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说的“现代艺术制度”综合了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收藏家以及各种私人或公共的艺术机构的集合,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整体的生态,维持着艺术的生产与再生产。
公共展览与批评家在现代主义艺术时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相比于过去的王室-贵族收藏、纸质文献资料以及私人交易,展览提供了更多的批评条件和空间:展览可以引出不少的争论性作品、评论性文章以及档案,这些资料与图书馆相比文献更加鲜活,且相比于直面藏家和私人机构则更加易取得。另一方面,19-20世纪的展览技术相比从前也具有长足的进步。艺术作品的放置位置与呈现方式超越了原有的规则,作品在墙上陈列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甚至可以引导参观者观看画作的次序的方式,主动呈现作品。重要的是,当时新出现的展览技术(比如照明设计、墙面颜色、空间边界与作品边框之间的新关系)实际上也推动了商业展示技术的进步。
- 批评家群体则为现代主义的形成以及理论构建贡献出了巨大力量。他们一方面推动了诸多现代主义流派的发展(就如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主义、罗杰·弗莱之于后印象主义等等);另一方面也以特定的政治-文化立场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件特定的作品展开讨论,这为诠释现代主义与现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与根基提供了关键的论据,构建了我们当下讨论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定义。但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时的批评家们将目光集中于巴黎,而在很多时候忽略了巴黎以外发生的现代艺术实践。在本书作者看来,“艺术史家在对一件现代主义作品所在背景进行找寻时就像一个考古学家”,我想这里的“考古学家”是以福柯的意义来说的:一种[[知识考古学]]。
博物馆之类的艺术机构则是艺术制度的另一个维度。
- 实际上,博物馆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它们的出现是出于政治性的目的,而非美学上的目的。正如当今最出名的卢浮宫,它以一种革命的意义出现:认为被皇室和贵族拥有着的艺术藏品向大众开放,而且国家/民族应该将博物馆中的收藏用一种民族遗产的部分保存好,甚至是用于提升和建构所谓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归属。
- 在另一方面,博物馆以一种保存经典艺术品的殿堂或堡垒的定位存在,作为提倡通过接收和捐赠来丰富藏品的公共机构,它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当下的艺术市场,这导致现代艺术时期的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与金钱划清了界限。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艺术家既可以运用博物馆内收藏的伟大作品,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的定位建构自身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