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psychology - what is it，Richard A.Shweder，1990

有一门新兴学科叫“文化心理学”，它不是普通心理学，不是跨文化心理学，不是心理人类学，不是民族心理学。它是文化心理学。属于它的时代可能再一次到来。
虽然从来没有人要求这部期刊的作者们去定义或明确提出文化心理学的概念，但有几篇文章也确实定义了文化心理学的概念。他们启发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初步尝试，尝试使用分类学来简要且带有叙事性地说明文化心理学学科是什么、应该是什么。1说到底，这个研究过程是周而复始的。
换个角度，从短期来看，这篇文章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认知革命”的一个陷阱，即由于其科学议程中隐含的盛行柏拉图主义，认知革命未能发展出一个适当的“人”理论。所以，这其实是一次侦察探险，因为这篇文章将冒险穿越一些学科领域，来为文化心理学寻找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身份。
文化心理学是研究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如何调节、表达、改造和渗透人类心理的学科，其结果导向不是人类的心理统一，而是导向心理、自我和情感上的民族差异。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心理与文化、人与语境（context）、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实践者（practitioner）与实践活动（practice）共同存在、相互要求、动态地、辩证地、共同地成就彼此。
文化心理学以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为前提（对意义的探索）和对“构成”世界的（所谓的）“有意识（intentional）”的概念。存在主义不确定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istential uncertainty）认为，人类从出生开始（也许更早），就有从一个提供了可以获取和使用的意义和资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取意义和资源的强烈动机。意识（或构成）世界的原则主张主体和客体、实践者和实践活动、人类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渗透，不能从分析上分离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他们的身份是相互的依赖的；如果不借鉴另一方的规范，就无法定义上述假设的相对概念的任何一方。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没有人从中攫取意义和资源，任何社会文化环境都不能独立存在，而每个人都通过从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攫取意义和资源并加以利用，从而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和精神生活。
换个方式说，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有意识的世界。因为它的存在是真的、事实的和有力的，但前提是存在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信仰、欲望、情感、目的和其他精神表征都指向它，并因此受到它的影响。
意识世界是人类的人工世界，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填充。一个意识世界可能包含诸如“偷窃（stealing）”或“接受圣餐（taking communion）”之类的事件，诸如“伤害（harm）”或“罪恶（sin）”之类的过程，诸如“姻亲（in-law）”或“驱魔者（exorcist）”之类的情形，诸如“承诺（promising）”或“离婚（divorce）”之类的实践活动，诸如“野草（weeds）”之类的有形实体和诸如“自然权利（natural ）”之类的无形实体，以及诸如“泽西奶牛（Jersey cow）”、“算盘（abacus）”，“忏悔室（confessional booth）”、“卡片目录（card catalogue）”、“超大网球拍（oversize tennis ）”、“精神分析沙发（psychoanalytic couch）”或“客厅（living room）” 之类的人工制品。
这种有意识的（制造、培育、塑造、捏造、发明、指定、构成）事物只存在于意识世界中。它们的存在之所以有意识，是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对它们的参与和反应，这些事物都将不存在；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观念，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影响（D'Andrade，1981，1984，1986；施耐德，1968、1984）。有意识的事物的存在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仅仅是我们对它们的心理表征。
意识事物（译者：基于意识存在的事物）与人类的理解和活动没有“自然”的现实或同一性。意识世界的存在并不独立于意识状态（信仰、欲望、情感等），意识世界是引领意识状态的，并且是由意识状态所引领的，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引领的。举例来说，杂草是意识事物，当你不想在你的花园里生长时，它就是一种侵入性的、具有干扰性的或不适当的植物。所以，一朵雏菊、一朵向日葵、一只毛地黄，或者甚至一朵带刺玫瑰出现在了你种植蔬菜的园子里，都可能被作为杂草拔除。然而你也可以找到某一个意识世界，在那里大麻、蒲公英或海棠根本就不是杂草，相反，它们被当作经济作物种植。
因为杂草只是在某些意识世界里是杂草，没有一般的、中立的、客观的、科学的、独立于人类反应的、植物学的、遗传学的或（所谓的）自然种类的植物定义，可以放言“简单来说”或“总体来说”哪些植物算杂草。植物自我播种的能力是赋予植物的一种力量，如果植物不需要这种力量，那它就是一种讨厌的东西。然而，同样的植物，如果需要的这种力量，它就有能力让植物大丰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植物可能会不小心错误地出现在你的花园，最终被淘汰。
从某种引人入胜的重要意义上说，我们花园里的野草实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与它们的存在有关，我们实现了我们的存在，并至少让它们的部分与我们的存在产生关联。我们的身份互相渗透，互相考虑。没有我们的存在，大自然并不能意识到杂草的存在；而如果没有杂草的存在，没有由杂草的存在和构成所预设的所有目标、活动和实践（Wittgenstein的“生命形式”），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了。
因为杂草只是在某些意识世界里是杂草，在一个意识世界里存在的品质（如：美的，好的）（例如“那是‘杂草’；因此，它应该被从地里拔出来丢弃“）不一定在每一个意识世界都是适用的；而且，在其他意识世界中不一定存在的品质，在这个世界或别的世界中可能是适用的。
根据意识世界的原理，没有逻辑要求在意识世界中，事物的同一性必须保持固定和普遍；在任何特定的意识世界里（例如，20世纪美国棒球的意识世界；或16世纪英国巫术的意识世界）事物的身份（例如，“界外球”或“女巫”）可以是真实的，并且它的真实身份（例如，那是一个“界外球”吗？或者她是一个“女巫”吗？）可以成为理性和客观争议的主体。
文化心理学是对意识世界的研究，它是对个人在特定意识世界中的功能的研究，它是对任何意识世界的人际维持的研究，它是对那些心身、社会文化和不可避免的不同存在的调查。在这些存在中，主体和客体不可能分开，因为它们极其相互依存以至于需要彼此存在（见Kleinman，1986；施韦德，1986、1988、1989）。
最后，文化心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人文科学。它的目的是发展几个相关学科，特别是人类学（与语言学重新结合），适合分析社会文化环境（意义和资源-“生命形式”）的所有意识性和特殊性，心理学（与哲学相结合）适合于分析人的意识性和历史性。

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文化心理学的一个原则，也是意识世界的原则，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是“凭空存在”，存在是事物在不同的分类学或叙事语境中被表现、嵌入、实现和反应的产物。文化心理学的存在也不例外。作为一门建构的知识学科，文化心理学具有分类学和叙事的同一性，它的存在并不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概念的分享、辩论和行动。
从分类学上讲，要说明某物是什么，就要说它不是什么，并说它是一种什么类别，并指出它的实例。是把它作为更一般的事物的一个特殊例子，是把它概括起来，以便把比它更特殊的事物变成它的例子。相应的，叙述性地说某物是什么，就是描述它的起源（“很久很久从前”）和它的命运（它的目标、目的或功能），并理解它在此时此刻的现状，作为奋斗、成就、障碍、成长、适应、失败、休眠的一个长故事的一部分，或是变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由于文化心理学可以追溯到许多祖先的血统，因为这门学科被重新发现和评估，人们期待着在各个论坛上看到其他人提供一些证据。在其分类学背景下，理想的文化心理学具有区别于普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的特质。

它不是普通心理学（general psychology）

首先，文化心理学必须区别于普通心理学。“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出自保罗·麦卡特尼和史蒂夫·旺德的歌曲《乌木和象牙》（Ebony and Ivory）；这句话很好地描述了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这种假设有时被称为人类“精神统一”的原则。
普通心理学认为，它的主体是人类固有的（固定的和普遍的）一种预设的中心（抽象的和超越的=深层的或内在的或隐藏的）加工机制，它使人们能够思考（分类、推断、记忆、想象等）、体验（情感、感觉、欲望、需要、自我反思等）、行动（奋斗、，选择、评价等）并学习。
普通心理学的目的是描述心理生活的内在加工机制。由于中央处理机制（central processing mechanism）被认为是人类心理的一种超越的、抽象的、固定的和普遍的属性，所以普通心理学具有柏拉图式的外观、味道和气味。因为在普通心理学中，预设的中央和内在的加工机制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对象，而不是由加工者操作或可能干扰其操作的所有具体的、明显的、可变的和特定的东西、物质或内容。
从外在的（外部的）环境条件中区分内在（内部）心理结构和过程是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步骤，从程序上提炼和分析地将知识者从他或她所知道的事物中抽离出来，并坚持在人的加工机制与他或她的个人或群体历史、背景、刺激和任务环境、制度设置、资源、信仰、价值观和知识之间进行根本的区分。
