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

胸襟、远志、怀乡

古人登临高处，是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在与天最接近之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所以“登高”体现的是儒家的一种人格的境界，高处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也是现实和理想。同时，登高望乡是情理之中的事，怀人怀家，尽在登高时。

人们说起登高，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

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惟一和今人不同的大概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只是为了一舒胸襟。 :::tips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 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意气，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而这些，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教徒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沙门礼佛修行，要临四大道场。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与苍天最近的地方。

单说儒家。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孔子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即是“高”，“知”即是“远”，这一句话就又把两方面意思都涵盖了。某种意义上说，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

钟子期听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与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如果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

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历史的洪涛，而今又奔流至惊骇动荡的险滩，此刻，又是一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顾亭林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

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屈大均吟道：“雁门北接长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顾亭林与之相和：

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云横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传西极，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赋，今见屈千牛。

（顾炎武《出雁门关》）

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而顾炎武诗中提到的那句“登高欣有赋”，也正是来自儒家经史。

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班固《汉书·艺文志》）

《汉书》所引的“传”，是指《诗经》，《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传：“升高能赋……可谓有德者，可以为大夫也。”正是因为儒家将“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定国安邦，非有德者不能担当。所谓“登高能赋”，自然不仅仅是登上高处，吟花诵月，随便占两句诗、写两篇文章。文不欺人，你的真实想法、思想境界，白纸黑字，真真切切。同样，当我们读那生于“世患”之中的名士阮籍的悲吟时，可以感到“竹林七贤”的无奈和“魏晋风流”的彷徨：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阮籍《咏怀》）

面对人世的冷酷和人生的无常，阮籍选择了逃避。而逃避的法门，不外乎山和水，也就是儒家、道家所推崇的“高”和“远”——他想到了齐景公，听到国君那登高而哭；他想到了孔圣人，闻到夫子那临水之叹。他想随仙人，去登临那高山；他想学渔父，去荡舟于中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阮籍连“谏”都懒得谏，连“追”都不愿去追了——就这么样吧！

孔子的临川惜逝不必说，齐景公的登山流涕却是个有些可笑的典故。这则故事，《列子》、《晏子春秋》等均有记录，而《韩诗外传》的记载较为简洁：

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国子、高子曰：“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而况君乎！”又俯而泣。晏子笑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今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农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而举觞自罚，因罚二臣。

（韩婴《韩诗外传》）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胆怯和懦弱的故事，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胸襟。凡人怯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国之君的怯弱。晏子所抨击的恰是这点。按理说，登高足使人产生超拔之志，比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雄武之情洋溢于胸，这是一代帝王应有的风度。而这位齐景公登上了牛山之后，览望壮丽河山，竟然涕泪交流。而他哭泣的理由尤为可笑：好美的山川，好美的祖国！为什么自古人们都会死呢？可惜寡人有朝一日也会死，寡人死了就再也无法饱览这美丽的山河啦！于是晏子借机讽谏这位君王：要是自古人们都不会死，那先皇圣人们至今都还健在，哪还轮得到您当家作主呢？陛下您这会儿正戴着草帽在地里干活呢吧！干活尚且干不完，还有闲工夫担心死不死吗！ :::info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 要说齐景公虽然怯弱，倒并不昏庸，当即意识到轻重真伪，不但责备了另两位“谀臣”，自己也罚酒一杯。客观来看，一方面，晏子的规谏无疑正确，帝王如果不励精图治，乃至舍生忘死，于国于己都是极其危险的，南唐后主、宋徽宗等人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帝王这个工作的确不是常人能干的活，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假如是作为普通人的齐景公登高而泣，则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登高而悲而泣的人，哪怕是名士，大有人在。

这是一首真正旷绝古今的绝唱：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初唐诗人陈子昂为何登台而哭？可以从前面阮籍的诗中找到答案。倡导并复兴魏晋风骨的陈子昂，其价值取向必然受魏晋人影响，具体也表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阮籍们对于人世的看法是：苦短、飘忽、无常，这一切都可以从《登幽州台歌》的字里行间找到印记。所不同的，阮籍诗歌有意地“曲解”了齐景公的登高之悲，将其表现等同为自己对浮世的判断，而陈子昂的的确确是自发地哭，为自己而哭，一个人在天地间哭。他不是像齐景公那样畏惧未来的死亡，而是用登高之泣表达了与阮籍类似的情感：可悲啊！古今渺渺，天地茫茫，而人不过如沧海一粟！这里面有陈子昂的怀抱。

不过，陈子昂与阮籍的登高之悲终究境况相类——天性的清高、旷荡及现实里“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愤懑情怀，这种情怀普遍存在于古今大多数诗人的心间，似也不足为奇。而与阮籍同时代的显达之士羊祜的登高之悲，则显得具有特别的气质和意味。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坠泪碑”。

