泛地传抄和复印。他自己呢？在蚊帐里悠闲地看起武侠小说，冲着身边乱成一锅粥的舍友们点头微笑。待到考试前最后一分钟，大多数同学贪婪地看最后一眼笔记时，康辉又揣着大笔从从容容地推门进来，落座、提笔、答题、交卷，一气呵成，总是第一……俱往矣，学生时代就这么匆匆结束，当他现在在自己家里用体己的新茶招待我时，我们一边笑谈那永不厌倦的话题，一边生出些时光飞逝的感伤。我把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推到一边，他慨叹说，真没想到自己那么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现在天天在电视里，对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及全国人民喋喋不休。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在这个大命题下每天又发生着多少阴差阳错的故事？稳稳当当地做人和做事的康辉，内心深处又闪过怎样的电光火石？

不如听他从头说起。

康辉：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做主持人最好天生是个傻大胆，外加是个人来疯，听上去是胡说，仔细琢磨还真有点道理。善于表达和交流是一种天赋，而我显然不是那种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我的性格并不真的特别适合从事媒体工作，因为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很好，像海绵吸水一样能汲取很多东西，但很难调动起与人交流的愿望。在我的性格里，甚至尝试去更多地了解别人的成分都并不多。评判一下我骨子里的性格，说好听是有点儿内向多思，说不好听就是有点儿不合群。

我进这一行实在误打误撞，但我这个A型血的完美主义者，既然干了这个工作，还是希望达到自己认为的比较好的程度，别让人小看了，为此我只有不懈努力。有时我也在想，那种理想的程度可能一辈子也无法企及，要不要停下来？但我又是个很“轴”的人，总觉得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或自身的局限而停滞，只有一门心思往前拱。这个状态有点儿像夸父追日，夸父在炎炎烈日下不断前进，有目标却不知道目标能不能实现、何时能实现。我相信，如果夸父和人类一样有某种血型，那么他一定也是A型血。

不过小的时候，小到我自己还记不清事儿的时候，据我爸爸妈妈和姥姥讲，两三岁时我还是挺人来疯的，经常在院儿里的一个台子上又跳又唱地当众表演节目，上小学时也还经常上台演出，从没有羞涩不合群的时候。要按照“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话儿，说不定以后能变得风风火火、能说会道起来，谁知道呢？

我的性格是上中学以后才变的，仿佛一夜之间，对那些特别外在、表面的东西全无兴趣了，现在想来也多少有点装酷的刻意清高吧，看着身边的人嘻嘻哈哈地笑谈那些个俗人俗事，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游离于这些劳什子，我整天皱着眉头似乎在考虑着更深远的事情，其实也不知道在琢磨些什么。有时骑着自行车上学，还要特意竖起黑上衣的领子，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似乎特别好，很矫情是不是？就这样，一下子就收紧了自己，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玩闹感觉了。

整个中学阶段，甚至上了大学，我都比较自闭，不太喜欢和别人做深入的交流，更多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会琢磨着众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渴望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想象着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场景……男生的青春期各有各样的表现，我的表现就是皱着眉头想事儿。

另一方面，学习对我来说是个轻松的事儿，因为我还算有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吧。学习并不算太努力，认真而已，从而腾出了不少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一些爱好。我学过国画、书法、篆刻，喜欢古典诗词，我特别喜欢那种辞约义丰、言简意赅的古典美，几个字却大有深意，越琢磨越有意思。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刻，好像格外愿意在有悲剧意味的诗词里去享受一点痛苦，可能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切身之痛的时候，觉得在文学作品中找一点苦楚挺有境界的吧。就像有的人喝酒会上瘾一样，享受痛苦也会上瘾，上学的时候，我还挺文学青年的。

说起享受痛苦，我想起我们班二年级的时候，开过一次朗诵会，主题是爱情。刚满二十岁、初涉爱河的少年们，抖擞精神，打点出自己所有的甜蜜和感伤，纵情投入。一时间，全班同学都沉浸在浓浓的小资情绪之中。