当然，无论你走到哪里，人都不一样。连保罗·麦卡特尼和史蒂夫·旺德都不一样。没有任何普通心理学能超凡脱俗到忽视这个事实。普通心理学可能是柏拉图式的，但肯定不是轻率的。普通心理学的原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人都是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在超然的“深层”或“内部”，即中央处理机制所处的地方，人们是相同的（或者说，赋予人们“精神统一”的是相同的“深层”或“内部”）。
所有其他的东西：刺激，背景，资源，价值观，意义，知识，宗教，仪式，语言，技术，制度都被认为是外部的中央处理机制。在对印度的拉吉普特寡妇（Rajput widows）的观察中，出于特殊的信仰和欲望，她把自己和死去的丈夫一起放在火葬堆上；或在对中国算盘专家的观察中，借助特殊的心理表征技术，他可以以比人类其他人快几个数量级的速度“在头脑中”解决算术问题。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人文探究、新闻报道和文学表现的丰富材料。但考虑到柏拉图主义者的冲动，所有这些材料本身都必须被视为普通心理学目标的附带或次要目标。
如前所述，普通心理学目的是在表面现象、局部表现和外部资源背后，分离精神生活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并描述其运作的不变规律
一位人类学家在听说迈克·科尔和约翰·盖伊在利比里亚的研究后认为，西非部落人的思维过程与我们自己的没有区别；只有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分类不同，这就是格贝列人（Kpelle）在心理测试中表现不同的原因。有人怀疑，这位人类学家喜人发现的背后正是柏拉图思想冲击（见Cole&Gay，1972:1066）。
有人怀疑，正是柏拉图思想冲击，曾经导致梅尔·斯皮罗（Mel Spiro）对人格的群体差异感兴趣（1955:257），并表达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担忧，即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展示情感和行为差异时，人类学家根本没有证明存在真正的人格差异。他们“仅仅证明了不同的刺激会引起不同的反应。”
斯皮罗（Spiro）分析中的方法论“仅仅”具有启示意义。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从方法论和非柏拉图的角度来看，一种特定刺激引起一种特殊反应的力量，并不独立于一个人或一个人在心理上参与其中的方式，而对它进行分类，对它进行推理，讲述它的故事，使之符合他们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人格差异所在。在意识世界中，“刺激”并不在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之外，也不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这些理解是我们所说的“个性”的很大一部分（参见，例如，Mischel，1973）。
换言之，从意识世界的角度来看，民族间真正的心理差异研究，应当理解为研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因不同民族心理构成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反应诱发潜能。
柏拉图主义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解释学派。必须认识到，一种内在的（固定的、普遍的）和中心的（超越的、抽象的）处理机制，一种人类的精神统一，这种长期存在的、富有想象力的想法，绝不会仅仅因为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表现差异而受到严重威胁。这些性能差异总是可以被解释的，而且应该被解释为不可比性、不可通约性，或者仅仅是所有其他东西的一些明显差异的结果；这就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在所有其他东西背后是否真的隐藏着一种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柏拉图主义和它的替代品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人类心灵的本质提供不同的解释和相互竞争的视角。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普通心理学，以其柏拉图式的意象和前提，不是了解心理生活唯一的想象力和解释力。正如我在本章后面关于文化心理学的讨论中所阐述的，如果一个人赞同非柏拉图式的意识世界原则，那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独立于我们对它的参与和解释而存在的，我们可以把精神生活想象成可变的、多元的、实质性的、建设性的刺激。我们可以用人们构成和参与细节的具体方式来描述精神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从而赋予那些被建构的刺激、任务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能力来唤起它们必须唤起的特殊反应。
然而，普通心理学的目的是柏拉图式的，它的柏拉图式的目的是寻找一种假定的人类的中央处理机制，并把它与所有其他事物隔离开来。有鉴于此，普通心理学为知识表征（其偏好的本体论）和知识寻求（其偏好的认识论）构建了自己的特殊智力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本体论上讲，普通心理学中的知识是试图想象和描述心理功能（辨别、分类、记忆、学习、动机、推理等）的内在中央处理机制的形式或形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普通心理学中的知识寻求是试图了解不受内容和语境影响的中心加工机制。
在普通心理学中，主要的智力动力是中央处理器的想法。处理器，是想象出来的，超越了它所操作的所有东西。它以文化、背景、任务和刺激材料为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处理器本身必须独立于环境和内容。实际上，这意味着处理器必须可以用不受环境/内容影响的属性（抽象的、形式的、结构化的属性）或对所有环境/内容通用的属性（不变的、通用的属性）进行描述。
仍然从本体论上讲，它是一个固有的（固定的，普遍的）和中心的（抽象的，超越的）处理机制，是一种与环境/内容无关且无所不在的心灵统一体，它解释了普通心理学对心理生活的普遍数学功能和不变的形式限制或约束的高度重视，例如在抽象心理空间中映射的指数衰减函数，用于表示任何物种的任何感官形态在任何领域的刺激事件对之间的泛化概率（Shepard，1987）；或神奇的数字，七加或减二，用来代表中央处理机制的最大能力，用来区分价值，无论什么价值，沿着任何单一维度，无论什么维度，在任何单一瞬间，无论何时何地（G。米勒，1956）。
在普通心理学中，对寻求知识的某些方法也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在普通心理学中，知识寻求是一种试图直接进入中央处理机制的尝试，而不必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陷入泥沼。作为普通心理学家，通常对雨林、沼泽以及日常生活、语言和机构环境的复杂结构和音调持谨慎态度。他们从一个极端简化的（有些人会称之为极端“超现实主义”）信条中得到安慰，也就是说，当被意义自由、陌生或新奇的刺激项目吸引到一个没有语境的环境中时，中央处理器最有可能显露出它的原始形式
———机翻没改↓
毫无意义的音节、白大褂和黑暗的光室对于普通心理学的严肃研究者来说，可能是被误导的，或遥远过去的可怕 的事情，然而实验实验室仍然被视为一个特权空间，在那里可以畅快幻想并批判许多事实证据，人们很方便地假设，一个人可以物理地进入一个超然境界（transcendent realm），在那里，语境、内容和意义的影响可以被忽略、被淘汰的、标准化的或被控制的，并可以在原始状态下观察中央处理器。
普通心理学假定存在一种中央处理机制，它可以从它可能遇到的不同细节中分离出来，而分离出这种处理机制才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所要做的。这种中央处理机制的形象，以及寻找一扇窗户或一个窥视孔，从中可以看到它的赤裸和纯净，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普通心理学中，人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真正的科学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不幸的是，即使在表象背后确实存在着被遮蔽或隐藏的假定的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心理实验室也可能不是一个神话般的魔法之门，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步入一个更基本的现实。事实上，有人怀疑，实验室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甚至不太可能等同于物理学家的真空或生理学家的X射线，因为它们可以直接接触到基本的、深层的或隐藏在视线之外的东西。
无语境的环境、无意义的刺激事件和固定意义的概念，以及无位置的空间、无事件的时间和那些著名的、神话般的不可能概念列表上的方形圆圈，可能最好保存在它们所属的地方。因为当涉及到心理功能的调查和检查时，可能没有办法摆脱所有其他的东西，即使是在实验室里。
当然，我没有说过反对在实验室里研究“东西”的理由。如果带到实验室（或在那里模拟）的东西足够有趣，可以研究，如果一个人可以把它带到实验室（或在那里复制）而不破坏它（这些是大的“如果”），那么他肯定可以在那里研究，甚至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见，例如，米尔格拉姆，1974年）。然而，是否有一条王道穿过实验室，通向精神生活的中央处理机制之地，却是另一个问题。
在结束关于普通心理学的这一节时，我想简单地评论一下罗杰·谢泼德（Roger Shepard）（1987）关于“心理科学的普遍规律“，因为它揭示了柏拉图主义者在普通心理学中的预设，以及他们指导研究事业和构建证据解释的方式，即使是最杰出的实践者。
谢泼德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提出了牛顿的数学和万有引力定律作为判断心理学学科成败的标准。谢泼德认为心理学应该努力成为一门研究心理功能背后不变的数学形式的科学。牛顿原理出版三百年后谢泼德认为，心理学最终可以指向一个成功，一个刺激概括的数学法则，“它在整个知觉尺寸、形态、个体和物种过程中是不变的”（p。1318）这表明心理学“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描述特定陆地物种的行为”（p。1323）或特定刺激域的性质（第1317-1318页）。
谢泼德的“普遍定律”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表示的指数衰减函数的刺激泛化的可能性对刺激。指数衰减函数可在人类和鸽子的多个数据集中检测到，这些数据集记录了选定域（例如，辅音音素、不同大小和形状的三角形）对域内任何一个刺激的反应将推广到域内任何其他刺激的概率。谢泼德认为，这个指数衰减函数是刺激泛化的核心处理机制，它的原始形式是抽象的和超越的（深层内部），固定的和普遍的（p。1318).
