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书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的书名看上去像一本网络小说。但在“末日船票”背后，是一种人们在最终情景下以经济、权力、意识形态的展现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支配以及人们利用这种对最终情景的幻想打造出的商业和文化价值。本书仍然是一本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入门书，主要通过对宏大主流的研究主题的阐释，勾勒出文化研究特别是在中国的必要性，并希望引发学生与读者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关注与思考。

本书的作者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师罗小茗，她这本书的写作对象很大程度上都是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们。罗小茗通过第一章与第二章给读者们灌下了一碗微苦的文化研究鸡汤，展示文化研究对于这个纷繁复杂又问题重重之当代世界的互动。随后，她又通过对于教育之变化的思考来引出资本这一条讨论的主线。我们是怎样感知并理解生产与消费、我们与周围个体或整体的社会以及人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对生产消费的讨论进而又引出对市场，以及与其紧密有关的国家的研究[1]，市场与国家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2]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又存在着哪些现象？又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

二、 这本书讲述了哪些主题？主要讨论的是什么？作者想要说明的是什么？

这本书仍然具有强烈的教材气质，所谈论的主题较先前卡拉瓦罗所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更为日常，也更为契合中国当下的经验与日常。作者通过阐述当代世界的现状，讨论了生产与消费、传播手段、技术变迁、大众文化以及市场和国家的相关理论。但在这些理论之外，作者主要是想通过对当代国内高等教育现状的表达，为文化研究赋予一种力量与展望。作者期盼文化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教育，通过通识教育的开展，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3]、组成一个个不同的共同体、攻克一个个自然化、单一化的想象与体制，来对当代世界做出自己的关注、理解、分析、思考及参与，甚至带来一种变革社会的力量。

这本书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我愿意把第一章“作为问题的当代生活”和第二章“当代生活中的‘文化’”看作整本书的开篇。这两个章节通过提出当代生活的问题，并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式、一件武器来打破当代世界具有胁迫性的、规范化的文化和来自权力、政治与经济的吸收与招安。在第一章中，作者谈及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复杂性，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全球范围的生产、消费与循环），到我们的城市生活（不确定性、非稳定性以及陌生人环境），再到环绕着我们的商业与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这些纠结在一起的情景使我们“难以整合日常感受”，而且“现有的虚构叙事和相关概念，既吸纳主导着人们的想象和情感，却又不能包容和安置所有的感受（27）”。

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现代性的问题，“现代”具有的迥异面向形塑着我们的社会。我依旧同意将现代性大致区分为技术现代性和知识（审美）现代性两个部分，并且认为这两种现代性都具有不同的阶段。技术现代性的发展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转移与分工了分散的劳动力、形成了聚集的城市空间、驯服管控了凶险的自然力、产生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与理性主义……，这些都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数不尽的好处。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也可能规训我们的思考、割裂我们之间和我们与周围的关系、反噬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不应该盲目地相信线性的进步论，而是应该带着批判的理性去质疑这种进步。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问题更是与历史和传统纠缠在一起（45-46）。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看法似乎是悲观的，她认为“超越现代”的梦想在中国越来越稀薄（50），而“超越现代”这一问题则是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中一个永远都绕不开的问题。

那么文化研究应当如何面对这种纠缠的现实呢？文化研究应当作为一种武器。“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如何更好地界定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分析和思考它正在发挥作用的方式，从而改进之，才是更为直接的把握命运、促成社会进步的手段（57）”。文化的情景与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变动的，需要重新界定的：鲁迅根据他对当时中西文化的问题，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发生规律，提出应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现实处境，结合两种文化的特点或长处，重新理解和确立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毛泽东的《延安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围绕文化“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根据革命的现状和要求，提出了“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的原则，以当时文化创造的目标和标准，重新识别鉴定当前和过去的一切文化（62）。而在文化不断被权力与资本把控和裹挟并被当作合法性来源的当下，文化研究如何介入以实现文化更新便是文化研究需要参与的问题。

