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 当你想快速把一个时代说明白时，注定会忽略很多细节。人是复杂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或许这本书是个起点，让我开启更多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背景
在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府才开始介入。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都不愿过问。实质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境内的法权。
关于国家立场的思考在那时就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了。
旧中国的系统性风险
近代史里有个循环套的概念。大体的意思是：
- 人口方面
那时的人不知道利用科学节制生育，也不知道科学增加生产。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稀少，有荒可垦。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较高。可后来人口增多，耕地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百姓无可奈何，只能烧香拜佛，感慨命运不济。士大夫和政府有救世之心但无能力，只好听天由命，让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矛盾持续加重，生活无法继续，小乱变为大乱。
- 人性方面
每朝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心中的奢侈标准不高，能体恤民间疾苦，办事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史澄清的时代。随着时间推移，统治阶级欲望逐渐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和现代社会不同，我们有多种人生选择。但在旧社会中，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有事业心和谋求利益的人都扎根在官场。结果就是衙门人员持续增加。官吏多且复杂，更容易滋生腐败。百姓所受压榨更加严重。
这是旧社会几千年来的循环，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跳脱。嘉庆年间，循环套已经到了最低点，各地叛乱四起。同时西洋势力侵略起始，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我们一边接受新的文化，一边又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旧中国经历着多重难关，debuff拉满了。
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
在十八世纪末，英国人和中国通商时关税政策是个黑盒，掌握在地方官吏手里。为此，在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特使访华。当时英政府的要求是“竭力迁就中国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平等。” 交涉目的有：
- 英国会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也愿意，英廷以最优之礼款待
- 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 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可公开的海关税则
- 英国希望中国给一个小岛用于居住和贮货，如葡萄牙人在澳门
但乾隆把他当作如高丽的藩属贡使看待，要行跪拜礼。开始马戛尔尼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条件是：中国派使到伦敦去时，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派使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高兴，条件也没有谈成，和平的交涉完全失败。 之后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在经历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战事结束，第二次派使节来华，目的和第一次大致相同。但嘉庆帝给的待遇远不及乾隆。
这便导致不但外交失败，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怎么好。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或许鸦片战争的这条线从构想变成行动。
鸦片对当时的中国荼毒是极其严重的，但禁烟是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鸦片是毒品有极强的成瘾症，在生物性上难以戒断。在需求存在的情况下，鸦片越禁价格越高，价格越高地方行政的牵连和纠葛就越深。 所以即便没有外国干涉也变得极其困难，屡禁不止。但毒品就是毒品，遮羞布总有盖不住的一天。中国希望禁止时影响了英国人的商业利益。 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开始落实禁烟，要求交烟。但英商不从，林便下令断绝广州出海交通，派兵围起从事商业活动的十三行。把这里当成外国人的监牢。十三行里有个人包括英国商业监督义律。义律最后妥协但他的方法很值得注意。
他不是命令英商把烟交给林则徐，而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这样通商的纠纷变成国与国的对峙。
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英国则称为通商战争。这场“有预谋”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无法避免。
而大时代中的个体林则徐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他所面临的问题不单单是简单的禁烟问题，更有朝廷政治（国内）落后先进生产力的冲突（国外）和经济周期作用（系统级）
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外人觉得已得权利不够，希望增加的条款有： 1.五口通商不够，要深入长江到华北 2.要求派公使常驻北京 3.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 4.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前三条都是开放的手段，除了第四条没有严重的性质问题。但在咸丰年间中国人反而觉得第四条可通融（因为短期税收有增长）前三条涉及国家存亡，不可妥协（甚嚣尘上的蛮夷看法和闭关锁国）
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所以开一个和开多个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条款一二三都是合乎逻辑的，唯独条款四是立场和权利的让渡。但当时统治阶级的关注点是完全南辕北辙的。这也显示出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
当时的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事务都由两广总督办理。时任总督叶名琛的对付方法是不交涉。外国人求见不得便去找两江总督，找天津地方奏请皇帝。无门可入，最后修改条约便只有战争一条路。随后开启了战争和他的附属结果《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在历史的角度上看，中国不得不与外国关系更密切。这种关系顾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全看我们如何运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这种新精神没有出现在鸦片战争后，整整晚了二十年。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维新运动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原因