为了一瞥这种抽象的超越处理功能，谢泼德已经准备好，事实上，他觉得他必须，外在化，视为虚幻，并撤回他的注意力，从几个层次的现实，这是在人类分类行为中起主要作用。
首先，他必须把注意力从刺激物质本身的可测量的相似性和差异上移开。因为已经表明，他认为相关的发现是“麻烦的”和“令人沮丧的”，即不存在从刺激对的可测量的物理特性来预测概括反应的概率的通用数学函数；这些数学函数似乎因刺激域而异（p。1317). 例如，颜色空间的数学函数可能不同于色调尺度的函数，并且这些函数可能因物种或个体而不同；并且，在例如颜色空间的特定刺激域内，对特定色片的响应可以概括为光谱另 一端的远色调。
所以，如果要有一个普遍的普遍规律，那就不是刺激环境的规律。它必须是纯粹的心理功能，而不是心理生理功能（p。1318). 它不能告诉你任何领域中的哪些刺激项将被推广到哪一个领域，只是在刺激项对之间出现推广行为的可能性（不管它们应该是哪一个）将指数衰减。为了达到刺激泛化的中枢加工机制，Shepard必须超越刺激环境。
然后，他还必须超越学习过程。因为他并不期望他的泛化普遍定律能够描述在多次学习试验中的泛化行为，因为“微分强化可以将特定刺激周围的泛化函数和轮廓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式”（p。1322).
最后，他必须超越重建记忆的过程。因为众所周知，普遍规律不是泛化的描述学习试验延迟时的行为。这个谢泼德解释为一个失败的法律，由于干扰“'噪音'在内部代表的刺激”（p。1322).
在这一点上，一个对相似性和差异性判断感兴趣的科学读者可能会问他或她对人类分类行为有何了解。谢泼德把注意力从刺激环境和学习记忆过程中抽离出来后，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在研究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大脑的中央处理机制？
答案是清楚的，柏拉图式的。谢泼德在他的论文后期指出，严格地说，他的普遍规律是描述刺激泛化行为只有当 “泛化测试后，立即与一个新的刺激单一的学习试验”（p。1322).
在这里，我们来到了普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之间巨大而牢不可破的鸿沟。被柏拉图式的冲动所感动（也许，有人推测，被牛顿在真空中运行的引力的著名形象所感动），谢泼德似乎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超越环境的喧嚣和杂乱，淡化熟悉的事物，消除反馈，并将头脑从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分离出来时，大脑中真正基本的东西——一种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才能被预言。
另一种解释——文化心理学的观点——是，任由自己摆布的思维是无意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谢泼德提出的“心理科学普遍规律”只不过是对特殊现象的一种极不恰当的描述，在一次试验学习环境中，限制性的（而且可能会添加相当奇特的）影响对不熟悉事物（新刺激）的相似性和差异判断。
根据文化心理学的原理，即使在实验室里，物质的影响也不会消失，因为没有语境无关的环境。我们是有意识的存在者，生活在一个有意识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由特定领域的、具体的、依赖于主体的、人工的事物构成和表现出来。绝对的超越是一件伟大而奇妙的事情，但如果你想让心灵保持在心理学中，那就不是了。
当然，这意味着，当我们不再试图超越“噪音”，开始尝试对其中一些更有趣、更强大、更有模式的种类说一些有趣的话时，心理科学将取得真正的成功。5这是对文化心理学的挑战。但我已经开始讲故事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跨文化心理学（不要与文化心理学混淆），它可能非常吵闹，也许太吵了。

它不是跨文化心理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通心理学作为柏拉图式的事业，其危害之一是内在的难以区分关于一种假定的固有的中央处理机制，来自于对所有其他事物的陈述。正是这种困难使跨文化心理学在商业中得以保持。
跨文化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普通心理学有着柏拉图式的共同目标，即表征心理生活固有的 中央处理机制。该分支学科的从业者在国外进行普通心理学家的测试和研究程序。
偶尔，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会复制一些在受过教育的西方受试者身上观察到的规律（埃克曼，出版）。然而，跨文化心理学的主要发现是，对受过教育的西方人群进行的实验室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关于心理功能的描述并不能很好地传播到其他文化的受试人群中。因此，例如，日内瓦、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对皮亚杰的质量守恒、数量守恒和液量守恒任务表现出所谓的具体操作思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许多成年人不这样做（Cole，1988；科尔和斯克里布纳，1974年；哈尔派克，1979年）。
跨文化心理学的决定性问题是，在如何解释基于人群的心理测试和任务表现差异的问题上，柏拉图式的争论。在柏拉图主义思维的框架内，只有两种可能性：（1）表现差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在世界上某些民族中，大脑固有的中央处理机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Hallpike，1979；见Shweder，1982年，评论）；（2）表现差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心理学家的测试和任务使世界上的某些人感到困惑和困惑，使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大脑现存的中央处理机制（Cole 1988；科尔和斯克里布纳，1974）。
注意心灵统一的原则是由两种解释预设的。根据第一种解释，心灵统一是中央处理器发展的预期结果，但心灵内在的普遍和统一的结构只有在理想的环境条件下才会成熟。这导致一些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中央处理机制成长的可能外部刺激因素——识字、上学、玩具、苏格拉底对话等等。
根据第二种解释，精神统一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内在思想。心灵的统一已经实现了。它就在那里，等待着被揭示。这导致其他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etics”和“流行病”，以及测试材料和研究任务在不同文化间的不适应或不恰当；它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更“自然”或“现实”的环境、活动和机构，在这些环境中，中央处理器的功能不受心理任务环境的人为或陌生条件的阻碍。
跨文化心理学一直生活在普通心理学的边缘心理学就像一只受挫的牛虻，不难理解为什么。首先，跨文化心理学对普通心理学的核心柏拉图解释原则（精神统一原则）没有实质性的挑战。此外，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学家兼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那么学习越来越多关于表象的泥潭——环境对中枢处理机制发展的阻碍作用——在理论上是没有益处的，翻译或对考试情况理解的差异，或规范提问和回答的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噪音。
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学家，你会想要超越那些表象，去触及那些想象中的抽象形式和过程，这些抽象形式和过程在外在的拐杖、约束和扭曲这个或那个表演环境的背后运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跨文化心理学在普通心理学界的地位微乎其微，其研究文献往往被忽视的原因。毫不奇怪，发展心理学——研究心理测试和任务表现的年龄等级差异——遭遇了相似的命运，原因也相似。
令人怀疑的是，是否有人会让普通心理学对其固有的中央处理机制的想象力的想法不再抱有幻想。当然，也不能仅仅证明在西方实验室中观察到的规律不能很好地传播到其他环境中，也不能推广到其他文化（或年龄层次）的受试者或日常生活中的刺激材料中（参见LeVine，n.d.，心理学家关于“为什么跨文化证据被忽视”的讨论）。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解释的框架，它很可能仍被载入普通心理学，并被确定为其智力议程。就像世界上一些伟大宗教的圣经一样，它为自己的评价设定了条件，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致力于它的人。
与柏拉图主义的消亡相比，一个更为有用和自由的目标是复兴其他同样强大、同样古老的解释精神生活的学科。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超越跨文化心理学及其心理统一的前提，发展一个意识世界的文化心理学。
跨文化心理学的一个问题是它不够异端，尽管它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直截了当地断言所谓的方法效应（由于研究程序、启发技术、问题措辞、问题描述和表现、考官的期望、受试人群、研究结果的细微变化而产生的重大变化）并不为过，等）是几十年来普通心理学实验室研究的主要成果。“方法效应”现象（见Campbell&Fiske，1959；克朗巴赫，1975年；菲斯克，1986年），这与对一个群体的心理学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跨越文化、历史和制度的界限。
不幸的是，面对这些证据，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无法摆脱柏拉图主义预设在普通心理学中的霸权。他们继续假设人类的精神统一，并寻找假定的中央处理机制，在刺激增长的环境（识字、工业化的西方城市中心）或通过文化博览会或日常刺激材料寻找。
文化心理学与精神统一的准则相比，更具有非正统性，因此它不同于跨文化心理学。因为文化心理学是建立在一种基本的怀疑论基础上的，这种怀疑论涉及到所有那些决定命运的和预先设定的区别，即心灵的内在属性与环境的外在属性，形式与内容，深层与表层，“在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精神统一）和所有其他东西之间。
文化心理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心理基础的学科。根据文化心理学，思维是内容驱动的、领域特定的、建设性的刺激；它无法从历史上变化多端、跨文化多样的意识世界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世界中，它扮演着共同构成的角色。
因此，文化心理学解释了在实验室或其他任何地方观察到的规律性陈述——在街上或教室里，在芝加哥或哈图姆-不是关于人类心理功能的中央处理机制的固有属性的命题，而是根据上下文、资源、教学集、权威关系、框架装置对局部反应模式的描述，文化心理学的目的是理解所有这些东西的组织和唤起力量，研究它们的主要种类，寻找它们的思想所在，它们是有意识的，不可分割地嵌入其产品的意义和资源中，同时又是组成它的。