作者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的几个品格：1.对社会现实持有批判的态度和介入的勇气，来自于其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和想象力；2.文化研究同时也是直面和聚焦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现实的结果；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化研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学科的研究范式，采取最广泛的拿来主义态度，以期形成对表面上看来日益碎片化的社会的整体的把握、认知和指导；4.文化研究也因此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需要的是和社会现实之间广泛的联系和紧密的互动。（65）在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但即使是在今天，在作者看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仍未真正将自身区别于一种学术思潮或流行理论的面目，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这本书的第三章“‘上大学’：消费还是生产”、第四章“消费之惑”、第五章“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以及第六章“谁是‘大众’”可以被看作第二份部分。这四个章节从探讨高等教育的功利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开始，陆续讨论了意义的生成系统、意识形态的想象与欺骗、符号的编码与解码、消费（者）的身份与幸福、复制与虚拟、观看与占有、技术的神话、对权力结构之反抗，以及大众作为他者或主体的问题。粗看之下这些话题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总的来说，这一部分由资本的问题所串联，主要探讨的是资本的社会性、文化的社会性、受控制性、资本性与消费性、技术与视觉的独裁性，以及大众的身份问题。

在第三章里，作者首先描述了现代大学产生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她得出：1.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天然独立的教育。教育的相对独立也是在不同的力量对峙之下的结果；2.西方大学最早的原型巴黎大学，它的独立和自由从来不在于其规模的大小或产业的多少，而是来源于其传承和创造知识的实力。而这种实力正是教育机构与强权角力的最佳武器；3.大学没有固定的形式。评判的标准，也应该根据“大学是否符合当前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否是当代大学面对新的挑战的合格回应等角度予以甄别和判断（76）”。而随后在对当代的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国内的教育机构做出研究和评价之时，作者罗小茗通过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议》和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二文，提出了她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具有怎样的理想与抱负：1.对教育自身来说，它应当具有独立、自由[4]、兼容并包的特性，且这种特性是基于现实判断，为了对抗最为实际的现实对手而建立起来的（76）。此外，教育还应当具有一个清醒有远见的大脑，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思考一个社会前进的方向；2.对受教育的人来说，教育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能尽上一份子的责任（77）”。此外，教育还应当培养受教育者的意志和情绪，培育完整的人格，培养通才，做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在讨论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现状之时，作者则笔锋一转开启了对它的批评。在我看来，这一段的批评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中国当代与许多人密切相关的体验与制度藩篱。作者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背后真正发挥作用、促使其获得赞同的，实际上是“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指的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84）”。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对人力资本有叙述，他说认为劳动力的在生产是资本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个观点转移到国家层面，即是当代的高等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国民、促进社会流动，而成为了国家增进甚或是维持人们经济福利之能力的关键，而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也成为了快速积累人力资本，以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手段。在全球的层面上，这种观点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盛行密切相关，这一思潮强调市场的逻辑，也就成为了对于自身人力资源的投资也不光是国家和资本家的事情，因为每个想要在职业市场竞争的人，都需要获得这种资本[5]。

这一整套资本社会性的逻辑作为教育的核心之后，评判教育的标准也就变成了对于个人来说的投资与回报的收益率，以及整个资本市场明确下来的投资回报率，它们规定了什么是“好的人力”和“好的教育”。对知识评估的权威在这种资本的逻辑下，也落到了市场的手中，垄断了知识的命名权，大学提供的创造力，也只有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能判定其价值。同样地，在这种资本的逻辑下，不同大学之间也产生出了竞争的关系，一切受市场接受的、能被统计的东西，成为了评价大学是否一流的有效工具。并且，这种一流也只是单数的一流，丝毫没有其他独特的大学的位置。同样的，在这种资本的逻辑下，学生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认为有权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但教育的特殊性[6]质决定了学生对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的要求被替换为了对更多自由选择课程的需求[7]，而教育者在这个消费过程中的责任与首要任务也从指导转向了监管。此时，“本应被严格规范的课程生活和领域，成了学生凭兴趣自选的场所，而在应该独立自由的生活和思想领域，却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管理和控制（88）”。这种资本的逻辑，在同学们中间同样盛行，他们开始变得现实与短视，将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好的结果视为“好的教育”。最后，当社会的现实也压迫着学生未来的时候，他们则选择了自我保护式[8]的学习。教育的意义也在学生们自身的慌张和社会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下被进一步掏空，成为了一种形式。