（房玄龄等《晋书·羊祜传》）

德冠四海、功成名就的羊祜何以在登山那一刻潸然泪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便是时间和空间。岘山之巅的羊祜很自然地经由“时空”的广大背景联系到儒家的“高”和“远”。无数的先贤胜士，为了那心中的“高远”践行一生，不论当时是否实现，都终归于湮灭无闻，这是有情众生面对无情宇宙的终极矛盾。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正在此。

羊祜登高，不为己而悲，乃为天道所惧，为士气而叹。

正是这份有情味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人性与天命的反思，才使得他不但有力地区别了齐景公，也在相当程度上区别了阮籍与陈子昂。羊祜于功勋和政绩之外，更以其人性人情深深触动世代人心，这情性便是儒家核心价值之“仁”。孔子谈《诗》，对于名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舝》）特别评价曰“诗之好仁如此”（《礼记·表记》），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四百多年后的一天，地点未变，时间已是盛唐。诗人孟浩然携友登上故乡的岘山，与历代无数虔诚的寻访者一样来追思前辈的德行旧迹，遂有名篇《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人之悲心，无论有感于世事之变迁，朝代之兴废；抑或天地之无穷，人生之短暂，都属于一种大情怀，“登高”最能激发起人们这份情愫。汉魏六朝人言谈举止，多有高古之意，就凭着胸间这份大情怀。陶潜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曹植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甚至王羲之把酒兰亭，挥笔就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态度如出一辙。如此，诗人登高之所咏所感，个人差异之外，更随时代背景而变化。初唐以降，诗人所作登高诗文，不再有天地之悲，人生之泣（当然悲戚仍未绝），李白那样天马行空般的豪放俊逸，和宋人那样淡云疏月式的清愁代替了前代深沉的古韵悲思。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的这两句诗，可谓一笔写尽登高望远的超拔情志；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的直抒胸臆也充满了昂然的亮色。然而古往今来，李白王之涣们的登高诗所表达的积极情绪并非主流，诗人们大多在自己登高所赋的诗句里倾泻了无尽的悲悯、怅惘和迷失，这种消极意味占据了古今大多数的诗篇——这是怀抱不能伸张的代价。

在这些“消极”诗歌中，似以盛唐为分水岭：盛唐以前的登高诗，多落于“悲”，前面已略提过；其后的诗，多归于“愁”。由悲到愁，消极的程度表面看似乎减弱了不少，实则不然，因为这份情绪早已深入骨髓，无法自拔，成为国人“集体无意识”之一部分。

来看唐人咏天下“三大名楼”的诗歌。

先是“初唐四杰”的王勃，他赴宴滕王阁，流光溢彩、觥筹交错的热烈氛围下，挥笔却是阵阵清寒：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滕王阁诗》）

接着来看与李白同时的崔颢，他登临黄鹤楼的题诗号称唐人七律之绝唱，连诗仙都自叹弗如。但笼罩在绝妙诗句间的况味，仍摆脱不了一个“愁”字：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这诗真是好，好到说不出到底哪里好；这诗也真是愁，愁到这份愁绪竟然将诗仙都给传染了，后者在着意比拟前者的诗篇中，不但通篇都是登高怀古的惆怅，就连末尾的压脚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都用了同样的韵和字。

至于一贯苦吟的老杜，登上岳阳楼之后所诵的诗篇，何止是苦，又岂止是愁：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登岳阳楼》）

少陵老矣，岳阳楼上的老者老泪纵横，不复有当年《望岳》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那时候，想登高，未能登，壮思却比山还要高；现如今，登上个楼阁即涕泪交流，这便是岁月，这就叫人生。杜甫已知命——不光知自己的命，也知国家的运命，运命便是人世间这桑田沧海，天道正在其中。或者用辛弃疾的话来说，未登高时“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丑奴儿》），待上得高处时，已老态龙钟，只得“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个“秋”字，愁意尽出。真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前面三首登楼诗竟然都押同一韵——“秋”字韵的发音内敛轻纡，深沉低徊，且余味绵亘，从声韵上来说极易于表达愁怀悲绪。比如刘禹锡这首名篇同样用此韵：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据《全唐诗话》载，刘禹锡与白居易、元稹、韦应物等人同会乐天舍，谈论六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刘禹锡满饮一杯先成此诗。白居易读毕，说：“四人共探骊龙，君已得珠，余皆鳞爪矣。”于是大家纷纷作罢。这故事虽不足信，但此诗诗品无疑在唐诗里位居一流。诗名不题“金陵”而题“西塞山”，自有深意。说的是三国归晋事，王濬沿江东下所行路线恰是刘禹锡游历之所从来，故而刘氏沿途深有感触，发而为杰构。大概刘禹锡也会联想到羊祜（倘若没有羊祜，就不会有王濬的功业），经过西塞山或者便联系起岘山之悲，“人世几回伤往事”讲的其实也便是孟浩然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到底，刘禹锡所得的“龙珠”也就是后来辛稼轩所谓的“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而这个“登临意”，表达最为充沛和精彩的，非杜甫莫属。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毫不为过：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乍一看去是纯粹对自然景象的描写，然而诗歌的意味和弦外之音，却传递和渗透给读者一份历史的沧桑与深沉，让人自然联想到宇宙的新陈代谢，历史的浩荡洪流，人间的沧海桑田。所谓“无边落木”不就是“人事有代谢”；所谓“不尽长江”不就是“往来成古今”吗！这正是杜甫远超于众多诗人的地方，山川草木都随意替他说话，毋庸赘言。写诗如此，已经无法品评——任何注脚和赏析实属多余。登临之悲、之愁、之苦，至此被老杜划上了一记无比有力的句点。写登高之诗的人再想超越，已宣告不可能，除非换个视角。

