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时代：一种被动的认识论

图像，这一能指的所指，从过去到现在就一直是杂多的。从平面的架上绘画及其中的符号，到发光屏幕上时刻变换的生动影像，甚至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占据我们目光的各式广告和其他等等，都可以被称之为“图像”。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后两种图像才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图像主流。问题在于，我们当今这些主流的图像，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它们是如何建构它们自身并影响我们的认识的？

我想，摄影术是这一切的开端。自文艺复兴以来，物理学家和艺术家们通过对透视法的研究，为人们建立起了一种人文主义的观察视角。这样的视角将人眼作为观看的中心点，通过这个中心点，我们似乎可以主动地观察世界、筛选世界，甚至是主宰世界。但18世纪出现的摄影术极大地挑战了人眼的观察力量——摄影机作为一种在我们身体之外的机械之眼，成为了另一个可受到操控的观察的主体。摄影机可见人眼不可见、可及人眼不可及、可观人眼不可观。重要的是，它还具备将所见之物复制、加工和传播的力量。在这力量的背后，图像作为一种外在他者的潜在逐渐生发，形塑着我们认识自身和自身之外存在的结构。

这样的力量，最初可以体现为电影。实际上，银幕上所投射出的影像是摄影机观看处理后的结果。在电影院的场域里，银幕的一头是观众的视线与观众背后的投影机，另一头则是摄影机在拍摄现场的观看。这也就是说，观众的观看是转译后的产物，摄影机才是第一次观看的主体，将拍摄现场的画面，过滤掉拍摄过程中一切的设备、效果、剧本、人工，转译为电影的图像。摄影机观看的结果引导着观众在电影院这样黑暗却存在唯一亮光（即观众背后的摄影机）的场域中将的ta们的视线与自身的欲望投射到电影中的某种叙事结构，令观众期望的能指在荧幕中尽情滑动、无限延异。同时，电影中的画面与叙事作为一种客体小a填充或链接着观众在物理现实中缺失的的主体，令电影中的世界才是更加真实的世界。

更进一步，如果说电影需要电影院作为场域，那诸如图文新闻、长短视频这些媒介产品则可以脱离特定场域的限制，呈现在任何屏幕上。屏幕在这里像是一块随身镜，时刻反映着我们内心的欲望与缺失以及某种外在的更神秘力量。我们手指的每次滑动和点击，都是在与图像互动，认同着屏幕背后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不仅如此，在昭示欲望的层面之外，还存在一个建构真实的层面。这既是说，当今的媒介产品通过对屏幕空间和消遣时间的占领，讲述了某种建构为真实的虚假叙事。新闻媒体/自媒体对某一事件的长篇累牍的报道，加之直白的与具有冲击力的图像与内容，遮蔽了故事中真实的关系、人物与感情，取而代之为更直接的刺激与说教。我们似乎不再关注图像与故事内部具体的人与事，而去关注那看似真实的叙事与话语。充满着动力和行动可能性的主体间性被抽象或宏大化了，“我们”变成了“他们”，又走向了僵化的主客体关系之中。

这还没有到头，这世上还存在着广告。即使我们刻意拒绝消费媒介产品，广告在现实生活中正作为一种图像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地占领着我们的视线。大街上、大楼中、地铁里，广告占据了公共空间，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广告中那些生动活泼、五彩缤纷的图像，无疑不是在一遍遍地洗刷我们的防火墙，建构起我们对于自身的不实想象。在那些广告们看来，似乎它们是解决我们自身疾病与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发展或是享受更好生活的唯一渠道。似乎一旦购买了广告中提供的商品，我们就可以在顷刻间解决遇到的问题，然后成为想成为的人。在我看来，广告中的图像是对我们认识自身的最广泛、最直接也是最彻底的阻断。它将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的辩证法贬低为线性的、单向的、外在的机械推动，从建构起一种欺骗层面上的图像。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今天的图像时代，它可以作为一种欲望、一种叙事和一种欺骗来建构它们自身，并以同样的面向来影响我们的认识。

数字时代：一种演化的本体论

数字时代似乎是要比图像时代更广大的所指。“数字”似乎总是代表着抽象与逻辑，从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到科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再到分析哲学企图建立的逻辑结构，“数字”似乎是日常表象之下那永恒存在的基底。但不同的是，过去的数字常常是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在我们自身之外存在着；而当今的数字则显而易见地嵌入了我们自身，甚至是试图取代我们自身，演化成了一个我们似乎不可规避的超级本体。

前文我提到了媒介产品，将它描述成了一个作为欲望的虚假面具，这是基于媒介产品的自身来回答的。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转移到它呈现自身的载体时，我们会关注到一个个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等等。它们之间的共性在于它们不光是以数字图像的形式呈现媒介产品，更是以数字的形式代替我们自身向外界发送信息，并接受和存储信息——这些设备作为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存”，成为了我们的义肢，甚至成为了我们的语言。正是有了这些设备，我们的手脚才得以延伸、我们的话语才得以传达、我们的记忆才得以不朽。但不巧的是，这些设备似乎正在逐渐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肢体，从吃饭前手机先吃取代手指与嘴巴、运动时智能手表教练取代自主的呼吸调整，以及旅行时自动推荐取代感官观察判断，这些数字设备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蚕食我们身体本来可以直接行动或感受到的对象与世界，康德所谓的先验综合判断似乎正在被数字化地剥除。

更进一步说，这些媒介产品或者数字设备的最底层，如今已经演化成了一行行的代码，它们以数字信息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通过数字设备向外界传送与接受信息，进行我们日常生活之时，我们传送与接受的信息流已不再是单纯的数字信息流，它们被当今的算法捕获，进行处理与分析，笼络在降临至每个人头上的网络之中，成为算法拥有者的财富，反过来对我们进行无穷的利用。注意，这个阶段的算法也许顶多算是作为一种不受我们控制另一实体。但当数字设备逐渐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肢体之时，算法生成的关于“我”的数据，也将取代“我”在算法之外的喜好、习惯、甚至是存在，它“帮助我”选择好需要的物品。这时的“我”似乎不再需要交流与行动也被禁止交流与行动，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类的人在此刻被剥夺了，算法形成的我成为了“我”，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我的主体，我似乎在此失去了海德格尔意义上此在的全部可能性与责任，被动成为了被“常人”卸除了负担的人。

图像与数字的世界，是现实的平移

幸好，前面说的图像时代与数字时代在现在看来还算是处在我们之外，没有完全取代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问题好像在于它们不是想要取代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而是想要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新建一个世界，然后吸引或是强制我们进入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之中，图像是广延，它纵横在那个世界的所有角落，是那个世界感知的基础；数字是实体，它建构起那个世界生活与运作的结构。而我们当今现实世界的图像和世界，一方面是将我们培训成那个世界的预备役，另一方面又作为两个世界的交换机，将我们这个世界现存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文化表征转换到那个世界，使现实社会的秩序或语言游戏得以延续。

至于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在心中默念《骇客帝国》电影里那句著名的“There is no spoon”来作为一种提醒，因为那个勺子既可以提醒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可能是图像和数字的，也可以提醒我们运用我们的存在（being）来对抗它们。

至于那个世界是元宇宙还是其他什么，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