它不是心理人类学

跨文化心理学传统上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心理人类学则是人类学的一个领域；这意味着心理人类学不太关注实验室行为、标准化测试或新的刺激材料，而更关注其他类型的东西。人类学的内容包括仪式和民间故事、游戏和艺术形式、家庭生活实践和宗教教义、亲属关系类别和继承的知识体系。一般来说，人类学家喜欢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中混日子，心理人类学家也不例外。
毫无疑问，心理人类学就是“心理”人类学。它恰当而卓越的目的是理解仪式、语言、信仰和其他意义系统在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理表征中的作用或组合方式。
近年来，许多心理人类学家转向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并对该学科的一些经典假设进行了修正。我在这里所写的，适用于心理人类学之前，它最近转世为文化心理学。
经典地说，心理人类学倾向于设想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这意味着当心理人类学家以经典的形式在他们最喜欢的人类学材料（如入会仪式、亲属关系分类、起源故事、神的概念等）中混来混去时，等等）他们是带着心灵统一的想法来做的。心理人类学家，以经典的形式，在表象世界中寻找超验。他们试图通过心理机能的中枢处理机制来解释文化。他们试图利用文化来描述或发现一个中央处理设备。
普通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通过试图消除任何有意义的刺激环境所产生的干扰效应、噪音和失真来寻找中央处理器。相比之下，心理人类学家则在寻找刺激环境中的中央处理器，他们的假设是，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存在着某种东西，使它们相对无噪音、无失真。
古典心理人类学的一个独特标志是乐观的前提，即个体心理功能不仅存在着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而且其力量和影响还延伸到社会文化环境中。古典心理人类学的假设是，任何社会文化环境都必须适应或表现中央处理机制的抽象形式和不变约束，才能保持生存。
心理人类学可以按照公认的断层线进行分类（身体与心灵；情感和动机与思想）分为两个亚领域：“文化与人格”和“认知人类学”。在文化心理学最近重新出现之前，古典心理人类学的亚领域是相互结合的，也与普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相结合，由现在熟悉的假设“精神统一”的人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将心理功能与环境以及它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外在事物隔离开来，来描述心理功能固有的中央处理机制。中央处理器是抽象的，超越的（内在的、深层的、隐藏的、超越的、别处的等）、固定的和普遍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跨文化心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在不放弃人类内在精神统一的观念的情况下，解释人类在心理测试中的显著表现差异。在跨文化心理学中，表现差异的存在，要么是因为文化环境减缓了某些人群中中央处理器的完全成熟，要么是因为心理测试的表现环境抑制了中央处理器的发挥。
然而，古典心理人类学的中心问题更像是帝国主义的——要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心理加工机器的中心权威。帝国的前提是：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物质在中央处理机制的支配和约束下被塑造成有限的生活设计；中央处理机制给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结构，或者通过调解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或者通过将其抽象形式印在其上。
因此，例如，在古典心理人类学的圈子里，兄弟姐妹的术语系统可能被解释为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和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不愿意参与析取推理（Nerlove&Romney，1967）。文化起源的故事可能被解释为揭示了一种内在的偏好，人类的思想为二分法类别（列维施特劳斯，1963年）。几乎所有的事情，从神话到避免亲属关系的模式，从开玩笑到青少年的割礼仪式，都可能被解释为是对著名的假定的精神普遍性的启示，被称为俄狄浦斯情结（Stephens，1962；Spiro，1983年）。
心理学人类学，经典实践，是一个还原论的企业。与谢泼德不同的是，谢泼德试图超越任何具体刺激域的嘈杂、自主和抵抗的物理约束，寻找刺激泛化行为的抽象中央处理机制，有原则的心理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实质性领域是一个相对顺从的内容，由或表现深层的、不变的心理规律或动机、情感和智力的过程。
文化心理学不是心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认为有一种内在的中枢加工机制。心理人类学认为，中枢加工机制不仅作为一种独立的、固定的、普遍的人类心理给定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之外；据推测，中央处理器也接触到了社会文化环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心理学人类学认为，中央处理机制的结构和功能不会因其运作的内容、材料、材料或社会文化环境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心理人类学认为，无论人群之间在所有其他方面（宗教信仰、仪式生活、神话等）有何差异，这些差异都可以而且应该被解释为一个心灵统一的中央处理设备的深层操作的许多产物。
文化心理学对所有这些假设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文化心理学是没有这些假设的心理人类学。今天许多心理人类学家实际上都在研究文化心理学。

它不是民族心理学

如果说文化心理学是没有心理统一前提的心理人类学，那么精神心理学就是没有心理的文化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生活理论中民族差异的学科。它是对心灵、自我、身体和情感的本土表征的研究。例如，这种表现可能包括将黑胆汁、疲倦的血液或迟钝的神经递质与抑郁症联系起来的生化理论。它们可能包括人际间的负罪感理论和占有欲状态，认为心灵充满了未被安置的灵魂或祖先的阴影。它们可能包括主观状态的非专业分类（思考、感觉、意愿）。他们甚至可能包括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假定人类的精神统一。
文化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对民间土著心理范畴的共同关注。主要的区别在于，民族心理学是一个分支学科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科学。在民间信仰的人种学研究中，它主要关注精神、自我、身体和情感作为主题的调查（例如植物学或亲属关系）。因此，民族心理学较少关注文化中人们的实际心理功能和主观生活，他们的思想学说、情感表征、关于自我的正式文本和性别仪式都在审查之中。民族心理学是一种没有功能心理的文化心理学。
对于一些普通人类学家，尤其是那些心理恐惧症患者来说，民族心理学对民间信仰和学说的关注净化了其主题（思想、自我、情感），使其更易于接受调查。这个人被允许以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形式安全地进行一般的民族志研究。文化心理学更多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它是一个功能性心理的民族心理学，因为它实际上起着作用-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它们的功能也不同。今天许多民族心理学家实际上在做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的起源故事

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完全在定义的分类学背景下处理文化心理学。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心理学是一种多元的、可变的、领域特定的、建构性的“刺激约束”意识世界的心理学。它是没有心理统一前提的心理人类学。它是功能性心理的民族心理学，因为它实际上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起着不同的作用、失灵和作用。
文化心理学试图综合或至少结合普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的一些优点，同时试图摆脱它们的恶习。毫不奇怪，在文化心理学的意识世界中，一个恶习会变成柏拉图主义者的美德，反之亦然。
从文化心理学的意识世界来看，普通心理学中的美德是对心理生活的组织性的关注。它的缺点是它把心理看作是一种中央处理机制的概念——抽象的、内在的（超越的）、普遍的、固定的和内容自由的。跨文化心理学中的德性是关注民族间的表现差异。它的缺点是对精神统一前提的正统坚持。心理人类学的德性在于它关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心理功能。它的缺点是它的从属地位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假设指令的中央处理设备。民族心理学中的美德是关注本土或地方的心理、自我、身体和人的概念。它的缺点是它的心理恐惧症。
当然，每一点都需要说得更多，也需要解决得更多。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加深”（Geertz，1973）我们对文化心理学的理解，那就是不仅在定义的分类语境中，而且在叙事语境中对待它。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深度的数量级上，可以讲述许多关于文化心理生活起伏的故事。我将要讲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简短而现代的故事，从众多可以讲的故事中挑选出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认知革命”的一个陷阱。
在普通人类学和普通心理学经历了30年的知识分裂之后，现在对文化心理学的兴趣重新出现，这可能不是偶然的。这种分裂可以解释为对隐藏在1960年代所谓认知革命议程中的柏拉图主义的有益反应（见D'Andrade和Geertz在Shweder，1984:7-8中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革命实际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受到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的欢迎，认为这是对之前激进行为主义的明显和必要的纠正。这场革命似乎解决了心理学和人类学中的一个相当严重的缺陷，即缺乏心理表征和意向状态（心智、自我、，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理论中缺乏心理表征和意识世界（嵌入构成的“生命形式”中的主体依赖对象）的概念。
