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得仁,又有何怨?——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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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故事新篇《采薇》里面写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两位老人家因为不愿意接受时代的变化,而自己却坚守着自己的道义,最终毁灭。旧瓶装新酒,用古人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鲁迅先生是在嘲笑自己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抱残守缺的士大夫。这种故事形式在卡尔维诺的《疯狂的奥兰多》里面也有相同的表达。更早些时候,《论语》里面也出现过这两位老先生,孔老夫子借着两位老者的言行宣扬了自己的哲学观念。他们追求“仁义”,得到的“仁义”,死了就不算什么了。很难说夫子的这般结论是否过于虚无缥缈,毕竟他也是借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这种形式的哲学表达法有点像类似那些以来世的幸福为追求的宗教向坚信它的善男信女们宣扬需要通过今世的苦难来积累来世的福报。伯夷叔齐难道是希望自己的品行能够在来世有回报吗?很难说得清楚,不管是愚昧顽固也好,或者是对仁义的追求也好。总之这个小小的故事在不同的文人那里,其内涵被区别地表现出来。
    两位难兄难弟的故事还被写进了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司马迁把他们的传记合成了一篇《伯夷列传》。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为推让王位而逃走。在听说周武王讨伐纣王时他们拦在路上,对前行的军队进行阻拦并且对武王的德行进行指责。姜子牙见他们是义人,只是扶着两位离开。商朝还是被推翻了。周朝的建立让两位老人产生了活在异样的世界里。他们遁影在首阳上,采薇而食,最终饿死。故事相当简单,情节也没有跌宕起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让众多时代的文人对其进行了改编和解读。《伯夷列传》的精彩部分在于司马迁对这个故事的表达的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天道无情,常与善人”他在《伯夷列传》中引用了《老子》的话,他说这个伯夷和叔齐两个品行仁德,是两个大大的善人,却得到了一个饿死的下场;而那杀人无数的强盗头子,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却能得以终年。富人作恶,子孙也享福,穷人辛苦劳作,却劳苦终身。他最后质疑到:“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是邪非邪?”,这句话的分量在这篇传记中最重。然而司马迁对这个结局的解释却和孔夫子一样未免有些勉强,他们一个说求仁得仁,一个说得夫子而名易彰。这两者似乎都是再用自己的观点,为一个悲惨的事实带来些许的自我慰藉。他们不再继续追问关于天道和公义的事情,关于人类实物中公平,正义,善和恶的因果报应问题。而这些,在我看来应该是这篇文章对核心的。
    这个故事我读过很多次,每次读到司马迁在对这个故事做注解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些事情:为什么这件事会走向人对正义的幻想的方面?人的心理的道德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正义必须的到伸张的幻想,虽然大多数幻想都不太现实,但是人们还是从心底认为,事情应该按照既定的模式发展。电视剧也好,历史故事也好,从小我们就习惯看到好人和坏人都应该有对应的结局。但是伯夷和叔齐的故事看似是走向了幻想的反面:品行好的人饿死,不好的却德终年。公平和正义看似应该得到伸张的东西却被埋没,于是便有了“似耶非耶”疑问。两千年前的古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所以司马迁只是用了“名得以伸展”这样牵强的理由表达自己的看法。
    科学如果早生了几个世纪,也许司马迁会对这个故事的解释合理一些,毕竟科学就是一门合理的学科。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如今大行其道,这无疑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故事。我们考察事物,都需要从源头追溯。早期的人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过着绝对的自由生活。出于某些原因人开始对抗自然时,自由便需要加以约束了。个体在融入集体时需要对自我的本性进行取舍。暴力和自私原本是人的天性,但却不以利于整个集体社会的发展,甚至会促使这个集体走向灭亡。因此我们需要一套规则来确保每一个个体在融入集体时需要做自我牺牲,并且在保持自由的天性与集体的存续上取得一个平衡。这就要对天性做适当地取舍。人的道德感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教育习得。这些道德观念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以集体优先原则,一代又一代的实践并且传承,在几个原创思想家那里得以沉淀,最终形成了道德如今的模样。虽然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类在道德认知上有些许的偏差,但总体是按照上面所述的大的原则出发的。既然道德观念只是人的一种主观判断,那么善和恶以及其带来的结果也是人们一厢情愿罢了。人类希望看到赏善罚恶是因为需要固化自我的从小就接受到的道德教育,这种群体的无意识使得我们常常带有这样的幻想。很多时候人类社会的规则会自然地导向善。但是人的法院是无法审判自然,在属于人类无法掌控的领域地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只能用一颗包裹着糖衣的心理良药来自我慰藉,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提到的那些观点用来安慰自己。司马迁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困境,隐隐约约地感到有某种异样,但他终究无法解释为什么。所以才质疑天道的合理性。
    当然,我们也能难要求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有太多的主观情绪,历史学家只负责记录历史,从历史中反思是读者的个人的事情。司马迁和孔夫子似乎是利用鸵鸟战书慰藉世人,而科学则是追求客观地答案。利用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殊途同归,就是说人总要有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和信仰,当事实与幻想的逻辑违背的时候才能调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不至于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呐,总之做人最重要的还是开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