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前期,美国正值大萧条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科学赞助机构)的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向鲍林宣扬他对生物学的憧憬,强调洛克菲勒基金对生物分子结构的兴趣要大大高于对硫化物的兴趣,怂恿鲍林运用结构化学的思想揭开生命之谜,然而倔强的鲍林病并没有听进去。说到韦弗大家可能不熟悉,要知道他在1938年创造了一个词——分子生物学,他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们说,旧生物学关注的是整个有机体,而分子生物学关注的是单个细胞中的未知世界、新陈代谢的过程与单个蛋白质的结构。基于实验室的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将揭示导致暴力、郁闷、失常和性问题的分子结构,从而帮助人们使自己的行为理性化。正是他的夸夸其谈,打动了众理事,以为发现了社会动荡的根本因素,从此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再赞助那些与生命科学没有直接联系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后来就连密立根也说服不了基金会来赞助他的宇宙射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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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0月韦弗第二次来加州理工学院访问,鲍林两年的研究经费就快用完了,韦弗坦率告诉鲍林,普通有机化学的结构工作不可能得到基因会的资助,除非他开始从事与生物学相关的工作。鲍林还是不太甘愿,在1933年正式向基金会申请延长三年的赞助时,在报告中使了点小心机在显著的位置有意提到了生物分子希冀能够得到赞助。然而因为鲍林在当时几乎没什么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成果,即使韦弗将鲍林比作路易·巴斯德,理事会也只批准将赞助延长一年,韦弗只好向鲍林重申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期望:“如果你的研究工作能够直接涉及叶绿素,血红蛋白和其他具有生物学重要意义的物质,你的申请才能得到优先考虑。”
    生物学是有趣的,鲍林也喜欢思考生物学问题,鲍林的导师——诺伊斯鼓励系里的教师参加生物系的研讨会,鲍林甚至和遗传学家摩尔根小组中的年轻人混得很熟,还翻译了一篇德文的遗传学论文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鲍林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围绕它来丰富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的有机化学基础有限,而且这辈子就没有上过一堂生物课,转向生物学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并要由另一群科学家来批判他的成功,可令他不舒服。另外他觉得只要再有一点时间和金钱,他就能发现出硫化物结构的一般规律。1934年初,他满怀希望地向美国潘若士基金会地质学会提出资助请求,结果竟然被拒绝了,鲍林遭受到研究计划和人格的双重打击,没办法,他只好将放弃了一部分矿物学的研究工作,把重点转向生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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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无奈地说:“上述这段经历说明,赞助机构可以影响科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