不幸的是，认知革命远不如意向性和心理表征的重新发现，而不仅仅是行为主义的取代。伴随着认知革命而来的是一种不请自来的“精神”——柏拉图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心理学中，甚至在人类学的某些角落里，唤起了人们对形式、数学、结构模型和固有的中央处理机制的古老迷恋。
随着认知革命的话语在各个学科中传播，柏拉图主义也在传播。而一些认知主义者（如D'Andrade、Lakoff、Lutz）则试图通过研究与人们生活有关的物理、生物、社会和心理事物的本土概念的具体情况来发展意向性和心理表征的概念（Schank&Abelson，1977；Holland&Quinn，1986），在认知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内容被搁置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过程。这一特殊情况被搁置一边，以利于将军。实体被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形式。人和他或她意识世界、意义和社会文化资源，就像所有其他具体的细节一样，不知何故在寻找心灵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时迷失了方向。
在认知革命30年的今天，心理学和人类学比30年前更加支离破碎。1959年，有可能将动物学习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实验工作称为“真正的”心理学，或将社会组织、仪式和亲属关系方面的人种学田野调查称为“真正的”人类学，并就此达成一些共识。但不再是了。1987年，谢泼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普遍性定律的发现的报道，并将其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心跳加速，许多人沮丧地摇头。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1989年，一些学者欣喜若狂，而另一些学者则绝望万分。领导学者们对一个优秀的心理学研究项目或一个优秀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的规格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确定各学科理想智力核心的标准已成为可自由竞争的标准。
随着普通心理学和普通人类学的分崩离析，通常的定义练习变得费力而毫无结果。现在，当一个人要求各学科的学者说出典型的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观点是分散的，每一个学派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存在的中心舞台。
即使是最近一些心理学圈子里的柏拉图主义者对抽象的、漂白的、真实的东西的怀旧，以及对简化论和形式主义中最新的智力时尚，即人工智能（AI）的分散注意力，都被证明是短暂的。认知科学的其他还原性和非还原性变体（例如，神经网络和并行分布式过程模型）已经像恶魔一样在同一时间尖叫（见1988年冬季，代达罗斯关于人工智能的特刊）。
为了发展和解放“文化心理”，所有的骚动和分裂可能都是为了利益。过去，错误的霸权普通心理学常常与错误的霸权一般人类学合谋，瓜分和征服这个领域。普通心理学发挥了它的作用，它把我们对“人”或“心理”的概念缩减为一种超越的、抽象的、固定的、普遍的中央处理机制。一般人类学，着迷于所有的历史和人种的变化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制度，实践和信仰的扩散集群，发挥了它的作用，不关心“人”或“心理”。
这两个知识霸权政权相互保留，理应接受对方的纪律狭隘主义。这两种研究传统使得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很难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文化和心理通过定义他们的共同点，即“人”和他或她的意向性来保持距离。
早些时候，在我对普通心理学的“分类”讨论中，我分析了柏拉图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原型。在讨论的关头，定义的分类学和叙事语境可以结合起来：因为在认知革命中，柏拉图主义的分类法得以延续和复兴。
事实上，在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高地位的心理科学研究都受到五条经验法则或研究启发法的指导。适度地接触这些启发产生了一种对文化心理学感兴趣的各种现象（意义系统、制度设置、仪式、人工制品、表现方式、人际权力秩序、动机冲突、目标设定等）漠不关心的即时感觉。这五种研究处方/禁令大致如下（见Shweder，1984:3-4）：

• 启发式1。搜索中央处理系统，并将其表示为抽象结构或纯数学形式；单纯的内容是可以忽略的。
• _启发式_2忽略人们对彼此说的话；语言使用是行为的真正原因的附属品{注：语法和音位学仍然是研究的合法课题，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结构化的，甚至可能是深层次的——见启发式1。）
• 启发式3。忽视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宏观单位；真正真实的东西（中央处理机制）是隐藏的和内在的，只存在于个体的皮肤内。
• 启发式4。寻找普遍的（永恒的和无空间的）自然法则；牛顿物理学中知识的组织是所有真正理解的理想形式。
• 启发式5。不要去想任何在实验室里无法控制和测量的东西，因为实验室是通向中央处理机制的王道。

当然，在认知革命期间，这些并不是柏拉图主义在心理学中广泛推广的唯一的启发法。我可能会提到其他人。我不想否认，至少有一个，甚至可能有两三个研究课题，这些启发是非常有用的，并将继续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主要的一点是，在认知革命期间，这些启发式成为主导启发式。他们的过度扩张和流行使人们相信了将心理学定义为“非社会社会科学”的说法。讽刺的是，就在认知革命的鼎盛时期，心理学中找不到心理和人，作为研究灵魂、主体性和人的学科，人类为尊严和自尊而进行的理性努力已经从这些主题转向了对自动过程和深层抽象数学形式的机械研究。
可以预见的是，在认知革命期间，这个人并没有成功地在人类学中站稳脚跟。革命的当地代表，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利奇和他的家族），表现得像柏拉图主义者。他们寻找中央处理机制的抽象的普遍组织原则（例如，类包含、二元对立）。
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研究动植物的分类，后来成为民族心理学者，研究人的分类或关于情感状态的思想，而根本不研究有功能（或有故障）的人或情感。
文化和人格理论家——那些真正应该关心人们在社会中的生活经历的人——对在认知革命中缺乏对动机和情感的关注感到不满，或者装作负鼠，但是他们不能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替代品来代替这个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因为他们完全赞同柏拉图主义的中心主题——深层精神统一。
然而，大多数人类学家只是照常进行，更何况，从民族志和历史上记录了异国情调的多样性人类的制度、实践和信仰，对这个人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似乎是为了回报（复仇）心理学对文化、社会、意义和语境等“外在”事物的漠不关心，一般人类学研究的霸权原型在（太）多心理恐惧症的动机状态中诱导。心理学越是将人或心灵视为固定的、内在的、抽象的、普遍的和合法的，人类学就越选择将社会文化环境解释为外在的、历史上可变的、特定文化的和任意的，并且放弃对心理或人的任何兴趣，或对任何事物的一般原因的兴趣。
这个人从民族志中消失了。为什么人们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事物或者实践他们所实践的实践，这个问题不是被乞求的，禁忌的，就是被轻视的。这个问题被简化为从众或灌输的问题，或者机器人学或社会压力这一隐喻主题的其他变化(关于文化符号作为个人符号的讨论和对普通人类学中传统主义学说的扩展批判，见Obeisekere，1981；有关“服从者”的评论，见Shweder，1987。）
三十年来，一种抽象不变人性的无人心理学与一种无人人类学合谋，这种无人人类学研究的是地方系统的任意性、社会认可的强制行为和意义，以使有意状态和意识世界的文化心理学远离中心舞台。
幸运的是，在文化心理学方面，有许多侧面表演，这些侧面表演吸引了令人兴奋和兴奋的反文化人群。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或者有合适的朋友，你可以在那里一直找到文化心理学，在主馆和中心环外做一些非正统的事情。
一些旁听节目令人眼花缭乱。那里有卢西恩·利维·布鲁尔的帐篷，异国情调的民族精神被展示出来，蔑视精神统一。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帐篷，在那里柏拉图主义被扭曲并转化为一种“生命形式”。有亚伦·西科雷尔和民族方法论者的帐篷，在那里现实被溶解、语境化、无限倒退，但似乎仍能从自身中重建自己。那里有罗伊·安德拉德和其他心理敏感的民族志学家的精神表征帐篷，在那里，人类学以地方或特定领域的意义为平台，抵制认知主义议程中隐含的柏拉图主义。
还有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帐篷，在那里，他的言辞充满了魔力，他的辞藻充满了现实，他们以如此老练的口吻谈论着态度问题，同样的东西变成了不同的东西，正式的东西变得满足，固定的东西开始动起来。那里有阿瑟·克莱曼和“医学人类学家”的帐篷，在那里，索玛揭示了灵魂，而身体暴露了它的意向性，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到，“分裂的头”或“分裂的身体”有更多的意义 “心碎”或“神经磨损”比疾病更重要。有爱德华·萨皮尔的帐篷和“语言相对论”假说，巴克在这里谈到了（文化心理学）的终极奥秘：“不同社会生活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萨皮尔1924）

那它究竟是什么？

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个试图融合古老矛盾（形式/内容、过程/内容、人/环境、内部/外部、主观/客观、心理/文化）的新时代将带来什么，还有待观察。
在这份名为《文化心理学》的期刊里，有一些证据表明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这本书的《文化认知、文化学习、文化自我》等部分标题被重新表述设计为对更为标准的柏拉图式标签：文化与认知、文化与学习、文化与自我，意在暗示文化心理学的中心主题，即，你不能把物质从精神上拿走，也不能把精神从物质上拿走。
正确理解和实践的文化心理学好比“邪教”。它没有假定精神统一的前提，即精神生活的基本要素本质上是固定的、普遍的、抽象的和内在的。
