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自由职业者通常在薪资上难以达到在大公司的职员的水平，如何理解这一现实？按照剩余价值理论，由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的描述出发，应得出相反的结论才对。

    平台化和规模化产生的价值不能忽略。在规模化效应下，个人的成就能被放大，实现1+1>2的效果。一个公司是多人协作的有机结合体，必然（或应该）能做到比所有职员单打独斗产生更高的收益，因为在此间存在资源复用，信息通达，采长补短，相辅相成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讲，资本对社会的运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它提供了这样的场景和机会，让工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提高收益，并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获得超出其劳作本身的收益似乎是有一定正当性的。毕竟，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的多出来的社会价值，也有部分已经转移到工人身上。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资本的出现，让工人的生活的更好。

    因此，我们会说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不纯粹的社会主义）。

    然，如今社会对资本的讨伐，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当然，资本天然是逐利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有足够的利益，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但我们需要谨慎思考这一论述。

    如果将这段描述换一个主体，是否也能够成立？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个人是否也敢于践踏法律？只要有足够的利益，政府是否也会实行暴政呢？恐怕答案是“是的”。它们不敢如此，只是因为现实对此作了预防措施。对个人来说，有法律，有国家暴力机关来约束。对政权，也有相应的制衡措施（正义性要求，分权制衡，以及潜在的革命运动压力）。

    回过头来，资本逐利的天性本就应该加以限制的。在操作上，我们会发挥其主观能动的正面特质，通过某些手段压制其负面影响，从而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得以充分利用其价值。对工人来说，面临资本操作失控的局面，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谴责资本的某些负面特质，而应思考，为何没有完善的制度来限制其行为（3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或者制度的执行为何出了偏差。

    社会主义社会的部分优越性体现在，社会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的力量至少不是占压倒性优势的，这就给制定压制手段带来很大的空间。至少在制定符合社会总体福利而压制资本的制度方面，工人占据主动的地位。因此，在制度的制定上，并不需要向资本做过多的妥协，制约手段也应能更充分，更有效。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这种局面，制度健壮性建设层面的失误逃不开责任。当然，如何让一头猛兽乖乖听话为我们表演杂技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如何平衡效率和风险考验的是执政者和经济学家的专业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执行上的失误、妥协和不作为似乎是个更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方面跟制度不完善有关。规则不够细致，边界不够清晰，就意味着有大量的操作空间。而规则都是靠人来执行的，有操作空间，必然有人产生操作欲望，进而造成操作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出现在了干部队伍当中。
    （未完待续）

    （这个话题是从自由职业可行性的思考开始的，逐渐脑洞打开探讨起了非常严肃的话题。然而我没有可以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功底和认知高度，所以文章只能先写到这里，后面有机会再深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