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隐私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的，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1. 文明的形成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
在世所公认的文明人的三条充分且必要条件（即数学中的“充要条件”）中，
一、此民族要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二、此民族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三、此民族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即君主或部落酋长对臣民的统治形式。
只有且必须全部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情况下，此民族会被世界公认为是“文明人”，否则就是“野蛮人”。
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包括技巧、技术、物质等因素，文化包括价值观、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他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他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他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
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在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
一般把文明的兴起看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
既然文明是实体文化而不是政治实体，他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
2. 文明的多元化
2.1 文明的多样性
地球至少存在过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已经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任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或许还可以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他们呢无休无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世界的出现，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实力。
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世界形象，即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组织的出现。
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20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可能更是如此。到20世纪末期有些错觉和偏见仍然存在，甚至已经膨胀为普遍的狭隘和自负，自以为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注: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再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
2.2 普世文明是否存在
普世文明：一些人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
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完全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音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
任何文化或者文明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语言和普遍的宗教的趋势。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者其他西方语言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彼此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
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贸易和通信未能产生和平的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
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奥韦利埃比欧人或者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个非洲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
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是唯一在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的老大地位被侵蚀，它将失去很多力量，其余的力量将在地区的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核心国家。最重要的力量的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
现代世俗主义者为科学、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构成现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话、非理性的宗教仪式而欢呼。宗教信仰在、宗教体制以及总价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
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涉及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他们信道一个城市，一般需求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的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
2.3 变动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与经济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20岁年龄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移民提供了生力军。
对于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非个人，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但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然后接近于综合经济中的“正常水平”。亚洲在这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服用的中间阶级，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
3.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黑总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他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它的认同。
- 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 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部族、种族、文明）只能在与其他（人，部族，种族，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比如，中国对待华裔的外国人和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一定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和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 对被看作与文明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或偶尔的自卑感；
- 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 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 不熟悉其他名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 不同玩呢么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们、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
- 冲突的普遍性：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包括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冲突的新模式。
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实体。只有地理和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他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集团。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文明亚洲人也应该聚集在一起。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件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4. 文明间的冲突
从文明的角度看世界的方法：
-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份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而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手抵制西方的支配权。
文明是终级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
西方历史中，美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和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所以武装的冲突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可能性会比较大。
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文明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对文明的价值观和文化一无所知。
4.1 中国和美国
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商业往来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扰乱了国际政治：
- 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增加在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
- 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
- 中国这个亚洲最大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方面，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而且，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中国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申”，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番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级，甚至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都是陌生的。
所以文明方面， 西方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却强烈的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
5. 文明的未来
新加坡黄金辉总统，白皮书说：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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