朗诵会开始了，有人念深情而激越的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刚念两句就双泪长流；有人念席慕蓉的《初相遇》《楼兰的新娘》，念得自己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有人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表达“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失落；还有人用呼天抢地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感染得大伙儿心里怔怔的、目瞪口呆。事隔多年，我仍记得那场朗诵会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青春的、纯纯的、动情的、珍贵的泪水打湿了自己的手帕和自己的心。

轮到康辉上场，他念了一首只有七十字的宋词：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大家辗转于生的爱时，他已投入了死的情中；大家沉浸于滂沱的眼泪时，他已去品味欲哭无泪的沉郁。一边听他朗诵，我一边觉得一片寒意爬上了后脊背，惊起一身鸡皮疙瘩。呵，读者，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情绪激动时不是手脚冰冷而是脊背发凉，不是四肢颤抖而是起鸡皮疙瘩。

康辉朗诵完后隔了数秒，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老师点评说，他的理解是准确的，感受是深沉的，表达是含蓄的。

我和康辉回味起这一幕，他说：“你的感受也够细腻的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得意道：“彼此彼此啦。”他说，学校课本里教的大多数是阳光灿烂的情怀，他内心复杂想法的产生是看杂书的结果。可人人都说学生生活是如此繁忙而压力重重，哪有那么多时间看闲书呢？他说：“没有啊，我觉得学习挺轻松的。”

我们班很多人都羡慕康辉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他好像有某种方法不费什么劲就把自己的事情未雨绸缪地安排妥当了。他办公室里的书桌、衣橱和家里的布置就像他当年的笔记一样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无论是突击考试还是突击检查宿舍卫生，他都从不慌慌张张。他说其实这都是一种习惯，他从好习惯中得益不少。因为“该你做的功课提前做也是做，拖到最后做也是做；该你做的事，随手做也是做，集中到最后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气急败坏地做也是做。随时看一眼功课就不用到期末考试时挑灯夜战了，随手把东西整理好就不用为找个小东西翻箱倒柜了，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合理的话，你就很主动，很少惊慌失措，其实这才是最省力气的办法”。这时我想，是了，康辉身上最优秀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他有好习惯，一个人所有的言行都是由习惯支配的，正是这些习惯让我们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踏实、从容。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一种平实的正气，没有一丝狡猾和坏心眼儿，也许就是俗话说的“老实”。好习惯和“老实”加起来，让人觉得康辉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一个完全令人放心的人。

康辉：我的生长环境挺保守传统的，从小爸爸妈妈教育我的就是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有任何坏心眼儿，做什么事都要凭自己的良心、凭自己的本事。其实他们和我也并没有太多的沟通，我们的父母大多这样，也可能他们觉得我的确不用操心吧，觉得任何事情我都能自己解决。

老师特别逗，总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好孩子的形象，经常在家长会上举例子说康辉回家如何特别努力地复习功课，我有时跟我父母说：“你们不觉得特别别扭吗？老师说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因为我只是在上课时很认真，下课挺轻松的，还看好多杂书。我父母可能觉得反正儿子被表扬了就挺光彩的，也不跟老师说破这层意思，所以老给大家一个错觉。但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拔份儿”，我觉得很难受，很作，就像说瞎话一样。

高中时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文字工作、电影和电视方面的兴趣，但十分模糊，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那时我们学校办了一个科技文化节，电视台来给拍了一个专题片，找了我和一个女生去配音。后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来河北招生，我就去试着考了一下。有的人是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平均，高考过了重点线以后，填志愿从考古到酒店管理都填了，最后广院播音系作为艺术类提前招生，就此定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

那时还年轻

听康辉轻描淡写地讲述自己考大学的事儿，你会觉得他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平常。四年大学学习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进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似乎也是一件没有悬念的事。

