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艺术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艺术家的生活是怎样的？艺术家的头脑里想的都是什么？通过数不清的媒介信息，艺术家似乎被超现实化成为了一种拥有高端生活、优雅品味，追求遗世独立的特殊群体，与我们相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于是有时，有一些人会做出一种激进地批评、扁平化甚至是诋毁艺术家的姿态，创作出极度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文本。于是，当我们站在拥有着知识与文化权力的制高点上批评了那些显得无知或无畏地声讨艺术家的文本并揭露了他意识形态目的之后，也许更应该去读解这些文本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的症候，并试着思考应该怎样去消除这些症候。

一、周春芽的价值

周春芽1955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1988年自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毕业后返国。作为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的一员以及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参与者，周春芽虽然经历了强调主体的伤痕美术、强调反叛与现代观念的85新潮及其之后，但却与这些艺术潮流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伤痕美术大放光彩之时他迷恋着印象派与现代主义，西藏强烈的光线与色彩让他找到了自身内心的定位；85新潮大行其道之时他远在德国，远离了风暴的中心，感受着诸如基弗和巴塞利兹的绘画性；80年代末匆匆回国之后又由于对于绘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执念使他一头扎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绘画的研究之中。
随后，他创作的“山石”、“绿狗”、“桃花”、“园林”系列不仅展现了他的内心，也展示出了他的态度。因此，对于周春芽来说，他的艺术生涯是充满着挑战与变化的，更是充满着坚持与定力的，这也奠定了他成为“艺术家”并留名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基础与原由；更重要的，得到了进入到“艺术世界”的门票。

二、一场风波

2016年3月15日，一个名为“艺非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农妇200元一幅作品 PK 名家周春芽500万+ 大作，竟引起艺术圈激烈争论！》的推文。“艺非凡”的运营人员在这篇推文中介绍了一位来自山东青岛平度市万家镇马二丘村的农妇王珍风，并将她创作的以桃花、狗为题材的作品同周春芽创作的相同题材作品做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推文中，作者刻意地采用明显的二元对立，试图构建出艺术家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并生成意义：一边是建构出的王珍风的“底层农民身份”“糟糕的生活环境”“亲切朴实的绘画语言”与“令人如沐春风的绘画表达”，另一边则是勾画出的周春芽高贵的“艺术家身份”“优越的物质环境”“华丽高贵的绘画语言”以及“高高在上的画面表现”。在我看来，这篇作者如此痴迷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媒介语言，是为了突出强调文中两个目的：1.农民画家与专业画家在作品价格上的差别；2.他们眼中“艺术生活化”或者说“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可能性，并试图在表层之下说明“艺术生活化”与“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在此二元对立中更加优越。

然而，如果单单讨论为什么周春芽的作品价格高昂而王珍风的作品却价格低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始终不处于同一个评判的价值体系中。

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与乔治·迪基（Gorge Dickie）都曾对艺术制度做出过解释，在他们看来，艺术品的价值及其定位，以及评论并不是由作品本身的内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艺术世界”，即艺术品和艺术家所处的整个艺术生态与制度决定的，这包括了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美术馆、赞助人等话语权力的发声机构；此外，艺术品的价值还受到他所处的历史习俗与文化情境决定着——这显而易见地提出了：作为出道已久的老艺术家周春芽来说，他的艺术作品所附带的经济价值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了，他的价格成为了限定在市场供求之内的又超越于市场供求的——由包括了艺术家声誉、收藏家品位、画廊主道德、先锋性保护——的艺术作品。

而对于农妇王珍风来说，她的身份仍旧是农民，她无论是在文化符号上还是文化风格上都没有进入到艺术世界的认同性当中，她的作品还仅仅属于自身，甚至局限于在模仿物象的层次上自身的表达。因此，这篇微信公众号的文本从一开始就在对立的根基上走错了方式与路径。除此以外，尽管“艺非凡”微信公众号背后的“林正碌公益团队”负责人林正碌一再强调他“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与他期望改变历史的目的，从每张王珍风图片下特意注明的“价格200元，已被收藏”小字、正文中强调的“走进了林正碌的公益团队”，以及文后评论区王珍风女儿发出的“我是王亚飞，林正碌团队的，王珍风是我的学生，有想学画画的可以加我微信”这些痕迹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林正碌及其团队借用冲击感最猛烈、最直接的价格因素来调动舆论、引爆热度以试图炒作的心态。