前文主要讨论的都是制度、机制与资本逻辑的问题，大学生自身也逃脱不了资本的罗网。上文所述的资本逻辑，在这里同样生效——即来自布迪厄[9]的“文化资本”。高等教育在确认这一种资本及其“继承人”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大学必然具有它对某一类知识和文化的偏好[10]，且这种偏好恰恰正由文化资本一代一代传承至今。高等教育及其背后的系统也提出了“天赋”与“才能”之类的说法以掩盖教育和文化面前的社会不平等，抹掉学校标准得以成立的一切痕迹，使其自然化。至此，继承人们通过大学教育，继承社会中特定类型的文化，从而继续执掌文化上的特权（103）。在继承了文化资本后，继承人们将文化资本投入再生产中，广泛传播、不断重构社会意识的文化内容。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可以在这个再生产的过程中，更新社会、更新文化与信息，转变和创造既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大可以运用文化研究的能力或是继承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加以改造。

资本的逻辑似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似乎一切都可以被整合在生产与消费的链条当中，但这所谓的资本是如何将我们整合进这个链条中的呢[11]？我们又是如何心甘情愿地付出我们的劳动所得呢？我们就是痴呆的、麻木的消费者吗？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就要求助于符号、表征以及它们的意义结构。通过语言学的启发，现当代理论认为意义的生成和确认，与代表这一物件的物质属性无直接关系，其意义是由其所身处的不同意义系统所决定的。所谓的意义，总是也只有在意义系统之中通过意义之间的差别方能被感受或意识到，即“意义产生于意义之间的差别[12]”（117）。除开差别之外，还有关联：关联与关联的系统则与表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表征[13]就是将各种形式、概念和符号联系起来，形成意义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区分了两套相关的表征系统：1.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等价物，这一系统使我们有能力赋予世界意义，而不至于混乱一片；2.在第一套表征系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意义关系，创造出新的符号。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我们应当将意义的产生始终看作是开放变动的，而不是封闭的。

作者罗小茗认为当代中国具有丰富多变的表征世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房地产广告，其代表性的特点是杂糅与想象。国内的房地产广告使用并杂糅各种在我们看来“优越的”符号与意象[14]，试图作为一个优越的他者出现在这一表征过程中，强有力地暗示有一种更美好的，更值得渴望和拥有的生活，或者是一种优越且俯视他人的生活。这种暗示我认为可以被称作一种想象，被抽离出了历史，停留在片段的美好之中：在一方面迷惑我们使我们幻想出显示的美好，认为购买它提供的产品是一种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又试图质询我们的主体[15]，希望我们也感受到了广告提供给我们的意义系统并对它进行响应。

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中，作者认为，这些方式加固了当前社会的稳定结构。甚至，消费者在表征[16]中被改造成生产者[17]，规训成为了全球经济产业链中的一员与后备军[18]。当这种消费成为一种文化再生产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消费所捆绑，就整个社会而言，消费变成了一种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伦理——这即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渴望通过消费来获得个性、获得民主与平等，但它们实际上恰恰掩饰的就是当代社会的矛盾。在这里，作者借西美尔和鲍德里亚强调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种种禁区，以及意义与个性的匮乏[19]，使得人们想要在消费中寻求补偿。而这种寻找的对象如果越是消费，就越是将整个社会结构的运作、生活方式的更新交给了资本。

作者罗小茗认为，当代世界消费和生产的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割，人们在消费物品和信息的同时，往往有生产与新的欲望和知识，生产出使整个社会得以继续运行的上层建筑和物质基础。技术带来的传播的变革也深刻地影响了生产与消费、真实与虚拟。从本雅明“光晕[20]”的消逝，到卡斯特的“真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鲍德里亚的“超级真实”，技术的运用不光改变了观看者和观看对象的存在方式，它也使得现实的整体性瓦解了（157），甚至虚拟取代了现实。如果说传播技术的变革改写了真实与虚拟的话，那么媒介又是如何传达信息与生产知识的呢？当代学者提出了编码与解码这一对概念，它们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生产与解读的过程。有不同的编码与解码方式，但在编码时总是期望能够生产一种“主导性”的解码，即一种“被挑选出的解读方案”，在这种解读方案里面则暗示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和信仰（178），试图制造一种社会共识，试图控制或巩固社会结构。