在中央台，他做的最多的工作是新闻播音，主播过《晚间新闻报道》中的《世界报道》，新《东方时空》《新闻早8点》等。新闻节目的平实、朴素符合康辉的个性，在央视国际对他的专访中，那位记者最后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康辉——新闻就是我的性格”。

康辉：日复一日地播电视新闻有点像开长途汽车，大多数时候风景似乎是寻常的，动作似乎是重复的，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的驾驶意识和技术便凸显出来，技术高的可能做出一个花样表演般的漂亮动作渡过难关，技术差的就此车毁人亡。从这一点上来说，播好新闻不是一时一次的表现，而是一种长期的工作状态甚至生活状态（是的，所有的生活都围绕工作来安排）。另外，新闻播音的外在表现手段非常少，要用尽可能简练的语言把国内国际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做好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得见的工作，我们在播音之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文字稿的修改工作，把新闻导语做一番深加工，让它更适合电视新闻的播出。新闻传播就是一个将信息不断加工整理的过程，把复杂而又活生生的事实用几个画面和简洁的文字说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我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在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我是离观众最近的一个环节了，我是最后的一个把关人了，我是信息最后的一个加工者了，我得保证从我这里说出去的话，能明白无误地把意思传达得准确而有道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煞费苦心地把事件的背景、今后的走向和引导性的理解加入进去。我觉得新闻播音要有喉舌意识、导向意识，也应该有服务意识。为了让观众更清楚深入地接受信息，要做的工作是细碎的没有止境的。

是的，尽管康辉出镜的频率非常高，但很多人好像对他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人们记住了他说的资讯而忘记了他，就如同食客们吃到了可口舒适的一餐而想不起烹制饭菜的厨师一样，他辛勤而细致的努力甚至不被你觉察，大概也就不会被许多人所理解。这究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还是一种微微的寂寞，抑或是两者兼有的一种复杂呢？ :::info 作品背后的人，作品与人 ::: 普通观众会觉得康辉播的新闻，来龙去脉特别清楚，自然流畅的语言、稳重平实的态度和清晰准确的内容传达是康辉播音的特点，这一切都源自对新闻内容的深入了解、细致整理和准确把握。

有一次给学生们上新闻播音小组练习课，我给他们找了几条内容复杂的消息。不播不知道，一播吓一跳。有结结巴巴语焉不详的，有播错了意思自己还没有觉察的，有看似摇头晃脑实则魂飞魄散的……他们也觉得奇怪，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为什么连在一起就都越播越乱了呢？正焦躁时，我拿出几则央视新闻播过的消息原稿和当天主播康辉认真改动过的稿子让他们对比学习，一阵静默之后，学生们终于体会到，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是一件需要功力的事情，以后拿到一篇稿子，他们再也不草草看一眼就扯开嗓子开播了。

康辉说，播新闻自己最下功夫的是在进直播室之前做的案头工作，而在播出过程中，他不刻意追求某种状态，自然可信就好。

现在是个传播个性化的时代，各种潮流裹挟着时尚元素扑面而来，人们视野中出现的各种事物似乎都在忙着“打造”个性，康辉的这种低调自然是不是有点老土啊？他说，性格使然，自己在这方面的确略为保守，个性就是个性，哪里“打造”得出来，虽然出名也有让人陶醉的诱惑，但总的来说，踏踏实实地工作比刻意雕琢换得的出名令人舒服。

康辉：我在屏幕上很本色，本人形象和电视形象基本重叠。有的播音员主持人是台上台下可能很不一样，我不是。我坚持自己是个把资讯送到你脑子里的服务者，给自己定的格是：把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到位。细微的地方和值得深入的地方也不放过，这就行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们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用声音把听众的心引领到内容中，最后观众记住了节目内容而忽略了播音员的声音，更忘记了播音员的名字。武侠小说里经常描绘到类似的意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欲则刚，无招胜有招，这对我影响比较大。我没有那种招引人的欲望，“你来看我吧，你来喜欢我吧”，我不喜欢太强的形式感。

