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

总体上来说，我是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经济自由主义就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简言之，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向上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全局最佳的效果。这背后是分工和市场的作用，也被称为「看不见的手」。
举个例子：国家不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强制要求农民必须每天耕种多少小时或是种多少亩地、面包师每天必须制作多少个面包且色香味达到什么标准，更不需要宣传无私奉献是传统美德来鼓励面包师把面包卖得更便宜一些。我们能吃上美味且价格合理的面包完全是整个生产链条上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自身利益的结果：比如面包师需要靠做面包谋生，靠做得更好吃、更健康、性价比更高来获得更丰厚的收益从而过上更体面的生活。「看不见的手」让市场这个极其庞大、复杂且精妙的系统持续稳定地运行。
虽然「看不见的手失效」的例子层出不穷，但大部分时候都是由于看待问题过于片面导致的。

博弈论

博弈，其实就是英文中的 Game。但总觉得「博弈」这个词比 game 更多了一层高端神秘的感觉。
博弈论更不用说，听起来就像是一门无比高深的学问，当然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我尝试了无数次用简短通俗的语言讲清楚博弈论是什么却均以失败告终之后，我决定还是摘抄一段维基百科对「博弈论」的描述：

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称为博弈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斗争或竞争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博弈论就是研究博弈行为中斗争各方是否存在着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的行为方案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共同知识假设」。理性人假设是说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对好东西的定义、偏好具有普适性且行为都是利己的。共同知识假设是说博弈双方会基于相同的规则、策略进行博弈且需要考虑对方的策略从而对自己的策略进行调整。博弈论有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这里就不做展开了。
博弈论由冯诺依曼创立，但他提出的博弈论属于「合作性博弈」，而现在通常语境下所说的博弈论是纳什提出的更具普适意义的「非合作性博弈」。非合作性博弈最终会趋向一个最终的稳态结果，叫做「纳什均衡」，通常纳什均衡点是博弈的所有可能结果中一个比较差的、两败俱伤的。正因如此，许多人说博弈论破坏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石，因为人们在博弈之后，达到的结果并非像经济自由主义声称的那样是一个全局最佳的解。这里我说说我的看法：从空间尺度来看，博弈论通常研究的是两三个对象的小规模场景，而真实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十亿对象的超大规模场景，经济自由主义更适用于像是大自然这种角色完备、复杂且充满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关系网与反馈回路的系统。博弈论适用的场景中，个体的决策会明显地作用于结局的走向和他人的决策策略，而经济自由主义适用的场景中，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决策对结局和他人的决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时间尺度也是如此，小规模博弈的收敛速度通常很快，而市场的调节机制的作用时间往往更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适用于分析不同尺度问题的两种模型，不存在谁颠覆谁一说，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在恰当的场景选用恰当的工具即可。

身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博弈

在一个公司中，管理者与员工通常处于博弈的双方，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同，自然会存在利益冲突，而利益冲突产生的策略差异必然会导致博弈的产生。我们知道，博弈的最终结果通常是那个不那么美丽的「纳什均衡点」，这对公司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如果基于非信任的前提进行管理，那么管理者需要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去向下约束，而员工则需要忙于自证，最终博弈双方都会陷入纳什均衡点的困境。所以说，引入更多、更严格的管理手段往往并不是好事，不仅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非零和游戏，团队成员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是可以达到共赢结局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摆脱纳什的诅咒，让「看不见的手」来接管。换句话说，就是管理不应该基于对员工的监督、限制，而是利益的合理分配。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就能使团队、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又有人会说了，公司要保持活力就要不断优胜劣汰，一直共赢怎么能成。没错！优胜劣汰重要不假，但大可不必用一个什么比例去限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计划本国应当有多少富人多少穷人吗？当然不会，每个人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获取回报，创造的价值多，收益就多，就能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创造的价值少，文明社会只能保证你能够以最低的标准维持生存。「利益分配」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不优秀的人利益分配得少了，自然而然就自我淘汰了。
中国人是含蓄的，我们歌颂无私奉献、赞美热心肠，却忽视了行为背后的根本动机：说到底，哪儿有什么无私、高尚，我们都是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儿，只不过有人在乎金钱、有人在乎名声罢了。想达到什么目的，把足够的回报投入过去，看不见的手自然会生效。比如想提高代码质量，就让代码质量高的人相比于先怼上去再修修补补的人能及时得到更高的回报，拿左一个右一个编码规范去限制是没有意义的（编码规范当做寻宝者的寻宝图倒是不错）；想搞安全，就基于合理的前提模拟真实场景，悬赏能攻破系统、找到漏洞的能人，搞一堆安全自检 checklist 是收效甚微的，以至于安全测试人员左手把着 checklist 登上服务器一顿瞎搞就以为自己是安全专家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牵引，规则、制度最终只是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
因此，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可以真正通过市场经济的模型来管理公司，就像我在之前那篇《从经济学角度看组织管理问题》最后假想的那样。下一篇文章我真打算挑战一下从头推演一把这个思维实验。

转载自我的公众号 201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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