技术是如此地深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我们不免会对技术产生某种看法，或是社会控制论，或是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无论技术怎样发展，它始终是人的产物，其所表现的或反映的不过是人的本性；后者认为技术脱离了人的控制，具备了自行改造社会的能力，社会生活的发展直接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不仅被应用于外在世界，同时也作用于肉身之上。麦克卢汉就指出人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正凭借着各种媒介得到衍生和延伸；而雷蒙·威廉斯却认为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人的文化意向和感觉结构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和改革技术的动力从社会中彻底孤立开来。抛开这些论争，我们如何认识技术或者说技术如何发生作用，势必要与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展开互动。技术是可以快速通用的，但技术在一个社会中能否流通、发挥作用并逐渐占据主导的位置，却非技术的一己之力所能决定的。相反，它是技术在于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各方面的利益之间相互摩擦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结果[21]（165）。台湾的广播电视技术、大陆的汽车产业都是鲜活的例子。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仰慕技术与功能，甚至赋予它们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追求物品的威望感，忽视了结构上的创新；也是培养了一种“进步”的伪意识，而遮蔽了基本变化的紧急性（166），为它们创造出了一种神话——将它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幻想出一种进步、平等、文明或民主的关联，借以持续产生一种给不平等乃至压迫，并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压迫的希望继续给予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验[22]来说，由于技术从来不是单纯的，而是对生产关系的再造，所以如何在对技术、消费品和服务的引进和革新下，拒绝或改进它们在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消费关系，从而继续保持着中国经验、维护着公共服务并教育着大众。

这篇文章里同时提到“我们”，似乎前文叙述的对象都是“我们”。不过，为什么要把“我们”作为讨论的对象呢？我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每天都做着重复的工作，服从着细致的分工；我们在历史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有着怎样力量？我们在强大的文化与资本的攻势面前是不是呆滞麻木的？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现状，甚至主导现状呢？有些知识分子们总是喜欢批评我们，把我们形容为暴徒或是流氓；但也有些知识分子赋予了我们崇高的地位，认为我们是改变世界最有力量的一群人。这些帮我们说话的人认为，不光是另外一群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即便是在我们内部，也存在鄙视或是精英式的批评眼光。他们认为，这种鄙视与精英式的眼光，来源于社会中的其他方面与条件，如教育、媒体、传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我们的身份的塑造，并且这种塑造还试图自然化，以生产一种自身是自由的想象，它甚至被权力者应用以实施进一步的统治与剥削。我们感谢那些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知识分子们，即便他们也有着悲观的一派和乐观的一派；前者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他们从文化的生产出发，认为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安抚着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出卖劳动力的神经，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顺利延续。后者以费斯克为代表，他从消费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对于文化工业并非是照单全收，我们在消费的同时也在生产改造着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本主义的商品吸收力量总是会碰上抵抗与批判[23]，但这种抵抗与批判充满着困难[24]。

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似乎很绝望，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知识分子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吗？知识分子在鲍曼的眼中看来，他们与权力的蜜月期[25]已经结束，他们的身份从“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知识分子处在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在葛兰西的眼中看来，审视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关系的整体中理解，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其能对伴随劳动产生的各种知识，进行批判、整合和重新阐释，从而创造出新的认同和整体性文化。这种知识分子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构想关联起来，勤勤恳恳地为某一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工作；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公共角色”——既与公共机构结盟以获得权威，又绝不屈从于这一机构的利益；不仅具有专业知识，还有时刻保持着“业余者”的兴趣和热情，随时随地为了公共的利益，向权威或专业知识发起挑战；最后，他还需要为人说听闻，激起辩论，甚至挑起争议[26]。我们希望知识分子们不要独来独往，我们也相信从来就没有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我们相信真正的知识分子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努力集中于政治，涉及政治斗争并取得真理价值，从而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224）。而作为大众的我们，也应该思考自身与既有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从而再造出作为自己的小小的知识分子。

虽然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都是有关资本的逻辑及其与文化或/和意识形态的合谋，但实际上，市场和国家也不是中立的，它们同样参与到了这场重塑生产与消费的洪流之中。本书的第七章“何谓‘市场’”及第八章“何谓‘国家’”也对此展开了讨论。