大多数观众可能更接受、印象也更深刻的主持人是比较外露、热情洋溢、喷薄而出的状态，当一个主持人给出的只是充足的信息，却并未太多表露自己的时候，人们听得很舒服，却未必对这个人有什么印象。但我想这没关系，人每天最需要的是空气和水，这两样东西都是淡而无味的，我们很少去赞叹一杯水如何有用，如何必不可少，但实际是离不开它的。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也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就行了。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状态，我并不排斥那些形式张扬一点的播音风格，只要内容清楚。虽然“无招胜有招”的美学境界我还是很欣赏，但电视新闻毕竟是快餐式的，即时传播的、非常实用的东西，它本来就没有那么曲高和寡。从这个角度说，有点形式感上的吸引又是必需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对传播有帮助。好比一盘菜，有个萝卜花点缀一下更吸引人，一杯水盛在漂亮的杯子里显得更清凉，要让更多的人听进去你的话，达到传播效果的增值和信息的最大化，播音员主持人“拔点份儿”也蛮好的。我自己很不善于“拔份儿”，但也在慢慢寻找一点适合自己的形式感，很难言传，可能也很难让人明显地看出来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自己逐渐随和、宽容的性格成长，以前我是个比较苛刻、求完美的人，对人对己要求都比较多。虽然我的性格和习惯让我不会表现出什么锋芒和冲突，但也并不意味着内心对所有人和事都一味地认同。现在想来，二十出头的时候，经常因为某些主观上的认识而对某些人和事抱有负面的想法和判断，但现在，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变化了，我已经学会了包容和忽略别人的缺点（其实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对的，是用很个人化的标准来判断的），而欣赏别人可取可爱的一面，这让我感到了更多的愉快和彼此沟通的乐趣。 :::info 见贤思齐，客观全面看待问题 ::: 康辉说，小时候曾经觉得自己最适合只身一人从事安安静静的工作，没想到今昔大不同，他现在以说话、以与人沟通为职业。

电视是需要合作的工作，“不合群”的康辉在工作中却与人合作得很好。其实沟通是一件日久见人心的事，偶尔的畅谈可能因为某种机缘而淋漓尽致，长期的合作则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点在现场直播节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自1997年3月9日直播《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以来，康辉作为主持人和现场记者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大型直播活动，显示出扎实的业务素质、从容谦逊的品格和高度的责任感，受到观众和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中最具电视特色、最受广大受众关注的报道形式，在直播节目中，摄像机的眼睛代替了观众的眼睛，无论你离现场多远，只要打开电视，就如在现场即时观看。直播的审美在于与事件的共时性，观众与媒体共同经验未知的进程，共同应付偶发事件。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美国用通信卫星进行全球转播，约有8亿人同时观看了太空人登上月球的情景。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葬礼，几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动用了100多个机位，有17亿人能收看。

直到1997年，中国电视新闻开始向现场直播大举进军。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全球的媒体纷纷把眼光投向香港，将香港回归看成是20世纪末最大的新闻事件之一，众多媒体在香港建立转播团队，架设卫星天线，为的是占领电视新闻的国际空间。中国的电视新闻事业面对如此挑战，必须在新闻直播上做重大突破。1997年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中国新闻》就进行了1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跨入九七》。紧接着，中央电视台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的多点现场直播，隆重掀开了1997年电视新闻直播形态发展的序幕。据天文学记载，日全食和彗星同时出现的天象只有过3次，而海尔-波普彗星要等到公元2400年之后才会再次访问地球。当中央电视台获悉3月9日将要出现天象奇观的信息，决定用同步多点直播，利用卫星和微波两种线路，直播昆明、南京、北京的日偏食和黑龙江漠河的日全食。康辉担任了这次直播的演播室主持人。

