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我与戴维.怀特吃过一次饭，他掌管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钱。戴维问我会怎么管理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从而创造比美国通胀率高5%的回报。我答到，杠杆化的外国通胀挂钩债券，加上与美元对冲的该国货币，这样的投资组合应该能实现这个效果。（必须是外国债券，因为当时美国没有通胀2挂钩债券，而且它需要与美元对冲以便消除汇率风险。）

    后来在回想这件事时，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极为不同的资产类别，于是我和丹.伯恩斯坦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样的一种资产组合。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全新的资产类别的效果会比我们预想的更好。事实上，其效果将是独特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使其拥有与股权投资相同但风险更低的预期回报率，并长期与债券和股权保持负相关。我们向客户展示了这一研究成果，他们很喜欢。不久之后，我们就成为第一家全球性的通胀挂钩债券管理者。1996年，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开始考虑美国是否应该发行本国的通胀挂钩债券，而由于只有我们管理着这种债券的资产组合，他把我们作为专家召去咨询。

    于是我和丹前往华盛顿会见萨默斯和其他财政部官员，以及很多著名华尔街企业的代表。我们迟到了（准时不是我的长项），通往财政部大会议室的门紧关着。我不愿让这阻挡我，于是我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开了门。那是一个大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旁边时媒体旁听席。桌子旁的空位只剩一个了，上门摆在丹的名牌。只允许派一个代表，我们曾商定由丹担任，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忘了这茬，而是走到媒体席上抓起一把椅子，搬到丹旁边，也坐在了桌子旁。丹形容说，这场会议大体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奋力搏杀，争取机会。拉里.萨默斯后来说，他从我们这儿得到的建议，对于构建这个市场时最重要的。当财政部后来引入这种债券时，他们遵循了我们建议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