三、对文本的读解

正如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我们在批判了如此意识形态化或是缺失了网络道德的文本之后，也应揭示文本背后的社会症候。因此，在我看来，这篇充满着强烈意识形态的文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症候性的解读。

首先，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表征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或“艺术生活化”的对阶级流动性的渴望。典型的或者说通用的艺术家成长历程可以描述为：在学习阶段，本科毕业于某一专业院校，紧接着的硕士则毕业于国内外知名专业院校并获得出国学习经历，同时在这过程或当中，获得较多次的学院级奖项以及一两次的国家级或商业性大奖、参与过公共的或商业的艺术项目并参加了多次群展，较为优秀的则举办过个展。在学习阶段结束后，已经在艺术圈中建立起较好的口碑并在艺术创作的水准上获得了圈内知名人士和机构的认可，随后要么进入体制内成为一名专业高校的专业教师或进入艺术机构成为一名专职画家，要么前往国内几大当代艺术重镇建立个人工作室——这都要求艺术家自身就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以支撑他再成长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巨大财务成本与机会成本，并期许在符号和风格上获得与艺术世界一致的认同性。

而对于以王珍风为代表的底层人物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布迪厄意义上的“继承人”属性，即高等教育通过它对于知识的偏好，将占据优势性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以保证占据着文化资本的群体保持稳定和延续并再生产社会与文化的差异结构。换言之，对于大多数底层人物来说，他们最开始就没有获得借以晋升的文化资本并且缺乏支撑长期投入的经济资本。因此，在这篇文本中，农妇王珍风的艺术学习经历以一种“神化”的话语呈现，即仅仅接受了30晚的艺术教育就能够创作出具有“质朴、素雅、现代风格”的桃花与狗，强化并将阶级晋升的希望寄托在了所彰显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与“艺术生活化”理念。

其次，我们似乎可以将其看做一个以仪式性反抗来对当今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症候进行表征的文本。自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后，我国在政策上就已经抛弃了单一的分配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上的盛行、加入WTO后的进一步开放政策以及诸多内外条件的影响，使得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渐变大。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衡量收入贫富差距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62，已经远远超过了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不到5%的人拥有了全国50%的财富。此外，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6）》也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人均财富是农村家庭人均财富的3.22倍，而其中房产占据了家庭财富中的绝大部分。

因此，在诸如网络这样广泛又直接的传播媒介兴起下，实际上具有表达能力的底层群体开始积极地运用，构建出它们自身曾经被封闭或严格管制的表达渠道，抒发他们的不满甚至是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即使明知文本本身不会改变现状，但文本的制造者就像是青年们在墙上喷涂不久就会被覆盖的涂鸦一样，只在乎表达自身及其群体的诉求，只在乎往这个看似干净和谐的赛博空间中泼上漆黑的一桶油漆。

四、总结

这篇文章是我常识运用最近的阅读成果进行的一篇练习，主要运用的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症候阅读”、霍尔意义上的“表征”以及赵月枝意义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些看似激进的，具有“批判”意义的理论虽然确实是文化分析以及审视当代现状的好工具，但它们应该在何种情境下运用呢？在何种情景下有效又在何种情景下无效呢？这也许是今后应当多加思考与关注的地方，我还记得看到的一句话——“左右互搏”。

参考文献：
[荷]奥拉夫·维尔苏斯（著），何国卿（译），《艺术品如何定价》，译林出版社，2017，第232-241页
附《农妇200元一幅作品 PK 名家周春芽500万+ 大作，竟引起艺术圈激烈争论！》原文截图（原作者已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