实况直播不是单纯现场的再现，单纯的现场直播成不了节目。因为如果只有现场的再现，电视画面常常会陷入信息低谷状态、信息重复状态，或者无效信息冗长状态，这些绝不是直播的优势，所以演播室的调节、现场主持人的应对成为直播中最灵活有效，但也是最难把握的部分。当直播过程中出现画面平淡、信息量不够的情况时，正是主持人用语言补充背景材料、介绍事件的进程和来龙去脉的时机，但又因为这时的表达多有即兴的成分，主持人语言上捉襟见肘的窘态也常常在此发生……

康辉：做现场直播节目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现场情况经常和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事先准备好的台本往往用到一半就没用了，只能靠现场的即兴发挥。即兴发挥心里难免没底，心里没底生理都会紧张，所以初做现场直播，没有不怵的。

要想在危急时仍然说出得体的话，只有在事前多做准备，备好料，还有，要和直播时的嘉宾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第一次做《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观》直播时，我和北京、上海的两个专家一起做，在准备的那几天里，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磨。在这之前我对天文知识的了解只有《十万个为什么》里头那点儿基础，所以从头请教，可能那两位先生本没想到我会那么认真吧，他们很快慰地把满肚子的学问说给我听，最后，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把我当成朋友了。在直播那天，现场画面显得很空的时候，他们帮我弥补了很多东西，他们想了各种办法来帮助我说明问题。我总感觉，在那几个小时里，也许他们都不一定是觉得节目多么重要（因为人家不是干这个的，不一定会全面考虑节目精不精彩），但他们觉得帮助我特别重要，他们为了帮助我而在节目中投入更多，我很感谢。

做《特技飞行穿越天门山》那次直播节目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在外地，和专家一起住在酒店里，接触就更多了，我觉得最后那位专家也很真诚地喜欢我，所以在直播时我们俩配合得很自然、很积极，真的像忘年交一样。在此之前，我听别人说这位老师平常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可那天他真的超水平发挥，特别愉快，甚至有点忘形。他说：“你看鸭子在水面游，外表特别平静，其实在水下，它的脚底扑棱扑棱地动得厉害；飞行员也是，看上去很镇静、很帅的，其实心里常常咚咚乱跳。”这样生动有趣的语言全出来了。

对于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我的想法很质朴：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坦诚谦和地面对合作者，让他们说出自己的见解，设身处地地服务于观众，让他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也就是这样吧。 :::info 主持人倾听的一面，让合作者愿意、心甘情愿地进入场景下，甚至说出自己心里都没有发现的珍宝 ::: 2001年上海APEC会议的直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次强度特别大，一连三天七场直播，主持人就我一个。形式上比较简单，因为各项日程都已安排好了，演播室直播只需开头、结尾和中间简单的串联就行。但就是这次预计难度不大的直播，成为最混乱和最手足无措的一次，因为从第一场开始，一切都跟原来设想的不一样。你越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它越像开玩笑似的发生一个完全想不到的小事打乱计划。那次工作给我的启示是：千万别觉得直播就是你想象的那样。

第一场是APEC各经济体召开一次记者会，原定时间到了，画面应该切到现场，但记者会还没开始，一直延后、延后，于是我一个人在演播室里撑了近20分钟。最后一天闭幕会也是如此，切到现场又没开始，延后了38分钟，好在那一场有一位嘉宾在，我们就在演播室里多说了38分钟！那真是很惶恐的时刻、无助的时刻、硬扛的时刻，但扛到最后，也豁然开朗，一下子松弛了。直播其实是最人本化的传播方式，直面嘉宾和观众，摒除杂念，有什么问什么，有什么说什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说就行了。不要担心会不会犯傻，相信自己的新闻素质，不要担心自己语无伦次，相信自己多年的基本功，相信平时的日积月累正是为那没有准备的一刻做的准备…… :::info 专业的，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对直播的理解 ::: 我还记得那次APEC闭幕会直播节目的最后一节。衬着夜上海的画面，康辉说：“现在外面已是华灯初上，把夜幕降临的上海装点得非常漂亮，为期3天的APEC圆满结束了，就让这美丽的夜景送别一下来到上海的客人们吧！”音乐渐入逐渐推上，这情景交融的一刻非常有感染力，似乎也让有些疲惫的康辉感到彻底的快慰，大概他也为这次出乎意料的直播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束而感到轻松高兴吧。