聪明人总是不缺的，比如宋人黄山谷：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黄庭坚《登快阁》）

登临高处的黄山谷，没有想太多，或者没有去写太多心中所想。他好像只立意要做一件事：鸥鹭忘机，快意平生。他可能联想起他的良师益友苏轼，那个写就《超然台记》的苏轼，“吾安往而不乐”——的确，仕途的坎坷算不了什么，古今的兴衰也与我无关，人生的苦短又何必去理会！说什么“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李白《菩萨蛮》），说什么“登高迎送远，春恨并依依”（崔涂《送友人》），我只看到“天远大”、“月分明”。人当“游于物外”，登高还是临川，在此抑或在彼，哪个不是我呢！

在这样的登临诗面前，人们暂时记不得愁苦的老杜了。这是宋人的淡然。淡然到即便起了忧思，嘴里说道心惊，文字却波澜不起。于是，超然淡然，形成一份优雅，这就成为宋人的胸襟和怀抱。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花木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寇准《春日登楼怀归》）

寇准在春日里登高怀乡，笔调也是同样的安静恬淡。颔联颈联都明显在仿唐朝诗人韦应物，但整诗的调子却更倾向于王摩诘。相对于其他伟大的前辈诗人来说，宁静的王维明显更符合宋人的审美趣味。

王维那首关于重阳的诗家喻户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下，诗人所思所想的只是故乡，因为那里有他的兄弟和亲朋。王维的诗，没有李白张扬个性的豪情壮志，没有杜甫痛思家国的沉郁悲凉，没有崔颢遥想仙踪的不胜怅惘，没有王勃物是人非的黯然神伤。他想家，想亲人，仅此而已。

登高在王维这里也只停留于作为想象空间中的思乡背景，所谓“高处不胜寒”的隐喻，在此并不存在。于是，“高处”和“低处”之差异，在王维诗里亦无分别，空间的分别既然没有，时间的分别亦复如是。所以，“佳节”在此不过是个思乡的借口而已，换做平日便也一样。登高也好，不登高也罢，身为异客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遥远的故乡和亲人。

登高，不仅可以思古怀远、抒发胸襟和怀抱，也可用以寄托对远方亲友的思念之情。凡人如此，即便高僧大德也不例外。

雪带烟云冷不开，相思无复上高台。江山况是数千里，只听嘉声动地来。

（雪窦重显《寄乌龙长老》）

这是宋代高僧雪窦禅师的诗作。雪窦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思念他的朋友乌龙老和尚。怎奈彤云密布、飞雪飘零，不能够登高遥望以寄相思，所幸乌龙和尚禅风广布，千里传音，对老友来说也算最大的安慰吧。

王维和雪窦的诗都可谓浑然天成，韵味是如此的平淡，简直看不到悲，也读不出愁，但深切的意味恰在其中。就像这例不显眼的禅门公案：

曰：“步步登高时如何？”师曰：“云生足下。”

（《五灯会元》卷三十）

石霜楚圆禅师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实则已过万水千山。

这份轻描淡写，是禅师的胸襟。山是静的，云是动的，但不论动静，都随我的脚步而存在——禅心在此。联系儒家《易经》，可观艮、渐两卦以为比照：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易经·艮》）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易经·渐》）

云随足至，思不出山，山自不动。《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道理正与《周易》相通。艮卦就是重叠的山，《彖传》：“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再看渐卦。渐，就是渐进。艮下巽上，木在山上，木因山而高。意思是进而有序，循序渐进。“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不可乱也。”渐之极，不为位累。犹如贤人高致，超然于进退之外，看似无用，但“其羽可用为仪”，正是无用之用，君子立德，行无言之教，移风易俗，高节为世表率。而朱子直接点明：“渐进愈高而不为无用，其志卓然，岂可得而乱哉！”（朱熹《周易本义》）

千年前，那位叫范仲淹的老者遥想自己登上了岳阳楼，像年轻时一样，直面着水天一色，挥毫写下自己的胸襟和理想。这个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总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一句诠释艮卦，后一句演绎渐卦。孔门传授心法《中庸》说：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这便是“志在高山”，也便是“云生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