当代语境下的市场，与20世纪60至70年代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离不开关系。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市场”的运用，重新将“经济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对先前所谓混乱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反扑。市场强调自由，认为自由能够带来竞争，从而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整体繁荣。但问题在于，市场达成了它许诺的东西了吗？正如我们之前说文化和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一样，市场同样不是中立的，也不存在中立的、完全理性的以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人”。无论是理性、效率或者利益，它们都无法在经济领域中单独成立；相反，它们需要社会提供的价值判断才能成立，一旦如此，它们也就彻底跃出了经济领域，变成了社会的事。由此产生的后果，便不能通过数字与计算来解决了。而市场总是可以消除的那些现实的所谓二元对立——自由/垄断、理性/非理性、效率/无效率——因为这些二元对立根本就不存在。市场所宣称的理性交换，在波兰尼那里不是唯一的组织经济的方式，还存在着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的经济行为，表面上大规模的市场交换活动，实际上仍需这三种形式的支持才能顺利维持。市场的形成不是它说了算的，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将实际发生的历史不断形式化和概念化的人为过程。正如赫尔曼·施瓦茨所说的，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相依而生，税收、军队、贸易三者形成了相互支撑的铁三角，牢牢地把现代国家捆绑到一起，个人的角色则被规定成了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构架中热爱与追逐私有产权。

重要的是，一旦市场被描述为中立的、自我调节的所在时，暴力与血污的所有罪名也就都被视为国家的罪责了。回到先前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在“发展经济”的掩护下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国家权力与自由市场相互配合，将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的结构，不过是陷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陷阱。而有趣的是，设想中的政府公共支出减少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大大增长。这是因为越是强调自由市场，就越是需要强力的政府干预，以确保资本的利益。我们谈论了市场的构建，既然假想中的市场不存在，那么市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作者罗小茗通过对波兰尼和布罗代尔的讨论，为我们认识市场提出了三个提示：1.理性交换并非唯一的经济活动方式；2.市场和人们追求的正面价值——民主、平等乃至自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3.对“市场”这一概念的命名和争夺，也进一步说明了今天人们面临的实际状况。斗争并不仅仅仅只在经济领域中发生，同样激烈地发生在对经济活动展开命名和阐释的社会文化之中。

我们说市场逐渐与国家合谋，那么对于国家自身来说，它是被如何构建起来的，它又是如何逐渐与市场合谋的呢？有人认为，国家是具有固定的疆土，垄断且合法的暴力以及由此建立的人类共同体（韦伯）或是基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建立这种共同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称为衡量一个国家的重要参照。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也加入到了现代国家成型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引起了如地方主义、民族想象、少数族群的诸多问题。霍布斯鲍姆就认为民族主义想象同现代主权国家兴起之间彼此支持，相互配合，最终构成了现代世界中确认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

不过，讨论当今国家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从全球以及流动的角度来审视。首先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消费的能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新型的跨国公司形式。跨国公司所主导和协调的生产过程，不仅瓦解了原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循环，也改变了国际贸易原来的性质[27]，从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往变成在单一公司内部的服务和商品交流。其次，一种新的跨国国家正在出现，这是指“一种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紧密相关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特殊群体（279）”。民族-国家不是消亡，而是被纳入到更大的跨国国家的结构之中；民族主义也没有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使跨国公司更好地追逐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实际的全球化过程中，尚未出现可以替代这一共同体的新的认同单位，而既有的由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政治冲突，又令人不断回到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框架中[28]。再次，资本与文化的全球化流动使得我们根据本土疆域与文化而形成的国家意识难以维持。我们可能成为一种流动的人，与固定的文化、环境和人缺乏联系，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国家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的选项。我们也越来越难辨认属于某一国的特色而去喜爱流行的符号与意象。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的路子应该如何走？

三、 我们当代的生活有怎样的未来？

这本书不是死板地叙述理论，而是更加鲜活地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末日船票》的标题我想不光是为了吸引眼球，也暗示着一张通向更好未来的入场券，而这张入场券则需要对当下有着足够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获得。
罗小茗既是一名文化研究的学者，又是一名中国高校的教师。这意味着她有更多的机会将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视野以教育的方式启发她的学生，也意味着她可以实施一种实践的文化研究。

这本书的难得之处在于它与中国当下的现实联系了起来，高等教育、房地产广告、麦当劳的在再生产以及特殊的中国大众，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揭示出我们每天所接触的这个世界所试图隐藏的一面，而我们却茫然不知。同学们与我们对身边之事的忽视，在罗小茗看来，是一种无力和无关的状态，“遥望”成为了我们的观看方式[29]。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家，我们不能理解与把握；对于娱乐，我们的理性又告诉我们它们与我们没有关系[30]；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又十分艰难。于是，这一种旁观式的观看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便可以方便地寄生在“遥望的生活感”这一经验模式之上，而不必接受生活实感的质疑。