尽管现场直播是新闻传播的最高级形态，但到目前为止，“现场直播”这几个字在大家眼中似乎并不意味着一个好看的节目，而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任务和高规格待遇，如果不突破一些现实条件和新闻传播观念的瓶颈，很难实质性地进步。

瓶颈一：没有独立的新闻频道作为直播平台。重大直播一般在央视一套即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总编室按计划把某时段的窗口开给某次直播，节目时间就此固定，在此时段必须填进节目。但新闻事件是活的，有可能提前也有可能延后，很难完全严丝合缝。

瓶颈二：直播观念亟待更新。目前的基本状态是上头一重视，底下就束手束脚。有人说目前对待直播是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表现为一上直播全体人员一方面紧张、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一方面又常常未做好充分的技术、资料准备，应对非常情况的能力不够。

瓶颈三：没有对突发事件进行直播。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最能发挥电视直播的优势，其魅力在于媒体与观众共同直面未知，共同应对偶发，其现场性和参与感是无与伦比的。康辉和他的同事们坦言，“9·11”那天，一个国家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在家里看别的媒体报道着一个天大的事件发生，这种感觉很痛苦。这种痛苦在康辉身上演变成了一种后遗症，他再也不关手机了，生怕万一再有大事发生。

看到康辉说到这里沉默了下来，我开口道：“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康辉笑起来：“最高兴的事当然是休假出去玩啦，不过直播时也有过特别高兴的时候……”

康辉：我每次直播都没有很长时间的得意，不会像咀嚼一颗橄榄似的回味很长时间，但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做交接仪式的解说，那次真是令人难忘。那次我不是作为主持人、甚至不是作为现场记者，只是在画面后做解说的工作，12点整，直播完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只听得新闻中心外面一片欢腾，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完成了特别重大的使命，用自己的声音参与到了这么有意义的记录历史的工作，非常自豪。我想新闻工作者如果能把自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那么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是非常巨大的……

敬业、乐业的康辉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播完了新闻、做完了各种节目之后，又是如何生活的呢？他过着简单、纯净的日子，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之中，陶醉于平静的生活之中。

前一段时间，康辉曾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参加过《正大综艺》中《我的世界真奇妙》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在欧洲旅行时拍的录像。康辉说，他很享受在一个陌生的异乡游游荡荡、溜溜达达的感觉，闲逛中的收获是自由自在的，非常个人化的。其实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很少有狂喜，但点点滴滴的温馨、丝丝缕缕的感悟会让人生变得充实、活泼、甜美和有趣……

康辉：我有段时间，常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别人没有关系，甚至和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想文学和电影是最接近心灵的东西了吧。我看书很多、很杂也很快，我享受文字阅读给人带来的快感，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现实生活中谁都有心里很堵的时候，可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一柄长剑一下子就给解决了，那种快意恩仇的酣畅淋漓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电影的魅力也在于它能把人带入和现实生活无关的另一段时空，让你完全沉浸其中。我最喜欢的电影一部是《天堂电影院》，它道尽了世间真挚、纯净、美好的感情；还有一部是《活着》，它道尽了心灵中的苦难与坚持。人的一生注定要受很多苦，但我们必须寻找快乐，哪怕只是电光火石，因为快乐是照在沉沉大地上的寥落的星辰……

认识康辉13年了，了解越多，越觉得他就像21℃的气温，不多不少，刚刚好。这样的人做新闻节目，不温不火，刚刚好。这样的人做朋友，不冷不热，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