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命题求解

—- 来自 钱学森之问”研究述评 西南大学教育研究院

一、外部原因

1.历史文化影响说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8] 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向学术研究的路径。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 [9] 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 [10]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 “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 [11] “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2.社会环境影响说

建国后国家急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要求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育界掀起了“教育产业化”、 “教育市场化”、 “教育商品化”等改革。在极端工具理性及实用主义的指导下， “大学成为不是灌输现成知识的机关就是简单技能训练的场所，抑或是颁发甚至是贩卖文凭的机构”。[12] 同时也过度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如“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等。在这种形势下，教育被完全当作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忽视了教育培养人的本意。 [13]有学者认为， “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并不需要杰出人才。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类型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太需要杰出人才，杰出人才是下一个时代所需要的。 [14] 再如某省政协副主席谈到，“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15]此外教育界和学术界难免会受社会官本位、造假及腐败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16]

二、内部原因

1.基础教育阶段

多数人认为“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阶段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育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存在诸多问题。基础教育以升学为唯一目的，升学率成为评价基础教育好坏的唯一标准。教育内容方面，过于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直接经验的获得。教育方法方面，方法机械单一，普遍存在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如幼儿教育阶段超前教育成风，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小学阶段课业负担过重，没有自由发展空间；中学阶段文理分科，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 [17]很多研究者将中西基础教育进行对比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基础教育搞得扎扎实实，但这是对智力掠夺式的开发，导致学生后劲不足。有学者提出了“范式陷阱”说，即“在旧的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的范式越深，旧范式因而成为陷阱而让学习者难以跳出而做出创造”。 [18]

2.高等教育阶段

首先，大学办学方向迷失与功能错位。[19] 大学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在于适应并服务于当前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但同时大学教育要适当超越现实，并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现在的大学教育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完全沦为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附庸。加之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象牙塔”意义上的大学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办学方向的指导下，大学教育的功能也出现了错位，大学逐渐沦为一个极端崇尚实用的训练场。
其次，大学趋于行政化与官僚化。大学学术力量在与行政权力的博弈中处于劣势，掌控行政话语权和学术资源支配权的各级官员成了大学的“常来客”和“座上宾”，而真正的学者却只能坐冷板凳。[20] 有人把大学称为“大学新衙门”，把这些新衙门中存在的官员称为“校官”。 [21] 在这些“大学新衙门”中“校官”拥有了绝对的权利，腐败现象极为普遍， “大学新衙门”与“校官”正在逐渐吞噬着大学的学术精神。
再次，大学校园存在强大的“社会资本”。很多大学缺少严肃的学术标准与规范， “近亲繁殖”等“社会资本”玷污学术的纯洁性。“大学中通过‘家族相似、近亲繁殖’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往往缺少新的学术思想的涌动，从而导致知识更新频次降低，学校发展速度减缓”。
[22]第四，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不合理。有学者认为大学教育存在“两重两轻”现象，即重知识教育轻人格教育、重技能教育轻通识教育。[23] 同时我国大学人才培养与评价标准是一个“选优”而非“去劣”的过程， “选优”的主导者是教育行政当局而非教授，是出于经营者至上的考虑而非消费者至上的考虑，是出于向社会标榜的需求而非社会责任的担当。
[24]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在宏观教育理念层面，要打破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观念，培养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以及学会共处的“四会”新人，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25] 具体操作层面，充分利用外资源，从体制内外同时进行改革；从学生身心实际出发探索“需要教育”和“发现教育”之路。 [26] 基础教育方面，打破传统的成才观和人才观，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状，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师资队伍等方面融入新的元素。高等教育方面，反思大学使命和精神，重新定位大学办学方向和功能，倡导大学精神独立与学术自由；实施通识教育，加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等。此外，有学者提出从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出发培养创新型人才。 [27]

“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

—-来自 浙江师范大学

类似于“钱学森之问”的“李约瑟难题”，早在20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
瑟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提出了：“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
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
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如
果我的中国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
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
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
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第一，古代中国是世界科技中心。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
技上曾经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中国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科技中心。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
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早在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形成
了以乾象历为代表的历法体系，出现了准确的太阳黑子记录，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地
动仪。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现了岁差、大气消光、太阳和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
产生了《九章算数注》和《海岛算经》等数学经典，求得当时世界最前列的圆周率数
值。在长达千余年时间内，古代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西方。
第二，中国科技衰落的轨迹。据学者金观涛等人的统计分析，公元前4世纪前后，
中西方科技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公元4～11世纪中国科技呈平缓上升趋势，而西方则
出现一个大跌宕；12～15世纪，中国科技依然平缓上升，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发展
水平虽仍居于中国之下，但在加速上升且逼近中国。到16～19世纪，从整个趋势看来
中国仍然在平缓前进，而西方则发生了科技革命，发展水平超过了中国。 [1] 据有关资
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
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科技却如江河日下。2009年，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
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已经没有一项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了。
第三，中国科技衰落的困惑。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
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
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上为什么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
开了如此之大的距离？“李约瑟难题”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耐人
寻味地摆到了世人面前。“李约瑟难题”虽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探讨，却没有一个统
一的答案，但教育被认为是根本问题之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的实质
是：中国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教育如何从知识型、
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

饶毅 - 世纪大讲堂 - 试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1 重视特色
现代中国出不了华罗庚、孟德尔。也没有盛名之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

2 保护争议
和谐不是没有争议，而是理智面对争议。很多超前的学术的冒头，必然是争议多多的。如果一个学者做的是丝毫没有争议的工作，那恐怕他要拷问自己多个为什么。

3 保护年轻人
科学家出成绩的普遍在45岁以前，而中国普遍有尊老的传统，项目支持普遍给了老院士老教授挂帅的团队。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实在国情加上漫长的传统文化浸透，又附上高速发展的浮躁，造成很多社会乱象。不能把什么问题都简单纠结于体制问题，只希望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 道德文明和精神独立也能快速挺立和丰厚起来。
期待。
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兴趣
陈超：社会环境（高校功能错位）
赵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和园园：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社会环境
赵怡恒：社会环境（劳动密集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武承：应试教育（忽视主体性）、历史环境（科举）
侯明阳：社会环境（学校成为技能培训训练场）
王孝星：社会环境
张祥：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