在这个时刻，便是文化研究出场的时候了。

[1]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全球的视角来审视，而且不能忽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对于此的讨论可以另见《公共社会学》，[美]麦克·布罗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三部分
[3]或者说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4]蔡元培的这种独立与自由是相对于政党与教会来说的；而梅贻琦的独立则是相对于一时一地的注意、功利和短期的现实目的。
[5]看到这里，我想到：当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物质与知识水平时会怎样？
[6]以阿尔都塞的说法，教育可以被看作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7]且这种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名义上的自由；但我们也必须区分来“自由的课程选择”和“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之间的区别。
[8]即考研、考公、留学、积累工作经验、创业等方式。
[9]我们还要注意，“文化资本”“继承人”是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论，但当今文化与经济早已全球化，“继承人”的身份也模糊但从未消除，甚至逐渐扩大。
[10]我认为这也是文化研究致力于消除的方面之一，即教育中的身份与知识歧视；可以说当今的跨学科研究也部分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11]如果说是想象、编造赋予了商品以意义的话，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意义呢？商品的价值与意义有何关联呢？
[12]还是拿书中下象棋的例子来说，橡皮、铅笔这些非象棋子的物品，在当时情景下的意义即是由非象棋子的物品的意义系统与象棋子的意义系统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这与意义的关联不一样。
[13]表征系统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与意指有何关联与差异呢？
[14]如“欧洲”“诗意”“独立与自由”等等符号与意象。
[15]详细可见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质询主体的讨论，如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0页
[16]原文中还说到这种改造是由意识形态完成的，那么意识形态与表征（表征系统）有何关联与差异呢？
[17]见台湾学者何春蕤的文章《台湾的麦当劳化——跨国服务业资本的文化逻辑》。
[18]对于所谓的“不相信广告”的拒绝，齐泽克认为这种不相信但却如此行动的状态，构成了当前意识形态状况的基本特征；人们清楚地明白意识形态的想象与其背后的利益关系，但他们不打算放弃，而是假装相信，以便利用；这被齐泽克称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沉浸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人们是无能的，除了承认、接受和享用”现实“之外，他们毫无作为，而这种无力感恰恰是消费主义需要乃至定制的（132）。
[19]我认同其他的观点，即不是意义匮乏导致迷茫，而恰恰是意义太多导致迷茫。
[20]一种不光是视觉的效果，更是各种感观和心情的交汇，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
[21]还需要关注到技术生产和流通背后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意志，我们仅仅被技术所谓的“决定性”所遮蔽，是太过天真的想法。
[22]中国的“大众”则具有不一样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与左翼传统以及由此积聚的绝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正面意义，正是普通中国人习惯将自己视为“大众”的一员，而不把它视为贬义称呼的原因；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所引入的大众与消费文化、休闲文化不仅没有带来足够的民主和自由，反而人们在社会中所体验到的权力的丧失，力量的薄弱等社会不公正的加剧，使得人们在继承了”当家作主的大众“的同时，强烈地意识到了一种新的”大众“正在产生，这将人们印象了对自己的审视和观察。
[23]作者罗小茗在书中举出了字幕组的例子，与字幕组相似的鬼畜，我认为也是例子之一。
[24]困难在于：1.抵抗可能不一定总是进步的，也有可能是反动（费斯克）；2.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已经从上层建筑逐渐成为了经济基础，并且成为了全球文化工业，将物媒介化，我们以一种不确定方式和不确定的欲望与文化产品发生关联。（拉什Lash, L和卢瑞Lury, C）
[25]一方面权力为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将社会继续推向理性和现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存在，也对权力的改造和控制提供了权威性和合法性（216）。
[26]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所挑起的讨论甚至是争议需要依靠大众的判断力、对他人问题的感受力以及对公共议题的热情。而不是仅仅地“挑起争议”或是“与媒体结盟”。
[27]但这种情况是否还应该将政府的政策和管制加入进来呢？
[28]或者如阿明所说的那样：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正是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回应。
[29]这来自与罗小茗的上课经历：同学们往往对身边的事情兴趣寥寥，而对远方发生的事件兴趣盎然。她认为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同学们的既有接受模式，也是因为一种“知道”过后产生的无关感，随后便将注意力挪开以转向下一个“知道”“新奇”的事件。
[30]但一方面，在对国家和自我的关系被堵死之后，我们又只能依赖对娱乐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