文化心理学假定的是意向性原则（principle of intentionality），即心理生活是有意识的人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心理对象或表象做出反应，并将他们的行为导向他们自己的心理对象或表象，通过参与一个不断演变的意识世界而经历转变，这个世界是构成它的心理表征的产物。根据文化心理学的观点，有意识的人会发生变化，并被他们自己的心理构成的“生命形式”的具体细节所改变
对于那些致力于文化心理学的人来说，当然有许多困难的分析、方法和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旧的思维习惯需要克服。毫无疑问，关于这门学科的真正性质将有许多争论。即使在这一期刊中，一些论文也可能被解读为来自其他框架（普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的清晰而富有挑战性的表达，或者被解读为对文化心理学或意识性原则的批判。也许在将来的某个研讨会上，应该更直接地讨论学科或框架之间的对比。
然而，在这里，我集中于我认为正在努力诞生的东西，一种适合于研究意识性在[共同构成的有意识的人]及其[共同构成的具体化和物质化的意识世界]的相互依存的功能和发展中的作用的文化心理学。
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是文化心理学的重新占领区。现阶段的主要议程项目是如何弥合，填补，或最小化由柏拉图式的内在中央处理机制与所有其他外在事物的分离所造成的差距。目前有很多种尝试，既然在这种情况下进 行审查是不可行的，那么一两个例子就足够了。
有许多时代的迹象。首先，我要毫无评论地指出，在那些研究推理的形式规范的人（例如，科学哲学家）中，柏拉图式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被放弃，转而寻求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归纳“逻辑”或“形式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自行或机械地得出合理的推论，没有编码、表示和“绑架”事件的根深蒂固的地方系统（Putnam，1981；见注4）。
然后我要庆祝一下心理学家对“专业知识”的兴趣的出现。因为在那些研究解决问题的人中，对大师的认知已经成为研究的中心话题，模范认知越来越多地以非柏拉图式的方式被谈论，作为基于知识的、建设性的刺激约束，域特定的或模块化的。当前转向“内容”的趋势是显著和普遍的。
事实上，专家与新手（棋手、算盘手、医学诊断专家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更多的无内容的纯逻辑或心理能力。专家们所拥有的，新手们所缺乏的是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刺激特性领域特定知识，以及对专业或狭隘行业“工具”的专一掌握（见Stigler，1984；Stigler、Chalip和Miller，1986年；Stigler&Baranes，1988年）。
因此，学习专门知识的人不把精神等同于抽象，这绝非巧合。相反，他们解释的思想，因为它体现在具体的表现，在所谓的调解图式，脚本，以及良好的实践工具的思想。“思维工具”的概念是一个恰当的（自我指代的）隐喻，用于思考。它说，思维与传统的知识人工制品、表征方案以及某些文化或亚文化群体积累的知识在根本上是相互依存的。它说，当思维被隐喻地从任何固定的中央处理机制的运作中移开时，思维的生命就变成了文化制品及其内在设计特征的延伸、附属物或类似物。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反对皮亚杰式的观点，即一种深层的、抽象的、正在逐步发展的中央处理机制，他过去常常谈到思想的文化“放大器”。他的想法是，你的想法（和关于）可以决定你的想法；正是这些放大器或集体表征模式，以及它们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才是思想心理学的恰当话题。
当然，指出一个人不能无动于衷并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单纯”的内容，仍然有意义的日常认知，情感和情感功能。正如我们所见，每个柏拉图主义者都知道这一点。
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看，日常的认知、情感和情感功能是“噪音”负载和刺激约束的，这当然正是为什么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必须超越刺激和任务环境来发现纯粹的“心理”规律（见本章前面对谢泼德的讨论）。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新事物（和更新）是对实际功能研究的世俗兴趣的回归，以及对所有精神文化、心身、心身噪音的真正尊重的重新出现。的确，在文化心理学的土地上，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噪音中进行的。所谓的噪音根本不是真正的噪音，这就是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心理学的语言中，没有纯粹的心理规律，正如没有未经重构或未经中介的刺激事件一样。有意识的人对他们自己对事物的描述和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作出反应和指导他们的行为；还有意识世界，就是我们通过对事物的描述和表现来构成、体现和物质化的存在。的确，根据文化心理学的前提，即使科学家描绘的超验现实也是意识世界的一部分，也不能真正使我们超越对“事物”的心理表征。9在文化心理学的世界里，超越和自我转化是可能的，但只有通过从一个意识世界移向下一个意识世界的辩证过程，或者把一个意识世界变成另一个。
每个人都是受刺激约束的，而每个刺激都是受人约束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和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心理学标志着心理学中纯粹心理学的终结，对精神生活内在的中央处理机制的探索的终结，以及柏拉图主义认知革命遗产的终结。文化心理学是对心理表征（情感、欲望、信仰及其意向对象）的研究的回归，没有固定性、必然性、普遍性和抽象形式主义的假设。
尽管科学比较的构成性和意义性行为可能需要一个标准的或普遍的阿奇米德观点的假设，从这个角度来发现差异并明智地谈论它们（差异确实以相似性为前提），应该记住的是，这种普遍的比较网格的假设是由我们构建和解构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意识世界变得易懂。比较的一个危险可能是，在维持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意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假定的作为我们自己意识活动一部分的普遍性，很容易被投射到一些想象中的深层和本质的心灵结构上。
随着解释框架的改变，人们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因此，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迹象表明，柏拉图的“基本”区分“高阶”和“低阶”系统（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似乎不再那么容易维持。这不仅仅是因为有内容丰富的中介图式在假定的抽象结构和实际应用的实例之间架起了桥梁(柏拉图主义者对此并无异议。他们认为抽象原则在具体案例中的“应用”要么是离题的，要么是规则化的和机械的。）柏拉图主义最困难的问题是，一旦抽象和案例之间的鸿沟被填补，中央处理器和它的内容之间一般的和规则化的区别就不那么容易定义了。
文化心理学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即所谓的严格的或内在的行为倾向（普特南，1987）在一个局部非线性动态过程的世界里，事物之间的线性关系是例外的，在所谓的（曾经柏拉图式构想的）分析层次之间，在主客体、文本和语境、方式和物质、内容和形式、事实和价值之间，都有循环或辩证的反馈循环，信念和指导力。那些著名的古老的区别似乎比过去少了许多。
如今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论坛上，如果你轻率地预设了一个由抽象的普遍的潜在结构或法则组成的中央处理机制，而这些结构或法则将形式强加给任何碰巧出现的物质，那么一定会有人说“没那么快”；或者如果你随便假设一个不言而喻的内部心理和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划分。事实上，随着文化心理学的重新出现，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找到谈论文化和心理的方法，使两者在普遍性上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外在的。
文化心理学的目的是想象主体依赖的客体（意识世界）和客体依赖的主体（有意识的人）相互渗透，或为彼此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社会互动共同经历变化（见前面关于杂草的讨论）。其目的是发展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是固定的、普遍的、超越的（深层的、内在的）和抽象的；当地的东西可以深深地嵌入其中，但只是暂时的；然后，在开发了这个框架之后，我们的目标是看看它能走多远(它可能不会无处不在，但这还有待观察。）其目的是通过以新的（或非常古老的）方式谈论心理和文化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这里有一种新的（非常古老的）谈论心理和文化的方式。
普赛克（psyche）是指有意识的人。文化是指意识世界。有意识的人和意识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事物，它们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和实践被辩证地重构，这些活动和实践是他们的产品，但又构成了他们（同样，请参阅前面关于杂草的讨论）。
普赛克使她的血管充满活力，把它们变成人，让它们有意识的、深情的、任性的，充满目标和判断的。普赛克的 呼吸是意识状态、信念和欲望、恐惧和幻想、价值观和关于这个或那个的幻觉的东西。心智是指有动机的参与模式，对我们对事物的心理表征作出反应并导向我们的主观状态。普赛克的呼吸是意识过程、目标设定、手段-目的计算、存在测试、体现情感反应、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以追求人格尊严等的东西。心灵指的是“已经存在”的意识状态和过程，分布和组织在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经历改变、重组和转变。
在以新的（或非常旧的方式）思考文化时，重要的是要反复提醒自己，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由有意识的人构成、占据和使用的世界（见Sahlins，1976，关于食物和衣服的象征性或有意识的使用）。因为心智赋予她的血管以意念的魅力和精神品质（以及对精神对象和最终原因的目的论和追求）：普赛克的血管总是努力保持外表，保持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明显的尊严和模范，通过他们的社会行为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念，以及他们在所构成的事物体系中的地位。