既然已经吃了败仗，为何维新运动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后便开始？ 1.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以千年文化自居，承认不足是不容易的 2.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改革就会动摇他们的精神图腾和社会地位，这是断然不行的。 3.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缺少独立精神。有人看得清楚，但他们默而不言。林则徐到任广东做了不少事。比如竭力买军备，翻译外国刊物，编纂《海国图志》 我相信他已经发现了问题症结所在，但他也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让主持政事的士大夫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
林则徐几乎是那个时代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也比国事重要。别人自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认输，改革和维新自然不会发生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咸丰初年的官兵战斗力弱，不但打不了仗连土匪都无法防范。所以农民都办团练（民间武装力量）以务正业的农民抵抗不务正业的土匪。这种武装力量并没有官场化，又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农民固有的乡勇特性。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好这种特质，组织训练成为军队。史称湘军。 当时国内的团练不少，最后能成事的也就湘军一支。缘故就在曾国藩基于特质对于手下资源进行组织和训练。表现如下：
- 曾国藩是忠实的孔孟信徒，治兵时也注重精神教育，以此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
- 曾国藩利用宗族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团结力。官佐都是湖南人招募来的都是同乡同族人。互助精神浓厚
- 曾国藩注重为人，也并不忽略做事。同时解决士兵饷钱，设备，管理。一杆子锄到底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西方世界里，两种领袖是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但中国的文化氛围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头等领袖必须双方面都有有建树。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成了那个时代里“成事”的代表人物。
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到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关系不比私人关系，是不论情不讲理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算计的。西洋各国想在中国大大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原因有如下几个： 1.各国忙于瓜分非洲，顾不上 2.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不相上下 3.远东的中日两国目前仍有相当的抵抗能力
所以从国际局势上，中日开战无论谁败都是两败俱伤，他们反而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同时西洋各国吃准了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也愈愿意付出代价。
综合这些情况，在无数的算计和推波助澜中战争的炸药桶就差一颗火星了。
被利用的义和团——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目标。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传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的痛苦都被归因到洋人身上。所以洋人，依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都在打到之列。这种简单的，没有指导纲领的力量很快被利用了。
1899年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把义和团当乱民围剿。站不住脚随即逃入河北。河北当局欢迎就在河北得势发展。随后被清政府宣传，介绍给慈禧。这样一来在北京也得势了。慈禧和想要实行废立的政治群体，顽固士大夫，爱国志士很快和义和团打成一片。他们以为精诚团结去灭洋，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那年是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旧中国的三次自救
旧中国在经受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的侵蚀，终于在同治年间开启了自强运动。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策略便是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不彻底地实行。原因是：
1.领导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知有限
2.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时代精神不允许，变革的外部条件不充分
同时代的日本比我们变革的更彻底。日本在接受科学和机械的同时还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自然结果要优于我们。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之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变更政治制度，推行君主立宪”。但依旧失败，原因是慈禧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政府，士大夫阶级，民间顽固势力依然雄厚，加上慈禧支持形成了一种不可抑的反噬。
近代史的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是义和团。不过这个方案反对西洋化，实质上是反对近代化。它的失败是自然的。给我们的教训是图生存求发展绝不可以开历史的倒车。
三民主义的历史背景
孙中山先生推行三民主义，但当时民族和民权主义在西方尚未实现，在落后，饱受压迫，封建思想满布的中国如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当时组建同盟会，加盟者大都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大家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
同时与同盟会对抗的还有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他的主张是君主立宪，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的观点是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共和制不可行。若推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割据。
民国元年（1912）的民国并不具有民国具备的条件。那时军权就是政权。随后开启了军阀割据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的剧情似乎证明梁的学说是对的。只考虑方案，不考虑实施环境还是不行的。
孙中山先生也认知到三民主义的落实困难，所以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 军政是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
- 训政是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地缔造宪政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 宪政是当过半省份完成自治，而中国国民党亦功成身退，并由人民行使政权，以宪法治理国家
著名的黄埔军校是中山先生请蒋介石从俄回国创办的。他对黄埔的定位便是军政落地的重要手段。
2023-02-10 21: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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