文化是为有意识的人所构成的事物的计划，或者至少是计划中从过去继承或接受的那部分。文化是指人、社会和自然被一些已经存在的意识世界照亮并成为可能，一个由概念、评价、判断、目标和其他心理表征组成的意向性世界，这些概念、评价、判断、目标和心理表征已经体现在社会继承的制度、实践、人工制品、技术、艺术形式、文本中，以及话语方式。它是那些继承的观念、评价、判断和目标，这些观念、评价、判断和目标体现在文化事物（制度、器物、话语）中，有意识的人对其进行思考，有意识的人从中构建他们的生活，有意识的人给予他们的思想、灵魂、意志和定向行动以实质性的东西。
因此，精神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心理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概念所构成的，并且是由这种概念所表达的；理解自我、社会和自然的文化观念的最好方法之一是考察这些观念在未来个体的主观生活中的组织和作用方式（见D'Andrade，1984）
文化心理学的目的是发展一种意向性原则，即对精神对象或表征作出反应并针对其采取行动，通过这种原则，文化构成的现实（意识世界）和现实构成的心理（有意识的人）是不可能重复的，他们不断地、不断地互相组成，互相干扰，互相渗透，互相制约对方的存在。
文化心理学的目的是研究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一个人的意向性与一个世界的意向性相遇时，当它们共同促进、表达、抑制、稳定、转化，在一个人或一个世界的一生中互相保护。有历史（叙事）可以写每一个，或两者-历史的生活和历史的做法和机构。
文化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为了实现它的目标，文化心理学必须发展一个分析框架来描述现实构成的心理（有意识的人）和文化构成的现实（意识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框架至少和行为遗传学家所发展的描述所谓的世界的框架一样丰富基因型与环境的相关性（Scarr&McCartney，1983；普洛明，1986年：第6章）。
民族志学者、经济学家和实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知道，意识世界可以强烈地处理和有力地促进某些意识状态，而不是其他状态。他们以多种方式进行提示和处理——通过意识世界的当地守护者（父母、教师、领导者、实验者）对物体和事件的表现和描述，通过安排和管理资源和机会，通过执行仪式和惯例，顺便说一句，制裁是如何分配的（见Whiting&Whiting，1975；Ochs&Schieffelin，1984年；Shweder&Much，1987年；米勒和斯佩里，1987年；惠廷和爱德华兹，1988）。
这里有一个简单而生动的例子，展示了一个强烈的（微观的）意识世界：把一个闹钟在前一天晚上故意放在房间另一边，第二天它响亮地响着，往往会刺激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它关掉，这会让你起床（见谢林，1984，chaps）。2和3，通过个人管理微环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欺骗）。
让我们借用一下行为遗传学家（Scarr）&麦卡特尼，1983年；普洛明，1986）他们的分析框架，讨论基因型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让我们改变一下。既然基因型与分析框架的逻辑无关，让我们放弃它，转而讨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用scar和McCartney框架，人们可以想象构成现实的心理（有意识的人）和文化构成的现实（意识世界）之间至少有六种类型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可以是积极的（当世界的意向性放大或支持人的意向性时），也可以是消极的（当世界的意向性减弱或违背人的意向性时）。这种关系可以是活跃的（当目标人自己创造或选择他的意识世界时），无功的（reactive）（当其他人根据目标人的意向性或其他人预期的意向性为目标人创建或选择意向性世界时）或被动的（当目标人最终生活在他人为他人或自己创建或选择的意向性世界时）。这给了我们六种类型：积极的（主动的，无功的，被动的）和消极的（主动的，无功的，被动的）
闹钟被安排在够不着的地方响，这是一种消极的积极关系。构成存在的人利用集体资源来构建一个意识世界，以违背他或她自己的预期偏好，即躺在床上继续睡觉。在黑暗中吹一支快乐或自信的曲子来减轻恐惧是消极积极关系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隐藏自己的脸，或不看，或避免，诱惑或有吸引力的东西，可能会诱使你违反。超越或超然的仪式——例如，佛教冥想练习，通过这种练习，构成存在的人努力使他或她自己的身体自我成为异类，把它想象成一袋粪便（Obseisekere，1985），提供了第四个例子。
它是消极-积极关系的特征，心理创造或选择一个意识世界来保护自己不受自己的伤害，通常是通过所谓的文化防御（闹钟、快乐的旋律等）。然而，消极的反应关系是一种其他人干预的关系，以保护你不受自己的意向性 影响。青少年女性的深闺制度就是一个负反应关系的例子。
在一些有意识的世界里，女孩在13岁时是不被允许做她们在5岁时被允许做的事情的，而且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她们对自主决策的任何渴望都变得危险。在那个意识世界里，月经来潮的女儿们被关在街上，因为在那个意识世界里，什么是好的、真实的和美丽的。深闺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防御，但却是一种被动防御，由他人为自己设计，而不是由自己为自己而写
相反，在消极的被动关系中，存在的构成者体验到一个由他人为他人或为自己创造或选择的意识世界的意义和资源。例如，在印度东正教印度教社区死亡污染的10至12天期间，家庭成员协助死者的灵魂脱离其尸体，继续其永恒的传递之旅。尸体中的污染被认为是死者灵魂的负担，并将其束缚在物质容器中。为了帮助死者，他或她的生前亲属吸收尸体中的污染进入自己的身体。
为了促进死亡污染的吸收过程，家庭成员要小心避免其他种类的污染物（热的食物、剧烈的活动比如性爱、热烈的感情）。他们跑得很快。他们禁欲。他们呆在家里。当死者的灵魂成功地从尸体中分离出来时，哀悼期就结束了。家庭成员然后净化他们自己的身体吸收的死亡污染。他们通过剃头发、剪指甲和洗个特别的澡来达到目的。他们穿上新衣服，回到外面的世界。
似乎对一些家庭成员来说，在生命周期的某个时刻，哀悼仪式的经历是消极的。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可能想出去玩或吃热的食物。成年人可能想做爱。一些违背了葬礼实践的意识世界的要求的情况可能确实发生了。然而，由于儿童被动地和替代地参与实践，并体验其意义、资源和制裁，因此，有意识的哀悼习俗世界（包括其目的——通过忠诚、虔诚的人的帮助拯救一个永恒轮回的灵魂，而自我牺牲的亲属）正是由那些构成存在的人来维护和追求的，这些人的意图是通过参与这些实践而形成的。
在这个场合，我不会说明或检查构成现实的心理（有意识的人）和文化构成的现实（意识世界）之间所有积极的关系类型。为不同类型的人审查逻辑方案的主要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互动意味着，在文化心理学中，至少从有意者和意识世界之间的六种关系形式来设想社会化 过程可能是富有成效的。意向人与意识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动态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为对方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有的关系都是自我转化和辩证的。在这些关系中，既有适合于某个意识世界的历史背景的人类心理的培养，也有意识世界的培养，能够以各种形式中高贵的一种来培养和支持人类心理。
这三种“消极”关系描述的是“防御”行为。利用已经存在的意识世界的资源，已经存在的个人意识通过直接的自我调节（主动的）或通过直接或替代的人际调节（被动的、被动的）而减弱、修改或隐藏。这三种积极的关系描述了“表达性”参与。利用已有意识世界的资源，通过直接的自我提升（主动）或直接或替代的人际补贴（被 动、被动）来放大、再现和展示已有的个人意向。
例如，在印度奥里萨邦的一些东正教婆罗门社区，有一个积极的反应仪式，发生在婚姻结束后第二天共同家庭生活安排的背景。大家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新娘前晚失去了童贞(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她家门口窃窃私语。）她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她知道大家都知道。第二天早上露脸，她感到很尴尬；她想躲起来。所以她被迫躲起来。他们面对她感到尴尬。所以他们不能面对她。
前晚的第二天被明确地称为“尴尬之日”。这天新娘要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去拜访朋友。通过一个构成现实的人（昨天的处女）和一个文化构成的世界（尴尬日）之间的积极的反应关系，年轻的印度教新娘被保护免受羞辱，并被允许安全地戏剧化她的精神状态，实现她隐藏的意图。
这是诱人的，但在这种以审查有这么多可以贡献给文化心理学的知识界的关键的分析和经验贡献的初步侦察的的背景下不可行。领土太辽阔了。例如，这种评论将包括关于意向性和部分可译性的哲学著作（布伦塔诺、海德格尔、古德曼、罗蒂、伽达默尔、马尼库斯、德里达、麦克林提尔）；关于话语过程、行为话语和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的语言学研究（奥斯汀、格赖斯、塞尔、拉博夫、斯洛宾、西尔弗斯坦、邓恩、佩吉·米勒、希思、奥克斯、谢弗林、弗雷德·迈尔斯、莫奇、哈维兰）；关于框架效应、识解和知识表征的认知工作（D'Andrade、Tversky、Kahneman、Ross、Nisbett、Quinn、Holland、Schank、Sperber、Trabasso、Siegler、Charles Nuckolls）。埃德·哈钦斯，肯普顿）；科学内外修辞学方面的文学作品（Booth、Geertz、Fish、McCloskey、deMan、Herb Simons、Barbara H。史密斯，克利福德）；关于情境意义和现实建构的社会学工作，包括科学存在（Cicourel、Mehan、Eilberg-Schwartz、Woolgar、Pinch、Latour）；社会和心理理论的批判性解释工作（伯恩斯坦、布鲁尔、布迪厄、坦比亚、格根、迈克·科尔、拉维、哈斯克尔·列维、古德诺）；关于“安慰剂”、心身效应和作为有意系统的身体的医学工作（Kleinman、Gendlin、Good、Csordas）；关于社会参照和情感社会化的发展工作（Campos、Dunn、Emde、Camras）；关于文化神话和故事在自我调节或情绪状态中的作用的临床研究（Kakar、Herdt、Doi、Spiro、Zonis）；关于以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的人类学工作（罗伯特·利维、奥贝塞克里、莱文、谢尔·休斯、卢尔曼、格雷戈、，白色和白色）；关于机构环境中动机、态度和主观状态社会化的人种学工作-家庭、学校、军事单位（Lois Peak、Bletso、Alan Fiske、Phil Jackson、Stodolsky、G。W。斯金纳、塞克森特米哈利、埃德格顿、魏斯纳、奥格布）；叙述和对话方面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工作（布鲁纳、科勒、克拉潘扎诺、南希·斯坦）；民族心理学研究自我和主观状态的表现（Fogelson、Geoffrey White、Lutz、Fitz Porter Poole、Joan Miller、Heelas、Paul，哈里斯，特里安迪斯，迈克尔邦德，卡尔海德）。其中一些工作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回顾和审查。
从这些不同的知识群体中涌现出的许多见解和重新塑造，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说，是令人振奋的（也许甚至是惊人的）。然而，它们也暗示着，在文化心理学的旗帜下，知识议程可能会统一起来。即使是对几个品种的简单考虑（正面和负面；主动的、无功的、被动的）有意识的人和意识世界之间持续的接触应该让人明白，任何一个真正对两者的功能和发展感到好奇的人都不能长久地否认心理和文化。
我们面前的挑战是，更准确地界定这一有前途的新学科。一个解释性的框架能走多远？在这个框架内，并用它的术语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基本的或内在的，是固定的、普遍的、超越的和抽象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心理学中获得什么样的知识？这些是其他场合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回答他们。他们呼吁在知识界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广泛的讨论，这对文化心理学的总体框架和目标来说是可悲的。
然而，我们收到的“真实的”或尊称科学的图片似乎有可能需要修改。虽然文化心理学并不回避对原因的研究，但它恰恰研究了那些由于我们对原因的理解和参与而进行的因果过程。文化心理学中要阐述的真理似乎会受到范围的限制，因为它们所描述的因果过程很可能嵌入或局限于特定的意识世界。我们可能会发现的是一些制度化的规律，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可能几个世纪，在文化区域内稳定下来，但会发生变化（见Gergen，1973）。
如果存在不是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表现和参与，那么提出问题，甚至是“科学”问题，也不是无辜的行为。询问人们想做什么是促进自主决策的一种方式。询问某物的潜在用途是将其视为工具的一种方式。事实上，选择一个不那么随意的例子，有人可能会说，被称为经济学的现实表现方式是一种规范的意识形态，它推荐了一种思考事件的方式（“照顾第一”；”“越多越好”；“每个人都是妓女-唯一的区别是你得到多少钱”）在使经济原则发挥作用方面发挥作用；而经济思维是一种将事物转化为经济“事实”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学无疑将在社会中发挥意识形态和批判的作用。柏拉图主义当然有一个。
文化心理学的世界是一个辩证反馈的世界循环和变化中事物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对成功研究的许多期望和模式将变得毫无意义。例如，人们可能无法确定或标准化概念的定义。你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同质的线性世界里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世界里，事物保持不变，允许它们假定的本质被相互定义，但在文化心理学的世界里却不行。人们不应该期望同样的真理会在每一个意识世界中重新出现，或者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或者如果它们出现的话，就会发现一些更奇妙、更基本、更具启示性的东西，就像有时它们会出现的那样（见注2）。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该期望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参与。一个事件在一个意识世界中发生的可能性并不独立于我们对它发生的信心。
大多数决策的规范模型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简单事实。在意识世界中，有意识的人的行为有好的隐喻和坏的隐喻。最规范的理性选择模型是关于轮盘赌、随机数字表、骰子游戏和掷硬币的隐喻性变化。那些相当特殊、奇特（道德上有争议）的文物和技术（骰子、轮盘赌）是我们故意设计的，因此它们的行为与我们对它们的态度无关；因此，一般来说，它们是最不恰当的有意行为隐喻之一。
意识世界通常不是抛硬币（coin flip）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某一事件的信心往往会影响其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要监控，还要调控和控制与预期的偏差。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信心，那么它们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拉斯维加斯的非理性决策模式（例如，所谓的赌徒谬论）在大多数其他意识世界中可能是理性和建设性的。
通过他人思考：作为解释学科的文化心理学
在关于意识世界的人类学文集中，最著名、最令人深思熟虑的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对文化的诠释。在格尔茨看来，文化心理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文化心理学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解释（有意识的）世界和（有意识的）生活时，人们到底在做什么？既然我怀疑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通过他人思考”的过程有关——通过其他文化思考，通过其他生活思考——我想用一些关于通过他人思考的过程的想法来结束这篇文章。
表达“通过他人思考”（例如，通过印度，通过柏拉图思考，通过女权主义批评思考，通过偏执狂思考）当然至少在四个意义上是多义的：（1）通过另一种方式思考(2） 把另一个弄清楚(3） 解构与超越他者；以及（4）在你与另一方接触的情况下，在那里进行见证。
首先，在使用另一种文化或人的意向性和自我意识——他或她或其对事物的明确概念——的意义上，有一种通过他人来思考的方式，作为提高对自己不那么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一种手段。
印度的正统印度教教徒，选择一个不那么随意的例子，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几千年来一直在反思道德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等级制度、赞助和家长作风、圣洁和污染。一个人越是试图用他们的意向性的术语来构想意向性的世界，他们的教义、仪式、艺术形式和其他表现方式就越像是被压抑、休眠的复杂表达，我们自己心灵中潜在的创造性和变革性的方面被我们的意识世界推到了某种精神边缘。
我们不知道如何谈论“业力”，也不知道如何理解一种偶然的恐惧，即如果我们做了坏事，坏事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我们却经历了它。我们不知道如何证明身份义务和等级关系是合理的，但我们活在其中。我们不太知道如何承认个人圣洁的重要性，但我们感觉到了。
从第一个意义上讲，通过他人思考是将他人视为人类经验某个方面的专家或专家，其反思意识和表征与话语系统可以用来揭示我们自我的隐藏维度。世界上有些文化是悲恸和哀悼的艺术大师，有些文化是性别认同的艺术大师，还有一些文化是亲密、色情和自我奋斗的艺术大师。露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文化心理学的先祖，她把文化看作是从人类可能性的弧线中挑选出来的，她通过他人很好地理解了第一种思维方式。
在第二种意义上，通过他人来思考，通过提供一个由他人构建的意识世界的内部逻辑的系统描述，让他人明白。其目的是对本土信仰、欲望和实践的理性重构。假设精神的组织是基于现实原则，通过这种方式，文化构成的现实和构成现实的心理相互调整，直到达到某种有吸引力的平衡——一种优雅的或相称的契合，介于另一方所创造的世界和另一方对世界的反应之间。
弗洛伊德是现实性原则和第二种通过他人思考的感觉的伟大拥护者之一。在他的辉煌和鼓舞人心的非生物医学治疗实践辩护，发表在标题
从第二个意义上讲，通过他人思考是一个代表（和捍卫）他人对世界的评价和参与的过程——例如，对吃肉的忌讳或对再婚的禁止——通过追踪这些评价和参与方式，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有意识世界和现实概念，在理想情况下，任何理性的人，甚至弗洛伊德，都无法战胜。
然后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思考，这是德里达和其他后现代解构主义者所青睐的意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脱离或超越他人的感觉。它是一种穿越他者的感觉，或者通过揭示他者的意识世界教条性地隐藏的东西，即它自己的偏好和不完整性，在智力上把他或她或它转化为别的东西——也许是它的否定。这是第三种感觉，因为当一个人已经欣赏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世界从其特殊的角度有力地揭示和照亮了什么之后，它才恰当地到来。因此，从整体上讲，通过他人思考是一种批评、解放和发现的行为。
还有第四种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思考。它是一个有远见的观察者的感觉，在异国他乡或与异国他者在一起时思考，试图理解特定环境的经验。这是格尔茨的“我见证”的作者试图把个人的实地经验变成一个“他们想象”的其他帐户的感觉（格尔茨，1988年）。在通过他人思考的第四种意义上，代表他人的过程与把自己描绘成代表他人的过程的一部分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从而鼓励一种开放的自我反省的对话思维。
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化心理学让我们努力通过其他所有四个感官思考，是可以让我们感到自豪的。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终极问题：文化心理学能走多远？它能带你一路走吗？把终极问题留给其他场合总是个好主意。我还是要表达我的怀疑。我认为文化心理学会带你走得很远，但不会一直走下去。我不认为它会带你到涅盘，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或状态的无意识。我想有这样一个地方。我认为，如果你到了那里，你就不会有丝毫的内容和需求语境依赖，这种世俗的文化心理。我当然希望你不要。
但谁知道呢；也许我错了。也许甚至涅盘真的是在一个特殊的意识世界里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去理解它也是一种文化心理学的正当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